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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草原“出平湖”2003年08月20日 01:39:19

本报记者 江菲

“他们是弱势中的弱势，总得有人帮帮他们”

2003年6月，一个微弱的声音飘在互联网上。一个名为“曾经草原”的人在网络中到处张贴一封申诉信：“我的家乡东乌旗是全国面积最大的优良的天然牧场……但是，我们旗委……这些年从各地招商引资兴办企业……在牧民们承包的草场上兴建造纸厂，没有污水净化设备，更不做环保评估，将工业废水直接向牧民承包的草原上排放……污水流遍周边草原，污染了18户牧民的承包草原1.5万亩，造成牲畜中毒、死亡、流产，直接经济损失二三十万元。牧民长年饮用被污染的水源，也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

“最后，旗主要领导竟把15年前明确划分给我们大队的草场（有蓝图为证，并已承包给牧民，共约1万亩）以‘当时划分有误’为理由收回……”

信的落款是：内蒙古、锡盟、东乌旗、乌里雅斯太镇、恩和吉日嘎朗嘎查（大队）、原党支部书记苏乙拉图。

这些草原上的蒙古族牧民怎么会使用互联网呢？

我找到了这个网名为“曾经草原”的人，一个在草原上生活过13年的北京知青。这封申述就是他从蒙文翻译成汉文又贴上网的。

他叫陈继群，职业画家。

1967年，陈继群插队到内蒙古最北边的大草原上。这里叫东乌珠穆沁，意思是：长满葡萄的地方。

说起当年的草原，陈继群一个劲儿赞叹：你想吧，齐腿高的草，绿油油的，那么开阔的视野，那么清新的空气……

回北京后，陈继群每年都要回草原写生。每年回去，陈继群都发现草原有些变化：锡林浩特的沙子已经上房了；很多牧民养起了骆驼；沙化的草原面积越来越大；大片的草地被出租给农民“开荒”；草原上甚至开始出现了工厂、矿山、钻井机……

陈继群坐不住了。

2000年，在陈继群曾经插队的草原上，突然出现了几家工矿企业，引起了他的关注。它们不仅侵占了牧民承包的草场，还将生产过后的污水废物随便遗弃在草原上。牛羊成群地死去了，牧民的水井遭到了污染。

“草原的生态结构是非常脆弱的，怎么禁得起这么污染？”陈继群决心帮牧民“抗一抗”。然而他发现：牧民们根本不了解能够保护自己的法律。他和几个知青跑遍了北京、呼市的各大书店，一本蒙文版的法律书都没找到。

他们开始自已集资请专业人员将有关法律译成蒙文，再请出版社出版。曾在法律出版社工作过的程小路女士听说了这件事，找到他们，说自己非常内疚，因为这本应是出版社的工作。程小路捐了1500元钱，说“我帮不了什么忙，就出点钱吧”。就这样，第一本供牧民使用的法律合订本就这样面世了，包括《草原法》、《环境保护法》、《矿产资源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书出版后，他们开车到牧区，无偿交到牧民手中。最初印的1000册，很快就发光了。

“让他们知道法律法规还只是第一步，要有人去帮他们普法。很多单词蒙文中没有，都是汉语音译过去，我们不是专业人员，也讲不明白，现在只能靠牧民们自己悟。”陈继群依然很忧虑。

“牧民们生活在偏远的草原上，交通通讯不便，又与内地语言不通。他们是弱势中的弱势，却守着我们国家最重要的生态环境，总得有人帮帮他们啊。”

“我们不能接受这个决定，我们不能就这么妥协”

2003年7月，我来到内蒙古东乌旗实地调查。

牧民们领着我走，没多远，就闻到了空气中一股说不出的味道。我问是不是牛羊粪便的味道，他们使劲儿摇头：就是那个地方臭水的味道。

爬上一个高坝，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大片“湖水”，有人戏称其为“草原出平湖”，“东乌旗特有的风景”。牧民捡起一块石头，抛向“湖”中，“咚”的一声，卷起一股黑黄黑黄的水花，令人作呕。

