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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不应被尘封的愿望2003年06月04日 00:01:36

本报记者 蔡平

1999年9月17日，《科技日报》机动记者部主任沈英甲办公室，来了位近70岁的老人。他穿着极其普通，进门先对人笑，似乎很想给人一个好印象。老人自称刘易成，参加过两弹一星的工作，并做出过重要贡献。他急切地从一个旧尼龙袋里掏材料给沈英甲看，想证明自己。

沈英甲觉得奇怪，一个老人，骑自行车这么远来报社找记者，究竟为了什么？

四年后的一天，沈英甲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有件事一直在我心中留下一个很沉重的东西，我总想有个机会把这件事让更多的人知道，你们能否关注一下？”

“我不是非要那100元钱！”

在沈英甲家谈起此事，我问他：“这事过去好几年了，你为什么会把刘易成来的日子记得那么清楚？”

他说：“就因为在第二天，1999年的9月18日，人民大会堂召开表彰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奖专家大会。会上，江泽民向23个对两弹一星有贡献的专家授予了功勋奖章，台下，300名专家得到了绶带，而刘老先生就是在开会的前一天来找我的。他以为我能帮助他，他很想让世人知道，他也参与过两弹一星的工作，而且在其中还有比较重要的贡献。但我当时只能对他说，这个事非常重要，可是来不及了，因为表彰的事情肯定几个月前就在做了，如果你想加入到那300人当中，做第301个，不大可能了。用张劲夫的话说，是挂一漏万啊。”

那天，刘老先生把材料留给了沈英甲，自己骑车走了。

在此之后，沈英甲就开始四处找材料，他说我不能只相信他一个人说的。后来他终于在一本旧杂志中看到一篇写两弹一星的文章，文中提到一些科学家，并提到刘易成，但名字却搞错了，把“成”写成了“辰”。沈英甲无法确认，又找到文中提到的潘厚任―――当年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组成员，一个很有成就的科学家。

潘厚任告诉沈英甲，这个“刘易辰”就是“刘易成”，他是对两弹一星做过很重要贡献的科学家，“文革”中由于家庭关系把他从这个队伍中清除出去了，后来职称评不上，一些老战友通过航天部把他的事迹发过去，有的科学家还写了信，才勉强评上了副高职称。

听沈英甲说完我很奇怪，一个对国家有这么大贡献的科学家，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当天下午，我和沈英甲来到刘易成家。

那天刘老先生见到我们有些激动，他对沈英甲说：“没想到你还这样有心，还记得我这件事。这件事我自己心理上有不平衡，但也不是过不去，今天我真的有点感动，那次去找你，是想把我的一些实际问题解决一下。”

我小心地问：“是一些什么实际问题？”

老人很不好意思，有些吞吞吐吐：“我到退休还是个副高职称，我为咱们国家第一颗卫星的发射，做了一些重要工作，那年我找沈英甲是想能不能给我发个文章，借那次表彰搭个车，把我的问题给解决一下，一个是职称问题，还有，是不是够得上有贡献的科学家？”他说得很委婉。

“就是那每月多给100元的待遇吗？”我问。

“我不是非要那100元钱！”老人不大高兴，“其实如果问我重什么的话，我更重名誉，你知道我在学术界是比较难堪的，在很多场合，经常有好心人对别人说，啊，他是对卫星有贡献的人，可是对我来讲这很难受，开个什么会，填个什么表，都要填职称的，《请历史记住他们》那本书出来后，好多地方找我做人名字典，征稿，这时候我只能写副研究员，我投稿都要所里盖章的，我只能填副研究员呀。”

职称的阴影，一直压迫着这位老知识分子的自尊。

“对我来讲，有些事做起来很难，真的很难。”刘老先生说起来格外痛苦，“其实有很多人可以找，像科学院的干部局我也没去找过，为自己的事去找去争，我怎么也鼓不起劲来，现在年龄大了，遇到一些实际问题了，我敢说出来了，如果在10年前，这种话我都说不出来，不好意思呀。”老人越发有些难为情了。

