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

杨秀珠的出逃：中国贪官的“西游记”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日，在即将被捕前夕，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携同女儿、女婿、外孙从上海浦东机场离境，经停新加坡到达美国。杨秀珠并非像某些中国媒体所言是“仓皇逃窜”，而是经过长时间的周密计划。证据之一是，她居然能及时获得“九?一一”之后审查极其严格的赴美签证，并从容突破中共政法、公安系统的“天罗地网”，成功地带领一家老小出境。证据之二是，她在多年以前便在美国大肆购置房产，未雨绸缪，狡兔三窟。

杨秀珠上演了一出现代的“西游记”。几个月以前，他还是浙江省权倾一时的女厅长。在温州地区，杨秀珠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因为她曾担任温州市规划局长、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现在，杨秀珠更成为全国媒体的“焦点人物”，不仅被指为“浙江巨贪”，涉及金额据说超过被处决的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

据纽约华文报纸调查显示，在纽约疑似杨秀珠房产的至少有五处。已经完全确认为杨所有的是一处位在曼哈顿中城的五层楼房，靠近著名的帝国大厦和时报广场，属于寸土寸金之地。杨秀珠当初购买这座楼房时，首期款支付了五十五万美元，一年的地产税是四万五千美元，由此推测这座楼房市值约为四五百万美元。在纽约曼哈顿中城，一套两室一厅的普通公寓房月租金至少两三千美元，商业店面每平方米的月租金应该在五十至八十美元左右。仅靠这一处房产，扬秀珠在美国即可维持一种富豪的生活。至于杨秀珠在美国究竟有多少资产，目前依然是一个谜。该报纸调查的五处房产皆在纽约市区，而新泽西州、长岛以及华人汇聚的美国西海岸加州等地，有无杨秀珠的房产，皆无从查证。有人估计，杨秀珠带入美国的钱财可能超过一亿人民币。

杨秀珠捞钱的手段其实简单而粗糙，甚至是“赤裸裸”的。在她任职副市长期间，曾把原温州市动物园土地的使用权，强行批给一个原籍温州的法国商人。超过人民币一亿元的地价，五千多万元人民币就批了出去，好处费自然不会太少。她的弟弟、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副总经理杨光荣所属公司，更被人称为是杨秀珠的“私人银行”和“腐败后花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杨秀珠的发迹史与升官史保持同步。她担任副市长和副厅长的八年间，也正是她疯狂敛财时期，权与钱的关系被她这个“卖馒头出身”的副厅座诠释得如此“轰轰烈烈”，令人难以置信。这也正说明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乃是一种专门提拔贪官污吏的体制，是一种比试谁“更坏”谁就能够获得升迁的体制。这种已经病入膏肓的腐败症候，绝非如某些领导人所想的那样，去西柏坡朝圣就可以得以遏制。

杨秀珠疯狂地贪污、敛财的行径，是今日中共官员的一个样板；而她将美国作为后半生安享晚年的“天堂”，也是不少中共中高级官僚“不约而同”的选择。有的官僚已成功实现了这个梦想，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心脏建起了“安乐窝”；有的官僚则正在实现此梦想的过程中，他们先派遣子女和妻子到美国“打前站”，再等待时机自己亲自前往大洋彼岸实现一家老小团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共依然将美国看作是“资本主义垄断帝国”，是“敌对势力的巢穴”。然而，中共高级官员内心深处无不对美国“五体投地”，纷纷将子女送到美国镀金。这种意识形态宣传与实际评价之间的巨大错位，显示中国已然沦为“谎言之国”。

近十多年来，中国的贪官和奸商在美国聚居已是不争的事实。例如，在距曼哈顿一个小时车程的新泽西州爱迪森市，差不多成为华人天下，至少有十万中国人在那里居住。那里的房屋价位这两年来节节攀升，美国人抱怨是中国人将房价拉抬起来了。在那里入住的中国新移民有不少与杨秀珠的背景相似。全国首届“十佳青年”之一、前河南服装公司总经理潘明玉即居住于此。潘明玉十年前卷款外逃，轰动一时。山东某副厅级官员在去年来美“治病”期间，曾一口气买下三处房产，均在爱迪森市。美国的司法机构应当将调查重点集中在这样一些地区，定会有巨大的斩获。

