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节

性，她断不会以牺牲自己作为代价成全孙多慈。李家应几次托王映霞为孙多慈找个对象。王映霞这才想起她住丽水时曾多次见到的风姿优雅、气质不俗的“相门闺秀”，首先就想到为她与许绍棣做媒，遂不顾丈夫郁达夫（他是鲁迅的战友，一向厌恶许绍棣）的反对，张罗起来。必须要说的是孙多慈对父亲的这位上司也有些好感，欲寻找到乱世飘零中的依靠，否则她完全可以婉拒王映霞的做媒。她同意与许绍棣先通通信，增进了解，也认可了许有三个女儿的事实。尽管在她心灵深处仍思念着徐悲鸿，但她显然是务实的，又很想摆脱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师生恋”的无形压力。再说孙多慈已二十五岁了，当时应已算上待字闺中的老姑娘了。她不能不做现实的考虑。

三、战乱年代的爱恨情怨

1938年3月里，孙多慈与父母逃难到湖南长沙，住在市区黄兴路附近小巷深处的小旅馆里，虽说还略有积蓄，但战乱年头，物价腾飞，胜于武汉三镇。一家三人心生烦忧。孙传瑗并不怎么清楚比他夫妇俩先期抵达长沙的爱女已与那时尚在浙南流亡政府任教育厅长的许绍棣建立了通信关系，在处朋友。只是他在丽水时已隐隐感觉到勤于公务整天忙得团团转的许厅长似乎对他这个小小书记员特别客气，处处关照，还安排孙传瑗夫妇住到建有防空洞的丽水中学校舍，以防日军飞机的日益增多的空袭。孙传瑗思女儿心切提出欲辞去公职去长沙。许绍棣立即批准，除命财政处支付三个月薪水外，又大笔一挥特批一笔补助金，是大洋八十元，令省教育厅官吏们无不咂嘴称奇，因为许绍棣平日自奉廉俭，并不怎么搞特殊化。他对办公经费控制甚紧，挺抠门儿，能省则省，政声尚可。当然，人们若是知道其间隐藏的秘密，恐怕是会生出些腹诽的。

许绍棣还安排总务处两名精干的干部护送孙传瑗夫妇乘长途汽车去赣州，再转道水路去南昌，送至湘南的株洲才分手，令孙传瑗感激万分……而孙多慈的心仍牵挂着分离已大半年的徐悲鸿，她几经思想斗争，背着父亲给已在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继续执教的徐悲鸿写了封长信，表达了问候之意，诉说了思念之情，信中她称何去何从，尚在举棋不定，很苦恼。而徐悲鸿那时与妻子蒋碧薇的感情已接近于破裂，虽同住磁器口一宅院却分床睡觉。夫妇俩由常争吵而进入冷战，同乡前辈吴敬恒的朋友张目寒（美术家，安徽人，时任中央立法委员）等人都已懒得介入调解了。蒋碧薇先在复旦大学代课教授法文，后又去国立编译馆工作。她喜交际，在陪都上层官太太中有些人缘。她们都同情蒋碧薇的处境，指责徐悲鸿移情别恋，对家庭缺乏责任心。其实蒋碧薇与旧日相好张道藩的关系已日益密切，常私下约会，一同喝咖啡、跳舞，而徐悲鸿却因自己被抓住“移情”把柄在先而一直忍受了妻子感情的出轨与背离。他私下曾对留法好友郭有守（四川教育厅长）表示他早受够了，想离婚却又有些不敢，因为蒋碧薇很会造舆论，太不好对付了。他接到孙多慈的信后，偷偷地读了一遍又一遍，真是百感交集，恨不能立即去长沙与心上人相聚。

但学校新学期已开学，他是艺术系主任兼中大校务委员，总不能抬腿就走呀。

于是徐悲鸿提笔以自制的水墨插画信笺给孙多慈写了封信，好言安慰，表示过些日子，他一定设法去长沙见面，当时国民政府各部委、中央军委会各厅处尚在武汉领导全国军民从事救亡图存的抗战事业，而一些与作战无关的机关已陆续西迁重庆了。徐悲鸿说是应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及负责人田汉之邀要到三厅从事宣传工作，于是他名正言顺地于1938年4月初，沿江东下到达充满同仇敌忾气氛的武汉，见了熟人、故交郭沫若等人。三厅负责抗战宣传，已集中了成百上千进步文艺界人士，王莹、金山、洪深、刘开渠等都在那儿，可谓才俊济济，抗日热情似火。徐悲鸿却只在武汉待了几天，作了十几幅国画留给三厅美术组的友人，用于义卖并以所得款项支援前方抗日将士（他觉得这样做才稍能心安），而后便转往长沙了。战乱中与温柔多情又贤淑的孙多慈在异地相逢，自然是倍感亲切。徐悲鸿心中的落寞与忧郁也就一扫而空了。一日，这对师生恋人在火宫殿小馆子里吃了顿油炸臭豆腐，外加苏南风味的肉馅馄饨，而后乘上一辆黄包车冒着淅沥春雨同游湘江北岸的岳麓山。

