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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十年磨一案2004年03月31日 16:30:33

本报记者 江菲

张三承租了李四的一间仓库搞经营，合同期满后却没有缴清租金。于是，李四将张三告上了法庭。

这是一起简单的经济纠纷。

然而就是这样一起经济纠纷，却在陕西省的三级法院间转悠了10年，历经10次审理，参与的办案人员达40余人，下发的判决文书近20份，仍没能审理清楚。

在10年间，此案经过三级人大常委会鼎力监督，数十名人大代表仗义执言，4次联名提案进行询问，法院审理却一错再错，至今仍没能结案。“连放羊娃都能审的案子，咋三级法院都审不明白？”当事人之一说，“真比打‘二战’还艰难。”

一位参与提案的人大代表说：这已经不是荒唐，而是荒诞了。

“果杂公司反映我徇情枉法，把案子久拖不决。明说哩，我准备把这个案子拖到21世纪，就是整你哩”

1995年12月，陕西省富平县法院办案人王亚光得知，他所审理的一桩承包纠纷案，在已立案一年之后，被以“案情复杂、标的太高”为由，移交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这些理由在王亚光看来都是不成立的。

案情非常简单：陕西省澄城县农民胡宪仓与富平县蔬菜公司（后改为果品食杂公司，以下简称果杂公司）签订了一份冷库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3年，从1991年5月1日至1994年4月30日，承包费总计14．5万元人民币。3年承包期满之后，胡不仅没能缴清承包费用，还欠下向公司的借款20余万元及利息。多方索要未果之后，1994年12月，果杂公司将胡宪仓告上法庭，要求依法追回欠款。富平县法院依法受理了此案。

标的太高吗？

县法院受理本案后，委托富平县审计事务所，对双方在冷库承包期内所有资金往来账目进行审计。审计结果证明：胡宪仓欠果杂公司款项共计315337．51元，尚不包括部分水电费、国家规定调高的部分借款利息等。

30余万的标的，并不是个大数目。何况，法律中并没有规定县级法院审理经济纠纷时的标的限额。

可是，就是这样一起因果清楚的诉讼，竟然在富平县法院开了两次庭，合议庭的判决意见上了8次审判委员会讨论，却仍然无法通过，还要移交上一级法院审理。

看来本案确有其复杂之处，果杂公司的人们回忆起来―――

果杂公司与胡宪仓能够达成合同，是由于当时的一些县领导从中搭桥，果杂公司甚至有人听说：胡宪仓与省里都有关系。在合同之中，甚至还有这样的条款：流动资金，发包方（果杂公司）借给5万元，不足部分由双方共同承担（以公司的名义）。―――将冷库承包给对方，还要为其提供流动资金，这显然不是公平的条款，然而却写在了合同中。

成功阻碍法院审理的，是胡宪仓提供的另外几份证据。

受理本案后，县法院根据果杂公司的请求，依法对胡宪仓的财产进行了保全。可是他只有苹果。于是，储存在胡宪仓承包的另一冷库里的20余万斤苹果便成了保全对象。

进行保全后，冷库所有人向法院提出证据，证明这批苹果是胡宪仓向其借钱购买，如法院要拍卖，冷库所有人应享有优先权，为保护其利益，法院将其中的16万斤苹果解封。为了弥补这部分金额，法院将胡宪仓的两辆运输车进行保全。几天后，由于胡宪仓提供了其他财产担保，剩下的4万斤苹果也被解封。

这时，胡宪仓向法院提交了一份复议申请书，称查封的苹果不是他的，而两辆运输车也是与他人共同经营的，不能作为个人财产被查封。胡宪仓提供了两份与他人合伙购买运输车的合同复印件。

这两份合伙购车经营的证据，仅仅是复印件。胡宪仓的这两位“合伙人”在回答法官询问时说，原件找不到了。他们承认曾“出钱”给胡宪仓买汽车，但从未参与过经营和分红，甚至在汽车已经购买数年之后，他们也没有得到过“还款”。