中国“小皇帝”的“留学”生涯

以每人每年平均十万元人民币计算，在国外读十年书，最低限度也需用一百多万人民币，如果再计算其中的隐性支出就更多了。有人说，美国有许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尤其是小留学生），简直如同“小皇帝”，阔绰程度超过了欧洲王室的王子和公主们。他们刚来美国不久，就能住上一套豪华别墅；没过上几天，又能开上一辆跑车。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些花钱如流水的新一代留学生的父母，除了部分是私营企业老板、高级白领以外，更大一部分是政府官员。美国教育基金会的一位人士透露，外国学生一年可为美国带进九十亿美元的教育收入。早在一九九八年，美国传媒就披露，高等教育已成为美国排在军火、电子等行业之后，列出口创收第五位的行业。在这里面，中国留学生占第一大份额，在美有超过六万的留学生。国外的华文媒体曾质疑，现在中国大陆来的一些年轻学子几天就换一部车，一会儿是宝马，一会儿是奔驰，难道中国真的暴富起来了吗？这现象也让当年的留学生感慨万千，电影演员陈冲回忆说：“一九八一年，我来美国时日子过得可苦了，一点经济基础都没有。当时兜里没有钱，只能靠在餐馆打工赚点小费，一个小时才挣五美元。”这话让现在的留学生听来，简直就像天方夜谭。

近几年，中国大陆“登记在册”的外逃贪官就达四千多人，实际数量当在万人以上。而尚未外逃、仅仅将子女“合法”送往美国求学的中共官僚，则更是不计其数。仅在二零零零年，中国的外逃资金就达四百八十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四百零七的美元，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就是通过留学途径出去的，每年民间教育资本的流失至少在一百亿以上。

“在美国西海岸最大的航空港洛杉矶机场，往返于中美之间的飞机最为繁忙。源源不断的留学生，再也不是二十年前那种囊中羞涩、手里攥着几十美金不敢花的寒酸样了。他们出手大方，大方得令许多美国人都另眼相看。”一位驻美记者这样描述。坐头等舱的公子小姐比比皆是，在中餐馆中饕餮山珍海味的贵族学生更是多如潮水。

有媒体带着感情色彩披露，许多中国留学生兜里揣着大把的钱去美国开洋荤。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豪宅，一些“孤儿寡母”竟能一次性实现现金交易。这使只能靠三十年分期付款，甚至要付出一辈子心血的美国邻居都看傻了眼。对于这帮买豪宅、开“大奔”和“林肯”的中国留学生，美国当地媒体将其与阿拉伯石油国家的王公们相提并论。近年来出洋留学的官商子弟年龄日趋低龄化，有的甚至还是小学生就开始过“洋荤”了。由于许多青少年缺乏生活自理能力，到了自由世界不久便过了了逃学、淫乱、吸毒乃至参与黑社会的生活，败坏了当地的社会治安，也败坏了华人在美国的形象。

若干留洋“小皇帝”的自由生活，是以父母坐牢为代价换来的。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广州市纪委透露，被“双规”一年多的广州市市政管理局、市政园林局原副局长关建樟，因涉嫌经济犯罪已被正式移交司法机关。一九九六年，关对市政工程承建商郑某说，儿子要出国留学并正在筹集留学费用。此后五年间，他先后十二次收受郑某等五人送给的现金港币七十三万元、人民币三十万元，尚有多笔黑钱还在查证之中。关某不过是腐败大潮中的一个小卒而已，他还以“望子成龙”为托词为自己的腐败行径辩解。二零零四年，国内媒体揭露了深圳市某副市长以政令方式强迫全市学生观看自己女儿主演的影片的事件。经过调查，人们发现这名在美国留学的“市长公主”的帐户上，居然有千万以上的财产。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孩在电视上傲慢地宣称：“这是父母做生意赚来钱，他们难道不可以给我的零用钱吗？”看来，在中共党政官员中，“爱子女”（其实还是“爱自己”）的人比“爱党”的人多得多，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信仰，他们在党旗下的宣誓不过是掩耳盗铃的谎话罢了。

