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节

长也眼圈红了。那头骆驼被掩埋了。“如今，只要一提起那骆驼，人们总说那是一头通人性的骆驼。“这是三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刘元举在《生命》第27页写道：“那一次孤行，给了我许多宝贵的生命体验，我储蓄着，珍藏着，培植着，生怕流失得太快。毕竟……”张建伟在《翅膀》第127页写道：“秦文贵庆幸自己在出国前有过这样一次墓地祭奠。它给了他许多宝贵的生命体验，他储蓄着，珍藏着，培植着，生怕流失得太快。毕竟……”如此，等等多达近60处！这是一件令人简直不能容忍的事情。如果是一个小学生，为了交作业，抄了一位他所敬爱的作家的文章；如果是一个缺钱花的人，为了骗点稿费去抄袭；如果是一个文学小青年，急于出名，去剽窃；这些也都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但是，像张建伟这样的大记者、名作家在用报告文学这样的形式去书写新时代青年的杰出代表人物秦文贵时，也用了这样的方式方法，令人惊诧！按理说，这类事情是不应该发生在像张建伟、秦文贵这样的人物身上的。也许是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号召广大青年开展像秦文贵同志学习的活动太神圣了，张建伟急于交出一张合格的答卷，“用10天左右的采访，10天左右的写作，去写这本书，连同三篇长通讯，”他“显得过于仓促”了（10天时间写出一部17万字的书，平均一天写17万字，即便全抄那也是打字高手）；也许是“更由于”中宣部宣教局的某处长、团中央的某部长的“不断鼓励”，“逐渐增强着”他“写好本书的信心”；也许是由于青海石油管理局为他们“组织了一个阵容强大的宣传资料组和采访陪同组”，“给了他最大的鼓励和支持”；也许是“秦文贵不厌其烦地回答着我提出的一个个琐碎的问题，并同我一起对某一个偶尔冒出的想法，进行‘思想撞击’。否则，这本书不可能出现比新闻报道丰富得多的细节，和比新闻报道充实得多的理性”（引号内的文字为张建伟的《翅膀》后记所述）；也许是刘元举的《西部生命》的影响太广泛了，太深入人心了。

但是，《翅膀》毫无疑问地抄袭了、剽窃了、造假了。我被弄糊涂了——是秦文贵糊弄了张建伟呢？还是张建伟捉弄了秦文贵？还是刘元举的“神性散文”太有影响力和感召力了？ “合理引用”还是“抄袭、剽窃”(3) 新时代的典型人物应该是真实可信的，而报告文学的写作也应该是真实可信的。而像张建伟这样鼎鼎大名的记者作家去写秦文贵这样的典型人物，更应该真实可信才对。我想他不会不知道吧？而《翅膀》却恰恰相反。张建伟声名显赫，可惜我没拜读过他的更多作品。仅凭这一个《翅膀》便觉得他极其聪明。也许因此而反被聪明误了。他把刘元举的《生命》使用得恰到好处。全方位地抄——抄他的哲思；抄他的具象化的描写；抄他的细节；抄他的故事情节；抄他的极具特色的西部感悟，并且堂而皇之地把刘元举的独特的近乎偏执的文人感受移植到了秦文贵身上。可谓抄得好，把最精华的部分抽出来兑上水；抄得好，连错别字都抄上了；抄得好，抄得严丝合缝水光溜滑。张建伟对自己的这些做法显然留了后手。他遮遮掩掩，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方式，不但把在10天之内生产的这本书的“功绩”分配给了张三李四，还对“引用”“参考”别人的“文献”作了声明。

声明偷了别人东西的小偷，难道就不算贼了吗？张建伟在《翅膀》后记中说：“一切宣传都会成为过去。留下的只是实实在在的环境中生活着的实实在在的人。”一切宣传真的都会成为过去吗？后一句话倒没错，留下了张建伟、秦文贵这样的实实在在的人，还有实实在在的《翅膀》的著作权、版权，还有实实在在的获奖证书，还有实实在在的稿费。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这两部作品居然同时获得中华铁人文学奖，同时在人民大会堂接受颁奖。抄袭剽窃的作品居然与原作同时获奖，7年的心血与10天的炮制达到同样的荣誉，这简直是笑话！这有多么不公平！我真不知道张建伟捧着获奖证书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我更不知道秦文贵对此作何感慨。秦文贵是柴达木的英雄，他亦是我心中崇敬的人物。在那么艰苦的地方做出了那么感人的事迹，真的令我敬佩。我是多么不希望他也被卷入这场并不光彩的抄袭剽窃事件当中啊！然而，我从张建伟的后记上不能不对秦文贵提出疑问，并为之深表遗憾。西部要开发，不但要有经济还要有精神。还要有真实的生命。《翅膀》毕竟不是《生命》，《翅膀》是浮躁；《翅膀》是造假；浮躁就是腐化，造假就是腐败。我为张建伟这种身份的人物居然作出了如此卑劣的行为而深恶痛绝。

