第8节

的屠杀，将导致整个改革事业失去全体人民的支持。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日记中写到这样一个细节：在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严厉地斥责了下令对示威群众开枪的格鲁吉亚领导人，并掷地有声地对国防部长亚佐夫说：“请永远记住这些，你今天就发布命令：今后未经政治局许可，军队不得介入国内事务。”

这里，戈氏明确地表达了他本人对暴力的反感。然而，他依然将决定使用军队的权力界定在政治局、而不是最高权力机关——议会之内。这也显示出他与旧制度之间妥协的一面和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追问：难道经过政治局批准的对人民的镇压和屠杀，就是合法和合理的吗？在一个现代宪政国家里，军队绝对不能介入国内事务和党派纷争，这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常识。

尽管如此，戈氏毕竟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他至少可以依靠自己的品质来阻止悲剧的发生。对此，索尔·舒尔曼评价说：“戈尔巴乔夫的最大功劳就是他开始改革的进程以后，终于明白这个体制已经没有生命力了，经过几度摇摆，最后拒绝动用坦克和刺刀，让它去自行毁灭。”

法国历史学家塔列兰曾经对法兰西皇帝说过：“用刺刀可以做很多事情，然而并不能坐在刺刀上。”戈氏是苏联领导人当中第一个拥有这种智慧的人。他不仅在国内事务中最大限度地限制武力的使用，而且在国际事务中也扭转了咄咄逼人的扩张势态。他启动了从阿富汗的撤兵，他促成了两个德国的统一，他默许了东欧人民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而他的前任们却采取派兵入侵的方式，先后镇压了匈牙利和捷克的民主运动。戈氏完全有力量像前任们那样做，但他没有那样做——对强硬派提出镇压罗马尼亚反共起义的要求，他愤怒地回答说：“怎么，你们还想用坦克解决问题！”

戈氏承认：“我们邻国发生剧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它的背后是每个民族渴望自由的强烈愿望。人们希望摆脱自己领土上的外国军事基地和军队。他们不愿意忍受‘老大哥’肆意妄为，不愿意看克里姆林宫一个个主子的脸色行事。”在一个具有悠久的大国沙文主义传统的国家里，戈氏的平等理念面临着民族主义分子们强大的压力。他却坚持不退让，这尤其让人肃然起敬。

当有人指责戈氏“把社会主义国家给断送了”的时候，他愤怒地反击说：“什么叫‘断送’几个国家？这种指责本身就使指责的人露出了马脚。他们是一些帝国思想的信徒，是相信强权可以将别国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支配的人，是相信可以玩弄人民命运的人。所以这些问题是挺气人的。它们反映了过去时代的政治思维。现在还抓住这种思维不放，用它来指导自己的所作所为，不管它是‘东方式的’，还是‘西方式的’，对人类来说，都是极其有害的。”

戈氏特别强调说：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暴力是没有用的。这是他执掌着一个超级大国庞大的战争机器六年之久后的肺腑之言：“那些使用暴力的地方，结果都是两败俱伤。当然，可以把力量弱的一方的反抗暂时镇压下去，推行自己的意志。但易燃材料早晚会积累起来，必将引起爆炸。这样的损失往往要大过千万倍。”他是苏联历任领导人（短暂掌权的过渡人物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除外）中唯一没有大规模使用武力的人。戈氏的预言在目前许多国际冲突的热点地区都被验证了。显然，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戈氏无论是在行为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是当之无愧的。

日本鬼子的“自尊心”

2001年8月，国际捕鲸委员会的年会在英国伦敦召开。在这次年会上，日本遭到许多国家代表的激烈抨击。早在1996年，世界范围内的商业捕鲸活动就被禁止了。然而，日本政府却利用禁令中的某些漏洞，打着科学研究的旗号，大肆捕杀鲸鱼。据调查，日本人每年至少要捕杀五百头以上的鲸鱼。而这些鲸鱼极少真正用于科学研究，绝大多数都被放进了豪华餐厅的盘子里，然后进入食客们蠕动的肠胃里。