而胡宪仓所说的属于他人的苹果，从保全到解封，法院没有接到任何人的权利主张请求。

本案终于变复杂了。移交到市中院前，两位所谓的“合伙人”被列为这桩承包纠纷的第三人。虽然他们与承包冷库一事没有丝毫关系。

1996年4月，作为一审法院，渭南市中院没有经过公开审理，便下发了裁决。

在这份长达14页的判决书中，没有列举一个证据，经过冗长的叙述，结论是：被告确实欠果杂公司10万余元的资金，但原告仍需赔偿被告的苹果封存期间的损失38万余元，扣押两辆汽车的经济损失15万余元。

赔偿苹果损失的主要依据，竟然是在已立案这一年多来，从没出现过的一份合同，是胡宪仓与广东佛山某蔬菜公司签订的果品供货合同，称被县法院保全的苹果是胡宪仓替这家公司代购的，应在1995年春节前10日送货到佛山，结算价4．8／斤。这份在县法院保全这批苹果时没有出现的合同，怎么会突然在一审判决书里出现呢？

最后，判决书连判决所依据的具体法律条文都没有列举，仅仅写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及有关法规。”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使审判得到这样的结果？

采访中有人透露说，当时的县法院院长曾在一次审委会上讲道：果杂公司反映我徇情枉法，把案子久拖不决。明说哩，我准备把这个案子拖到21世纪，就是整你哩。我叫你早上吐血，你就不敢下午吐，可憎啥哩。

陕西日报《要情反映》于1995年第75期刊发的报道证实了这个说法。

采访中还了解到，胡宪仓曾找到王亚光，出示了一份曾在富平县工作过的领导写给另一官员的亲笔信，要求在此案中对胡某给予关照和帮助；他对王亚光表示：只要在案子上给以“照顾”，有3万元的酬劳。王亚光没有理他。

在案件移交过程中，百思不得其解的王亚光找到县法院一位副院长，追问移送的原因。这位副院长说：什么原因，你应该很清楚，别让我说出来了吧。我相信，这个案子无论在哪里审，都应该是胡某给果杂公司清偿欠账，这是无可置疑的。

移交后出现新的证据，并作为判决的主要依据，一方当事人竟不知道；一审法院不开庭，不对新的证据进行质证，程序上竟然不违法？

这位副院长的“无可置疑”的论断被市中院推翻了。

果杂公司当即决定以一审法院未经开庭审理即宣判，显属程序违法、有失公正为由，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然而他们没有得到期望的结果。与一审的判决结果相比，省高院二审判决只是在金额上略有出入。果杂公司对胡宪仓的赔款从53万减为39万。

二审裁决强调：“在审判程序上……（案件移交后的）中级人民法院虽未再次开庭审理，但并未剥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故程序并不违法……原审对赔偿问题的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该维持。”

移交后出现新的证据，并作为判决的主要依据，一方当事人竟不知道；一审法院不开庭，不对新的证据进行质证，程序上竟然不违法？这种逻辑成立吗？

二审的审判长是陕西省高院经济庭法官王春学。可以证实的是，王春学与胡宪仓同为陕西省澄城县人，用陕西话讲，他们是“乡党”。

几个月后，省高院驳回了果杂公司的再审申请。官司结束了。这时是1996年11月。

对果杂公司当时的总经理赵振中来说，这个结果无疑是晴天霹雳。他本来以为半年内就可以要回欠款，没想到折腾了两三年，还要给别人钱。他们当时跑了最高人民法院信访部门，向各方写了许多报告要求讨还公道，但所有信件转了一圈后，都被转交给陕西的相关部门，一切都没有改变。

