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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不付钱的“赎买”2003年12月17日 00:08:27

本报记者 江菲

这是一群沉默了近半个

世纪，终于发出自己声音的人。

在他们身后，很多人直到死去都没有胆量说出这句话，而是把遗憾、不解和委屈留给了自己的儿女。

更多的人在听到相同命运的人的呼唤时，只是胆怯地摇摇头，迷惘而恐惧地退回到历史的阴影中。“还是算了吧！”他们说。另一些人不安而警惕地回答：“嘘―――别再提这事儿了，我们害怕。”

然而站出来的人们似乎下定了决心。他们拿着泛黄的文件、复印了多次的证明，坚定地说：“你们这么做是违反宪法的！是对我们的欺骗和掠夺！我们要求根据宪法维护自己的权利。”

他们所要求维护的，不是简简单单的钱物，而是祖上辛苦积攒下来的私有房产。仅在北京市，这批房产就达到了20余万间。在轰轰烈烈的拆迁运动中，这些房子不仅代表着祖辈的血汗和悠久的建筑文化，更代表着数以亿计的金钱，以及房产主今后可能享有的生活水平。

一切的发生，要上溯到45年前―――“国家经租房”政策。

“交了就完了，可别再生什么是非”

2003年初冬的一天，我随马振环走进她在北京市西城区中廊下胡同10号的住所。周围的院落早已墙倒梁翻，只有这里还很完整。“住户都搬得差不多了，可我就是顶着不让他们拆―――我得保留证据。如果拆光了，我们可能什么也要不回来。”

马振环56岁了，兄妹4人，她排行第三。这一天，我见到了其中的三个。一家人都很老实，不太会说话，问题提出后，常常是想了又想才回答，脸上挂着那种诚恳而无助的神情。

“我们家是地道的劳动人民。买这处房产时，大奶奶（马的爷爷的嫂子）已经60岁，我奶奶也44岁了。奶奶30多岁时爷爷就去世了，钱是她们俩在大户人家当了一辈子老妈子攒下来的。老辈人么，想法很简单，就是置办一处房产，可以不再出门做工，靠出租房屋过点安稳日子。”

在一张1936年由北平市政府核准的土地所有权申请书上，我看到：这处房产在民国21年（1932年），按每亩60万元（当时货币）的标准地价买下的，共占地九分五厘三毫。房屋价格尚无处可查。买时是三进四合院，共25间房，马家又自建了4间。解放后，这处房产也得到了新中国政府的承认。

本来，马振环爷爷的兄弟们都携家眷住在这里，但马家却人丁不旺，到1958年时，十五六口的大家族，就只剩马振环的奶奶领着独生儿子和媳妇这一门。人少屋多，空着的22间房陆续出租给7户人家，每月50多元的房租和马振环爸爸的工资，成了一家7口主要的经济来源。

在上世纪50年代，这是普通又艰难的一家人。一位辛劳一辈子、操持全家的奶奶，一个从16岁就开始工作养活家人的父亲，一个患了严重神经官能症、无法做家务的母亲和4个大大小小的孩子。

他们是乐观而又善良的，靠着出租房屋，父亲的工作，以及对新社会的信心。然而从1958年夏天开始，他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望被一步步打碎了。

“突然有一天，国家就让把出租的房子交上去，说‘经租’了，就是政府负责经营出租，租金分我们40％。”马振环说。他们谁也不清楚当初是否和政府签订了什么协议，“应该是有的，但谁也没见到过，全部都保留在区房管局，老百姓家里没有副本”。只有大哥马振铎记得，发了一个好像叫“国家经租房本”的东西，作为凭证，由他每月到银行领取那40％的租金，金额是22元4角。

马家奶奶在1959年去世，父亲也于1998年病逝。过去的四十多年中，不知是什么原因，谁也没过多地和下一代人谈论起这件事的细节。

1983年，马振环的弟媳刘光苹嫁进来，她性格泼辣，喜欢聊天，公公倒常常和她谈起当年的事情。她说公公对这项政策的评价是，政府号召私房主支持国家建设，解决国家的住房困难，“当时我们觉得这也是应该的”。

