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
【冰点】守望人生岔路口2003年07月16日 00:08:59
本报记者 江菲
“小伙子，你的手机放这里要被偷的。”王万林拍了拍一个刚上车的小伙子，指了指他屁股兜里的手机。
这个对陌生人的提醒让我一下子相信了他。
这就是那个人―――在近23年的时间里，收留帮助过200多名流浪儿，完全无偿，并且仍在继续。
他个头不高，面色微黑，胡子拉碴，头发凌乱，肩上挎了个灰不溜秋的公文包，带子时不时在连接处断掉了，他索性就抱在胸前。
他走起路来非常快，汗大片大片地浸湿了衬衫，微微的酸味散发在周围的空气中。
他说起话来也很快，不用问问题，他会从杭州市的“一路畅通”工程一直说到刘晓庆的案子，最后一句往往是：“唉，说不清楚。”
他会有意无意和在他身边的人搭话；喝完矿泉水，便把瓶子丢在人行道上，他觉得这会让那些捡塑料瓶子的人更容易发现目标。而对于一些略带厌恶的表情和目光，他似乎丝毫没有察觉。
“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王万林说，“什么事儿都见过。我就是心疼那些在街上没有人管的孩子，我不愿他们走我走过的路。”
“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进那个失去自由的地方”
老王今年58岁，少年时代对他来说，太遥远了。
王家原来住在绍兴，抗日战争时，实在活不下去，一路讨饭到了杭州。王万林8岁时，父亲去世了，母亲一人支撑整个家庭，日子过得颇为艰难。但小万林长得清秀，性格十分活泼，爱唱歌跳舞，13岁时，他被选进浙江省艺术学院，学习越剧。他说：周迅也算是我的校友呢。
1961年秋天，16岁的王万林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了浙江歌舞团。“那是多好的年纪哦，我连走路都要唱歌儿的。”一件偶然的事却改变了他的一生。
王万林17岁那年，一个邻居家丢了一块手表。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一块手表可是“大件儿”。那户人家左寻右寻找不到，就怀疑上了生性顽皮的王万林。
1962年12月20日，这个日子王万林一辈子都忘不了。
这一天，他被叫到派出所，要求交出手表。他反复表示自己没有偷人家的手表，结果遭到了拷打。警察出示给他一份有邻里签字证明他偷了手表的报告，并告诉他，只要承认了，就能放他回家。
王万林便“招”了。
可他没能就此回家。28天后，没有经过审讯，他在一张承认自己有“偷窃”行为的纸上签了名字，接着就稀里糊涂地开始了两年的劳教生活。
“你没有偷，为什么邻居还签字证明是你偷的？”
“并不是所有人都签了。而且，如果签字证明是别人偷的，你不是就没有嫌疑了吗！”
“那表到底是谁偷的？”
“谁也没偷。那家人太宝贝了，自己东藏西藏，后来又找到了。”
“那后来他们没有帮你……”
“那个诬谄我的人，听说没过多久不小心掉进河里淹死了。”
“上诉过吗？”
“上诉过，可没有用。”17岁刚从学校门出来的孩子，一心只想着快快结束这种日子，回家好好生活。
两年中，王万林从劳教厂先后转到浙江大青农场和长山农场劳动，时间很快过去了。1965年刑满释放时，中国还处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中，农场的人劝他，留在农场工作吧，他听从了。
1966年，一个很有文化的农场同事同情王万林的遭遇，答应为他写上诉材料。这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十几份上诉材料寄出后，便石沉大海。一个不到20岁的孩子的小冤屈，在翻天覆地的运动中，不过是个气泡。
“有证明文件吗？”
“没有。当年让我签字的那张纸也没给我一份，我也不知道要。从农场回来后，我也去原来的派出所查过当年的档案，奇怪了，根本就没有我的，当年的老民警也找不到。我又去市公安局找，找到了一份，但上面写的罪名是‘扒窃’，我明明记得我签字的那张纸上写的是‘偷窃’。”他觉得十分好笑，“现在连我自己都有点糊涂了。”
1978年，王万林的老母亲以无人赡养为由，千方百计把他从农场调回了杭州。几经周折，在一家街道塑料制品厂找到了工作，先搞生产，后搞销售。无奈，厂子效益日渐衰落，1998年，王万林成了失业大军中的一员，每月靠260元的下岗津贴生活。
王万林说说笑笑地，根本不像讲他自己的经历。偶尔，我们在公共汽车上时，他会指着街边的一栋大楼告诉我，他有个当年的同学在那里工作，现在退休了，可也比他工作时赚的钱多。
但他对这些似乎都不在乎了。20多年来，流浪的街头少年成了他惟一的生活重心：“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进那个失去自由的地方。”
“他说的其实特别简单，但让人听了觉得就是那么回事儿”
1979年冬天，王万林下班回家，在一个公交车站见到了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儿，穿得很单薄，脏不溜秋的，看上去六神无主，不像在等车。王万林走上去问：“你在这儿干什么？怎么不回家？”