在这次会议上，日本渔业部长小松正之被迫承认，日本向某些小国提供资金，以换取他们在捕鲸委员会中对日本的支持--至少是保持沉默。善良的人们无法理解日本人那卑劣的行径：单单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你们就非得把一种濒临灭绝的物种推向死路？但是，有一个著名的日本知识分子却振振有词地表示："有权捕鲸和食鲸，对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十分重要。"他把日本民族的饮食习惯与民族自尊心紧密地联系起来。于是，在日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捍卫食鲸权"的民众运动。这就是这群鬼子的"民族自尊心"。他们确实是一个有"自尊心"的民族，除了用钢牙来咀嚼鲸鱼肉以外，他们还有许多方式来维护自己的这种"自尊心"--为了维护这种"自尊心"，他们不惜修改历史教科书，坚持睁着眼睛说瞎话，说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也是盟国的阴谋；为了维护这种"自尊心"，他们拒绝承认慰安妇的历史、生化部队的活体试验和劳工赔偿问题，一轮又轮漫长的司法诉讼，最后的结果是再次往受害者心中撒上一把盐；为了维护这种"自尊心"，他们的新首相、英俊潇洒的小泉先生，又趾高气扬地去参拜靖国神社了，并且说这是日本的"内政"。

其实，在当选之前，小泉纯一郎就斩钉截铁地对选民说："无论受到什么样的批判，八月十五日绝对要参拜靖国神社。因为那里供奉着倍受尊重的英雄们的灵位。"德国总理勃兰特含着泪水向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跪，不仅没有丢掉德国人的脸面和自尊，反而显示了一个民族勇于忏悔和自新的精神；德国政府和企业界宣布拿出巨资赔偿战争期间受纳粹政权迫害的劳工，不仅没有给国家抹黑、让国家蒙羞，反而申明了一个民族敢于承担责任并修补过错的姿态。与之相反，绝大多数的日本人只会珍惜同胞的生命、只会记忆广岛和长崎的灾难，却从来不承认他们给别人带来过苦难。在许多日本人的影片和文学作品中，他们自己是大轰炸的受害者，却忘记了他们的飞机曾经在中国的土地上扔下过多少炸弹（甚至大量的带有细菌）。他们说喜欢吃鲸鱼肉是他们的民族传统，却无视鲸鱼已经是濒临灭绝的保护动物和相关的国际法规；他们说他们没有侵略过别的国家，他们仅仅是"进入"，是要建立一个"大东亚共荣圈"。在德国，纳粹的邪恶已经得到社会的公认；而在日本，战犯们却享受着"民族英雄"的香火。拍摄《鬼子来了》的导演姜文，对日本的民族性格作过相当深入的研究。

姜文指出："日本右翼分子、反华势力、否认战争罪行的大有人在，并不像我们常说的那样是一小撮，只不过在那里上蹿下跳的是一小撮。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等于没有正视日本这个强大的对手。另一个不好的倾向是：我们有些文艺作品经常替日本人向中国人谢罪。而事实上不肯谢罪的日本人是一大撮，我们为什么总要用那一小撮谢罪的日本人来麻醉和满足自己呢？"姜文是一个诚实的人，他说的是某些人不原意听的大实话。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一天到晚都在一相情愿地说什么"一衣带水的友邦"之类的谎话，其实大部分日本人并没有这样认为。他们不仅从来就不正视自己的侵略罪行，而且还将新的种族歧视推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们放弃自尊心去跟他们表示友好，他们却不愿意伤害一点点的"自尊心"向我们表示歉意。任凭亚洲国家怎样抗议，日本的高官显贵和平头百姓参拜靖国神社依然一浪高过一浪。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那样："参拜靖国神社迎合了军国主义势力的政治目标，反映了现在日本政府无论是在组织上还是在思想上均没有完全摆脱旧军国主义体系的影响。

"今天，这些日本鬼子们会道貌岸然地说：杀鲸鱼是捍卫我们的自尊心；明天，他们也许就会面目狰狞地说：占领你们的国家杀害你们的人民也是捍卫我们的自尊心。今天，这些日本鬼子们掩耳盗铃地说，殴打移民是某些失业者捍卫自尊心、发泄内心不满的手段，虽然不合法，却也可以理解--谁让移民这么多；明天，他们也许就会气势汹汹地说，向海外拓展疆域是解决本国"生存空间"局限的最好办法，与大和民族辉煌的未来相比，其他民族的生存权利算得了什么呢？2002年是日本靖国神社创建一百三十周年。就在靖国神社正殿的左侧，一座战争纪念馆"游就馆"重新装修开馆了。改建后其面积扩大了一倍以上，不仅增加了二战中使用的"零式舰载战机"等武器展品，而且还新建了电影厅反复上映记录近代战争足迹的电影《凛然之爱》，并以图片形式纪念阵亡军人。战争史的陈列从二楼开始，在展厅入口两侧一幅诗词映入眼帘："为君王为世人不惜一切，放弃生命体现价值。"展览中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了侵华战争，但多是军国主义的叫嚣和侵略思想的表露。

