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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特稿第570期无处逃避2005年12月14日 04:21:19

本报记者 董月玲

小卫和老纪都是山西

闻喜县农民，同是1965年出生，两人都因为采血，于1997年前后查出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去年底，在北京佑安医院住院时，他俩见到胡锦涛，与总书记握了手。当晚，电视新闻做了报道，他俩的脸没有做遮蔽处理。

自此，两家起了风波，生活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一年来，跟踪拍摄他俩的“防艾”志愿者王天明，目睹了两个家庭发生的事情，写了情况反映：与胡锦涛总书记握手的两名艾滋病患者处境尴尬艰难。他找了若干家媒体，也多次找相关部门，但无人理会。

“12月1日”，是一年一度的“世界艾滋病日”，也是艾滋病人受关注的高峰期。11月25日，王天明专门去山西，把老纪他们接到了北京。

“老百姓会觉得，看，国家主席都不害怕艾滋病病人，咱更不用怕了”

去年11月，在短短的时间内，小卫周围有3个艾滋病病友去世，他心里发毛，思想压力大，就给曾住过的北京佑安医院打电话，进行咨询。

“医院说，正好要赶上‘十二月一日’了，可能有些活动需要你们配合一下，你就过来吧。”小卫说他这样来了北京，老纪也在佑安医院住着。

住了一周，就赶上总书记到佑安医院。见面的情形，小卫记忆犹新：“那是去年11月30日下午3时40分，起先，医院没敢说是谁来，只告诉我们要见一个大的国家领导人。提前半小时，胡锦涛已经进医院了，他们才告诉我和老纪要见谁。”

小卫以前做过生意，妻子孩子是城镇户口，一家人一直在县城边上租房子住。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强，脑子转得也快。知道来的人是总书记，他准备好了签名本，还拿上一双妻子做的、上边绣着“关心关爱”的鞋垫。

我问小卫当时是什么感觉，紧张吗？

他说不紧张。只觉得脑子空荡荡，有点像梦游，当然也挺激动的。胡锦涛一行先是去了老纪的病房，再到小卫的病房。

“我坐在床上，胡主席一进病房就向我伸出手，我看到他衣服上佩戴着红丝带。他问我是哪儿人，我说是山西的。吴仪副总理跟在后边，说，啊，也是山西的，也是卖血感染的吧？”

“胡主席的手挺热乎的。他还对我说：你们得这个病是不幸的，但党和政府都很关怀你们，社会各界也在关怀和支持你们，你们要有信心战胜疾病！”

时间很短暂，告别时，小卫掏出鞋垫，跟总书记说：我想送您一样小东西，是我爱人绣的鞋垫。“他将鞋垫拿到手里，仔细地端详，对我说非常感谢。我又赶紧掏出笔记本，请他签字留念，胡主席愉快地为我写下‘祝愿你早日恢复健康’。”

回到病房，心情仍不平静。一位当时采访的记者描述他俩“兴高采烈地沉浸在激动、幸福之中”。

没料到，晚上电视新闻一播，小卫和老纪家里就炸了锅。

先是小卫妻子来电话：“你还让不让我们活哩？”接着，老纪的老婆也打来电话，说16岁的儿子找不见，失踪了。

知道家里出事了，别的病人说：“两个傻×，如果我们答应见面，哪里能轮到你俩？就是给我30万元，我们也不会见，上电视曝这个光。”

“我当时只是想，我代表的不是我自己，而是全国的艾滋病感染者，胡主席代表的是党和国家。见了面、握了手，会起好的作用，老百姓会觉得，看，国家主席都不害怕艾滋病病人，咱更不用怕了。

“咱还想，能跟胡锦涛握手，跟国家元首见面，就是死了也不冤枉。但没考虑到家人，尤其没想到给小孩带来那么大的伤害。”

“我最受不了的是对我家人的歧视。他们不是艾滋病人”

