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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二０００年第八期 收藏趣事——陶瓷二枕
田 原 文画
一般来说，人少不了空气和水。可是人少不了的东西多着呢。房屋能少吗？衣服能少吗？鸡、鱼、肉、蛋、菜、瓜、豆能少吗？油、盐、柴、米、酱、醋、茶能少吗？还有一件，最平常的用品——枕头。我看一般人也少不了它。
枕头，有啥可说的。人人都知道，有布枕、籐枕、竹枕、漆枕之分。嘿，岂不要小瞧这小小枕头，说来可大有文章。
你听说过“警枕”吗？那是古代用木制的枕头，形如球，枕以入睡，睡熟稍动，易滑落惊醒，故名“警枕”。起源甚早，先秦时就有。东汉末年，蔡邕写有《警枕铭》。五代越王钱鏐，在军中不敢安寝，睡用警枕。北宋司马光用警枕睡觉，惊醒，即以读书、写作。
还有一种叫“枕函”。中空，匣状，可置物，也叫枕匣。唐·司空图《司空表圣诗集》三，《杨柳枝寿盃词》之六：“偶然楼上卷珠帘，往往长条拂枕函”。《宋史》三六三，《李光传》有：“尝寘匕首枕匣中”句。有藏珍密之书其中的。
还有一种叫“枕帏”。采香花缝制的枕头。黄庭坚有句：“名字因壶酒，风流付枕帏”。及“风流彻骨成春酒，梦寐宜人入枕囊”。故亦称“枕囊”。
还有一种叫“枕块”。居父母丧，枕以土块，以示悲痛。
故事《枕中记》，原为唐·沈既济著。《太平广记》中题作《吕翁》。明·汤显祖作《邯郸记》，述一卢生，于邯郸客舍，遇道士吕翁，自叹贫困，道士授枕，使卢入梦。生梦中历尽荣华富贵。及醒，主人炊黄粱未熟。后喻：富贵终归虚幻，以警来者为“黄粱梦”。
《聊斋志异》中，有篇《续黄粱》，云：曾孝廉于梦境中，置身青云，步入高阁，倚势凌人，枉法霸产，弹劾异己，纵情声色，欺君误国，利欲熏心。结果，宦海倾身，备受阴司严酷惩罚之报。梦醒，嗒然若丧。参破红尘，遁入山林，不知所终。蒲公假异史氏曰：“梦固为妄，想亦非真，彼以虚作，神以幻报。黄粱将熟，此梦在所必有，当以附之邯郸之后。”千百年来，已有是篇，以警后者。直至如今，尚有诸公，做此黄粱美梦，真是痼疾难改。一旦东窗事发，身入囹圄，悔之晚矣！
我藏枕有二，一为陶，一为瓷。陶枕作卧猫形，黄釉，褐色斑点，背有青花菊形，内施红彩。瓷枕，作案几形，中凹。一面图为瓜果“福禄寿”，一面为鼎、瓶、书籍。座底有“恒泰窑”字样。两件均为民间物也。
《书屋》二０００年第八期 明代皇权制度逆现代性的主要路径
康德说：“对所有人来说，首先的责任就是进入文明社会状态的关系”；“如果人们在进入文明状态之前，并没有意思去承认任何公正的获得，这种社会状态就不可能产生。”他的意思首先是说，从中世纪那种人奴役人、少数人的权力意志奴役广大国民思想的状态进步到“文明的状态”，对每个人都是惟此为大的事；其次，在实现这一进步之前，必须首先意识到种种不公正的不能被继续容忍，而只有具备了这种对不公正的痛感和对未来公正的渴求，向“文明的状态”的进步才成为可能。
我们民族走出中世纪却并非易事——表面上看，至迟到十六世纪，中国就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贸易、以及围绕于此而显出的走出中世纪的希望。但这希望并没有结出真正的果实，反而一次次衬托出中国迈向现代的步履之蹒跚。而我们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正是从明代开始变本加厉的皇权专制，造就了社会文化的一系列“逆现代性”。
明代权力体制是皇权制度恶性化发展的典型
以往的明史研究多是对一个具体王朝兴衰原因的分析，其实明史的更大意义，在于鲜明昭示了那因为历史和文化的滋养而发展到极为完善坚固的专制权力制度，因为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规定性而腐溃、挣扎，直至走到生命尽头的过程。
