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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是测真，不是测谎2005年03月16日 00:03:34

本报记者 冯玥

3月中旬，“两会”正在北京隆重召开。

正在此时，河北涉县公安机关接到报告，一家采石场仓库里存放的100多公斤炸药及大量雷管被盗。

仓库保管员成为最大嫌疑人。一个星期过去了，嫌疑人交代了又翻供，反复数次，始终也没有说出爆炸物的去处。虽然警方采取了全面撒网布控堵截的措施，严密监视着进出涉县的所有道路关卡，但被盗的炸药和雷管依然下落不明，不知去向。

正在陕西办一起杀人案的武伯欣，接到河北省公安厅刑侦局打来的紧急电话，已请示过公安部，请他尽快赶往河北涉县……

像是一本惊险侦探小说的开头？是，这是一个侦探破案故事，不过可不是小说。

武伯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犯罪心理测试技术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自1992年参与侦破第一起案子以来，他运用心理测试技术，协助公安司法机关侦破980余起疑难案件，区分无辜者和涉案人的准确率达98％。

然而，被誉为“测谎专家”的他却一再强调：“我不是‘测谎专家’，谎言是测不出来的。我只能测真，测真实发生过的事。”

“咱们谈事不谈人，不用和我说嫌疑人怎么讲的。”

赶到涉县时，已是凌晨一时多，专案组的人都还没有睡。这么大量的爆炸物万一流入北京，万一……后果不堪设想。

接到从河北打来的电话时，武伯欣就嘱咐过，这几天不要再审讯了，务必要让参加测试的嫌疑人好好睡觉，好好吃饭，恢复体能。到了涉县后，他又再一次叮嘱，早饭一定要让被测人吃饱。

听取案情介绍时，他拒绝了递给他的口供卷宗。“口供我不看。”他对介绍情况的人说，“咱们谈事不谈人，不用和我说嫌疑人怎么讲的。”

在一般人印象中，“测谎”就是测你说的是真话还是谎话。可武伯欣坚决反对通行的美国测谎教材根据口供出题的方式。他认为，口供的来源可能正常，也可能不正常，还可能存在指供、诱供、逼供，真话假话混杂在一起，不应该以此作为测试的依据。

不过，即使是相对客观的鉴定报告，也要非常小心，因为那里面也可能有“陷阱”。

江苏某县杀人案，法医鉴定里写着：“尸体颈部有掐压痕迹，符合被筷子致伤形成。”

“这你就要会看了。”武伯欣说，“这个鉴定显然是等审下口供以后才出的，而不是事先独立做出的。就不能依据这个出测试题。”

他解释，任何法医鉴定，都不可能做到这种程度，最多只能说到“较坚硬的横条物质”，无法具体到名称。

还有一桩，也是杀人案，现场发现一枚嫌疑人指纹。那就必须弄清楚，指纹鉴定是什么时候做的？是当时现场还是找到嫌疑人后？新鲜程度如何？况且留下指纹可能有多种情况，未必一定是作案。事后证明，当时嫌疑人的指纹，是早先给被害人家里安玻璃时留下的。

“如果当时设计了‘指纹’的问题会怎样？”

“那就坏了。审讯中没准儿多少次提到‘指纹’，可能已经形成条件反射了，测试中再说，肯定会造成错误判断。”

第二天一大早，不到8时，武伯欣赶往案发现场。选择这个时间并不是随意而为，因为据勘察，案发时间正是在这个时间段。

这是距涉县县城不远的一家村办采石场，所谓仓库就是一个被掏空的山洞，惟一的出口是铁栏杆围着的门，门上的链子锁被撬开。库内成箱的炸药都已经不见，装雷管的铁皮柜子也空了。山洞位于一个大坡的中间，坡挺深，门口的小路仅能容一个人侧身而过。坡下就是村子，早上七八时，村里的人都已经忙活开了。

与刑警勘察现场寻找侦破线索不同，武伯欣去看发案环境，为的是重入彼时彼地，体验与案发时基本相似的时空环境，这样才能更好地“进入”作案人及受害人在当时具体情景下的心理状态。只听办案人员汇报或看案卷材料，不身临其境，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而有了这样的体验，才能更好地进行下一步的犯罪心理动态分析。

看过现场后，武伯欣和办案人员讲，这案子只测一个嫌疑人不行，报案人和别的有关人员，都有必要扩展进来。

“为什么？”我问。

“当时从现场看，小路很难走，要把100多公斤炸药还有雷管拿走，单是一个人很难完成作案过程。”他说，仓库离村子不远，如果是不熟悉地形的陌生人所为，很难不引起注意。

再进一步分析，库房门锁是被撬开的，但既然保管员有钥匙，为什么要采取容易被发现的撬门的办法？又为什么非要一次性盗走全部库存？假如是保管员干的，这些炸药雷管是怎么运走的？这批东西现在在哪儿？是藏起来了，还是运走了？是几个人一起干的？是临时起意还是事前准备？

经过甄别的现场勘察材料和犯罪心理分析，是拟订测试题的基础。

在犯罪心理分析阶段，最重要的是要发散思维，穷尽各种可能性。武伯欣说：“比如，偷炸药的人，是不是一定就为了要炸什么地方？还可能是为什么？”

他说，从多年的经验看，如果案件的侦查人员，能将案件的多种可能性都考虑到，把网撒大些，在多条线索上展开侦查，真正的罪犯确实就已经在摸排出的嫌疑人中间，这时使用心理测试技术能甄别涉案人和无辜者，是最佳阶段。

