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
【冰点】巍巍黄万里（下篇）2004年10月27日 10:40:59
“有这么一些
中国人，说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好”
1957年春，中共中央发动党外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一向快人快语的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新清华》分两次发表了短篇小说《花丛小语》，批评北京的市政建设，也批评了在三门峡方案中，有些专家原本是知道水流必带泥沙的，却仍跟着高唱“黄河清”的现象，还批评了当时盲目学习苏联的高校教育模式。
据朱正先生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记载：
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给毛泽东送去了一期《新清华》，上面有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写的《花丛小语》。黄万里是黄炎培的儿子，留学美国的水工专家。文章开头，是一首他填的《贺新郎？百花齐放颂》……
蒋南翔不是为了这首词送给毛泽东看的，而是为了文章里其他一些内容。文章批评了北京新修的一些公路，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铺大碎石的路床，却直接铺柏油碎石路面，完全违反了路面下须先铺上为了排水和散布载重力的路床这种施工常识。今年春雪特别多，天暖融化之后，路面下的积水不及宣泄，因而路面受载重时就被压碎，到处翻浆，车辆无法通行。文章议论说：“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有多么大，交通已停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
这篇文章发表时标题下注明“小说”，其中马路翻浆这情节可不是虚构，5月16日在中央统战部的座谈会上严希纯的发言就谈到了北京筑起了很多质量不好的马路，今年全部翻浆的事。马路没有修好，作为一个工程技术问题讨论讨论，不就足够了吗？可是一定要拿来同美帝比腐败，当然是右派分子存心捣乱了。
这篇文章给毛泽东留下了印象。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还在各小组组长的会上说：“有这么一些中国人，说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好。……黄万里的诗，总还想读的。”这里说的“诗”，即前面的那首《贺新郎》。
黄万里这篇文章还提到这以前不久关于黄河三门峡工程的论证。他批评说，论证中有专家“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典见颜地说黄河水真的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自己的饭碗？”在那一次论证中，黄万里根据黄河泥沙特点，提出降低水库蓄水位，坝底留大泄水洞排沙的方案，未被采纳。他的书生气太多，不懂得论证这道程序的作用只不过是认可既定的方案。
1957年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帮党整风迅速转为反右。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几经修改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但就在同一天的《人民日报》第六版上，在毛泽东亲自题写的“什么话”的栏目下，发表了黄万里的《花丛小语》。《人民日报》随即连续刊登了批判黄万里的文章，黄万里一夜之间成了全国知名的大右派。
黄的文章在《新清华》发表后，据当时在清华水利系任教的赵文源先生回忆：
“每期《新清华》出刊，我们青年教师都热烈地传读、议论，很感兴趣。现在回想起来，黄先生在文中提出了当时知识分子中的一种现象，即只盯住领导的一句话，就机械执行（文中名之为‘但丁’派），另一种现象为只评功摆好，明知不对，不说为佳，不肯讲实话，明哲保身（文中称为‘歌德’派），文中举有实例，只是真人姓名用明显的隐喻代替，（如敢讲真话的人隐改为‘金大朗’，人们稍加分析就可知是钱伟长先生），这实际是对某些不肯讲真话的老教授的一种善意的批评（或许微带辛辣）。《花丛小语》文中还指责了道路连年翻浆，通车不便，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黄万里1995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有一次，毛泽东遇见我父亲黄炎培时很不高兴地对他说：你们家里也分左、中、右啊。《花丛小语》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后的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