至少他辜负或轻慢了团中央领导对他的信任，他亵渎了在全国范围内对秦文贵开展的广泛的宣传活动，他也同时亵渎了柴达木那片神圣的土地。还怎么让人相信一个记者、大记者、名作家？还怎么让人相信英雄模范人物？还怎么让人相信范长江新闻奖和鲁迅文学奖？看来是要打官司了。2 中国第一记者涉嫌剽窃记者品行及作品真实性遭遇质疑阿 良刚刚过去的20世纪的最后几天，本网发表了《〈一只绣花鞋〉引发世纪末文坛最大涉嫌剽窃案》及多篇后续报道，披露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新华社高级记者张宝瑞编著的《一只绣花鞋》剽窃自重庆市外贸局原局长、小说和电影剧本作家况浩文的《一双绣花鞋》。新世纪伊始，《鸭绿江》杂志主编、著名作家刘元举先生致函本网，揭露《中国青年报》的编委张建伟的长篇报告文学《蝉蜕的翅膀》（以下简称《翅膀》）严重抄袭他本人《西部生命》（以下简称《生命》）一书。这又有可能成为新世纪第一件剽窃案。张宝瑞打死不认账，甚至有同汪国真撕破脸皮的意思，但证据确凿，况老先生要讨个公道，记者要还“绣花鞋”以清白。一波尚未平息，张建伟又被人揪了出来。张建伟何许人也？

《中国青年报》的编委、范长江新闻奖和首届鲁迅文学奖双奖获得者，名气及才气超出张宝瑞甚远。一末一始，两件涉嫌剽窃案的始作俑者——两位名声甚响、资格甚老、招牌甚大的记者，一头扎进了“漩涡”——不但自己的德行遭到抨击，还株连了两个群体——新闻记者和他们笔下的人物。《翅膀》与《生命》几乎完全雷同达60余处在1999年10月，《翅膀》和《生命》同时获得首届中华铁人文学奖，张建伟和刘元举同时登上人民大会堂领奖台之前，刘元举就听说张建伟的《翅膀》揉杂了很多属于《生命》的文字，出于对一个知名记者的信任，刘元举并没在意。一年之后，一个小插曲又翻开了陈年老账：香港《文汇报》驻沈阳记者站记者曲颉，非常喜欢刘元举的作品，认为刘的作品有生命质量、有真情实感，他把《生命》读了一遍又一遍，熟得不能再熟。巧的是，他也看到了张建伟的《翅膀》，为《翅膀》与《生命》如此的相似感到震惊。曲颉的提醒唤起了刘元举的记忆，2000年11月底，柴达木的朋友寄来的一本《翅膀》，让刘元举受到更大的伤害……张建伟作为《中国青年报》的编委，被贺雄飞称为“中国第一记者”，而且还是范长江新闻奖和首届鲁迅文学奖双奖获得者，是小辈记者崇拜的偶像。

记者在接到刘元举的举报时，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事关重大，出于对张建伟负责的态度，记者于1月3日跑了多家书店，买着了张建伟的《翅膀》，并通过朋友找到了刘元举的《生命》。在刘元举提供的证据的基础上，进行了核实。 “合理引用”还是“抄袭、剽窃”(4) 核实的结果只能用触目惊心来表示。在《翅膀》一书中，不仅几乎完全与《生命》雷同的地方有60多处，而且《生命》中大量有价值的精华文字被掰成碎片，点缀《翅膀》。现将几乎完全雷同的部分试举几例：1雷同的诗意感受《翅膀》7页：“他的心情黯淡了。他从接待站的窗户望出去，发现这个叫柳园的地方既没有花园，也没有柳树。远远的，开阔无边的戈壁滩上，只有一簇簇低矮得好像受尽了委屈、受尽了折磨、永远也不会有机会得以舒展的植物，像一摊摊的牛粪。”《生命》126页：“沉淀着太多的忧郁的地层越是开阔就越是黯淡，越让人缄默。那种叫做植物的东西低矮得一片沉默，它们好像受尽了委屈，受尽了折磨，永远也不会有机会得以舒展。在过路人的眼里，它们就像一摊摊牛粪。”2雷同的特殊阐释《翅膀》13页：“因为这是柴达木最苦的地方。它位于柴达木的最西端，紧挨着新疆。

