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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你没有遇到对手2003年07月23日 01:35:51

本报记者 蔡平

接到任务，要采访北京一个民工。我以为大概会听到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可怜的民工，黑心的老板。

民工张志强没有手机呼机，只能给他的工友打电话联系，那天约好和他在工地门口见。我四处张望，带安全帽的，衣衫破旧的，蓬头垢面的，光膀子的，都不是他。这时手机响了，说他就在大门口。

我向最近的一个电话亭望去，一个瘦瘦的文静青年在那儿打电话，他说自己早到了，刚去买了份报纸。我有些奇怪，一天到晚搬砖头和水泥挣几个血汗钱，还买报纸看？

我把张志强拉到一个饭馆吃饭，还要了两瓶啤酒，我说自己经常下农村采访，特了解农民苦难，想先得到他的信任。他却并不在意，只是问，你们报道之后能起到什么效果？我肯定地说，当然会有效果。他又问，能不能改变北京建筑业年底发工资的状况？我没法回答。

他很失望：“如果这种违反劳动法的事情，媒体都改变不了，就只有靠我自己了，别人的经历我不能相信，我要用亲身体验做证据，起诉劳动局不行使监管职能。”

我愣住了，一个外地民工，亲身体验？起诉劳动局？他究竟想做什么？

除了埋头打工挣钱，还能有什么别的念想呢？

张志强今年35岁，16岁初中毕业那年，从老家四川南充出来打工。之所以没念高中，是因为父亲给他和弟弟算命，他测得的是木材的“材”，只能出外挣钱；而弟弟测得的是人才的“才”，可以接着念书。

当地老百姓疼爱小儿子，弟弟被娇生惯养，不好好读书，初中没考上，也出来打工，20岁那年，在广州犯罪被判刑10年，后因表现好减刑3年，2000年出狱，又在外面找了个读卫校的女学生未婚同居，结果给张志强的弟弟生了个小孩。后来弟弟把孩子往家里一扔一走了之，从此再无音讯。

张志强的姐姐出嫁后，因和公婆吵架自杀了，留下个小男孩才6个月，也扔在家里。

张志强1990年结婚，1993年和老婆一起到广东打工，老婆在一家鞋厂干，总是得病，每年挣的钱只够吃药的。张志强一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老婆得的是职业病，在鞋厂苯中毒。

1997年，老婆在厂里和一个陕西青年好上了，后来竟扔下年幼的女儿，跟人家走了。张志强经过几个月的劝说无效，只好提出离婚。至于他们的女儿，怕和母亲在一起传染，也扔到了张志强家里。

我听得头都大了，对张志强说：“你可真不顺，家里这么多人都要你管。”

他说：“还不止这些人呢。”

父母催着张志强再找老婆，张志强觉得外面的女孩不可靠，又在家乡找了一个，这女人带有两个孩子，家里很穷。

张志强说，我给她家还了5000元的贷款，她有两个孩子，我有1个，再加上我弟弟和姐姐的孩子也在我家。她父母都70多岁了，我要管，我除了父母还有一个80多岁的奶奶，也要管。我现在是上有5个老人，下有5个孩子，整个担子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我们那里种地是挣不到钱的，除了上交的，能够自己吃就不错了。

出自这样的家庭，又是这样坎坷的命运，张志强除了埋头打工挣钱，还能有什么别的念想呢？可是他不，他要有尊严地挣钱。

“我跑法院跑了10次，最后却让我得不到劳动所得”

张志强说：“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第一，我挣不到钱的时候怎么办？第二，不管是女方的父母还是我的父母，一旦生病丧失劳动能力怎么办？第三，到2006年，北京的建筑工程该搞完了，到那时没活儿了，我们这帮人又怎么办？全国现在有9000万打工仔……”

我问：“这个数字你从哪儿得来的？”“从杂志上，有这方面的东西我都留下来，政策数据我也都留下，以备将来用。如果几年之后，北京路也修好了，砖也铺好了，在饱和的状态下，我们这些上亿的打工仔怎么办？”

我说：“国家总要建设的嘛。”

“广东九运会之后，整个房地产和建筑业都下来了，好多公司都跑到北京来了。到了2008年，北京的场馆建好了，房子卖完了，你说这些民工怎么办？建筑业肯定不能永远处于高速发展的势头，就像开车不可能永远跑100公里，肯定会有减速的时候，但到那时我们怎么办？我们的孩子怎么办？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出现意外事故的时候，怎么办？”

我吃惊地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问他：“听说你在各地打工受到过种种盘剥？”

他说：“不是的，在全国各地打工不管挣多挣少，最后都能给你，只有在北京例外。我从去年6月到今年3月，干了4000多块钱的活儿，只拿到2000多元的工钱。现在在这个工地干，还要年底才给钱，这是不合理的。劳动法规定要按月发工资，我一定要反抗。“为什么北京的劳动局不监管这些用工单位？你是首都，你是中国的一个形象，劳动局不管我们找谁呀？上法院我们打不起，没有钱没有时间没有人力，而且每个打工仔都不懂法律。我要的是我本来应该拿的钱，我们就像关在笼子里任人宰割一样。以前别人说我不信，我现在就是要自己亲身体验一下，年底是不是能拿到我该得的工资，如果没有，我就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起诉劳动局不作为。”