在岳麓书院外古山亭上，孙多慈说了王映霞为她与许绍棣做媒一事，并说她已与许在通信，也接受了他从浙南托人带来的一笔钱，还帮许代购了一批长沙出版的抗战刊物寄过去，她坦承自己并非喜欢这个男人，下一步怎么办，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徐悲鸿心境黯然，一时也不知说些什么才好。他还是提醒孙多慈：“这个人我当年在上海见过，人并不很讨嫌、有些文人风度，在北伐战争中还立过功。不过，他因在民国十七年行文通缉过鲁迅而为世人所诟病。你没读过鲁迅、曹聚仁、郭沫若等人批判他的杂文与时评吗？”孙多慈苦笑着摇摇头说：“你是知道的，我对政治斗争一向很不感兴趣，我醉心的是美术是色彩，是形象与意境。吴敬恒那个党国元老，你的无锡老乡，搞反共可比许绍棣厉害得多啦，他是‘四一二’事变的主要策划者，敝同乡陈延年（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的长子）正是被他告密而在沪上被捕送了命的，而你们夫妻俩一直与他过从甚密。在南京时，你们常邀他来家吃饭。你在鼓楼傅厚岗购地建别墅手头太紧，吴敬恒不也捐助二百银洋?我在丽水时倒是发现许绍棣热心于抗战事业，为办战时流亡中小学而不遗余力地奔走，从不讲究个人物质享受，浙省主席黄绍闳就几次公开表彰他。

他对客居丽水的进步文化人士也给了不少关照，可见人是复杂的，不可因一事而论之，以偏概全。”

孙多慈话中含有为许绍棣辩护的意思，徐悲鸿一时也无话可说……过了几天，徐悲鸿一路把孙多慈和她的父母护送到广西桂林，拜托他的友人、时任省府总务处长的孙仁霖为他们在城内中山路上找了一家干净的旅馆安顿下来。孙仁霖早年毕业于广西大学，喜爱书画，一向崇拜大画家徐悲鸿。他置办了丰盛的宴席为徐悲鸿和孙多慈一家人接风洗尘。这令孙多慈感到很有面子。接下来她带上画夹天天跟着情人外出游玩写生。俩人相依相偎，泛舟清碧的漓江上。“桂林山水甲天下”果为不虚，江流曲折，波平浪静倒映出两岸的奇峰峭岩。

江光山色，移步换形，充满诗情画意，这对情侣重又寻回了几年前在南京秋天月夜同游古台城上、泛舟玄武湖上的感觉，沉浸在幸福意境中，早将各自的烦恼抛在一边。孙多慈表示她愿意再等一年，待徐悲鸿与蒋碧薇协议离婚后，即与他同结连理。至于浙江的许绍棣那边她可以随时写信回绝的。徐悲鸿顿时又被苦恼所支配，离婚就那么容易吗?在桂林期间，孙传瑗终于不想再对女儿和徐悲鸿的“师生恋”保持沉默。他是恪守旧礼教传统观念的人，一日他支开妻子和女儿，单独邀徐悲鸿谈心，明确指出：“古人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小女是你的学生，这层师生关系无论如何不能够改变。浪漫情事总应有所限制。你即使以后与太太离异，我也不能同意小女嫁给你，我不愿被别人在背后指点。你的关照与相助，我日后自当设法相报。只是从今日起，请你能体谅我们的处境，你还是速回重庆教书吧，你的学生们需要你”……徐悲鸿很有些尴尬，也实在找不出辩驳的理由，表示自己会三思而行。次日，孙传瑗夫妇便严格限制女儿的行动，不让她再出去。徐悲鸿在五月初只得怏怏离开桂林，经贵阳返回重庆沙坪坝……孙多慈在桂林病了一场。思前瞻后，她不得不选择遗忘（当然这是违心的，也不可能的）。她狠下心来，中止与徐悲鸿的书信联系，却又带着无奈的心情与许绍棣恢复交往。两年后，孙多慈与许绍棣结了婚，生了两个男孩，大的叫尔羊，小的叫珏方，长大后都到美国留学，攻读数理学科，卓有成就。

