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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我们是这样的2004年02月18日 02:02:36
本报记者 冯玥
几次约林伟峰、陈曦
采访都是在麦当劳。两个18岁的男孩子在大庭广众里侃侃而谈，不时蹦出“自慰”、“遗精”、“性教育”等词，引得旁边左右座位上的人频频侧目。
他们两人笑着说，对于这样的眼神，现在已经习惯了。可是，在两年前，当他们刚开始着手做这份《北京市中学生性生理、性心理发展现状及其期望的性健康教育调查研究》时，心理素质可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好，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脸皮可没有现在这么厚。”
那时，为了查资料，两个高一学生在西单图书大厦和首都图书馆里捧读厚厚的《性百科全书》等书籍时，周围人的目光常常让他们浑身不自在。
两个中学生，跑了北京市十多所职高、技校、普通中学，发放1500余份调查问卷，收回有效问卷1106份；半年后，又利用网站、论坛、聊天室、电子邮件、QQ等多种方式，搜集、分析了来自全国的3000多份数据，写出了一万多字的论文报告，获得北京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
虽然这一切，对他们目前面临的最重要的事―――高考，一无帮助。和所有高三学生一样，作业、习题、补课是他们现在生活的全部内容。说起来，他们也还有一点点郁闷，如果那时把花在调查上的时间花在做习题上，现在可能就没这么紧张了。
“但再想想，我们现在了解的东西，在做这件事过程中的感受，别说是高中，可能是在大学里也学不到的。这算不算是自我安慰？”
他们的语气中有一点无奈，但那种少年特有的积极、乐观和朝气，却是怎么也掩不住的。
采访陈曦和林伟峰的过程中，我常常在心里感叹这两个中学生的自信，他们敢想敢做的勇气，他们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的能力，他们面对一个陌生人的落落大方，而谈论的又是这样一个在很多人看来是敏感和尴尬的话题。
“稀里糊涂地，反正该知道的也就都知道了”
一切都是从陈曦上高一时的一篇社会实践课作业开始。
陈曦就读的中国人民大学附中，是北京市海淀区性教育试点学校，而陈曦所在的班，又是试点班。按照规定，他们班一学期有4节关于性健康教育的课。
“四节课里三节我都没上。”说这话时，陈曦显得很不好意思。惟一上的那节，给他的印象，就是老师在上面讲得挺认真，可学生在底下都没什么兴趣。
“你怎么知道学生没兴趣？课堂很乱吗？”我问。
“也不是。”他挠挠头，“如果认真，课堂的气氛不是那样的，大家的眼神都会盯着老师。反正不一样。”
“你还记得老师讲了些什么内容？”
他想了半天，有点腼腆地笑了，“没印象了，我也没怎么听。”
他认为，课堂气氛不好，绝对不是大家对这方面的内容不感兴趣，而是因为老师讲的大家不愿意听，大家想知道的老师却不讲。正巧，社会实践课要求交一篇论文，自己选题目，陈曦决定做一个关于性教育的调查。他希望能有一份科学的数据来告诉老师“我们期望的性健康教育到底是什么样”。他联系了好朋友林伟峰一起做这件事。
在好朋友林伟峰眼里，陈曦是个适合做科学家的人。因为他“善于观察，对很多问题有自己的想法”。比如性教育这个题目，大家都在说，都很关注，却没人想到去做一个调查。
“就好像很多人看到苹果落地，只有牛顿提出为什么。”和陈曦的腼腆、沉静比起来，林伟峰更外向、健谈。他俩初中时是同学和好朋友，虽然高中上了不同的学校，但一直联系密切。采访他们正赶上春节前后，林伟峰一直在补习班上课。每次见他都背着一个硕大的书包，不是刚下课，就是要赶着去上课。“没办法，以前玩得太多了。”他调皮地吐吐舌头。
林伟峰就读于北京汇文中学，不是性教育试点学校，学校里也没有任何与性教育相关的课程。
“你自己的性知识是从哪里学来的？”
他好像有点被问愣了，想了半天，笑了，“说不清楚，稀里糊涂地，反正该知道的也就都知道了。”
初中的时候，学校里能算得上和性教育相关的，就是生理卫生课上有一章“生殖系统”的内容，也不考试，好多老师都是让学生自己回家看看书就完了。
“那一章的内容也特理论，都是介绍人体内部解构，好像和活人没什么关系。”林伟峰说，他知道初中老师给女生们讲过一节课，关于月经的，“男生就没人管了。”
男生好像都是通过自我教育“自学成才”的。上初中开始，小男生们因为一知半解，对某些词特别敏感，化学课上，老师偶尔说到“插”字或者和棍子有关的东西时，男生都会乱笑，老师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林伟峰记得，初中班上有个男生，知道得特别多。一下课，男生们就在教室门口围一小圈，听他滔滔不绝。“那个男生他都说些什么？”
“大都是很生理的那些，什么是遗精、勃起，有什么现象。现在想想其实都是最基本的常识。”
“他是怎么知道的？”
“他比较爱看书，那会儿经常看一些大人们看的书，像《大众医学》之类的。其实每个班上都有几个这样懂得特别多的，而且这样的人也很乐意给别人‘上课’。”
