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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教育券改变了什么2003年03月26日 00:14:41

本报记者 江菲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本是个不知名的小地方。

然而从2001年开始，这里开始著名，几乎成了“教育券”的代名词。全国各地到这里来考察、调研的人络绎不绝，专家学者纷纷致电致函要了解有关教育券的一切信息。

县教育局办公室王仲云主任向我“抱怨”：接待任务太重了，这两天就有两个县的考察团，我们这儿都快成接待站了！

几天后，我在浙江大学教育学院见到吴华副教授，他正准备将在4月初召开的全国“教育券”理论与政策高级研讨会。他说：我们只是给各地的教育系统发了会议通知，就有47个县市的教育部门表示“非常感兴趣”。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周其仁教授，在美国时听说中国有个地方实行了教育券，兴奋得不得了。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马不停蹄去浙江，自己开车赶往长兴，“我一定要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一张只值百元人民币的“教育券”，竟吸引了这么多人的注意，为什么？

“几百块的教育券，比给我一两百万还有用”

教育券的操作过程说起来很简单―――

政府将国家教育经费经过科学的计算和分配，折算成一定数额的有价证券（即教育券）发给每位学生。家长可为子女选择任何学校就读，用手中的教育券代缴等价值的学费，剩余部分自己承担。学校把收上来的教育券向政府兑换现金，用以支付办学费用，除此以外，政府不再直接划拨给学校任何经费。

2000年11月，时任长兴县教育局长的熊全龙到美国加州考察。恰巧，那时正是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期，为了方便，所有需要公民投票的方案都会一并进行全民投票表决―――“教育券”计划也正在此列。

“当时，长兴教育有两个弱处。一是没有人愿意上职业高中，职高入学率相对于普高只有0.73：1,而省里规定的标准是一定要达到1：1；二是长兴的民办教育形势不好。两所民办学校规模很小，招生很困难，但教育资源的缺乏又需要扶持民办学校，没有人去上学怎么扶持呢？”熊全龙说。

这时，罗斯密学区的一位日裔女领导人的讲话吸引了他：“公立学校能不能得到经费，将取决于学生家长是否愿意把学券交给学校……”

熊全龙隐约觉得这或许对自己正面临的难题有帮助：让学生自主择校，由政府付一部分学费，无论民办还是职高，只要有学生选，就有钱拿，办学的积极性不是一下子就提高了吗？学生负担少了，恐怕也会做选择的考虑？

回国后，他便开始计划如何在长兴使用“教育券”这个工具。2001年夏天，正式出台了《长兴县教育局关于教育券使用办法的通知》。规定：教育券主要面向民办学校和职业类学校的学生，2001年9月起，凡就读民办学校的义务阶段新生，可获得一张面额为500元的教育券；报名就读职业学校的新生可获得一张面额为300元的教育券。开学后，学校把教育券交到教育局，在审核确有此生到该校入学后，教育局根据教育券数额拨给该校相应的款额。

2002年，长兴县又将教育券的使用范围扩大到贫困生群体。自当年秋季起，小学阶段的贫困生每学期可获得一张面额为200元的教育券，初中阶段的资助金额为300元。

据县教育局的统计，2001年参加教育券计划的学生有1800名；2002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3220名，其中包括316名家境贫困的中小学生，教育券总额也从65万元增长到156万元。

清泉武校的周校长说：“几百块的教育券，比给我一两百万还有用。不少学生通过这个政策感到：我们学校也是政府承认的，到这里来学习，从教学质量到生活设施都能够得到保证。”

长兴职教中心的彭校长介绍：职教中心招生率最低的是2000年，只有300多名学生。从2001年起开始回升。2002年共招生1256人，今年仅春季就招了820人，秋季招生的数量可能与此不相上下。

“当然不能说全部是教育券的作用。”彭校长说：“职高的招生情况和经济环境、就业形势都有很大关系。但去年我们做了个校内调查，因为教育券的因素选择上职高的学生大约占总数的15％。”