马家交出了22间出租房屋的房地契，按照政府规定的标准，自留了7间房―――其中一间是门廊，一间免费借给一对盲人夫妇住，一家7口其实只住5间，最大的也不到10平方米。

22元4角的房租一直领到1966年7月。

一天，中廊下胡同里，突然出现一张了红卫兵的大字报，写道：所有私房主一律到房管所办手续，上交所有房地契。弟弟马振铨回想说，他家的门廊里也贴了一张，很明显就是冲着他们来的，“是一张黄纸”，头一句便是“这崽子那崽子的”。

作为全家顶梁柱的大哥那时22岁，“主动”把房地契和领取租金的“经租本”一并交到了区房管所。能够证明这处院子归马家所有的一切文件在那次上交中全部消失了。不仅原来由国家经租的房屋不再归他们拥有，就是曾允许他们自住的7间房（其实是5间）也不再姓“马”，而被看做是租住国家的房屋，每月还要交房租5元。

他当时没有索要任何收据、签字或凭证。“交了就完了，可别再生什么是非。”大哥说。他认为这可以拯救全家人。

“政府一纸公文就把我们的财产变成它所有了，还不告诉我们”

10年后，当马家人从干校、从农村又聚回北京这处“家”时，4个孩子中3个都已成家，大哥有了个女儿，马振环搬到丈夫家去住，这5间房重新接纳了热热闹闹8口人。

1979年，国家颁布落实房产的政策，将“文革”期间收取各家自住房的租金归还。“当然不是全部，我们家大概二三百块钱的样子，说是扣除了修缮费，虽然什么也没修过。”马振环说，“但大家还是挺高兴的。”他们认为这只是一个开始，马家院子将一步步归还它的主人。他们愿意为此等待。

6年后，政府通知马家，发还自住房的房产证。这次是弟媳刘光苹去领的。当时马家已有了4个家庭，大小9口人，仍然只住5间房。刘光苹说自己说话有些冲，见房产证上标明的并不是院子的全部，立刻问：“那我们家经租的那些房子呢？”

对方看也不看她说：经租的？还没政策，等吧。

十几年的等待中，刘光苹几乎每隔几个月就到房管所去要一次“政策”，大家都觉得“总会有的”，“就快有了”。但直到马家的老人都离世了，政策还是没有“下来”。

他们不知道，政策其实早就有了。早在1964年，中央的内部文件就已经将经租房定性为“收归国有”。20多年后，城乡建设环保部（今建设部）又颁布几个文件重申这项决定，并明确表示经租房已“可明确宣布属于国家所有”，“不予退还”。

刘光苹回忆说，公公一直对她讲，不要着急，不要老去给人家添麻烦，“政府是不会骗我们的”。老人甚至将被经租的几十年间的22间房屋的房地税钱都留着，告诉她将来房子发还，不要忘记交税这项“应尽的义务”。“我公公是那种打酱油的钱绝不买肉的人。”

如果不是2003年夏天，中廊下及周边胡同开始面临大规模的拆迁，马家肯定还会耐心等下去。

这个夏天，拆迁办、评估组川流不息地来到小院儿。马家人眼睁睁地看到那些属于自己的房屋被丈量、被评估、被作价，然后根本不与主人商量一下，就打算拆掉，他们终于着急了。马振环被选为全家的代表，出面“讨公道”。也就是从那时起，他们才知道这个院子早在30多年前就不再姓“马”了。

可这是怎样的一家人啊！那对盲人夫妇一直白白住着马家的房子，没人向他们收取房租；院子里原本还住着一个“五保”老太太，无依无靠，也是马家不断地贴补吃穿，直到送终；住在胡同的70多年里，马家人没一个和街坊红过脸，吵过架，即使对使用经租房的人，也还是像房东一样热情周到。

然而他们却一直面临无法解决的困境。

大哥在采访过程中多是沉默。他30多年前的那个保护家人的举动产生了严重的后遗症。

马振环一直住在丈夫家。

弟弟和刘光苹两口子，一个下岗，一个内退，目前没有任何生活来源，还有个上学的儿子。如果这处房子拆掉又没有合理的补偿，真不知靠什么生活，到什么地方住。

“早知道是这样，当初就不找个有私房的嫁了。”刘光苹说。大家都笑，没人认为她在埋怨。刘补充说，“可不是，当初我们单位要分我一套两居室，一来调查，有私房，就黄了。也不看看是一共4家才有这么几间房。”

