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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性教育三记2003年10月29日 01:57:07

本报记者 冯玥

志愿者黄莉莉

“刚开始做这个调查时，特郁闷，总有想哭的感觉”

一位同事告诉我，她认识一个人，“把宣传生殖健康当做业余爱好”。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罕见的性教育志愿者。

这个人就是黄莉莉。我和她聊了几次后，她所说的那些让她自己“一身一身起鸡皮疙瘩”的事，听得我也直觉得匪夷所思。

黄莉莉的“业余爱好”就是下班后，去一些朋友的单位义务讲座。她自己制作的电脑幻灯片，内容相当丰富，从最基本的男女生殖系统常识，从受孕到分娩胎儿的发育过程，到如何避孕，如何防治性病，如何对孩子进行性教育，国外关于性教育的一些基本观点，等等。她说，会根据每次的听众，相应做一些调整。

第一次做这样的讲座，是给一个建筑工地上的工程技术人员，内容涉及安全性行为，避孕，怀孕前的准备。

“有20来人，惟一一次男的比女的多。”回想起来，黄莉莉觉得那次讲座不太成功，因为“经验不足，语速太快，图片也没有现在多。”但让她很感动的，讲座开始前她声明，屋里不可以吸烟，要吸烟的到外面去。“我当时也担心会出来进去的，但过程中一个出去的都没有。”在座有3个女孩子，黄莉莉说，“她们的眼神让我感到，一定有什么是她们以前不知道或者没有想过的。”

“因为是工地，墙上都挂着安全帽，我就说安全套就像你们的安全帽，他们听了都笑。”“对着一群大小伙子你没觉得不好意思吗？”我问。“没有。”她回答得很干脆，“以知识传播性，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说起来，他们比我不好意思。”

这个爱好进行起来也不那么顺利。一个在银行工作的朋友想请她去，黄莉莉把自己的电脑幻灯片快递过去，不想单位里一位工会干部看了后说，图片太多，太露骨了。讲座也就黄了。

除了讲座，黄莉莉还在北京一家妇产医院做一项调查，对象是22岁以下，未婚，住院做终止妊娠手术的年轻女孩。住院做手术的原因都是因为孩子大了，不能在门诊做人工流产，只能做引产手术。

黄莉莉说：“我不知道这个调查有没有意义，我自己想一定是有意义的，因为我问到许多第一手的材料，好多听得我一身一身起鸡皮疙瘩。”

到目前接触过的近20名对象中，年龄最小的15岁，职业从无业、大中学学生、幼儿园和中学老师，以及服务人员都有。

“刚开始做这个调查时，特郁闷，总有想哭的感觉。”黄莉莉说。

不止一个姑娘不知道停经有可能意味着怀孕，好几个都把妊娠反应当做是胃肠涨气，去看中医吃汤药调经，还有的肚子大了以为是自己发胖，吃减肥药“减肥”。

“怎么会这样呢？怎么可能无知到这种程度？就算学校和家里不教，现在有那么多渠道了解相关的知识，网络、书、杂志，哪儿都可以看到啊。”我几乎是喊着说的。

“可就是这样啊！”黄莉莉说，也有的了解一些避孕知识，可就没想到要用在自己身上。有的认为怀孕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怎么就会发生在我身上。有的误以为医院不给未婚女性做人流，还有的因为没钱，不敢和父母说，他们没有能力自己处理这件事，也不知道拖下去后果严重，不知道生孩子要住院，在很多情况下不能手术，要做很多检查。

“看那些孩子的经历和遭遇，可能就差一个人，一句话，只要有那么点知识，知道闭经可能就是怀孕，早一点去查，就不至于到24周去作引产，不会有那么多生理和心理上的痛苦。”

黄莉莉不是现在才有这种感觉的。

“我做了7年助产士，看得太多了。”1990年，卫校毕业的她被分配到北京一家医院作助产士。她很喜欢这个工作，因为在医院里“只有这里是和生命打交道的”。她自己有一个小本子，上面印着每一个她亲手接生的孩子的脚印。

有一天，她突然看到有人在楼道里哭。

“因为太奇怪了。”黄莉莉说，“一般产房外面的人都特高兴。有着急的，没有那么伤心的，那个人哭的样子我至今都记得特别清楚。后来我就过去问，那是一个母亲，她流着眼泪和我说，女儿17岁，是美校的学生，在里面做引产手术。那个时候，未婚先孕的人还不像现在这么多。”