令人费解的是，一方面中国对外汇限额相当严格，另一方面却是一些留学生在国外进行巨额现金交易，动不动就是上百万美元。他们的钱是怎么流出国门的呢？“根本用不着从中国往外汇钱。中国地方政府部门从国外进行采购时，要职领导可以通过暗箱操作得到巨额的回扣。这些回扣不转到中国，而是由美方存入美国银行，或转换成房子等不动产。更聪明的做法是，不沾钱，直接以安排子女留学美国等方式作为交易。他们住豪宅、开大奔，你想钱从哪来？”有着近八年政府外贸工作经验的老吴告诉记者。

美方要想根治来自中国的黑金问题，必须以来自中国的“小皇帝”为突破口。立法机构当以立法的形式，授予行政和司法机构以更大的权力，来对这些享受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却以“爱国者”自居的“小皇帝”们展开调查和取证工作。这样，才可逐步“顺藤摸瓜”，查出“小皇帝”背后贪官父母们。

胡长清的“疏忽”：中国外逃资本的冰山

前几年被处死的前江西身副省长胡长清，其案发原因据说是一个偶然的电话。在这个打给在美国留学的儿子的电话中，胡长清毫不掩饰地说：“儿子，你在美国要好好经营，为我们作好准备。共产党的天下维持不了多久了，我们很快都要到美国来跟你一起生活。”

隔墙有耳——中国国家安全部对党政高级干部的电话实施全天候的监听。特务们将高干贪污受贿的情况记录在案，并不立即加以查证和追究。因为一旦查证和追究的话，从上到下几乎没有一个官员是清白的。然而，他们很少听到一个副省级高官在电话中这样赤裸裸地表达对中共体制的绝望。负责人感到事态严重，便向中央作了报告。高层开会听了这段录音非常生气，立即下令对胡立案调查。这样，一下子就查出胡贪污受贿的情况来，最后将胡判处死刑。胡固然是死有余辜，但许多比他贪污数额更大的官员却没有命丧黄泉，这说明中共高层可以容忍官员的贪污腐败，却不能容忍他们的“不忠”。

说到“忠诚”，中共内部究竟有多少“忠心耿耿”的干部呢？就连若干政治局委员、常委，都有不少直系亲属在美国留学、经商、定居。胡长清事件不过是中国资本外逃的冰山一角。胡让子女将贪污来的巨款携带到美国，只是资本外逃的一种最简单的方式。学者王军在《中国资本流出的总量和结构分析》一文中指出，中国自一九八五年以来的资本外逃占外债增长比例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二，超过了八十年代世界上十五个债务负担最沉重的国家资本外逃的平均水平。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接近甚至超过了每年新增的外债额，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委内瑞拉、墨西哥与阿根廷的第四大资本外逃国。换言之，在中国政府大量向国外举债的同时，却有超过一半的资本通过各种途径流失，也许是永久性地“消失”在国外。英国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沃尔，在一份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从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五年间，中国长期资本外流的总量可能超过一千亿美元，其中约有五百亿美元是未经政府批准的。

贪官们要把黑金洗白，更要把黑金洗“绿”——像绿卡一样绿。他们深知，一旦资金流出国外，当地政府一般不会对流入的外资有多少积极性刨根问底、追究来源。有的贪官在境外银行直接建有个人账户，因为黑金绿了会更安全，他们不要家里堆成金山银山，却常常要求行贿方直接将黑钱打人海外的个人秘密账号。一些中资公司在海外账户里非法持有的外汇，远远高于国家外汇管理部门所掌握的数额。近年来国内企业一度掀起对外投资热潮，相当一部分国企的法人代表假借对外投资、合资的名义，将国有资产转移到境外，再通过各种不可告人的渠道，将其变为私人财产。各地在海外不少的“窗口公司”，有的实际上就是洗钱通道：某些国有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已经演变为国内腐败团伙的洗钱中心。近年来，许多中资外贸企业宣布破产前，部分资产和利润早已被转移到境外，落到私人名下。

由于“天高皇帝远”，缺少严格有效的监控，一些中资企业海外分支机构的敛财手段近于疯狂。据称，美国房地产业人士曾经注意到一个可怕的现象：中资公司人员为了个人取得巨额回扣或其他好处，经常操纵公司以高出市场价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一百的价格在美国购置房地产或企业，甚至明知是一堆垃圾，也会买进不少根本无法保值的破败房地产或濒临倒闭的企业。同时，美国期货交易业内人士也反映，不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