我有些不相信，问他：“你从16岁出来打工，在全国各地都能拿到全工资吗？”

他说：“是的，有的地方虽然给得少，但也是明说的，最后都给了。我在陕西深山老林伐过木，在湖南修过铁路，在新疆也干过，活儿都很苦，该多少是多少，从没有像北京这样。”

去年6月张志强来北京，最初给一个装饰公司打零工，当时让他们在一个超市前面的街道上铺地砖，说好每天40元，是临时干。他们从早上6点干到晚上9点，1天15个小时，张志强和另外一人一起干了3天，累得坚持不住了，张志强要求增加工资。他对老板说，你给我们加一点就给你干。对方不给加，张志强他们就不再干了。当时是口头协定，说完工后给钱，但对方连他们两人干了3天的240元都不给了。

张志强说，当时是7月份，劳动法规定，凡是超过3个月不给工资就算拖欠。于是张志强首先找到这个区的劳动局，对方说不受理个人投诉。他又找到这个区的劳动仲裁委员会，人家让他直接上法院。张志强说法院可能不受理，这个仲裁委员会的人就直接给法院打了个电话，结果就受理了。

张志强说，我们这件事应该先仲裁，仲裁不成再上法院，但他们根本就没给我们仲裁。11月9日，张志强将装饰公司告上法庭。他以为，这是一个明明白白的拖欠工资的案件。

法院11月21日第一次开庭，开庭过后，说1个星期给张志强判决书；1个星期后去找，法院说还没有出，让他再过1个星期；1个星期后张志强再去，法院说不会超过12月20日就给；到了12月20日张志强又去，法院说还没有，说你挂的是2003年的号，要等到2003年才能拿到；到了2003年元月5日张志强又去，法院把判决书给他看了一下，说出现了问题，你是给这个公司干，但是你起诉的是公司经理个人，但据调查这个经理不是法人。

2003年元月，法院再次开庭，被告出示了发包方的合同，又有了新理由，第一，被告说他们所做的工程有1年的保修期，如有质量毛病要进行维修，所以发包方扣押了一些资金。第二，张志强的公司是法人行为并非个人行为，所以应该由法人代表给张志强他们工资。

张志强说：“问题的焦点在于，在2000年，这个公司的法人代表已经给这个经理写了委托书，称一切行为都由经理负责。我当庭质问他们，这个委托书究竟具备不具备法律效力？法庭没有正面回答我。”

第二次判决拖到2月17号，张志强拿到了判决书，判决书上写，被告为该公司经理，其与原告间的行为应为法人行为而非个人行为，故原告要求被告个人承担责任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裁定驳回原告张志强起诉，诉讼费用50元由张志强负担。

张志强说：“这么简单的案子一定要拖我3个月，我跑法院跑了10次，最后却让我得不到劳动所得，如果这家公司欠我几十万几百万，这样拖3个月，它可能破产可能垮台可能转账可能出租，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听完这件事我没有惊讶，因为结果在我意料之中。让我惊讶的是一个外地民工敢为240元工资，找到劳动局，找到劳动仲裁委员会，最后又告上法庭。他请不起律师，就自己写民事起诉书，自己写辩护词，自己当庭辩护，维护自己的权益，之后又将整个经历写成材料寄给了北京若干媒体。尽管最后他没有成功。

后来张志强又给一个装饰公司打工，搞家装，活儿干完之后又只给了一半工资，对方说这个工程要全部完工才给。但完工之后对方又鸡蛋里挑骨头，作为克扣工资的理由。

张志强说：“实际工程验收合格，双方都签了字的，他说有毛病人家都住进去了，我怎么再去核实？我没有办法，只好自认倒霉。第一次告了之后没有结果，我就没有勇气再告了。这次我在这个工地还要一直干到年底才给钱，他们说根据建筑业行业规定，年底结账，我就想看他们年底给不给我结账，给我结多少。如果不合理我就要起诉劳动局，因为他们就应该管这事，国家早就有法律规定不应该拖欠工资的，实际上每个月都有进度报表的，你按照那个进度报表发工资就可以的。退一万步讲你1个月不行，最起码你1个季度总该可以了，实际上每天都有进度报表的。所以我想用这种方法体验一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在这里‘体验’，你家里怎么办？”我问，因为我害怕他最后仍然没有结果。“我家里前几年还有一点点余钱，就是说我今年不寄钱回家他们也过得去，我就想改变北京建筑业年底结账的状况。很多人都劝我别找了，我问他们，难道你们就这样心甘情愿吗？他们说没有用的，还笑话我，一个跳蚤顶不起一个棉胎的。”

“这是我自己的基本权利，也是北京近百万打工仔的基本权利”

采访到这里，我已经明白，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民工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