比如，将侵华战争称为"支那事变"，其解说词称："1933 年塘沽协定之后日中关系出现好转，但1935年8月中共发表''抗日八一宣言''以来，恐怖事件不断发生，两国关系恶化。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与共产党联合，抗日运动更加激化。卢沟桥的''小事件''是中国正规军对日军的不法攻击，之后由于日军的反击，发展成北支那事件，使战场扩大到整个北支那地区。此事件的背景是中方拒绝日中和平。"如此说来，好像战争是中国人挑起的，日本军队仅仅是"自卫"罢了。展览还刻意对南京大屠杀进行歪曲解释："1937年12月日军包围南京后，松井司令官曾向下属部队散发地图，标明了外国权益和难民区的地理位置，要求''正军规，杜绝不法行为''。败退的中国士兵涌到下关被歼灭。市内对换穿便服的残兵进行了检举，但南京城内一般市民生活恢复了和平。"这一解说，掩盖了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历史事实和日本应承担的历史责任。这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民族。他们在捍卫自尊心的时候，是不惜剥夺其他民族的生存权的。据文献记载，南京大屠杀的发生也是日本军人显示其"尊严"的方式之一。进攻南京的军队本来是要奉调回国的，没有想到又被推上了前线。怎么办呢？

一方面当然要拼命战斗，向天皇效忠；另一方面则把不能回家的愤怒倾泻到中国人的身上。为了激发这些部队的士气，指挥员们便纵容抢劫、屠杀、强奸等暴行，以此来发泄他们的不满情绪。最能说明这一纵容政策的历史事实是凶残的"杀人竞赛"：在占领南京前，素以残杀中国人民著称的日军第十六师团中岛部队中，有两个少尉军官向井敏明与野田毅。他们在进军南京的路上，相约作杀人竞赛，谁在占领南京时先杀满100人，谁就是胜者。他们从句容到汤山，向井杀了89人，野田杀了78人，因都未满100人，竞赛继续进行。12日10日中午，两个杀人魔鬼相遇在紫金山下，"彼此手中拿着砍缺了口的军刀，野田说，''我杀了105人，你的成绩呢？''向井说：''我杀了106人。''于是两人同作狂笑。可是，还确定不了是谁先杀满100名中国人，于是从12月11日起，比赛又在进行。"如此凶残的暴行并没有上级来制止。在很有影响的日本报刊《日日新闻》、《朝日新闻》上，向井、野田是以"勇士"、"英雄"态出现的。松本重治记述道："柳川兵团之进击所以迅速，甚至可以这样说，那是由于在官兵中间有一种可以随意进行掠夺和强奸的默契。

"南京陷落之后，天皇在向他的禽兽部队发布的表彰书中说："你们的伟大胜利体现了日本帝国军队的尊严和光荣！"又是"尊严"！一个多么高尚的词语，就这样被这群恶棍滥用了。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尊严是魔鬼的说辞！日本鬼子喜欢吃鲸鱼肉，更喜欢吃人肉；他们喜欢杀人，更喜欢吃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吃人肉的纪录冠于全球，我相信就是盖世太保头子希姆莱知道了也会自叹不如。据广东《韶关文史资料》记载："1945年3月下旬，日军将两名百姓捆在乐昌旧体育场侧边的两棵树干上，把其中一人胸口割开，二十多名日军各持着杯子上前接血喝。饮完血，一日军又持刀从此人胸口刀口处往下拖刀，剖开肚皮，抓出肝脏，一小块一小块割下放入玻璃缸，馋上一些液体，搅拌后，供在场的日军吃。日军一边吃，一边笑，一边跳，一边叫，另一老百姓因有病，日军才没喝他的血，吃他的肝，但最后也把他杀了。"在青岛，日军吃了数十名孩子的肝脏，并将尸体扔到文化宫的地下室里；在鸡西煤矿，日军屠杀数万人，在焚尸炉中专门设置了提炼人油的溜子槽，用人油来炸丸子。这些还仅仅是冰山的一角。

