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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谁坐在中间？2005年01月05日 00:32:29
本报记者 徐百柯
企业家们坐在一起会
谈些什么？怎么更多、更快地赚钱吧？非也。在去年下半年的一次著名企业家们的聚会上，“云南红”董事长武克钢的长篇演讲振聋发聩，他谈古论今，阐述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这篇演讲引发了思索，不胫而走……
他原本有大好仕途：20多年前，他第36个到深圳蛇口开发区区政府报到；是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人物袁庚最得力的助手；32岁时，成为蛇口工业区常务副区长；他曾是中央党校高级班（市长班）最年轻的学员，完全可能成为一颗耀眼的政治新星……
他也许会是一个学者：他家学渊源，外祖父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元老孙冶方；他拥有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博士学位，目前仍是该校的社会经济学客座教授；他半路出家研究农业科学，写出的论文居然在全国学术研讨会上被评为优秀论文……
但他最终选择当一个企业家。他的香港通恒集团在内地有广泛的投资，其中最具知名度的是云南红酒业有限公司，几乎占据了西南地区红酒市场的全部江山。他本人是云南省政协委员，并且刚刚被评为“2004云南最具影响力企业家”之一。
武克钢，经商，更研究商道，他在知天命之年，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并且传达出一种使命感―――工商文明的崛起，乃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我要经常性地、正常性地处理这些荒唐事”
昆明冬日的阳光中，记者见到了武克钢。寒暄几句，反而是他抛出了第一个问题。
“中青报是不是刚报了湖南哪个地方的党政考察团在桂林冲关的事情啊？影响挺大的，我也看了。”
“是的，湖南邵东。”
“还警车开道呢，多牛啊！可见现在这帮官员的心态……”
在前往红河州弥勒县云南红酒庄的路上，武克钢发表了他对中国官僚体系的一番见解。他认定，目前中国没有形成富有生命力的“中产阶级”，倒是已然形成了一种畸形的“中间官僚”。“两头，一头是老百姓，另一头是中央国家机关，中间这些官员，一些人简直是把腐败当成了一项事业来做。”
他说就在上个星期，三天之中遇上了三件事。
第一天，公安局找上门，说云南红公司不得擅自成立保安队；要成立，必须向公安局汇报，制服得向公安局买，人员得由公安局训练，训练还得交费。背后都是利益，武克钢认定了此点。他开始“顶牛”：好，我纳了税，而且是纳税大户，我该买的单已经买了，那么公共治安是应该你们管的，我的工厂出了事是不是也应该找你们？现在我自己来管。你说要登记、管理，我都愿意，我就一条不愿意，你凭什么收我的钱？一个保安问我要两千块钱！
第二天，环保局找上门，说要收排污费。怎么收呢，根据用水量收取。武克钢又急了，排污费，明明该排多少污水，收多少嘛，怎么会这样？后来，他总算想起，当初工厂建排污系统时，当地环保局也来了，但工程没有给他们，而是请省环保局设计建造的，由此种下“祸根”。
第三天，“事儿就更可乐了，你的肚子都受不了，实在是荒唐透顶！”武克钢说。云南红公司被评为红河州的优秀纳税企业，这本是件好事。但税务部门说今年国家下了个文，优秀企业不知道是否弄虚作假，所以要进行审计，请独立的中介机构。
“滑稽的是，这笔费用得我来出！我们企业真的是唐僧肉啊？我又没要你这个先进，是你们自己要表扬我的。你要来审计，也不是不可以，但你不能收我钱呐！你说这哪儿说理去？”
武克钢很清楚，这种事情，企业面临不是一天两天了。“我现在是要经常性地、正常性地处理这些荒唐事。已经变成常态了，这就是今天企业面临的实际状况。”
仅2003年，“云南红”就给国家上缴税金达2018万元。这些税金干什么了？
他活灵活现地模仿双方的对话：“公安局来收保安的钱，要收两千。这边就说，1千2行不行啊？不行，得1千5。哥们儿，咱们关系不错，我请你喝顿酒，1千3就完了。来收排污费，开的条子是5万8。这边就说，你胡扯，哪里有这么多，3万行不行？不行，起码得4万。哎呀，3万5吧……”
他笑称，官员遇上自己都觉得纳闷，“怎么一点儿不讲‘江湖规矩’。”规矩本来是，我漫天要个价，你就地还个钱，不就完了吗。武克钢苦笑：“这已经成了现在的‘潜规则’了。”
不过，因为武克钢对这套把戏很熟悉，有时候他出个招，官员们还真没法子。“拿着个文件来找我，说根据什么什么文件，要怎么怎么。我就装傻，说我是外资企业，我不懂什么叫文件，请你给我解释一下，文件是什么含义。根据中外合资法，我们只遵守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和政令，请你把法律、法规和政令送来，本公司一定无条件执行。至于何为文件，请你先给我解释清楚……”