正当中国长兴大张旗鼓地实施教育券计划时，熊全龙却不知道，他取得“真经”的地方―――美国加州罗斯密学区，当时并没有实行这一制度，他离开4天后的全民投票中，教育券被否决，支持比例还不到30％；

他更不知道，在美国选举史中，教育券提案至少已被提出过10次，都以极大差距被否决，最接近的差距也有10％；时至今日，全美只有少得可怜的几个地方实行了这一制度。

“问题主要并不在于我们花钱太少……而是我们从每花1美元中所获得的太少”

周其仁教授是国内第一个到长兴考察的学者。2002年6月，他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偶然的机会，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中国浙江长兴开始实行教育券计划。

“我的第一反应是：那怎么可能啊？”一年以后，讲起当时的感觉，他仍抑制不住激动和兴奋，啧啧赞叹：“在美国50多年都难以广泛推行的制度，怎么会在中国一个小县城顺利成功了呢？”

58年前，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第一次提出教育券理论。半个世纪过去了，弗氏的其他建议―――“稳定货币供应的增长”、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废除浮动汇率、“改征兵为志愿兵制”―――无不对各国的经济政策发生了重大影响，惟独教育券的命运一波多折。

弗里德曼在描述当时美国教育状况时说：学校国有化造成了某种意义的“技术垄断”。

“花费在学校教育上的钱数一直以异常高的比例上升……问题主要并不在于我们花钱太少―――虽则我们可能如此―――而是我们从每花1美元中所获得的太少。”

弗里德曼指出，这种国有化学校造成了某种“技术垄断”―――

在小市镇和乡村，儿童的数目很少，国家似乎没有理由成立一所以上的学校，孩子们若想上学，只有一种不得不选的“选择”。

而大城市里实行的按学区入学制度，“远远不是使机会均等，却很可能造成相反的结果。对于才能出众的少数人―――他们是将来的希望，目前的教育制度使他们超越原有的贫穷状态的行动变为非常困难。”

对于选择私校的家庭来说，他们本应得到的福利迫不得已地放弃了。因为他们别无表达对公立学校的意见的渠道，他们“必须服从教育经费的使用方式”。

从国家角度来讲，政府为每个孩子提供一个学校位置的努力，往往因经费短缺而面临困境，这也使家长在选择学校的自由度上受到了限制。

在此基础上，弗里德曼提出了教育券制度。

“我们的中小学亟需重建，”1995年，他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这种重建只能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吸引私立学校加入教育体系达到。这将为就学提供无限多的选择成为可能，从而通过有效的竞争对公立教育产生影响。”

“教育券必须是广泛的面对所有家长，其数额应当足够负担高质量的教育，并且不能对持券者的选择权附加任何限制条件，无论他们选择公立、私立还是教会学校。”

90高龄的弗里德曼始终致力于推广教育券制度，并和妻子成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米尔顿和罗丝？弗里德曼教育选择基金会”，推动大众认识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以及教育券所带来的竞争对改善教育的作用。

进入20世纪90年代，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先后实行了教育券计划。1995年，佛罗里达州开始实行美国惟一的全州通行的教育券法案。

相比之下，教育券制度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掀起的波澜最大。

1995年时，地区联邦法院声明该地区教育正处于“严重危机”之中―――只有极少数家庭能够负担孩子到较好的私立学校上学，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家庭不得不把市区公立学校作为惟一选择，几代人累积的结果，克利夫兰已经是“全国教育质量最差的地区之一”，大多数孩子达不到18条州定最低教学标准。

在这种情况下，克利夫兰开始实行一项叫做“加强学生教育选择”的计划，教育券计划便是其中的重要环节。按照收入水平不同，学生家庭可以获得从1875至2250美元不等的补助，选择公立学校的家庭还可以得到最高360美元的辅导津贴。