从地图上看，再往西走出一步就是楼兰古城。地图上把这个地方叫做茫崖。石油人给这里取名为花土沟，顾名思义：这里的泥岩地貌呈花纹状的沟沟岔岔，有一片沙山就有一片花纹沟，到处都是沙山就到处都是花纹沟。”《生命》62页：“柴达木最苦的地方首推花土沟。花土沟在柴达木的最西端。它紧挨着新疆，从地图上看，再往西迈出一步就是米兰古城，就是楼兰古城。地图上把这个地方叫做茫崖。石油人给这里取名为花土沟。顾名思义，这里的泥岩地貌呈花纹状的沟沟岔岔，有一片土山就有一片花纹沟，到处是土山就到处都是花纹沟。”3雷同的具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景物描写《翅膀》14页：“秦文贵发现，就这么一卷，黄沙便把单调的大戈壁搞得活泛开来。它们久久地飘扬着，过分热情地扑向过分冷漠的荒丘，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就去亲吻就去拥抱，热烈疯狂，缱绻缠绵，一派无限爱恋的样子。”《生命》48页：“黄沙把单调的大戈壁搞得活泛开来。它们过分热情地扑向过分冷漠的荒丘，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就去亲吻就去拥抱，热烈疯狂，缱绻缠绵，完全是一种自己的方式。”4雷同的哲思《翅膀》16页：“秦文贵极目远望，伟岸的沙山在很远的地方矗立着。

想到它们全都是由细如牛毛的黄沙堆成，饶他是一个学过石油勘探的大学毕业生，也感到不可思议。沙子的属性原本是松散的，它们没有凝聚力——一盘散沙嘛！因为松散沙子而任人宰割，因为松散沙子而过于低贱，因为松散沙子形不成气候，更形不成风景。但是，在这里……”《生命》53页：“这么伟岸的沙山全都是细如牛毛的黄沙堆成。沙子的属性原本就是松散的，是没有凝聚力的，因而我们常说一盘散沙。在我生活的东北，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所有的沙子都是松散的。因为松散而任人宰割，因为松散而过于低贱，因为松散而形不成气候，更形不成风景。但是，在这里我看到的沙子却具有着伟大的魅力。”此外，还有多处的细节描写雷同，还有大段的故事和人物叙述雷同……“激情的诗化的近乎偏执的西部情思与作家刘元举何其相似；豪放的激越的质感的意象化的文笔与作家刘元举又是多么等同。难道天下真有这种惊人的相近相似？”专门写出长达5000多字的文章《大记者、名作家张建伟抄袭剽窃造假》的曲颉说：“我愿意相信这只是一个巧合，但是理性告诉我不是。”

原作者辛勤耕耘 剽窃者巧取豪夺1980年12月，刘元举被破格调到辽宁作协，来到陌生城市有诸多的不适应，特别是结婚后，工作、生活、家庭的压力几乎将他压垮。“那时候就感觉活腻了，写的东西自己都看不上，痛苦到了极至。”刘元举开始思考人为什么活着，也开始为自己寻找新的活法。1988年3月，当他作出出走的决定时，妻子抱病，孩子3岁。从黄河源头到洛阳，一个多月时间里，遇见了狼，得了重感冒，被四条藏獒撕破了肩头，在壶口瀑布差点翻车，被人当成逃犯和盲流……1995年3月，第一次走柴达木，也是一个月，同样的孤独，同样的危险，同样的痛苦。到1996年1月成书，刘元举在黄河沿途、在柴达木、在自己的灵魂深处跋涉了7年，用心血将对黄河对西部的特殊感情和哲理思考凝聚成文字、升华为篇章，自己也实现了大跨度的人生感悟。而张建伟仅仅只用了短短的10天，竟然将刘元举对西部的特殊感觉移植到了他笔下的英雄人物秦文贵的身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99年10月，二者因为这两部书同时获得首届中华铁人文学奖，并在人民大会堂领奖。