老纪和小卫以前也上过电视，但他们不知道这次曝光，跟以往比是天地之别。

“太厉害了！《新闻联播》都还是小问题，主要是那个‘新闻频道’，每小时滚动一次，到点就出来，铺天盖地。如果这个人七点看到了，他马上告诉另一个人，八点钟再看。现在都有手机、电话，一个传一个，越传越广，看到的人太多了，影响面太大。我想不光是县上，连市上、省上的领导也知道了吧。”

上电视的结果是：老纪和小卫的艾滋病感染者身份被彻底确认。以前，跟他们接触的人只是隐隐约约地猜测而已。

但老纪和小卫还没把事情想得太坏。见过总书记，在回山西的火车上，小卫还信誓旦旦，说回去要好好配合政府，为防艾宣传做哪些工作。

小卫一回家，妻子不准他进门，边哭边骂：你别进这个家，别影响一家人的生活，要不是你这样，我们怎么会让别人看不起？小卫回来后，她七八天没敢出门，说邻居像躲瘟疫一样躲她和孩子。小卫家一直在县城边租房住，房租便宜，租了6年。知道小卫的身份后，村干部找到房东：你让他家赶紧搬走，别把咱村人传染了。房东一再撵他们搬家，“大冬天的，现在怎么办？”妻子发愁地叫道。

到家第二天，小卫被有关部门喊去，他还以为是什么好事，结果被领导训斥了一顿：“谁让你把记者带回来了，你以为这是什么光彩的事吗？”小卫泄了气，回家躺到床上不起。

1993年，小卫被单采血桨，两次抽了他2000CC，回输不到400CC，挣了80元钱，结果染上了艾滋病毒。

“我自认倒霉，我也允许别人歧视我，这也是人们的一种自我保护。但我最受不了的是对我家人的歧视。他们不是艾滋病人，他们现在都好好的。”

“你妻子不是？”我打断他问。

小卫一听急了：“干嘛我妻子就是？这是人们的误区，认为艾滋病很容易传染，所以觉得非常可怕。我是1997年查出感染的，真正感染的时间还要早。1998年，我们有8个感染者一块去地坛医院治疗，8个人都是夫妻一方感染，而另一方并没有感染。我和妻子孩子生活了这么多年，他们现在仍然是健康的。”

他说自己和从前一样，只是身上多了一种病毒。“我吃剩的饭，我老婆也吃。要是我有破伤，比如手划破，出血了，我会注意，让他们别碰。其他跟以前生活基本上一样。”

我对小卫说，既然老婆赶你就走，你走呗！

他叹了一口气，道：“我现在就是走，也给家人带来麻烦。我还是小孩的爸爸，还是人家的丈夫，别人还是不会跟他们交往，照样歧视他们。如果我能给他们创造一个安稳的生活环境，我可以走。她说的也是气话，被逼无奈。以前的朋友都不找她，她又不敢跟人接触，生活圈子小了，而且还影响到她兄弟姐妹的生活。”

他家被房东赶走后，小卫找同学帮忙租房子。不告诉房东吧，将来人家知道了又要撵他们走；告诉吧，又没人敢租。好不容易找到一处房子，一年的房租比原先贵了几千元。

闻喜县县城不大，总有人问小卫：看你这个人挺面熟，在哪儿见过你。小卫就说，咱闻喜就这么大，谁跟谁没见过，我看你也挺脸熟的。有一天在理发店，他差点儿又被认出来。

“我在电视上见过你！”给他理发的人说，小卫听了心惊肉跳。“你是在电视台上班吧？”听他这么说，小卫松了口气，赶紧拿话搪塞过去。

上电视后，认识小卫的人都知道他是什么病。换一个地方住，隐姓埋名，但时间一长，人家还会问他姓什么，是哪个村的，小卫一家不敢讲。比如他是东村的，偏偏说是西村的，不敢让人认识了解，不能正常交往。知道了，房子又住不成了。小卫说最对不起的是他小孩，才10岁。小朋友都不跟他玩，很可怜的。