四、孙多慈与蒋碧薇在南京的邂逅

1945年抗战胜利后，南京光复。蒋碧薇一年前已在重庆与徐悲鸿协议离婚，她分得丈夫的几百件价值连城的画作，心满意足。俩人在婚姻上的是非曲直，世人众说纷纭。

但这无损于画坛一代巨匠的形象，因为中统文化大头目张道藩介入其中，成了又一个“第三者”后社会舆论就更倾向于同情徐悲鸿，而徐在离异后已寻得解脱，不久，就与湘籍女学生廖静文结合，伉俪情深。1946年春，南京春雨绵绵，新绿渐浓，当孙多慈旧地重游，独自徘徊于鼓楼傅厚岗的坡路上和四牌楼中大校园内外时，心情惆怅而痛楚。据她遗留下的日记披露，她心中挚爱的人从来只有徐悲鸿一个。她从杭州来到南京这伤心动情之地，总渴望能与心上人再见上一面，但她明白这已不可能，据报载：徐悲鸿来南京小住月余后即去北平接办国立美专，再说他已获得了幸福……孙多慈打着雨伞，缓步而行，抚今思昔，百感交集。当她行至湖南路中央党部附近时却无意中看见了蒋碧薇，不由后退几步隐身街树后。这位讲究虚荣个性好强的妇人衣着华贵，神态闲适，她是从一辆小汽车上下来的，车主显然正是张道藩，他未下车，驱车开进中央党部大院。他与蒋碧薇早就半公开同居，倒也情投意合。蒋碧薇并没看见自己的旧日情敌，但孙多慈的心仍一阵颤抖，有些畏怯。

十余年前在南京，蒋碧薇曾几次当众羞辱她，令她穷于招架，如今，一切都成为往事了，她感到自己与蒋碧薇都很不幸……孙多慈于1949年随丈夫许绍棣去台湾，她成了知名画家。徐悲鸿于1953年９月辞世于北京中央美院院长任上。此时远在海外的孙多慈惊闻噩耗痛不欲生，为挚爱之人守孝两年，此事至今广为流传。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孙多慈常客居美国，住长子许尔羊家。她在心灵上与同床共枕多年的许绍棣更加疏离，但仍维持夫妇关系，这也许注定了是一位不凡女性的人生悲剧。而许绍棣也无奈地默认了妻子心灵的叛离，但仍真心地爱着她。1975年孙多慈去世后，许将亡妻的作品一直珍藏着，有的如《玄武湖春晓》等一直挂在四壁上。许绍棣晚年信奉天主教，尤专心吟咏，从他的集唐诗中可看出对故乡的深情切念，如：“几多人物在他乡，枕绕泉声客梦凉，白首思归归不得，海天东望夕茫茫”，很悲凉。1980年许绍棣去世后与孙多慈的骨灰合葬于台湾阳明山。

梁思成的“档案情结”

? 陆其国

上世纪二十年代，梁思成在国外求学期间，有一天惊喜地收到父亲梁启超从国内寄给他的一本《营造法式》。该书作者李诫，字仲明，宋代命官，司职监管公共建筑的建造和修复。此书手稿最初是梁启超的同时代人朱启钤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南京江苏省立图书馆找到的，朱于1915年曾任内政部长，负责修缮北京故宫，其间积累了丰富的建筑知识，且研究兴趣不减，《营造法式》手稿就是他退休后找到的，并将它重印。梁启超寄给梁思成的便是初印本。朱还由此创建了中国营造学社，旨在“破译”中国建筑学的“秘密”。1930年，梁思成从国外学建筑归来，也加盟中国营造学社，并任“法式部”主任，同样钟情于建筑文化的他的妻子林徽因则任“校理”，这对伉俪就此开始了他们的学术生涯。

搞古代建筑研究，少不得要进行野外考察，寻找古代遗迹。每次出发前，梁思成总要设法寻阅相关的地方志、档案史料，然后制作要前往找寻的目的地建筑目录，再拟定行程，最后做实地丈量和拍照，予以存档。正是这样的过程培养了梁思成的“档案情结”。

