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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及时雨”王灿发2003年09月10日 00:03:57

本报记者 沙林

采访开始后说的第一个字，就是“难”。

这位政法大学的教授快人快语，开门见山：“环境官司太难打了，甚至打赢了也没有用，受害人（绝大多数都是最底层的老百姓）也得不到赔偿，打官司难，胜诉后执行也难。”

王灿发在许多当事人心中是个“及时雨”的形象，他组建的“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以及帮助热线010－62267459,为中国许多求助无门的环境污染受害者提供无偿帮助。对这些百姓最有“诱惑力”的是，王灿发教授以他20多年专攻环境法的学养和律师资格，免费为无力支付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的污染受害者打官司，甚至垫付其他费用。

“当然是那些典型、疑难环境案件的受害者。”王灿发强调：很难做到遍施甘霖，钱就那么多。惟希望这有数的案件能起到榜样的作用，使各地受害百姓能群起效仿，给中国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以强大的压力。

王灿发认为，中国环境致害者身上的压力和心理恐惧太少，在这些人心目中，中国的环境法规不过是儿戏。确实，在中国因破坏环境而获罪的少而又少，而破坏环境的事又频度烈度很大地发生着，国家环境整体在恶化。这就是现实。

“国家信用竟成为不法之徒的避难所”

王灿发近来正在为一个案子气恼。帮助数百位受害的老百姓打赢了官司，但苦等了两年，受害者没拿到一分钱。执行难，难得一塌糊涂。王灿发上来就给我讲这件令许多人不平的案子。

在江苏、山东两省交界处，有一片辽阔的人工湖―――石梁河水库，1999年7月9日，突然从水库的上游涌入大量工业污水，致使水库上游300多只网箱内所养的鱼全部死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60多万元。同年9月11日，灾难又一次降临。石梁河村农民谢恒宝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下午4点多钟，我划着装满饵料的船驶向养殖水域，发现那天的鱼一口接一口地吞水，表现出高度缺氧状态，上游水面布满了一层白色泡沫……5点多钟，网箱养的鱼全部死了。”

事故发生后，连云港渔政管理部门立即派人沿着水面上的白色泡沫追踪，发现污染来自新沭河。江苏的渔民们非常气愤，用数辆卡车拉着死鱼到污染源所在地山东省临沭县政府上访，要求排污企业赔偿损失。他们得到的答复是：我们这里的企业早已实现达标排放废水，死鱼与我们无关。今后，政府保证监督有关企业不再向下游排放未经净化处理的工业废水。

渔民们听信了临沭县政府的承诺，又重新投网养鱼。2000年6月28日，悲剧再一次发生，江苏渔民的1310只网箱养的鱼顷刻间又一次全部死光。

农业部获悉这两起特大渔业污染事故后极为重视，委派黄渤海区渔业环境监测站，对这两起特大水污染事故进行了全面勘察。结果表明，石梁河水库的污水主要来自新沭河上游的山东省临沭县金沂蒙纸业有限公司和临沭县化工总厂。给养殖户造成损失560万元，给国家造成损失600万元。

渔民们依据勘察结果，多次到山东省有关部门投诉。2001年3月，出席全国人大九届四次会议的江苏省32名人大代表就此问题联名提案，要求有关部门尽快解决，可是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养殖户们不是不想打官司，只是已经破产的他们一是没钱，二是即使有钱，有环境法专长的律师也不好找。在找到“帮助中心”并得到了王灿发的帮助后，97个养殖户立即联名于2001年3月10日向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年12月14日，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山东省金沂蒙纸业有限公司和临沭县化工总厂立即停止侵害，赔偿97户渔民经济损失560.4万元（给国家造成的600万元损失没人出头起诉）。被告不服，上诉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半年多的审理，江苏省高院于2002年4月16日作出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官司打赢了，老百姓松了一口气，但快两年了，左等右等，赔偿费一分未到，百姓们被毁坏的生活依然如故……申请强制执行，有关法院不太积极，因为这里面涉及两省关系。老百姓不干了，又要上访。两省法院在各方催促下，指定铁路法院执行。铁路法院在江苏渔民的再三请求下，到被告工厂走了两圈，以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由回复了事。