一种大家耳熟能详的说法是：“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如果历史上真有这样的好事当然值得庆幸，但很遗憾，我得出的结论却与之完全相反，即：明代为代表的中国皇权社会晚期形态所具有的一系列最主要特点，无不是与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完全相逆的。所以如果探究现代化进程为什么不能在此时的中国开始、并取得有积极意义的成果，那么至少有六个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位的，是专制权力制度日益趋于高度强化。
中国从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以来，皇权专制始终是传统政治的核心；但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庞大宗法体系内的和谐与平衡，这个制度在其自我调整空间比较充裕的时候，又必须对过分专制化的趋向加以一定抑制，所以吴晗总结传统政体对君主权力的法定限制手段：“第一是议的制度，第二是封驳制度，第三是守法的传统，第四是台谏制度，第五是敬天法祖的信仰。”这些制度和名词的内容其实就是韦伯说的，在理性化方面取得进步的社会中，“合法的”统治权威必须是“非私人”的，它需要恪守统治规则和制度程序——换句通俗话说：皇上虽是万民万物的“圣上”，但也得守一点“王法”，不能总无法无天地由着私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在沦入生命末期以前，中国政体一方面始终保持皇权专制，另一方面却又建立了一整套相对于西方中世纪社会相当完备的制度；而这套制度的基本功能，就是大体维持着对皇权过分专制的制衡。
但如雅斯贝斯指出的：“一旦建立了独裁制，便不可能从内部把它消除。……这部机器几乎自动地保持它自己。”所以中国皇权制度对自身过分专制的自我抑制只能局限在很有限的范围内，即如吴晗又指出的：“皇权的防线是不存在的，虽然在理论上、在制度上，曾经有过一套以巩固皇权为目的的约束办法，但是，却没有绝对的约束力量。”因此其专制性不仅不可能从根本上铲除，相反会随着自身逻辑规定的方向而不断发展。
皇权制度进入发展后期以后，其专制化的趋向被极大强化了，而明代则是这一趋向的典型时期。这首先体现在最高统治者在制度建设上启用了一系列中国政治史上空前的措施，以便全力强化君权对从上到下整个社会系统的超强控制，比如：取消相权；大规模诛除一切异己；皇帝通过制定颁布《大诰》，将空前强烈的统治威慑灌输到社会每一角落，等等；而这种权力体系在明代一直延续，所以明代人认为本朝政治统治之严密到了骇人程度，以至任何力量都不足丝毫动摇君权的威势（见《焦氏笔乘》“犬牙相制”条）。
同时，统治权力的恶性膨胀越来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抑制。如《明史·刑法志》所说，明代将自古皇帝之“敕”（个人意志）高于国家之“律”（法律规范）的制度特征发展到极端。于是从皇帝到各级官吏都可以玩法律于股掌之上，用顾炎武的话来说就是“权乃移于法”。由于极其专横地铲除和窒息了任何新制度因素生长的可能以及传统的内在制衡，于是王朝仅存的出路要么是：被以暴易暴的农民战争推翻、并在旧的统治模式基础上开始新的王朝轮回，要么是被异族的入侵和统治取而代之，而这两者又都只能使新制度因素的孕育生成更成泡影。明代的结局恰是这两大悲剧的叠加。
明代专制权力体制下的社会整体性蜕变
权力体制的上述性质，不仅加剧社会核心部分自我毁灭和“逆现代”的趋势，而且在最广大的社会文化范围内启动同样的趋向，因此明代政治和社会文化的蜕变就是一种整体性的腐溃。下面具体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