“因为这个职业，总有人来求你帮忙。第一个找我帮忙的是一个18岁的女孩，在手术室里她一直不说话，低着头，特别自卑。带着来的人会说，看你，给阿姨添多大的麻烦。实际上我当时也比她大不了多少。”

“说起这个我总是特别容易激动，因为我亲眼面对的太多了。”说着，她气哼哼地拿出一个笔记本，里面夹着一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无痛人流”的小广告。“这种东西太不负责任了，没有痛苦，不影响工作，不影响以后生育，怎么可能？你让他签个保证书看他敢不敢？”

“只要一个晚上能制止一个人流，就值得！”

每次讲座结束时，黄莉莉都要说的一句话是：如果大家喜欢，请帮我推广，邀请你们的朋友也来。采访中，有一天她高兴地说，听她讲座的人已经超过100个了。

“你看，我现在讲了100个人了，我就可能对这100人有一点影响，他们还可以再影响他们的朋友。”

黄莉莉说：“在医院，一个人工流产的费用1000多元，一个中期引产最多能到6000多元。稍微大一点的医院，一个月都能做几百起，干嘛给医院创收啊，所以，我办讲座，只要一个晚上能制止一个人流，就值得。”

“其实我挺强调自娱自乐的，业余爱好嘛。”她说，在这个过程中，更多是给自己带来很多快乐。你讲的东西人家愿意听，那是对你的一种鼓励和肯定。要搜集了解各种信息，讲得多了，自己的思路更清晰，表达能力也在提高，也是丰富自己。

她在产院做调查，也是希望能搜集足够的资料，做一些研究，如果可能，在妇产医院做一个项目，专门针对青春期少女，给她们讲一些基本的生育和避孕的知识。黄莉莉说，可惜北京没有类似重庆未婚少女紧急避孕中心那样的机构，“否则一定要调过去。”她认为，这类机构不应该定位在怀孕了怎么处理，而应该定位在宣传如何避免婚前性行为和如何避孕，让志愿人员出去讲。中学、职高、宾馆饭店，年轻人多的地方，还有进城务工的人。

“有需要的人太多了。”甚至，一位医院里原来的同事，还来邀请黄莉莉去给他们科室的护士做讲座。

“护士不是专业人士吗？”我觉得挺奇怪。

“护士也是隔行如隔山。”黄莉莉说，她认识的一个人，是内科护士，被诊断为宫外孕，医院让她住院，她自己偷跑回家。“晚上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我宫外孕了怎么办？我问她在哪儿，她说在家，给我吓得够呛。她一点也不知道宫外孕随时会大出血，有生命危险。”

生殖健康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老师和家长也应该担负起相应的责任。

老师的态度非常重要。黄莉莉说，有次她到一所小学给女生讲月经，老师在旁边写板书。“我的题目是：每月一次奇迹，我们的朋友。老师自己嘀咕，多烦呀。老师这个态度，流露给学生的，肯定也是月经是件很烦的事。”

电视里播放卫生巾广告，7岁的儿子问爸爸，“那个结实又不漏的东西是干什么的？”

爸爸有点张口结舌，情急之下说：“补锅用的。”

儿子又问：“那妈妈每月都买补锅的东西干什么？”

黄莉莉说这是她一位朋友的亲身经历。“其实，如果父亲能利用这个机会，告诉儿子一些基本的生理知识，告诉儿子妈妈每个月会有几天特殊的日子，可能会身体不舒服，情绪不好，让他理解妈妈。如果这个孩子从小能理解妈妈，长大了就能理解其他女性，结了婚才会是好丈夫。”

“我也经常问我的朋友，你们说我是不是有毛病啊？一个女的，疯疯癫癫到处讲这些事。”黄莉莉说幸亏丈夫非常支持她，单位里有同事要结婚了，丈夫会和人家说“先来我家做培训。”

黄莉莉现在任职一个做健康教育的机构。两年前，她和在某部委工作的丈夫去美国生活了两年，回国时，原本可以有很多选择，但她最想的，是去中学里做一名健康教育老师。

可惜，她当时给很多学校发的自荐信都基本没有回音，最多说，我们不需要，有校医兼任。

不能专职就先当业余爱好来做，黄莉莉很有信心，“我肯定能做成，只是早晚的问题。

我有运气，想什么都能做成。真的不行，就等我退休了自己办一个生殖健康小屋，不就是当业余爱好做嘛。”