牧民说，你看那边那个冒烟的地方，就是那个造纸厂排出的臭水，从2000年到现在，一天也没停过。我问这片污水池的面积，他们说了个令我咋舌的数字：“4000多亩”―――这还是政府丈量得出的。

达木林扎布家，是被侵占牧场的7户牧民之一，就居住在离这片污水池500米左右的地方。他是1991年前的大队老支部书记，也是被占用草场7户牧民上访的带头人。

据他介绍，1984年，国家开始实行草场承包制。1986年，在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口号和旗政府的领导下，这里开办了一家造纸厂。由于生产技术一直不过关，开开停停，1999年宣布破产。2000年，盟里招商引资，将厂房以每年50万元的租金、租期15年，租给一个从河北来的私营企业主，更名为东乌旗淀花浆板厂，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生产和污水排放。

老人清楚地记得，2000年3月，几辆推土机开了进来，在草场上垒起了坝。“没有跟我们打过任何招呼，没有协商，没有征用，凭什么这么破坏我们承包的草场？”

当年6月，达木林扎布和苏乙拉图联合受害牧民写了第一份抗议书，要求尽快恢复被侵占草场的所有权，恢复生态环境，并对牧民的损失予以赔偿。

“你们把这封抗议书送到哪里了？”我问。

“哪里都送了，镇里、旗里、盟里，自治区都去了两次。”

结果，当时的旗长训斥他们：造纸厂的事我不知道，你想告就告去！

在自治区，他们被从人大信访办推到农牧厅，又推到草原监理站。监理站的人对他们说：破坏草场我们能管，环境污染我们管不了，你们得去找环保局。环保局的人打电话问锡盟环保处，对方说：造纸厂确实有点污染，但这是厂方和盟公署、旗政府签的合同，他们管不了。这么跑了好几个月，不是说“过几天解决”，就是根本没人搭理。

“你们没找造纸厂理论吗？”我问。

“咋没找呢！”格日勒说，“造纸厂说，这地是政府给他们的，厂子也是租政府的，要找也得找政府呀！”

2000年10月25日，东乌旗政府下达了一份给牧民补偿的通知。通知中说：按每亩每年3元标准，对牧户进行为期15年的补偿（浆板厂的租赁期为15年）。“我们不能接受这个决定。”达木林说，“这个数字没有同我们协商过，也没有明确对草场污染问题的处理，我们不能就这么妥协。”

造纸厂开工不到一年，附近的牧户就发现自己的井水出了问题。

“煮奶茶，明明都出颜色了，盛出来，就分出两层：有颜色的凝固在下面，上面还是清水。”达木林说。达木林的三儿子还特意从井里打了一杯水回来给我看，静置不到5分钟，杯底就出现一层白色沉淀物，将水烧开，沉淀物更多了。

“我们家的井水都黄了，一看就不能喝了。”乌日图说。

从那时起，有条件的人家，都开着车到十几里地外的井里去打水，供人饮用，但牲畜仍只能喝原来的井水。

上访迟迟没有结果，污水一天天增多。终于，2001年12月14日，由于污水结冰膨胀，挤压堤坝，引发了大规模的溃坝。污水喷涌而出，所淹之处，迅速地蒙上了一层黑褐色，牧民们看着被污水围困的牛羊，不知所措。

牧民巴特尔说：那水，就像酱油似的，粘粘乎乎的，流到哪儿，就粘到哪儿。

牧民图门吉日格拉说：我们的网围栏有4尺多高，水淹得只剩一个小头儿。

牧民们找到旗政府，答复说：你们不是能告状吗，告状救牲畜吧！

据牧民们统计，这次溃坝共造成18户牧民约2000头（只）牲畜的损失，污染了草场2000多亩。而据东乌旗政府2002年3月发布的文件，这次溃坝污染的草场面积达到4293亩，相当于又建了另一个污水池。

溃坝的第二天，达木林又写了第二份上诉材料。

结果是，盟公署派工作组，到牧民家做了一个月的工作，告诉牧民：告状需要大量时间、金钱，又不一定能解决；应以大局为重，通过协商解决问题，造纸厂对旗里有很大贡献，不能停产。