“事实上，”王灿发肯定地说：“被告所在地法院已经帮助这两个企业造假，将财产转移到了别人名下。有证据证明，在同一天，当地的市县法院做了几份调解书，把工厂财产判给银行……而在此之前，一个被告企业又改了名称变成另一个企业……双管齐下，让受害的老百姓更摸不着北。这是最典型的当地法院帮助被告企业转移财产的案子！”

97个养殖户，五六百人，生计被断了，借款没法还，孩子要上学，老人要看病，全家要吃饭……所有的办法都想尽了，所有的可能都尝试了，人们常说的、常告诫的“走法律途径”也竭尽全力走了，但一切照旧……

王灿发以他从事环境法研究20多年的经历，觉得这个案子分外重大、典型，如此责任分明而且得到了一边倒的支持，还没有一个好结果，他愤愤不平，今年7月22日以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研究与服务中心的名义上书最高人民法院，题目是《关于地方法院制作虚假法律文书的反映》：

“……法院竟然帮助被执行人转移财产逃避生效判决确定的债务，使这些正义的人间化身彻底背叛自己的角色和使命，尤其令人难以容忍的是这种帮助竟是通过神圣的法院裁判实现……不仅国家信用因未兑现而受到贬损，而且国家信用竟然成为不法之徒逃避法律制裁的避难所，岂不可悲！”

环境法越来越多，中国整体的自然环境却越来越差

王灿发1982年在吉林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到厦门大学教书，1年后他到北大进修。在那儿，我国早期环保法规的起草者陈正康的课深深吸引了他。那时环境法对于中国来说是很新鲜的，他一下就感觉“那是对人类有很大好处的专业”，从此立志搞环境法。他1984年回厦大后开了环境法的课，1985年考入北大环境科学中心攻读研究生，毕业后到中国政法大学从事环境法的教学……

这20年是中国大力推行保护环境宣传教育的20年，政府、媒体和民间团体可以说是大力倡导，但王灿发并不乐观：

“我长期搞环境法，20年来，对中国环境法的每一步变化都看在眼里。我认为，我们的环境法已经很多了，有一部基本的环境保护法，有6部污染防治法，比起发达国家一点也不少了，但环境整体上还是恶化了……”

王灿发觉得现实离他最初立志时所要达到的目标，似乎越来越远。

他在探究原因，中国的法律没有真正惩罚那些环境污染的致害者是一个重要原因，法律没有更好地为老百姓做主，使得他们遇到污染损害时，不是首先想到法律甚至根本不想通过法律解决，或者忍气吞声，或者采取极端方式……

王灿发出生于山东农家，对农民的苦楚和弱势地位感同身受。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的学者，他研究环境法有一种扶助弱小的朴素感情在支持。这个“帮助中心”和热线电话，就是皓首老农和憔悴农妇们上访的泪水给浇灌出来的。

1995年，江苏邳州一个养鸭大王的4000只鸭子10天之内就死光了，靠此为生的农民由一个富户转眼之间就变成了一个穷光蛋，他住在窝棚里，贷款没法还，痛不欲生。想起诉排污单位，可是法院不愿受理，又两手空空没钱交诉讼费、请律师。这个真正靠诚实的劳动养活自己的一户农民就这样完了。王灿发在《中国环境报》上看到这一消息后，内心感到一种刺痛，他给这家农民去了一封信，说愿意为他们打官司。

王教授的信是这家处在绝境中的农民突然看到的一点希望，他们找到北京，又摸到昌平―――当时王灿发的宿舍。

三四个人中，为首的是个70多岁的老人，满头白发，被生活折磨得很憔悴。那些鸭子是让他们能过着勉强像人的日子的依靠，是他孙子孙女的学费，是他的“棺材板钱”……在王灿发面前，他们哭了。