我这才明白，当年已退休9年的老人，为什么会骑着自行车找到报社，带着材料想证明自己，不知道他为此要积攒多少勇气。

刘易成1942年在延安保育院读的小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回到北京。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有一篇《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文章，该文曾提到两位开明绅士，一位是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另一位是晋绥边区的刘少白，而刘易成就是刘少白之子。刘易成的大姐刘亚雄很早就参加革命。1929年，刘亚雄由莫斯科归来，位于北京虎坊桥的刘公馆曾是中共地下活动的秘密联络点。在此期间，刘少白还营救过许多被捕的地下党员，其中包括王若飞、杨献珍等重要人物。

抗日战争爆发，刘少白经王若飞、安子文（刘易成的二姐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刘少白去延安时，毛泽东、刘少奇、王若飞、陈赓、成仿吾、徐冰等人都会见过他。

1947年，在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中，由于仗义执言，刘少白被数千人批斗，并当场被撤消职务。

毛泽东得知后，对晋绥分局的领导人说，像刘少白这样的人都被你们斗了，那以后还有谁敢跟我们合作？

1949年9月，刘少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50年代初，他担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委员、抗美援朝华北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文革”一开始，刘易成的二姐刘兢雄及姐夫安子文（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首先被斗被抓，紧接着大姐刘亚雄和她的儿子刘纪原也被斗被抓。1968年12月，刘少白拄着拐杖，走出家门，喃喃自语地要找毛主席周总理反映情况，结果晕倒在马路上便再也没有起来。那一年他86岁。

刘易成感慨地对我们说：“我们这一家人，都是共产党，所谓一个革命家庭吧，家里许多人都属于高干，父母都已经去世了，今年是父亲的120年诞辰。到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一家是叛徒、特务、走资派都有了。当时有人拍桌子说，你们家是资产阶级司令部。”

而实际上，这也正是刘易成如今尴尬处境的重要原因之一。1970年4月24日，当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时，刘易成只能在湖北的一个干校聆听公报，他当时既高兴又痛心，高兴的是国家的成功，也有他的一份功劳在里面，公报的内容让他知道，他的成果已经完全投入实际使用，并获得成功。痛心的是，他能做的必须是严格地克制自己，保持沉默。

他得不到嘉奖，也不能表露自己的真实情感，即便是在干校知道他搞过卫星的人，也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不能就此话题私下说一句话，甚至交换一下眼神。

“我以为放卫星之后大家自然会知道”

刘易成告诉我们，他19岁那年回到北京后，在补习学校补了9个月的功课，进了一所中学成为插班生。1950年，他患肺病，当时他的大姐是长春市委书记，于是他就到长春养病，再回北京时，已经22岁，不可能再做一个中学生了。他准备了一下，就直接考上了北大数学系。

我很惊讶：“您直接就考上了北大？”

刘老先生却很遗憾：“我报北大时报了两个系，一个物理系一个数学系，物理系没录取。其实我现在自己也很奇怪，当时怎么没给自己留条后路，万一北大考不上怎么办。之后我又考了研究生，留苏的，但我喜欢物理，一直追求物理，于是我就和教育部的人谈，我说我不想出去了，因为我在北大最后学的是力学，他们想让我搞发动机，我说我还愿意搞物理，这样我就到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一个理论物理研究室。”

尽管刘老先生说起往事来语气平淡，但我还是看到了一个有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在当时社会上的顺利发展以及他的被关注程度，这和他后来的处境形成了强烈反差。

“1959年11月，我从数学所派到当时的苏联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就是布伯纳研究中心，按照现在的说法是访问学者。我在那一共呆了四年半，回国后的1965年9月，数学所副所长关肇直找我谈话，说我们的卫星要上马，科学院是技术牵头单位，他说想让我去做这个工作，我当时答应了。”