这一计划的实行使4000余名学生受益，但还是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1996年，克利夫兰市纳税人将参加该计划的私立学校告上法庭，并指责政府将教育经费用于与宗教有关的事业―――参加这一行动的私立学校达56所，其中42％与宗教有联系；而参与学生的96％选择了这些学校。原告方指出，这有悖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即：政府必须在宗教事业中保持绝对的中立。

官司一打就是6年，一直打到最高法院。2002年6月27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4的微弱优势判决克利夫兰计划并未违宪。大法官伦奎斯特说：“我们相信这一计划最终倾向于宗教学校的结果，是个人选择造成的，而不是政府行为的目的。”

这个结果令教育券支持者欢欣鼓舞。俄亥俄州议员约翰？保纳说：“这不仅是低收入家庭的一次胜利，更是有利于美国教育制度的一次胜利。”一直主张教育券运动的领导人克里特？波里特，则把它形容为：“这是自1954年反对学校种族歧视以来，美国教育界最重大的决策。”

但教育券的反对者对判决极为不满。美国健康教育劳工委员会主席爱德华？肯尼迪在判决后说：“不管判决如何，把公众的钱给私立学校是完全错误的，对于公立教育来说，教育券也根本不是个好主意，国会也同样不能禁止我们反对它。”

“每个孩子都能拿到国家发放的教育券，这本身就是一种公平”

作为效率工具提出来的教育券理论，首先遇到的对手是“公平”。

“公众税款怎么可以交给私立学校？这有碍公平！”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改研究室韩民主任介绍说，“教育券实行以来，这是最强大的反对力量。”

韩民是教育券计划的谨慎支持者，认为这一制度的实施应该通过长期的论证。

据他介绍，美国部分公众的看法是：将教育券发给所有人，使富裕学生也得到了政府补助，这有碍公平；对于选择私校的人，可以认为他主动放弃了享受国家义务教育的机会，补助显得多此一举；而私立学校的高收费仍使贫困家庭望而却步，客观上并不能帮助贫困生得到更好的教育。

“这纯粹是一种‘政府本位’的说辞。”浙大副教授吴华说。

“从形式上看，每个孩子都能拿到国家发放的教育券，这本身就是一种公平。虽然富人也得到了资助，可难道就因为人家有钱，就可以剥夺他们享受权利的资格吗？”

“从公民权利讲，义务教育权是不可剥夺也不能放弃的。我选择了去私立学校，不是因为要放弃权利，而是因为我不满意你所提供的服务，难道这就是放弃权利吗？从法律角度讲，哪一条法律规定了，国家有只在公立学校履行义务教育的责任？从道理上说，为什么我在哪里享受权利要由你来规定？

吴华进一步指出：“依靠合法劳动所得，或者在教育上高投入，选择较好的私立学校，我们没资格说这不平等。反过来，真正不平等的是，我们的教育拨款造成了用大多数人的钱为少数人服务的现状。比如：上海就建了十几所非常高级的住宿学校，那些钱是哪里来的？是全体上海市民的税款，但只为极少数的人服务，这是公平吗？”

韩民承认：我国的教育拨款有许多“不规范”的地方。

“理想的状态是，计算出生均成本，然后国家按照在校学生人数给学校拨款。而我们现在更多地处于一种‘人治’状态。除了相对平均的教师基本工资外，其他费用几乎‘无章可循’，完全要靠校长去跑，去要。”

韩民举例说：北京某区有一所高中，其基建经费就占了全区的几分之一。而这个区所辖地内，有几十所高中。教育局官员解释说：我们可以每所学校轮着拨。但韩民认为“并没有一种机制保证他的解释能够实现。”

我国东部某市还有这样一对例子。

一所普通中学维持正常运转的费用全年要130万元左右，可是学校一年得到的钱还不到10万。连这10万元“也是400多学生，每人每学期100元的学杂费凑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