而在拆迁中，作为房主的马家，一共只得到6万多块的“砖头瓦片钱”和最低标准的拆迁安置费。“一共才70万出头，4家分，你算算，每户拿不到20万，让我们到哪儿去买房？”

但是，住在马家院子里、已经达成协议并搬走的5户，每户至少得到20万，而且，协议签得越晚，安置费的标准越高。其中一户，别处有房，从没在此住过；有两户把自家私建的小厨房办了房产证，算在拆迁面积里，领了钱；还有一户为了多领钱，将一间小厨房办成了别人名下的房产证，也领了钱……刘光苹气呼呼地一户户列举。

“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天天在家，量房子拆房子的，我得看了文件才让他们进哪。”她笑自己道：“看我多傻，别人用我家的房子套钱，我还傻呵呵地帮人家算账。这么多年，我们早从这院的房东变成门卫啦！”

“但是我们产权人的财产用什么来体现呢？”马振环拽着我的手问：“院子是我们家祖辈花钱买的，我们不是资本家，也不属敌逆产，当初国家是承认的。可是到头来，我们获得的补偿最少，享受的福利最差，生活水平最低，受的委屈最大。我们全家都是老实本分的守法公民，爸爸一辈子都说要‘相信政府’，可政府一纸公文就把我们的财产变成它所有了，还不告诉我们，凭什么这么对待我们？”

“什么叫类似赎买，和我们商量过吗？给过我们钱吗？”

马振环这些话，45年前没人敢问。而45年后，当他们向政府部门提出时，又没人能够、愿意回答。他们像是一群无事生非的人，无论寒风还是烈日，不断地要求被政府部门接见，一再地要求解决。

“我们不是乞求不属于我们的东西啊！那些房子本来就是我的呀！”戎权秀老太太今年已经80岁了。和马家不同的是，戎家的大部分房产已被拆除。她和二儿子一家，目前借住在亲戚家的两间平房里。

“那是1957年，或者是1958年，一个居委会的人到我家来，问我：你有房产吗？”戎老太太回忆道。

“有啊！”她回答。

“有多少间？”来人问。

“在大宏庙有一所，花市有一所，一共将近30间吧。”

“自己住多少间？”

“孩子都小，就住4间。”

“剩下的都出租了？”

“是啊。”

“您这出租的房子，赶明儿起国家就给你经租了，给你们经租费。”来人宣布。

“啥叫经租呀？”戎权秀不明白。

“就是国家给你管理，房子漏了、坏了，国家帮你修。”“那我那房钱呢？”戎权秀急了，一家7口，5个孩子，房租是惟一的生活来源。

“您这个情况，孩子多，又没工作，给你40％，这是顶头儿的了！”来人说。

“是就我一家，还是大伙儿都得这样啊？”戎权秀还是不放心。“都这样。出租到15间的，都是国家管了。”

戎权秀见没什么可商量的，就没说什么。

没过两天，那人又来了，说：“大伙讨论过了，你的房子就这样了，自住4间，经租的给你40％房租，你回头把房地契都交上去吧！”

戎权秀没敢说什么，第二天就把两处院子的房地契送去上交了，“低眉顺眼，蔫不叽儿地送去，蔫不叽儿地回来了”。她也没有得到任何字据和收条儿。

戎权秀的父亲戎世昌解放前是有名的翡翠大王。16岁在玉器行当学徒，凭着天分和勤奋，19岁时就能自己开店，渐渐成为设计、鉴定和工艺样样顶尖的专家。1937年日本人进北京后，戎世昌因不愿“伺侯日本鬼子”，不再做生意，而靠以前积攒下的房产出租为生。

戎权秀是戎世昌的第4个女儿，像其他儿女一样，她也从父亲那里分到了两处院落。房产被经租后，为贴补家用，戎权秀到工厂里去当工人，一直工作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