对此，著名科学家潘厚任在《请历史记住他们》这本书中回忆道，“为了加强这一工作（卫星轨道计算。记者注）后来关所长又把从苏联回国的一位同志调来具体负责此事”。

当时，科学院成立了一个卫星设计院，10月中旬，卫星设计院开卫星地面组的会，会上介绍卫星本体的研制情况，但给刘易成的感觉却是“地面测轨的问题没有解决，光学观测使用条件苛刻，必须晴空万里，其他就不用细说了；有源测卫雷达需投入巨额资金和众多人力，而且保证进度也有困难；无源雷达则要靠进口；无线电干涉仪更需要恒温，投资大，可行性没有把握，当时我就考虑应该采用多普勒。多普勒效应简单讲就是汽车开过来时声音很高，开过去声音频率就降低了，通过声波可以测出速度。多普勒在国际上当时有过报道，可是当时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怎么算法，所以被排在末位。”

10月中下旬，科学院又召开了第一次卫星研制论证会，在会上，谁也拿不出一个测轨的好办法，报告的都是大家知道的方法。

“当时我确实下了很多功夫。”刘易成说，“可以说是夜不能眠。到了会议后期，我终于有了灵感，跳出了传统的几何思路，走向从多普勒基本原理出发，导出一组‘多站多普勒独立精确测轨方程’，其实真正做出来就如同把窗户纸捅破，没什么了不起，难就难在原始创意的那个点上，我那方程做得很简单很漂亮。”刘易成如今说起来仍掩饰不住成功的喜悦。

但当时刘易成还是有“保留”的，他知道自己的“多站多普勒独立精确测轨法”是一个创造，当会上很多科学家讲过之后，他还是不大放心，因为酒泉基地的方法还没讲，于是刘易成就在会上说，基地的同志还没讲，是不是让他们讲一讲。

谈到这里我很明白，刘易成实际上是想给自己留个后手，以证明这个方法确实是他的一个创造，但是这个“后手”最后却因众多老科学家的去世，没人能给他的职称问题来做证明了。

“后来，基地的同志很坦率地讲了，他们的办法就是用雷达，而我知道雷达只能跟踪比较短的弹道，跟踪精度也不高，我们当时在会上的论证是要求有3位有效数字，就是精确度，因为你向全世界公报你的轨道，你的测量一定要到3位数字，否则就出现一个问题，你报道卫星打出来以后，最后可能连你自己也找不到了。”

那次论证会开了20多天，测轨问题仍无定论，竟成了卫星的卡脖子问题。

“从领导的角度讲，如果打失败了，那就是失败了，但如果你打成功了，你又报错了，找不到了，结果人家美国的测量系统给报出来了，这是很丢人的，这不要说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期，就是现在也不是一个好事情。而我们当初设计的轨道，只能测到百分之五的弧段，你怎么把这个椭圆定下来？而且定到3位有效？所以这个事情就非常困难，虽然大家都知道42度轨道是不好的。但从酒泉基地打出去，如果把轨道提高，发射角向北偏，万一发射失败，火箭的弹体和卫星就有可能掉到苏联或者蒙古，所以一些著名科学家只能选这个42度轨道。当时在论证会上，我听基地的同志讲完之后，就有把握了，第二天就做了报告。”

但是当刘易成做完报告之后，并没有得到意料之中的效果。

“我做完报告感觉没有人听懂，大家好像都没听明白，因为这个问题对我对别人都是新的，脑子一时转不上去。换个角度说，卫星也好，地球也好，行星也好，轨道的解法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了，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但是所有这些算法，它的原始测量量都是几何量，什么叫几何量？就是角度、距离，而多普勒测到的是速度的分量，就是怎样从速度测量里找到位置，这个在当时还没有思路，我觉得我的贡献就在这点上。

“我当时做完这个报告后没有人响应，会上还有人问我，你这个方法谁知道可行不可行？又没有测量数据？我说没有测量数据可以用计算机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