此前，1954年，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先生将“统购统销”政策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向毛主席提出意见，随时后在人大内部会上遭到批判。这次反右运动中，黄氏一门可谓受难深重，黄炎培还在世的三个儿子黄万里、黄大能、黄必信，两个女儿黄路、黄素回都被打成了右派。
“伽利略虽被投进监狱，但地球仍在绕着太阳转！”
1958年，清华校党委正式向黄万里宣布决定：他被划为右派。黄万里听后，不动声色地回答：“伽利略虽被投进监狱，但地球仍在绕着太阳转！”
黄万里被定为右派后，工资从二级教授降至四级教授，大部分时间在家中赋闲，既不准讲课，也不准发表文章，甚至连“先生”“教授”的称呼都不能用在他身上。他的学生赵文源因请教问题，叫了一声“黄先生”，“顿时感到唰的一声，在座的所有师生的目光，一齐射向了我，目光中含有责备和不满，或许还有一些疑惑和不解。”
一年后，他被送到密云水库劳改，住在干打垒的半地窖里。1959年，随着寒冷日子的临近，饥饿越来越逼近人们，在水库工地上，人们也饥饿难熬。黄万里表面上力争保持着平静，但他的内心却是痛苦的，他写给家里的信中说：“我真需要我哪个儿子能在身边，我可以扶着他走回去。”
可就是在这样的生活中，黄万里一直没有忘记三门峡。1964年，他再也不能坐视三门峡水库造成的灾难，再次向国家领导人上书，希望自己的意见能引起当局的重视，被采纳。
这一次他上书的对象选择了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建议改建三门峡坝，信是四六韵文写的，并附有两首古体诗。信送出之后，果有反应，水利部有关领导嘱其提出改建计划。
黄万里用两个月的时间写就了三门峡改建方案，其法为开洞排沙，以灯泡式水轮机加速底流，“期救秦川于陆沉，复蓄水以调洪兴利”。
据黄万里内侄筱白先生回忆，黄万里呈交修改方案后，中央指示水电部一位副部长约见黄万里谈话。“1964年春某天清晨，姑父风尘仆仆进城来到我家谈及此事，恰巧家父认识这位副部长，便说这位副部长系工农干部，文化水平很低，不过一村长之材也，谈话恐怕也无助于补。随即姑父匆匆赶往附近的国家水电部，中午时分又赶回来，连连摇头叹息，说该部长连村长水平都不具备，简直是对牛弹琴。”
黄万里《改修黄河三门峡坝的原理与方法》最终未能被采用。黄万里晚年记述说：“这个建议未得批复，因为对于黄河输沙下来的看法，我和大家有原则上的分歧．我的主张是必须让泥沙排出水库，以挽救渭河南岸；而一般的主张是拦沙上游，以减免下游河床淤高。但是，人们也怕泥沙继续淤在库内，于是把坝下泄水洞逐年一个个地打开来，弄得大坝千孔百疮，果然能排出很多沙来。而实际上排出的是潼关以下库内历年的积沙，每年随着水流下来的泥沙仍然淤在潼关以上黄渭河槽里。人们却误认为这样开洞排沙改建三门峡坝之后，冲淤可以从此平衡了。这样做好比把可以治好的急性肝炎拖延不治，而转成了慢性肝炎。”
在三门峡败象已露时，1964年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向黄炎培提到黄万里的词很好，表示黄万里写个检查可以摘掉右派帽子。但他却没有利用这次机会，改善自己处境。
据黄万里长子黄观鸿2003年11月公布的有关黄万里的资料，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64年一天，传达毛主席春节座谈会讲话，毛在会上对我祖父黄炎培说：“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我一听，喜出望外，心想这回父亲的“帽子”摘定了。我告诉父亲这个“好消息”，父亲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是上边通过你大大（祖父）要我写个检讨，交上去。”这本是父亲“摘帽”的大好机会，他却附诗赋词上书说：三门峡问题其实并无高深学问，而是1957年三门峡70人会上，除我之外无其他人敢讲真话。请问“国家养仕多年，这是为什么？”
“无疆无疆，现在是无姜了，买不到姜了”
1966年，“文革”开始了。1957年被打倒的人继续着他们的命运，但大多数人会选择三缄其口，明哲保身。黄万里不同，他有自己的反抗方式。