日本的历史学者常常否认中国的有关纪录，然而类似的纪录不仅出现在中国，也出现在亚洲诸多被日本侵略的国家。连澳洲也惊爆出骇人听闻的消息：最近，澳洲电视节目中揭露了日军在二次大战中吃掉澳洲士兵的恐怖史实。澳洲老兵承认当年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作战时，发现阵亡的同胞被日军削去手、腿及臀部的肉，一名中士甚至被割去心脏及肝脏。有侦察队员追捕日军时，发现四名日军正在烹煮人肉。生还澳兵组成的团体"归国士兵联盟"的前主席鲁克斯托，证实有日军吃人的实事，他说："人食人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与我同属一个军营的士兵，被发现尸体的臀部遭切去。"克斯托指斥日军在二战中犯了十分丑恶的罪行，他说："人们无法明白，他们（日军）不是野兽，而是怪物。他们做出甚么事，也不会令我惊讶。"日军当年欲占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港，澳军第七师拼死反抗，最少六百人阵亡。整个巴布亚新几内亚战事则有二千名澳军阵亡。日军最终未能夺取莫尔兹比港，澳洲得以不受日军威胁。日军的吃人显然不是因为饥饿，他们把吃人当作了营养和快乐，以及对被征服者的威慑。

如果我们一味地纵容这群鬼子撒野，我们将让自身置于一种相当危险的境地；如果我们把凶恶的狼当成好朋友，我们必然遭遇东郭先生的命运；如果我们要去尊重这群魔鬼的"自尊"，我们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地狱。一个以饲养相扑"运动员"为乐的民族，"自尊"何存？一个以享受"女体盛"（将处女裸体作桌子，上面放置食物，食客坐在一旁享用）为荣的民族，"自尊"何存？我们绝对不能接受以伤害别人的生存和生命为代价换取的某一少部分人的"自尊"。我们必须记忆残酷的历史，我们必须追讨斑斑的血债。

优孟中国

何况到而今，即早生盛世唐虞，不过及身观梦幻；明知终一朝，剩片刻当场傀儡，自将苦口入笙歌。──谭嗣同《戏台联语》

关于演员

小时候，奶奶经常带我去看川剧。家乡有一个小小的县级川剧团，演员们定期在县城中心一个简陋的剧场里演出。小小的我，既看不懂复杂多变的剧情，也听不懂悠长回旋的唱腔，刚开始时还被舞台上绚烂的布景和鲜艳的戏服所吸引，不久就就在奶奶的怀里睡着了。一觉醒来，天色已黑，场地里满地是橘子皮和瓜子壳。奶奶背着我回家，慢悠悠地走在长长的青石板路上，一路上还自得其乐地哼着剧中熟悉的唱词。

有一位与母亲同龄的邻居阿姨是川剧团的一名团员。原来我不知道她的身份，母亲偶然告诉了我，当我知道这个小小的“秘密”之后，观察这位阿姨的眼光就悄悄地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以前，在我的眼中，这位阿姨跟母亲一模一样，都是普通的家庭妇女；此后，在我眼中，她却成了一个从舞台上走下来的人，一举手、一投足之间，都像在演戏。我开始与这位阿姨保持一定的距离，她就像镜子里飘忽不定的影子，给我一种虚幻缥缈的、极不真实的感觉。每当她拎着一个菜篮子上街买菜的时候，我就感到困惑不解：像她这样的人，还用得着去买菜吗？戏里的人物，难道也得像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一样吃饭？

这是孩子的思维方式。在孩子心目中，演员都是传奇人物，都是聪明绝顶的人。他们高居于日常生活之上，悠然注视着舞台下的大众；他们能够记住铿锵的台词，仿佛把整个世界都掌握在手中。孩子不满足于贫瘠单调的现实生活，因而对舞台充满热切执着的渴望。孩子当然不明白“舞台小人生，人生大舞台”这幺深奥的哲理，这个哲理必须等到孩子饱经生命的风霜之后才能领悟到。很多年之后，当我读莎士比亚的剧本时，在《第十二夜》中发现了这段话，顿时像被闪电击所中一样震撼了：“这个人去做俳优是够聪明的了。干这个营生，真是很需要一点聪明，他必得观察他们所取笑的人们的心情、那人的人品，与时间得当否。并且还要似未受过训练的苍鹰，对于面前的每一个飞禽都要追逐。这一种工作与智慧者的精心艺术一样充满了辛苦。因为他用聪明所表现的愚蠢是恰当的，但是聪明人若跃在愚蠢里，却要把聪明污损了。”莎士比亚既是作家，又是演员；既是旁观者，又是介入者。

在舞台上，他发现了幕前、幕后的分野；在生活中，他更发现了那道一般人看不见的“幕布”──那些看起来最聪明的人，其实就是自由自在地出入于这道幕布的人。如何才能自由自在地出入于幕布内外呢？那幺! ，你必须给自己戴上一个面具。