格日勒说：“他们还跟我们讲，这水是没有毒害的，经过净化达标的，过不了多久，还能让我们喝！”她撇撇嘴，“我才不信咧。”

“我要问问他们，为什么造纸厂重要，我们牧民、牲畜都不重要？”

2001年溃坝的污水一直存留在草原上，直到第二年夏天才渐渐消失。

除了在溃坝中死亡了大量牲畜，污水的影响越发明显。靠近污水池的牧民们反映，他们牲畜近两年抓膘率下降，每只羊平均少产半斤至一斤肉；春季接羔率也从原来的100％下降到70％；绵羊开始大量掉毛，山羊产绒量下降。

污水池长年随风蔓延的恶臭，熏得大家头晕，恶心，晚上睡不着觉。

看到上访解决不了问题，牧民们在大队书记苏乙拉图的带领下，拿着自己的《草场承包使用证》，准备通过法律渠道，收回被侵占的牧场，关闭污染企业。

2002年8月7日，内蒙古锡盟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并根据租赁合同，将东乌旗政府列为第三人。

在离污水池几十里地外，我们找到了苏乙拉图。

法院立案后，苏乙拉图一天也没闲着。

他说，从2002年11月起，镇党委、旗党委就隔三差五地找他谈话，告诫他：“你不要老领着牧民打官司，把牧民变成贫困户。”还说，“应该尽量协商调节，不要闹到法院去。”

不久，盟里又派下来工作组，要求苏乙拉图一同到牧民家做工作，把污水池占用的牧场“收归回去”。苏乙拉图说：“和牧民签了30年的承包合同，怎么能说收回去就收回去？”他要求开个群众会议，投票表决，如果大家都同意收回去，他就同意。

工作组说他“不服从组织”。

2002年12月14日，苏乙拉图被通知到镇党委开会。他一到，就听到宣布决定：罢免苏乙拉图的大队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职务，没有给他任何理由和解释。“我对职务没有任何兴趣。”他说得十分沉重：“但是，地上被污染了，地下被挖空了，将来子孙们还怎么生存？！”

在工作组的“工作”下，起诉的7户牧民有4户撤诉了。

乌日图、巴特尔、图门吉日格拉说，旗政府一天找他们两三次，两三天到家里来一次，动员他们撤诉，还要收回污水池占用的牧场。

乌日图说：“他们当时跟我们说，快撤诉吧，其他人都撤诉了，就剩你一个人，怎么能打赢呢？”其余几户纷纷点头：也是这么和我们说的，还许诺了很多优惠条件，我们就撤诉了。

乌日图的妻子莲花在一旁比比划划大声说：“他们的条件是骗局！我根本不同意撤诉。”

“你怎么知道？”我问。“我要求他们，把答应的条件都写下来，盖上章，他们不干，还不是骗局？”

坚持继续打官司的其实就是达木林一家，另外那两户，一个是他大儿子芒来，一个是他弟弟巴特尔。

达木林对工作组的回答是：“盟委的决定，对的，我听；错的，我坚决不听。”

2002年末，东乌旗乌里雅苏台镇人大会议期间，66名人大代表中的33人联名提案，要求依法停办东乌旗淀花桨板厂。

然而石沉大海。与会人员称，提案根本没在大会上宣读，事后也没有任何有关部门给予答复。

乌镇镇委书记鄂尔登陶克陶在接受采访时坦然地说：

“苏乙拉图不领着牧民发家致富，反倒领着几户牧民到处上访，还大搞个人主义，不把镇、旗政府的决定放在眼里，是不合格的支部书记。

“至于人大提案，那不是我们镇政府能够答复的。我们已经向上级机关汇报过了。”

2003年3月，污水池再次发生溃堤，乌日图家淹死了67只羊。“大水一冲，羊都吓坏了，反倒跑到水里去，眼睁睁地看着淹死了。”莲花几乎哭出来。

“国家要用，收回来不行啊？你们北京要修路架桥，让老百姓搬还能不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