有天晚上，大人不在家，只有儿子一个人在，收电费的来了，敲门，小孩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很害怕。小卫一回家，孩子就问：“爸爸，他是不是又要赶我们走，不让咱住啊？”小卫说自己听了，很伤心。

“这一年吧，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像做贼一样。”

以前，小卫的妻子一直支持他做“防艾”工作，现在抱怨多了，俩人争吵也多了。小卫说不太愿意回家，家不再是避风港。

女儿中考，小卫在外头忙没管，孩子没考上，妻子就埋怨小卫。今年女儿找工作，要面试，正好有电视台来拍关于艾滋病人的片子，让小卫帮忙找一下病人。女儿面试时小卫又没去成，结果没通过。小卫妻子气急了，给他发了一条短信：“小卫，你死在外头，再也不要回来！”看了这条短信，小卫说眼泪止不住流下来。

因为压力大，小卫身体出了问题。今年7月份来北京开会，一下车，人突然不能讲话，到医院一查，说是脑梗塞。

家人受到歧视，租不到房子，小卫去找过当地有关领导，看能不能帮他找一找房子，房租他自己出。“他们怎么讲，你干脆住我办公室好了。我感觉他们是这么想的，你上电视，又不是我们安排的，干嘛现在出事情了，要找地方政府管？”

后半辈子，总不能让家人躲着藏着过日子。小卫决定在县城买房，他这样考虑：假如我有了自己的房子，一家人就不用提心吊胆，被赶来赶去的。我们可以堂堂正正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就是知道了我家的情况，别人也没权利赶走我们。“作为男人，我现在最主要的责任，是给家人一个属于自己的住处，给他们一个安稳的生活环境”。

在县城买商品房，需要十几万元，小卫已凑了一半的钱，交了定金。现在房子涨价，开发商催他交全款，否则就把房子转给别人。

小卫买房的事，招来不少非议。一位当地干部说：“小卫，你比我都强，你都敢买房。”还有人说：“一个农民、一个艾滋病患者，凭什么到城里买房？”

“他们只对我买房的事说三道四，却从来没有一个人，关心一下我家的处境。”小卫神情暗淡地讲。“本来，自己是挺抱希望的！”

1997年他查出得这个病，1998年就到北京地坛医院接受治疗，吃了半年中药。临走时，得知一位教授从美国回来，带回了一些抗病毒药，用这种药，一个月花9000元钱。

“先不说价钱，起码觉得有治的药，生命就有救了。后来又到佑安医院治疗，用中药后，医院让我看了对比数据，是好的变化。到2003年，国内也能生产抗病毒的药。我想只要好好干活，吃药治疗，生命是有希望的，自己能活着看到孩子一天天长大。没想到，这一年，自己给家带来这么大的麻烦，给孩子带来的是伤害。”

小卫觉得现在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个多余的人，早一天死了，对家人是早一天的解脱，他们也早一天清静。他听人讲，在北京，被汽车撞死，能赔20万元，在他们当地也能赔七八万元。

“前天，临来北京时，我开玩笑问10岁的儿子：要是爸爸被车撞死了，能赔七八万元，就够咱家买房了。小孩一听就哭起来：我不要房子，我要爸爸！”

说到这，小卫眼圈也红了。

“如果老纪哪一天不在了，我和孩子在村里就呆不成！”

老纪家的处境，比小卫家还难。

因为家里没电视机，老纪的妻子当天晚上没看到《新闻联播》。19时刚过，村里就有人跑来告诉她，老纪跟胡主席握手，上电视了。一会儿功夫，他们那个千把人的村子，全传遍了。

老纪妻子说，儿子早晨上学，别的小孩看过电视新闻，知道他爸是艾滋病，骂了他，把他坐的椅子抽走，扔到外头去，不让他在教室里坐。儿子回家说，不想上学了。“我骂了他，学费都交上了，你不好好上学，你不能待在家里。”结果孩子失踪了。

老纪赶回家找孩子，又动员了亲戚朋友帮着一块找。他们去了同学家里找，还去了车站、医院、公安局，看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