运动开始时，学校里的红卫兵到处打人，黄万里也被打过，用带扣子的皮带抽后背，事后只能俯卧，无法躺下。他立即给周总理写信，反映这一情况，嘱家人亲自送交。没过多久，上面即派人传下指示：不许打人。许多人相信，这与黄万里的信有关系。
不打人，红卫兵改给牛鬼蛇神们剃“阴阳头”，就是把头发一半剃光，一半留着。黄万里被剃阴阳头后，回家立即叫家人给他剃成光头。事后，他还拿推子帮其他黑帮分子都也剃成了光头。
老右派们每天在监督下打扫卫生、政治学习，有时也谈论一下时局。当时，流行说“万寿无疆”，黄万里就对同伴们说：“无疆无疆，现在是无姜了，买不到姜了。”
1971年，黄万里从江西回到北京，不久又被下放到清华大学水利系基地―――三门峡水库。在那里打扫厕所，接受批判。由于这里的生活条件好得多，又靠近他所希望治理的黄河，黄万里的心情好多了。
他扫完厕所，就在楼道里打太极拳，练气功。有时还到马路边去买小吃、花生米，买完即大模大样地吃。清华水利系在基地建了个小图书馆，黄万里常常跑到里面去看外文资料，但通常是用一本毛选盖住一本外文书，有人来，就看毛选；没人就看英文书。时间长了，他和烧锅炉师傅的关系搞得很好，每天都能到锅炉房洗个热水澡。
而对于批斗，黄万里已经能够泰然处之了。他说自己是“老运动员”，轮到批斗他，他就坐在被批的位置上，让低头就低头，让怎样就怎样。
他的学生沈英谈到黄万里在三门峡的这段生活时，感叹道：“回想起来，那种压力，一般常人是不能承受的，黄先生还能把心思集中到考虑国家大事，他认为治理黄河是非常重大的事情。有时遭到批判，也不灰心丧气。我记得有一次，黄先生随清华的人开一个关于黄河的会……当地人并不知道黄先生的身份，把他请上了主席台。结果，回来后黄先生因此被批了一通。但他泰然处之。他认为这种做法不对，但也不把这当成回事。”
初到基地时，上面对黄万里有个明确规定：禁止参加治黄研究及接受校外技术咨询。但1972年春，黄万里突然接到一项任务，清华大学水利系领导让他在40天里，就三门峡改建、黄河海河的治理提供意见。
这件事很少有人知道，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在黄万里的遗稿中，发现了1972年5月黄万里给周总理的一份信函草稿，和1973年3月给“黄委会”主任王化云的信函草稿。据此推测，让黄万里开展这项研究，很可能是周恩来的意思。
1978年，黄万里给《水利系三门峡基地领导及系、校党委报告》也证实了这种推测。报告中说：“敬爱的已故周总理曾公开鼓励过，像我这样的人对于治理黄河有兴趣，应到三门峡工作，给予机会，作出贡献。他的话在1973年全国各大学都传达过，但北京市的没有听到。对已故总理的鼓励，我十分感激，只有更加努力改造思想，钻研治黄之道，以报答他的关怀。可惜我到1976年夏秋才完成治黄方略的研究，在总理逝世之后，对此我悲哀不已！”
这段时间，除了受批判，打扫卫生，黄万里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治黄研究上，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6年。
那一年，他65岁，掉了一颗牙，身体状况也大不如前。他猛然感到，雄心犹在，但以他当时的处境，如果再没有高层的支持，似乎很难再有为国尽力的机会了。
“不够资格的才写申请，我够资格为什么写申请”
“四人帮”垮台后，黄万里的牙、前列腺都有了毛病，甚至出现了血尿。随着大形势对知识分子的转暖，他向学校领导递交了请示报告，要求留京治病，一边进行科研工作，并提出要把自己多年来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的研究整理成文。
1977年，政治气候开始出现变化，黄万里虽然还戴着右派帽子，仍然就治黄问题，向陈云和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副总理上书进言：
“万里研究黄河治理问题四十年了，这一治理方法也拟具有些年了。我认为黄河是可以在三五年内（基本上）治好的，包括安全防洪，下游广泛浇水治碱，增沃田五千万亩以上，三门峡实现原计划发电100万千瓦等等（见提要）。历史上曾有先例：汉王景治河只用一年时间，经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八百余年，河无大患，这是确实的事，应予后人治河以充分的信心。依据这种信心，我研究了中外古今在不同自然条件下各种治河的理论，考椐了黄河的历史拟定这一设计方略，文中尽量避免专业理论，以适应广泛审阅，一得之愚，亟待就正于群众。按治河方略从来是由普通政治经济工作者提供意见，最后由领导作政治决定的，不限于仅仅专业问题。素仰公对全国经济建设了如指掌，关怀最忧切。治黄乃千年大计……决定亿万民生，失误则家国殄瘁……衰病之身，亟愿生见河治于大治之年，曷胜迫切待命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