王灿发说服了当时他所在的法大律师事务所免费接下了这起官司。他跟着农民来到了邳州。

几个穷农民请来了“中央的大律师”，这在当地颇为轰动。他先后来邳州3趟，把证据和辩词搞得特别“实”，经过一番“激战”，一审判决：赔偿受害人74万元。后来当地政府等各方因素介入，实际赔偿了农民40万元。

这次胜利给这个学者很大鼓舞，这是他用专业知识第一次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了一件事，由此他想到，全国肯定有许多像这几位老乡这样哀告无门的，于是有了一个念头，成立一个机构，为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提供帮助和资助。

王灿发从1996年开始找资助，到处游说有实力的机构和个人，但到了1999年才找到第一笔资金。1999年11月1日，帮助热线开通。

“热线开通前的一天，我们在《北京晚报》发了一个不到100字的消息，说11月1日8点半开通热线。这天早上8点我就来到办公室，正拿钥匙准备开门，就听里面电话响个不停。那一天我们接到了50多个求助电话，有的人还抱怨我们老是占线。这时我知道我做对了。”

该胜不胜，胜诉了也只是画饼

王灿发自己走进旋涡中心。

这个时代，人类活动跟大自然的冲突到了非常尖锐的地步，人类也承受着越来越沉重的灾难性后果。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透露，环境案子以每年25％的速度递增。实际上这还没有真实反映出环境灾难的烈度，因为“在中国发生的环境污染纠纷案中，只有5％诉诸法律”（国家环保总局1999年的数据）。这5％的当事人都是所有的办法都用尽了，实在没办法了，才想到通过法律解决。

而中国惟一一家“专打环境污染案件”，并且也是惟一一家免费为人打环境官司（中心垫付律师费、诉讼费，官司胜诉返还，败诉则全免）的机构，自然要承受环境案中的重中之重―――那5％诉诸法律的都是难案重案。有的事主，被各种关系阻挠、磨缠，案子久拖不下后才到处想办法，找门路，结果蓦然发现北京有这么一个机构……

一般说来，环境官司本来就很难打。王灿发积多年经验总结道：环境案子有几难，一是起诉难，法官不愿受理这些案子，主要因为环境案子比较复杂，影响工作量；而且法官往往处在两难境地，判企业败诉，当地政府不干；而判受污染之苦的老百姓败诉，于心不忍。

二是找律师难，受害者大都是底层百姓―――熟悉法律界现状的都知道，律师一般不愿代理平头百姓的案子，即使有的百姓有钱也找不到好的环境案专业律师。

三是收集证据难，虽然环境官司规定“举证责任倒置”（被告要承担证明受害人所诉的损害事实与自己的排污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责任），看起来有利于原告，但往往官司打到后来，法官竟还是要原告举证。

比如有一个案子，江苏盐城的陈必亮状告某化工厂、某精制棉厂排放的废水导致其养殖的鱼和蟹大量死亡。原告持有原国家环保局南京环科所的鉴定：两被告工厂排放的污水里有：COD、挥发性酚、苯乙烯等，确能给养殖业带来危害。但1998年3月，盐城市法院以“陈必亮养殖的鱼、蟹死亡的原因是否是两被告排放的废水所致，未能提供证据，且当时亦未对死鱼、死蟹进行检测”为由，驳回陈必亮的诉讼请求。

判决生效后，陈必亮不服，向《检察日报》等新闻单位反映情况，并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1999年5月，江苏省高院指令盐城市中院对此案进行再审。该市中院再审认为：“环境污染引起的赔偿诉讼，适用举证倒置的原则。原告首先应当对受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被告就损害事实的发生是否具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在原审及再审期间，陈必亮均未能提供两被告的污染行为导致自己财物损害的直接证据……因原审原告所主张的事实缺乏必要的证据，故其诉讼请求不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