孩子呜呜地哭起来。
这个孩子叫冯玉印，是江西德兴人，被人骗到浙江长兴的私人煤矿当童工，好不容易扒着拉煤的车逃出来，身无分文，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王万林二话没说，把孩子领回了家。老母亲听了小冯的经历，直掉眼泪，帮他洗澡洗衣服，让他吃饭，一个劲儿说：罪过啊，这种孩子是要救的呀。几天后，王万林帮小冯买了回家的火车票，送他上了火车。
这是王万林救助的第一个孩子。据当地媒介报道，到2003年，他一共救助了291个流浪儿。“其实也数不清，有些住了几天就帮忙买车票回家的，不好算。”但王万林对每个孩子的名字、住地、家庭情况和现在的生活了如指掌。他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无儿无女。“每一个都像我的孩子一样。”
于洪亮，眉清目秀的，十分腼腆，见了生人就脸红，说话声儿小小的，现在在杭州市万家灯火大酒店当厨师。
洪亮家兄妹三个，9岁时父亲生病过世了，治病欠了一屁股债。母亲改嫁，没过几年，继父也病逝，又欠下一屁股债。洪亮上过两年职业学校，学了两手做菜的手艺。6年前，他从老家长山到杭州，期望能找到一个工作，帮家里还债，养活母亲。可是，找了一个多月也没人雇他。这时，他在西湖边的小亭子里遇到了王万林。
“他当时看了我老半天，问我在这儿干什么？我说没干什么。他又问我怎么不去工作，我说找不到工作。他就让我跟他回家。我就跟他回家了。”
“你胆子可够大的，不怕被人拐了？”我问。
“他会说我们长山话，对长山也特别了解。我就觉得很亲切可信。毕竟，在外地能碰上一个和你说家乡话的人挺不容易的。”洪亮说。“再说，那时候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回家回不去，在杭州也呆不下去。”
长山，就是王万林曾工作过的农场所在地。
王万林告诉洪亮，厨师是个好职业，但不能去小馆子，得上大酒店，又能学到手艺，工作也有保障。经人介绍，洪亮被安排到了这个在北京上海都有连锁店的万家灯火大酒店。
“我现在排第五！”洪亮抑制不住兴奋。
“什么意思？”我不懂。
“炒菜的厨师排位置，我排第五。”
“一共有多少个厨师？”
“有十几二十个呢。已经开始有人点我做菜了，去年还有人高薪请我到南京去。”
“怎么没去？”
“爸爸说，师傅辛辛苦苦教了我三四年，我不能翅膀硬了就飞走了，好歹也得再帮他几年。”洪亮嘴里的“爸爸”，就是王万林。
“你很听你爸爸的？”
“嗯。”洪亮使劲儿点点头，“我觉得他的话都很有道理。比如赚一分不能花两分；还有要孝敬父母，建设家乡……他说的其实特别简单，但让人听了觉得就是那么回事儿。”
“为什么叫他‘爸爸’？”
洪亮想了半天，才答道：“不知怎么叫起来的。其实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感情上就像父子一样。他住得也近，我常常下班后到他那里坐坐，听听他的牢骚，他路过也会进来看看我。”
去年，洪亮回老家，花了4万多元给妈妈造了座新房子，这是他最得意的事了，“全是我自己赚的。”他还告诉我，到今年年底，家里的债就能还清，他还在杭州交了个不错的女朋友，“以后，大概会一直留在杭州。好好生活。”
陈志军是另外一个已在杭州有了正式工作的孩子。他和洪亮几乎前后脚被王万林领回家。志军是江西人，看上去比洪亮活泼，一旦熟悉起来，话特别多。
“我当时觉得这老头儿挺奇怪的。我在公园里坐着，他就走上来问我在干什么，为什么不找工作，然后就问我是哪里人，吃没吃饭，让我第二天中午在那儿等他一起去吃饭。”
王万林在旁边接道：“洪亮是个特例，他看上去就很老实。但一般我是不敢随便往家里领孩子的。”
王万林通常的做法是，先接触几天，每天中午和晚上与孩子约好地方，领他们去吃饭，想办法打听清楚孩子家在哪里，几口人，父母叫什么，接着就打长途电话到当地的派出所，核实是不是有这么一户人家，有这么一个孩子，孩子在当地的表现怎么样，有没有偷窃之类的不良行为。
“撒谎骗我的可绝对不帮。”王万林很坚决地说。电话没有普及时，他就拍电报，或者写信。
“志军当时特让你信不过，是不是？”我问王师傅。
“他？他那时候整天在舞厅里混，晚上睡在那里，白天出来闲逛，容易学坏……”
“我没有！”志军在一旁争辩道，“我总得找饭吃找地方睡觉吧，其实也都是朋友互相帮忙，谁不愿意安安稳稳地呀……”
“那你为什么到杭州来呢？”
志军说，他高中毕业后没有事情做，“大学是根本上不了的”，再加上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就决定到杭州来闯荡闯荡。“当时也没有特别明确的目标，只想先找个能赚点钱的工作，然后再说。结果一两个月过去了，带来的钱花光了，工作也没找到，又没有脸回去……”
志军到了王万林家后，先找了一家私营修车铺当了一年的学徒学手艺，然后经王万林的一个朋友介绍，到杭州市第一公交汽车公司做临时汽车修理工。
“他干得挺好，领导都很重视他，去年已经转正了。”王万林边说边咂嘴。
和洪亮一样，志军也叫王万林“爸爸”，但志军和王万林之间的矛盾可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