反之，如果前期思路不开阔，没有对多种可能性加以分析研究验证，甚至被假象迷惑，以为嫌疑人百分之百就是作案人，却又缺乏过硬的证据―――碰到这种情形，一旦经心理测试嫌疑人被否定，整个侦查要调整方向重新来过，有些案件可能就已经错过了侦破的有利时机。

可惜，实战中后一种情况并不少见。

“这项技术检测的，是被测人有无与案件相关的心理痕迹，而不是他口供的真假。”

“测谎”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比如在古代印度曾有过“干米测试法”，法官让被告嚼一把干米，干米嚼碎吐出来还是干的，量少，就证明有罪；如果湿的，量多，就无罪。现在心理学研究证实，人在恐惧紧张的状态下，唾液分泌会减少或停止。当然紧张未必就是罪犯，但“干米测试法”反映了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心理活动和生理反应之间存在联系。

武伯欣自己对“测谎仪”的第一印象，来自“文革”前上映的一部反特电影《寂静的山林》。片中，打入敌人内部的我侦察员，接受美国专家的“测谎”检验，如果被测出说谎，那仪器会立刻放出强大电流，击穿你的心脏。“当然，这个仪器在王心刚主演的我方侦察员面前失灵了。”他笑着说。

对“测谎仪”这个通俗的称谓，武伯欣在很多场合都反复提出，这是一种错译、错用。英文polygraph，准确的汉译应该是“多道生理心理描记器”或“多道心理生物记录仪”，而这项技术的科学称谓，应该是犯罪心理测试技术。

这一理论认为，每一起案件，在现场及有关空间，作案人除了会留下一些反映案件信息的客观痕迹，如指纹、毛发、足迹等之外，还必定会有一系列与案件相关的心理痕迹―――记忆、知觉、情绪、自我评价、思维对策等。

比如，发案若是在夜里，周围有没有灯光？受害人喊出声了没有？包括作案人害怕了吗？后悔了吗？这些只有涉案人员才会有的知觉经历和情感体验，都会留下深刻的心理痕迹。

“这项技术检测的，是被测人有无与案件相关的心理痕迹，而不是他口供的真假。”他一再说。

测试中，被测人听到口头提问之后，语言经过听觉神经传导到大脑，大脑对语言做出理解、评判，在经历思维对策和意志等心理活动后，进而产生生物指标的变异，如皮肤电位、呼吸、血压等的变化。心理测试技术专业人员通过捕捉、分析、判断这些生物指标的数值变化，即可反推判断被测人有无涉案心理痕迹。

“那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问，“我不是作案人，但是通过一些渠道，也了解到案件的情况，被测的时候会不会有反映？”

“不会。”武伯欣答。“因为心理痕迹绝不仅仅是记忆，还包含了特定的意志过程、思维过程、情绪过程，这些不是涉案人员是不会有的。”实际上，他们在不少案件中测过知情的刑警、预审员、法官，结果都是完全排除。也正因为这样，心理痕迹不会像记忆一样有一定的遗忘规律，在他参与的案件中有不少是积压了数年甚至十几年的旧案。

在“对事不对人”的大原则下，测试题表述方式的具体细节也很有讲究。

比如，具体提问中避免出现“你”这个人称代词。不要问“你和被害人认识吗”，而要使用“作案人和被害人认识吗”的表述。

武伯欣解释，中文和英语的结构不同，中文问句是以“你”字开头的，据他多年实案观察，测试中如果反复出现明确指向被测人的“你”字，所导致的心理压力和情绪波动是无法估量的。而英文疑问句以what、when、where、who等疑问词开头，you被夹在句子中间，造成的心理暗示和压力远不如汉语那么直接和强烈。

“这属于心理语言学的内容，在心理测试技术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可惜，现在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几乎没有。”他说。

再有，尽量不用“杀人”、“偷”这样刺激性强的词语，改用“被伤害”、“被拿走”。这么做，是为了尽可能降低无辜者的心理压力。而涉案人的负罪感水平和无辜者不同，一般不会有太大改变。

在涉县爆炸物失窃案中，武伯欣拟订的测试题共有8组50多道。内容涉及作案动机、动机发生时间、人数、炸药去向、作案人目前的心理状况等。

“我们调查了这么久，不是他是谁啊？”

嫌疑人被带进来时显得很紧张。作为仓库保管员，他当时是这个案子惟一的嫌疑人。

测试室是县委招待所一间客房临时改造的。床被搬走了，被测人坐在一把带扶手的沙发椅上，隔着一张桌子，武伯欣和助手坐在对面，桌上放着笔记本电脑大小的仪器。空调定在23摄氏度，窗帘半拉着，自然光线很柔和。之所以不放在公安局，是尽量给被测人减小心理压力。

正式测试之前，要先进行一段测前谈话。告诉被测人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技术，对人体无害，并尽量消除被测人的紧张感，也帮助主测人判断被测人的听觉、智力、体能、精神状态，以及文化程度、气质类型等，这些都是影响测试是否准确有效的因素。

“所以我坚决反对现在所谓的全自动的测试仪。”武伯欣说，人的差异性很大，理解力、反应速度、不同气质类型，表现在图谱上的波形也有差异，分析时这些因素都要考虑。而且，进行测前谈话和测后谈话的方式也不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