1933年秋天，梁思成赴山西进行田野考察，在大同以南约八十公里的一座小城听到在一个边远地方曾有一座“应州塔”，但现已改制，为确证此事，梁思成很希望能看到照片，他灵机一动，遂写信给“山西应县最高等照相馆”，希望能得到一张应县木塔的照片。结果如愿以偿。受此启发，以后他每从报上或通过其他途径获知有古代遗存，便写信给当地邮局局长，请他帮助搞到相关建筑照片，并同时附寄一小笔钱，以支付摄影师人工和材料费，他的建筑档案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建立并丰富起来的。不仅如此，梁思成甚至还能通过民间歌谣，从中敏感地发现相关线索，如前述“应州塔”，就是发端于“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这句民谣。

档案建立不易，梁思成当然也倍加珍惜。日寇入侵我华北，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被迫转移时，他们最为关心的就是完整保存好营造学社的宝藏，里面就包括建筑图稿、照相底片、笔记、书籍及其他相关档案资料。尽管这样，梁思成还是把照片和基本数据随身带着，以备不时之需。

对这些档案资料的珍惜，是梁思成对建筑文化的钟爱使然。建筑文化在梁思成眼里早已超越了国界，成为全人类的精神文化财富。众所周知，梁思成痛恨日本侵华，林徽因的胞弟林恒——一名中国空军即直接牺牲于对日空战中。但有着如此国耻家恨的梁思成，在得知二战中的美军炮火开始猛烈轰炸日本本土时，却立马赶到美军设在重庆的指挥部，向美军上校布朗森递交上一份日本文化名城奈良的古建筑图纸，并陈述保护奈良城的重要性。梁思成说：“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想到国人的苦难，我是恨不得炸日本人，然而，一种职业与历史责任感，让我冷静下来，建筑是社会的缩影、民族的象征，但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的结晶。像奈良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一旦炸毁，是无法补救的。”作家李辉在谈他从一篇描写梁思成保护日本奈良的报告文学中看到这段记载时说：“我不清楚报告文学的作者是如何了解到这番对话的内容，也许是一种文学虚构。但是，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虚构，是符合梁思成思想逻辑的合理想像。我相信它是真实的。”

梁思成对日本古文化建筑尚且如此，对保护自己国家的古文化建筑自然更是不遗余力。我们都知道，北京（当时称北平）解放前夕，曾经有两名解放军干部来到梁家，向梁思成出示了一张北平地图。他们对梁思成说，一旦傅作义不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方案，解放军就要采取强攻，所以想请梁先生把应该保护的文物古迹在军用地图上标出来，届时解放军将避免破坏这些文物古迹，即使用生命的代价，也要保全它们。这番话和这一举措使梁思成大为感动。他因此也对共产党的军队大为信奉，觉得重视文化的军队是大有希望的军队。据说后来他拒绝去台湾，和这样的认识极有关系。

建国后，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他对城市规划提出不少方案和建议，其中有限制城区工业的发展，以免污染环境和人口剧增，保存北京故宫、古城墙城楼等等，结果他的保留紫禁城建议被政府采纳。至于限制城区工业，当时一位北京市领导告诉他，一次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南望时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到处都是烟囱。事后回想，毛主席表达这层意思，也许反映了他希望积弱积贫的中国能出现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的迫切心情。但梁思成听了却困惑了，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将是什么样子？好多年以后，梁思成袒露心迹：“我想既然我们要建设城市、发展城市，为什么不可以借鉴工业发达国家在城市建设中的成功经验呢？有人说他们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我认为正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更有效地汲取他们的经验，因为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更有效地集中领导，集中土地，才能更好地实现统一的计划。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城市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业发展必然会带来严重的污染问题；复杂的交通问题；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带来的居住问题；贫民窟问题等等。为什么我们不能事先防止呢？

建国之初，北京市市长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这使我大吃一惊。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所要避免的吗？‘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将是什么样子？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对‘处处都是烟囱’这句话直到现在我也不理解。”不料这一困惑在“文革”中竟成为梁思成“反对毛主席的城市建设指示”的一条罪状。

当北京壮观的旧城墙和门楼遭拆毁时，林徽因也痛心疾首道：“你们今天拆的是真古董，有一天，你们后悔了，想再盖，也只能盖个假古董了。”林徽因病逝于1955年，享年五十一岁。