再有的途径，就是网络。有的同学专门有个小本，记的都是黄色网站的网址，同学之间还会相互交流。
“你上过黄色网站吗？”
“上过。”他很干脆地回答，“都不用专门找，上网的时候，那些网址自己就会跳出来。”
读高中以后，同学们之间谈论的话题又有了一些变化。从原来与身体变化有关、单纯的知识，更多地转向了观念、态度、选择方面的内容，比如怎么看待同居、一夜情、婚前性行为等现象，林伟峰定义为“都是些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和家长老师谈过这些话题吗？”他奇怪地看我一眼，“当然不会。”
“我就是想试试有没有办法说服他们”
做调查，第一步要设计问卷。
这是一件两个人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用词表述要恰当科学；问题量不能太多又要反映足够的信息；提问方式太陈旧会让学生觉得厌烦，但问题太过尖锐又通不过被调查学校老师的关……一切都要学习。
那些天，陈曦和林伟峰两人一有空就往书店和图书馆跑，查各种资料。
“开始不好意思，找一本，就站在书架旁边看，到后来索性抱一大堆到座位上，就和研究什么的学者似的。”林伟峰挺得意地说。
但图书馆里来来回回的管理员，还有书店里那些眼神怪怪的顾客，还是让当时两个才16岁的小男孩脸上有些发烧。
“他们的眼神怎么怪？”我让他们形容一下。
“形容不出来……”林伟峰做了一个眼睛向下斜视的样子，“就好像说这两小孩怎么这样？反正和你现在看我们的眼神不一样。”
不过半个月左右也就习惯了。两人心理承受力越来越强，讨论问题的声音也渐渐大起来，感觉就好像讨论物理化学题目一样。
最后，他们拟定的调查问卷包括三部分：中学生了解性知识的程度；目前性教育的现状；以及期望的性健康教育，初中部分52道题目，高中42道题目。问题内容涉及了首次遗精或月经初潮、自慰、性骚扰、性病、艾滋病、避孕、婚前性行为、中学生的朦胧恋情、同性恋等诸多方面，还有“你是通过那些渠道了解性知识的？”“你希望通过什么途径获得性知识？”“你希望了解哪些具体性知识？”“你认为在性教育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谁？”等问题。
他们计划，在北京城八区范围内，每个区找几所中学，包括职高和技校，从初一到高三年级的学生都能参加。先从他们各自的学校开始，除了初三高三的学生因为功课紧张没有参加，其他都很顺利，和设想的基本一致。
两个少年满怀信心，向更广阔的世界出发了。
没想到，第一次出门就碰了一鼻子灰。
林伟峰带着几百份问卷，来到一所职高。先是在校长、教导主任、校医之间来回申请，讲自己是哪里的学生，给他们看介绍信，做这个调查是为了什么。折腾了半天，他们让林伟峰自己去找班主任。当时正是2002年世界杯期间，所有老师都在看比赛。林伟峰站在办公室外面等了半小时，等到的只有一句话―――“不行”。
还有一次，更惨，连大门都没进去。门卫说，校领导不在。“其实肯定有人，那天是工作日，就算校长不在，还有副校长、教导主任、校医。”林伟峰说。
几次三番，他们被拒绝的理由倒是都差不多，要不就说“没有相关课程，后期教育跟不上”，要不就认为这份问卷“不适合学生做，担心引起学生思想上的混乱，产生不良影响”。
“我们每次还都特别强调，这个调查在汇文和人大附中都已经做了，专家也看过内容，没什么问题。那也不行。他们的声音永远都比我们的大。”
那段时间，正赶上期末考试前后，两个中学生一边复习应考，一边骑着自行车在烈日里跑了6个城区的8所学校，发放问卷1500份，回收有效问卷1106份。
2003年四五月间，当陈曦和林伟峰通过电脑和网络继续这个调查时，又经历了一遭相似的冷遇。
好在有之前的“锻炼”，这次他们的心理准备比较充分，“知道肯定不会太容易。”陈曦说。
当时正是北京非典期间，他们先是给北京比较有名的二三十家网校都发了email，希望通过他们做调查的链接。没有回音，于是又打电话。
林伟峰有一张纸，专门记着哪天什么时间要给哪个地方打电话。这是吃一堑长一智的结果。
有一次，他上午给某网校打电话，对方说，你下午3点以后再打电话。3点差一刻，林伟峰再次把电话打过去。结果人家说，是你啊，不是让你3点以后打吗，这么没有诚信，怎么和你合作？算了吧。“啪”地就把电话挂了。
现在想起来林伟峰还有些感慨：“当时郁闷坏了，那也是个好学校的网站，老师怎么这样？”可是以后也不得不注意，一点儿不能差，把所有时间都记录下来。
还有一所很有名的网校，不同意做链接，两人只得把一个空数据库给了对方，对方允诺把得到的调查数据给他们，可至今他们也没有得到任何数据。有的网校不同意，说我们面对的是学生，
不适合这个内容的调查。林伟峰和陈曦面对这样的理由哭笑不得，“我们要调查的就是学生呀。”
他们还联系了新浪、搜狐、雅虎等商业网站，可是因为收费的问题，不得不知难而退。“那些天，打了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电话啊！”林伟峰一口气说完这话，自己也乐了。
他们最后说服了六七家网校合作，陈曦很知足地说：“有几个就管用。”那些天他们每天都能收到百份回复，算是安慰。
前后两次调查下来，他俩觉得自己“脸皮越来越厚了”，而且“心态可好了，别人说难听的话也不会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