“我用了整整7年，才成就一本12万字的《生命》，而张建伟仅仅用了10天就完成了17万字的《翅膀》，而且在此期间还采写了适用于《中国青年报》的三篇长篇通讯。平均一天完成17500以上的文字，他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刘元举无不讥讽无不悲愤地说，“这个巧取豪夺的强盗，将《生命》中最有价值的精华掰成碎片，点缀在《翅膀》里，把我在黄河在柴达木的哲理和思想发现，通过秦文贵之口据为己有。还因此和我站在同一领奖台上，这真是学术界的耻辱。” “合理引用”还是“抄袭、剽窃”(5) 而《一双绣花鞋》的作者况浩文，“文革”开始，就因为这本书变成了“反革命”，被停职检查，下放工厂监督劳动。1969年重庆市级机关进行“清队”，他又主要因为《一双绣花鞋》这个作品而被“专政”、关进“牛棚”。以后，长期没有正式工作，遭受歧视与凌辱。张宝瑞却凭着《一只绣花鞋》，在世纪末成为红得发紫的人物，被誉为“文革”时期手抄本文学代表作家之一。况浩文气愤地说：“我被关进牛棚里时，为什么没有人说这是他的作品？”

质疑：不仅是对记者个人的素质及品行张宝瑞涉嫌剽窃的报道发表后，一位名叫于剑的网友说，年龄在40岁以上的人，对《一双绣花鞋》可说是再熟悉不过了。如今钻出个张宝瑞，在公然抄袭《一双绣花鞋》的基础上，胡编乱造一通，利用“模糊技术”将“绣花鞋”弄掉一只，骗取版税。这种素质低下，道德败坏的人，实在不配做一个新闻工作者。还有网友替张宝瑞写出了悔过书：“在久未‘抄’书的情况下，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手痒痒了，就把我从小听到大的故事，给默写下来了。至于汪国真写的序，是我最大的败笔!还有那个书商，用白花花的银子来勾引我!”——幽默的“悔过书”直接影射到新闻记者的品行。“张建伟先生是一位记者，一位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反思历史的记者。作为一个记者，真实是他应具有的职业素养、职业道德和学术品格。”首发曲颉文章的益博华图书网内容负责人侯小强说，“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这部描写英雄人物的洋洋洒洒的抒情文字，竟然是断章取义地摘录别人的情怀、思考、感悟。难道张建伟先生对他所崇敬的英雄人物的感受就是别人对西部的感受吗？我们有理由怀疑张建伟先生在写作这部书的时候并没有真实地记录。”曲颉甚至怀疑张建伟与秦文贵对话的真实性。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很尴尬而又很实际的问题是，如果张建伟的文章被确认为抄袭、剽窃，他笔下的英雄人物——秦文贵还会是真实的、鲜活的吗？“秦文贵既不是星星，也不是太阳，他只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干事业的人，一个善良的人。”张建伟在《翅膀》的封底说，可是，有谁还会相信一个品行不端的记者的话呢？一个记者因为自己的一次出轨毁了一个英雄，可悲可叹。由此及彼，张建伟其他作品的真实性以及其他作品中的人物的真实性也毫无疑问要遭到质疑，这种打击更是致命的。“张建伟把一个艺术家和诗人对生活的感受，转嫁给英雄人物，将朴实的秦文贵写得如此矫情，这个做法是愚蠢和荒谬的。”业内一著名评论家表示了自己的担心，“个人的人品怎样，还是次要的，剽窃事件所表现出来的浮躁、不负责任、不诚实与不厚道，因为此人所处的地位，将使公众对整个中国新闻界产生不信任感，其影响是极其恶劣的。”——张宝瑞似乎也应该承担一点责任。3 张建伟亵渎柴达木 刘元举让他吃官司阿 良本网独家披露了《中国青年报》编委、范长江新闻奖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张建伟的长篇报告文学《蝉蜕的翅膀》涉嫌剽窃著名作家刘元举的《西部生命》，在社会上特别是文化圈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月7日，《鸭绿江》杂志主编、著名作家刘元举从沈阳赶赴北京，8日晚在一家条件简陋的招待所举行记者见面会，公布了张建伟《蝉蜕的翅膀》与《西部生命》的60处几乎完全雷同的对比材料，明确表示，将起诉张建伟。千龙新闻网、《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中华读书报》、《大连日报》等十数家媒体的记者参加了这次见面会。刘元举的律师——辽宁省律师协会理事、法学协会理事、辽宁铭星律师事务所主任、一级律师赵星奇表示，他将于9日上午向北京市东城区法院递交诉状，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停止侵权、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律师通过充分论证认为，刘元举完全可以胜诉。较真的曲颉：在知识经济时代，这是不能容忍的有14年新闻从业经历的曲颉，是这起剽窃事件的第一披露者,也是促使刘元举下定决心状告张建伟的人。“只身孤胆走黄河源，血泪凝结的《黄河悲歌》，让我认识了刘元举。他的作品充满了生命的激情，这些是我看重刘元举的人和作品的根本原因。他所有的作品我都有收集，并且花了很多工夫和时间去阅读它去感受它。”