此后，曾不时有一些女性向梁思成求婚，均遭拒绝。直至林徽因去世七年后的1962年，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知音林洙女士才终于走进梁思成的生活。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好友费慰梅（费正清夫人）在《中国建筑之魂》一书中曾写到：“那阵子，由于外出和各种公务缠身，长时间不在家，思成的生活陷入了麻烦。在他的系办公室里，未拆的信件和杂志叠积成堆。他需要人帮忙，因此找了年轻的女子林洙。她一九四八年自上海来北京，一直和思成夫妇很亲近。后来在徽因的安排下，林洙嫁给清华建筑系的一位教师。一九五七年这桩婚姻以离异收场，留下两名稚龄儿女归她抚养……当思成请她来帮忙处理文牍工作时，她欣然接受，每隔一天来他家一趟。”林洙后来写道：“大约一周后，我拆开一封信，不由得笑了起来。我连忙过去向梁先生道喜。原来是一位人大代表毛遂自荐地来向梁先生求婚，还附了这位中年妇女自己的照片。梁先生也笑了。那天我们谈到了各自生活中的问题。后来每天都在工作之余小谈一会儿。从生活到工作，从文艺到建筑，什么都谈。我不是健谈的人，但他总是静静地听我讲，和我交换着看法。可以与之推心置腹地交谈的知音，我一生中只遇见过这一次。

当时林先生已去世七年，思成一个人生活，身体不好，也很孤单，这使我们在感情上接近起来并彼此珍重。我们决定生活在一起。”后来林洙就为我们记录了发生在“文革”岁月中梁思成与档案的一则凄惨故事：“一天我下班回来，发现一箱林先生生前与思成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花圈纹饰草图，被扯得乱七八糟，还踏上很多脚印。我正准备整理，思成说，算了吧！于是让我把这些图抱到院子里去，他点燃火柴默默地把它们烧了。最后的一张他拿在手中凝视了良久，还是扔进了火堆。结婚几年，我没有见过他哭，但这时，在火光中我看到了他眼中的泪花。”“为了这些档案，梁思成可以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现在时代已容不得这些档案了，他只能将它们付之一炬。男子汉的泪水到了这时，终于再也控制不住了。”尽管这样，作为梁思成的妻子，林洙还是做了一件了不起且功德无量的事，那就是她想到，“其他文稿包括《营造法式注释》的稿子，是思成几十年心血的结晶，无论如何也不能毁弃，但又没有办法保存。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决定把它交给家中的佣人李阿姨。她是贫农出身，红卫兵从来不进她的房中去。

我告诉她：‘这些东西以后可以证明梁先生是没有罪的，你一定替我保存好，放在你自己的衣箱下面。’”痛心遭毁的除了档案资料外还有书籍，“包括一套英文的《哈佛古典文学全集》，一套《饮冰室文集》只好全部送往废纸收购站”。“为了处理那些封、资、修的书籍，雇三轮车拉了一整天，共运四十五车次计售人民币三十五元。”在我写这篇文章的今天，这套《饮冰室文集》已是可以进入拍卖市场竞拍的珍本书了。

抗战结束后，梁思成收到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函，前者请他担任客座教授，到康州纽海因讲授中国艺术和建筑；后者希望他担任1947年4月“远东文化与社会”国际研讨会的主席。1946年11月，梁思成甫抵纽海因，即请耶鲁大学把他带来的照片和建筑图制成幻灯片。这些珍贵的幻灯片，后来成为耶鲁大学艺术图书馆的档案珍藏。此行梁思成还带着他在李庄写的即将完成的英文书稿《图像中国建筑史》，他希望在美国完成此书，然后在美国出版。此后他还参与联合国大厦的设计。1947年4月初，普林斯顿大学为庆祝建校200周年，举办为期一年的纪念活动，其中一项是“远东文化与社会”研究会，邀请梁思成担任主席。梁在会上作了“唐宋雕塑”及“建筑发现”两个学术演讲，得到与会者高度评价。参加此次学术活动的国内学者有陈梦家、冯友兰、陈达、屈栋子等。其间梁思成还举办了一次图片和照片展。就在他想在美最后完成《图像中国建筑史》书稿时，因林徽因结核病急遽恶化，他归心似箭，回国前，他将书里要用的图片和照片交给费慰梅保管，他只带走手稿，想趁乘船的两个星期内改定，然后邮寄给她。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份手稿连同其他一些档案，后来竟又经历一番大波折，直至四十多年以后，费慰梅回忆起这件事时，感慨系之地写道：“他（梁思成）和我都没有想到，应该留一份（《图像中国建筑史》文稿的）复本。今天看来，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但毕竟那是四十年以前的事了。不管怎么说，那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我把厚厚的一叠图稿存放在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但那份文字稿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我这里过。”

那么，究竟出现了什么纰漏呢？

1957年3月，已与梁思成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