心理老师张丽丽

“你不教育有人会教育，而且孩子会自找教育，找来的什么样你可就不知道了。”

如果说，中学健康教育老师是黄莉莉向往已久的职业，那么，北京海淀区一所重点中学的张丽丽，就一直在做着这样的事。

今年28岁的张丽丽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受过所谓的性教育的，至今历历在目的，就是老师一张通红的脸和被要求自己阅读的两页生物书。”

张丽丽特别喜欢一位学者对“性”的解释：性是学习如何成为男人或女人的全部过程，是对于自己身为男人和女人的感觉与态度，是有关生为男人或女人的一切想法、经验与行为表现，是与同性及异性的交往方式，与同性及异性所建立的关系模式。因此，如果我们希望自己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能在性方面获得圆满的满足，对自己能有全面的接纳，那么摆脱性的无知，就不仅局限于关注自己的性器官和功能，也不意味着我们要成为各种性技巧的尝试者，而是意味着我们还需要装备许多有关如何做人的东西―――了解在社会中自己所扮演的性别角色，学习如何与异性相处，有关性的一些表现，有关性的不同价值观和不同文化制度，性道德观等。“实际就是指你整个的人生。”

而现在在学校里一提性教育，还是一件挺敏感的事。“我们在家长中做过调查，家长都愿意让学校来做，但又不希望讲得太多，怕孩子分心。但你说这个度怎么把握呢？还有一些更敏感的内容，比如避孕的知识，能不能讲，在什么时候讲，讲到什么程度，都是问题。”她说，曾经有学校尝试讲了避孕的一些方法，就有家长立刻找到学校，说你们这是想干什么。

张丽丽说，不少家长认为，我的孩子还小呢，什么都还不懂。有一次，学校老师抓到几个孩子聚在一起看黄片，把家长叫来，家长根本不相信，说那么小的孩子，不可能。把光盘拿出来给他一看就傻了。家长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孩子。

别说家长，作为老师，张丽丽也不敢说了解自己的学生。

高二的课堂上，一次自由问答时间，提到避孕药，立刻有学生站起来说出好几种。“有的我都不知道，真的特惭愧。”

还有一次，课堂上讲到婚前性行为的话题，一位平时非常文静的女生站起来说“这些观点太过时了”。

“有的家长会认为，自己小时候也没受过什么教育，不也挺好的吗？可他没想想，现在的社会环境变化多大，周围的刺激那么多，孩子发育又提早，他必然有性能量要宣泄，你不教育有人会教育，而且孩子会自找教育，找来的什么样你可就不知道了。”

张丽丽说，家长也很矛盾，一方面认为孩子知道得越少越好，但另一方面，又希望孩子有自我保护能力，不要受“欺负”。“可是你说孩子什么都不懂，她连什么叫被欺负都不知道，怎么避免被欺负呢？我看到过一篇报道，女孩遇到强奸犯，首先抱头，她都不知道人家要对她做什么，保护什么呀？”

而有的家长则又是另外一面，关注，但不科学，甚至是无知。有个妈妈，发现儿子自慰，她觉得这是个特别坏的事。“这个妈妈和我讲，为了控制儿子自慰，她搬到和儿子一个房间睡，只要一听见儿子的床上有动静，马上就啪地把灯打开。这位妈妈要是长期这样下去，这孩子不仅心理会受影响，将来性功能可能都会出现问题，挺可怕的。”她很感慨：“青春期教育不应该只给孩子做，也要给家长做。而且家长教育应该做在前面，孩子上中学，先给家长开个预科。”

在自己的课堂上，作为老师，张丽丽最强调的，是不做评价地探讨，让孩子们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张丽丽说，对于十几岁的孩子来做这样的性启蒙课，最重要的是花一些时间来解除他们的顾忌和性罪恶感。

孩子们的问题千奇百怪，人妖是性变态吗？太监是怎么回事？同性恋是否遗传……对于这些问题，张丽丽会在解释的同时，也传递一些道理和观念。比如，说太监，会讲到那是对男性的摧残和不尊重；谈同性恋，他们只是性取向和多数人不同，不应该歧视他们。“我知道，我的坦然和开放非常重要。因为这些问题不过是孩子的试探，真正的问题还在后面，如果我在这个阶段就支支吾吾，那后边的问题就不会问出来了。”

果然，考验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