所有的戏剧说到底都是戴着面具的舞蹈。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间，三位优秀的中国导演都把目光瞄准了优孟生涯：侯孝贤拍摄了《戏梦人生》，陈凯歌拍摄了《霸王别姬》，张艺谋拍摄了《活着》。

这三部电影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中国人的生活高度“优孟化”的状态。无论是木偶戏还是皮影戏乃至于作为“国粹”的京剧，都已经抽象化成为某种象征和隐喻。电影中的主人公选择了纵身一跃进入戏剧之中作为逃避现实压力的方法，他们是电影中的“剧中人”，他们戴上了双重的面具。时空颠倒了。保加利亚作家卡内提在《群众与权力》中专门谈到“形像与面具”，他指出：“在这一个面具后面可能会有另一个面具，没有什幺阻止演员在一个面具后面再戴上另一个面具。我们发现很多民族都有双重面具：揭开一个面具跳跃到另一个面具，而这一个也是面具，是特别的终极状态。”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人脸上的面具最多，就像川剧的变脸一样，脱去一层还有一层，无穷尽也。我们再也无法相信真实，我们把虚假当作真实。我们戴着面具生活太久了，我们成为自己的演员。我们本来希望通过戏剧和面具逃脱灭顶之灾，没有想到却更是深陷于一片无边的沼泽之中。

关于面具

关于面具，晚清著名的维新人士、《时务报》主办者之一汪康年，在《汪穰卿笔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颇让人玩味的故事：

尝见法国画报上一红顶花翎之大员，高坐堂皇，手携鬼脸二具；下有小官朝服跪拜，两手高拱，献元宝两锭。报下书：“小官云：‘请大人赏脸。’大官云：‘好极。适才日本公使送我二具，那个标致的，我欲与姨太太借光；这个恶狰狞可怕的，即赏与尔，尔出去办事，尤体面得很。’”嗟夫！官场傀儡，当局者暮夜苞直，以见鬼蜮伎俩传为衣钵，而与国之旁观者早已窥见肺肝，宜乎甲午一败而庚子再败也。

对于故事中该大官赏赐给小官的“日本鬼脸”的来历，汪康年还有一番考证：“鬼脸之制，日本为最。东京某日町业此者比邻而居，约数十百家，睁目张牙，鬼头鬼脑，种种幻想，五色烂斑，莫可穷诘。”其实，汪氏要讽刺和批判的，并非此种“看得见”的“鬼脸”，而是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的“鬼蜮伎俩”和“优孟传统”。汪康年已然认识到，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并非军舰数量少、士兵战斗力弱、军官指挥不力等外部原因，其根源乃是“官场傀儡”和“鬼蜮伎俩”，也就是根深蒂固的“瞒与骗”（鲁迅语）的文化和政治特性。中国人固然很聪明，但这种聪明仅仅是把“屡战屡败”改写为“屡败屡战”的聪明；中国人固然很勤劳，但这种勤劳仅仅是苦练表演招式、让面具内化为面部肌肉的勤劳。通过这个小故事，汪康年极其沉痛地揭示出了这种可怕的现实：我们生活在一个互相欺骗和捉弄的优孟王国，我们从来没有真实、诚恳、认真地生活过。我们的历史打上了浓重的“优孟史”的烙印，我们的文化染上了“优孟文化”的致命毒素。在这个与现实生活几乎“同构”的舞台上，无论皇帝还是弄臣，无论官僚还是黎民，都兼有“骗人”

和“被骗”的两重身份。

晚清名伶德君如是穆彰阿之孙，他却不顾显贵的出身，“下海”而为艺人。家人强迫他承袭爵位，他断然拒绝。叔父萨廉骂他自甘下贱，玷辱门风，将他逐出宗族，注销族名。即便如此，德君如也绝不回头。有朋友劝他归家继承爵位，他却说：“我在舞台上一身而兼帝王将相，威重一时，为何要回家？”友人说：“这戏中的帝王将相可是假的。”他反驳说：“天下事还有什幺是真的？”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大绝望。在一个举世皆骗子的世界上，德君如认为：既然我无法揭穿所有的谎言，那幺我乾脆就去做那个明目张胆地宣称自己是骗子的演员。这种绝望正如鲁迅所说的，是铁屋子中的人醒来之后发现无法打破铁屋子的绝望。与当年“鼓盆而歌”的庄子一样，德君如选择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舞台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