“支持政府搞廉政，官员到此莫伸手”
武克钢后悔了，非常后悔，还非常气愤。
“你说，我造的为什么就是酒呢？我为什么不是造老鼠药的啊！”
在1998年年初，他迅速地从“云南红”面世的欣喜中清醒过来，开始集中精力对付纷至沓来的无数只手―――这只手，要两瓶酒；那只手，要两箱酒……
他愤怒。在云南红酒业有限公司的接待室里，赫然挂上了醒目的大幅标语―――“支持政府搞廉政，官员到此莫伸手”。
6年过去，伸手要酒的官员倒是没几个了，但武克钢依旧苦恼。
秘书走进来，“董事长，某办某处的处长说下午想来拜访一下您。”武克钢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这可不行，你就说我在国外。”然后他又想了想，说：“你这样说吧，董事长他们一家人早就定好了到国外去度圣诞，已经出发了。”
秘书再次走进来，递给武克钢一封信。他取出一看，乐了，“又来了，这个某某协会，举着大旗要收钱的。”
武克钢抱出一大摞文件，指着说：“都是变相要钱的！哎呀，头都大了！这才几个月，又积了这么多了。我都留着，什么时候打包带到政协会上去，让大家见识见识……”
随便抽出几份文件，抬头赫然都是“中国”、“中华”、“国家”、“国际”这样的字样。其中一份，顶着“国际经理人协会、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华文学基金会、中国工业报社、中外企业文化杂志社、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等整整大半页纸的头衔，内容是评选若干项“十大人物”，正文中称，“该项活动不收评选费，会务费6800元……”
记者一边翻看，一边嘟囔了一句：“这些地方都是干吗的啊？”武克钢一下激动起来，提高了嗓门说：“干吗的？什么都不干，就是要钱的！”
让他觉得最可恶的，是因为，“都是打着国家的什么协会的旗号啊、变相的机构啊，这帮人都是拿国家工资的，都吃皇粮。精简机构，或者退下来没事了，这些官员、前官员们，就开始想着法捞钱。问题的关键是在这儿！”
武克钢的秘书一天到晚要接到很多“莫名其妙”的电话，有的口气还很大。
“啊，我是哪哪哪，找你们董事长……你们董事长怎么不接电话？你们知道后果吗？”
秘书早学聪明了，态度很好地说：“对不起啊，我们董事长不在。”
“他怎么会不在？把你们董事长电话给我！”
“对不起，他不在国内，他在海外。”“他怎么会在海外？怎么这么久不回来？”
“他就是在海外……”
“哦，你们董事长是外商啊。哦，那情况不一样。感谢他！”
“然后就把电话挂掉，不再惹你了。”学着学着，武克钢觉得滑稽得不得了，自己哈哈大笑起来。
但是，很快武克钢就平静下来。“说实在的，这还是咱们敢顶的。也有真得罪不起的，人家领导打个电话，你不还得办吗？”
“中国商人最伟大的感悟、最深刻的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成为支流，这多么遗憾呐！”
武克钢曾经模仿鲁迅说过，我读中国历史这本书读了一辈子，读出了三个字―――“官本位”。
让他痛心的是，“官本位”的观念到了今天也还并没有远离我们，许多人骨子里还都是这套东西。一伙朋友去吃饭，如果有一个位置较高的官员，他一般就习惯性地坐在中间或上座，商人做得再大，也往往是坐在一边陪着，最后买单。
武克钢最近参加一个政府代表团到德国考察，到了汉堡，市长和商会会长两个人来迎接。按照中国的习惯，代表团的领导和成员都是先跟市长握手、寒暄，但等到吃饭的时候，大家才惊讶地发现，商会会长是坐在中间主座的，市长却坐在旁边。
后来，汉堡人又介绍了，中世纪时，汉堡市商会和市政府之间有一条地下通道，地道中间有扇门，钥匙在商会会长手里，他可以随时过去视察，看纳税人的钱被用来在干些什么。而市长要到商会这边来，得先敲钟，经过商会会长同意后才能过来。
在武克钢看来，这中间的道理再简单不过了：双方都明白，市长是由商会成员上交的税收供养的，只是公务员而已，只能为纳税人服务，不得横生枝节。
伦敦也曾经给武克钢留下过相当深刻的印象。大伦敦之内，有一个小伦敦，从法理上讲并不归属于大伦敦，是独立的。当年，英国的资产阶级和贵族进行激烈对抗，他们首先在伦敦一个已经废弃的贫民窟地区建立起商会，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组织力量和权力管理结构。后来，他们采取了与法国大革命不同的赎买策略，以60万英镑的价格向贵族朝廷购买了这个区域的永久自治权，贵族官僚不得再来征税和骚扰。直至今天，英国女王如要进小伦敦，仍需要用女王权杖在街口地上敲三下，小伦敦市长出来询问，再向市议会汇报，得到批准后，女王才能进入。
他由此大为感叹工商文明的优越性：“我们设想一下，这样的变革如果出现在中国，当年有人把我们的咸阳城、阿房宫同样地买下来，不就有可能保留到今天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