更大的波澜发生在半年后。根据二审判决，果杂公司应将其申请财产保全时抵押的街面楼交与法院，作为对胡宪仓的赔偿。这幢二层楼，是果杂公司最重要的固定资产，在经营不景气的情况下，几十号人的工资都靠出租这幢楼来支付。在法院执行当天，果杂公司的职工自发上街拉横幅，喊口号，抗议法院枉法裁判。

执行过后没几天，赵振中辞去总经理的职务，带领果杂公司职工和家属五六十人，到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反映情况。

与此同时，富平县人大常委会也先后两次以专题报告的形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此案进行重点监督。

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陕西日报》曝光了一起重大错案。

高崇德，一起交通事故的受害人，竟然被肇事者告上法庭，并被判赔偿肇事者的损失。高家不服，上诉，二审维持原判；仍不服，上访。几年间，70多岁的高老汉夫妇在县、市法院百遭唾骂、哄骗和威胁，家里的房子险些被拆，女儿被关进看守所……

讨还公道的路竟是如此之长！绝望之下，高老汉在咸阳市中院喝农药自杀，临死前最后一句话是：“再跑也不顶啥……”

他的死引起社会的关注。在省人大的重点监督下，1997年元月，此案得以纠正。

也许和这起陕西人人皆知的错案纠正有关系，1997年夏天，果杂公司的官司也有了转机。在省人大的监督下，省高院撤消了对此案的原一二审判决，发还渭南市中院重审。

高院主审法官说：“这个案子我不清楚，我不清楚……”

果杂公司上下欢腾。他们还记得，重新开庭前，将所有账务单据原件拿到市中院审核时，办案法官说：这么梆实的证据还说啥哩，肯定得让他给你们还钱哩。

直到这时，果杂公司才看到作为赔偿主要依据的那份合同。

合同称：1994年10月，富平果杂公司（代理人胡宪仓）与广东佛山某蔬菜公司供销部签订苹果购销合同，总量3万公斤，要求在1995年春节前10天运到，预付款20万元。

1994年10月，胡宪仓与果杂公司的冷库承包合同已经期满半年了，果杂公司正向他讨要欠款，且从未委托他签订过任何合同。

封存苹果的时间在1995年春节前15天。那时，这些苹果既未包装分拣，也未装箱，铁路部门也没有他预订火车货运车厢的记录，即使这份合同确实真实，胡宪仓又如何在约定日期将苹果运抵佛山呢？

而这份仅预付款就达20万元的供销合同中，没有约定总货款，也没有出现判决书中所说的：约定单价4．8／斤。合同中还要求每只苹果“直径要在80cm以上”―――比两个篮球还要大。

经果杂公司律师和市中院分别与广东方面核实，对方称从未与胡宪仓签过这份合同，他们那里也没有合同的副本。很明显，这份“合同”根本无效，并且有伪造嫌疑。

这次可以让胡宪仓还钱了吧？判决可不是这样。1998年初，经人大监督后的第二次一审裁决，没有改变任何实质，只在数额上小有改动：果杂公司净赔胡23万余元。

上诉状再次递交到陕西省高院。1998年3月底，他们收到了高院发来的受理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名单和开庭传票。审判长竟还是王春学。

按照法律规定，同一法院两次审判同一案件，须由完全不同的合议庭进行审理。果杂公司当即书面申请，要求王春学回避。申请一式4份，分别寄往省高院经济庭、王春学本人及主管副院长，另一份专程前往西安当面交给省高院院长本人。

但是，4月10日，果杂公司第二次收到以王春学为审判长的合议庭发来的传票。4月13日，果杂公司再次以书面形式，申请王春学回避审理此案。就在等待答复时，果杂公司突然收到省高院4月15日作出的裁定书，称：“果杂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作自动放弃上诉处理。”审判长换成了赵小平。

果杂公司的总经理赵统计和律师气冲冲地跑到省高院，找到赵小平，质问他：形成新的合议庭为什么不通知？为什么不发传票？形成合议庭后，当事人还有15天的申请回避期，你们根据哪条法律在几天内就作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