2000年4月到北京出差，曲颉购买了张建伟的《蝉蜕的翅膀》，可是相隔了7个月，才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正式打开了《蝉蜕的翅膀》：买很多书堆在一块，找机会一本一本的啃，这是曲颉读书的习惯。2000年11月中旬，在沈阳东宇书店买到了一本刘元举的、正在宣传的畅销书《爸爸的心就这么高》，勾起了曲颉对《西部生命》的怀念。此外的两个原因是：曲颉花了一年时间才写出一本6万字的书，也同父亲有关系，名字叫《父亲的心》，即将在12月份出版；刘元举一贯写的是悲壮的书，这一次却出了畅销书，值得研究。曲颉再读了一遍《西部生命》，由此及彼，想到了另一部同西部有关的书——《蝉蜕的翅膀》。 “合理引用”还是“抄袭、剽窃”(6) 当曲颉打开《蝉蜕的翅膀》，浏览目录就感觉似曾相识：第一章第3部分，标题是《读懂了沙子就读懂了人生》，刘元举的《西部生命》里有一篇散文《悟沙》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话“读懂了沙子就读懂了西部”

；再往下，第二章第7部分，标题是《价值重估：3000元买10根火柴》，刘元举的《西部生命》也有这个故事；第三章第4部分，标题是《骆驼的故事》，再熟悉不过——刘元举的散文被辽宁电视台拍成电视散文，其中《骆驼的故事》非常感人。“我为此掉过眼泪。”曲颉毫不隐瞒自己的情感。曲颉称，当时他并没有想到张建伟是在抄袭，只是这三部分抓住了他的注意力。曲颉专门打开这三部分所在的页码，一下愤怒了：一模一样，完全是抄。“我不认识张建伟，也很少读过他的作品。”曲颉说，“再看看序言，再看看后记，我就觉得这不是一个小记者的小作为了。我感到事态很严重。”曲颉告诉了刘元举，并问刘元举打算怎么办。“如果是别的书，我肯定告他。”刘元举说，“但是《西部生命》不能这样。张建伟写的是秦文贵，秦文贵是柴达木的英雄。我不想伤害柴达木不想伤害那里的人甚至那些已经逝去的生命。”“如果是一个小学生，为了交作业，抄了一位他所敬爱的作家的文章；如果是一个缺钱花的人，为了骗点稿费去抄袭；如果是一个文学小青年，急于出名去剽窃——这些也都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曲颉提醒刘元举，造假的坏影响会伤害人民乃至民族的感情，“像张建伟这样的大记者、名作家在用报告文学这样的形式，去书写新时代青年的杰出代表人物，用假典型欺骗当代中国青年，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中国人太麻木，被人偷去2000块钱，怎么也不干。如果偷了你的知识产权、精神财富，反而许多人无动于衷。”曲颉说，“你的东西被人偷了，你也知道小偷是谁，你不抓他就能证明你的高尚吗？你是懦夫！”“刘元举是用生命在写作，用鲜血和脑汁在写作。我认为，血写的比墨写的更贵重。”在刘元举表示要再想想的时候，较真、直率的曲颉决心披露事情真相。他认为，那是他作为一个记者的权利和责任，不管刘元举要怎么做怎么想。曲颉的愤怒不无道理。《中国第一记者涉嫌剽窃 记者品行及作品真实性遭遇质疑》发表后，网友们也纷纷打来热线电话或者在文章后面跟贴，表示自己对剽窃行为的愤怒和不齿。网友小记说：“我为有这样的同行而感到耻辱。造假者、剽窃者该受到应有的惩罚！ 他不是爬得很高吗，现在就把他摔下来，砸得粉碎！”

善良的刘元举：谁都不能亵渎柴达木和那里的英雄刘元举以破万卷书走万里路的姿态，先后孤身闯荡黄河源和柴达木，7年时间，以最真切的生命感悟方式写出了散文集《西部生命》，不但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度过了写作的转型期，而且同西部同柴达木结下深厚的感情。“我所受的煎熬和痛苦，与那片热土相比与那里的人们相比，算得了什么？”刘元举闪着泪光对记者说，“你不知道，那里的人们多么热爱作家，多么崇拜英雄。张建伟怎么能够亵渎它呢？”刘元举追根溯源，讲起了他与柴达木的缘：走到柴达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