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节

的胜利虽然已成定局，但“矫枉必须过正”的逻辑还在“宜将剩勇追穷寇”。1933年，鲁迅和施蛰存两位为了要不要读中国书（传统古籍）的问题展开的争论就是一个例子。对当时鲁迅所持的“少读或不读中国书”的观点，显然不能以通常的逻辑去判断——鲁迅难道不知道《庄子》和《文选》的价值，但“不过正就不能够矫枉”，对旧文化先彻底打倒了再说，这是革命者的激进主义情怀。在经历了对旧文化的连番追剿之后，青少年的语文教育的效果，面貌大为改观，除了有家学渊源背景者外，大多数中学毕业生于传统古籍已是所知甚少，一代接一代，几十年过去，每况愈下，就像沈宁先生在文章里所说的：“在我的祖辈父辈们看来……（我）也许不过小学毕业水平……比我更年轻的人……绝大多数恐怕只能算文盲。”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于政治斗争和社会变革的需要，文言文又经受了一系列的追击和溃败。我们这一辈人入学是“来来来，来上学”启的蒙，十二年过去，高三的课本里竟然是刘绍棠的小说之类。除了一大堆缠夹不清的什么“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之类，真不知道语文课里究竟学了些什么东西！至于儒家经典，根本闻所未闻，即使拿在手里，也是如对天书，不知所云。而学生中能写一篇清通的白话文者为数也很少。旧时代的士人，“十年寒窗”，天资高的，往往便能考个举人、甚至进士，两相比较，两种语文教学的效率不言而喻。当然，现代教育的内容更加丰富，但也不能以此来开脱语文教育的失败。1956年，中学汉语和文学分家，新的文学课本里，文言文占压倒优势，第一册第一篇就选了《诗经》里的若干篇章，教师和学生对这套教材的反应都比较积极，可惜使用了不过一年，紧随在“反右”之后，教育改革开始了，其间发生的荒唐事此处无须赘述，不仅这套教材被废，所有“资产阶级权威”编著的旧教材全遭取缔。大学生里的积极分子自己动手编大学教材，这些在“反右”和“拔白旗”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家伙，能编出什么样的东西可想而知。

又过了两年，政治形势越来越紧，语文教育也日益萎缩，到了“文革”开始，不仅文言文被打倒了，白话文也一块儿玩完，只剩下一种高调八股，几句陈词，不尽反复：吹嘘自己，则无非“五洲四海，风雷激荡”、“莺歌燕舞，形势喜人”；斥责敌人则只有“是可忍孰不可忍”、“狼子野心，何其毒也”。全民族的语文知识进入了有史以来水准最低的时期。

拨乱反正确实带来了一个向文化回归的新局面，但是，沦为垃圾的文言却并未就此交上好运。由于长期的封闭，中国对于外部世界的情况已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声开放，各种新鲜玩意蜂拥而至，“恶补”之不暇，谁还顾得上去拾掇大家都不甚了然而且久违了的传统文化？何况不少人认为“浩劫”的产生本就离不开封建主义所提供的土壤，反封建任重道远，而任何对文言文的提倡当然都是与这一历史任务相抵触的。此后，世界一体化呼声渐高，“与国际接轨”成为风尚，语言和文字上的混乱日见加剧，种种不知所云的音译字报刊上屡屡可见，甚至将外文直接引入，以满足部分崇洋媚外的心理需求。在这方面，青少年是被误导的一群，不任其咎，然而，他们的师长前辈受教育的背景比他们还不如，难道能够承担这个历史责任？要解决这个真可谓“积重难返”的问题，恐怕还必须回到问题的起点去，检讨一下当年“矫枉必须过正”的文学革命观点。

常见一些仕途尚称顺利的官员（老中青都有）喜欢通过关系或权力在报刊上发表旧体诗词，其中懂得格律的固然也有，多数却是文意欠通不说，甚至连平仄都还没有弄清楚，令读者一边读着一边难受。难受归难受，讥笑我却不敢，因为有自知之明，虽然知道点平仄对仗以及“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什么的，离登堂入室还差得很远。我的难受其实就是为了他们连这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自我感觉十分良好，要不也不会编成集子，广为散发。可悲?选记得读大学的时候写学年论文，凡选择中国古代史做题目的，首先要通过一个测试，即将古籍中的一段话用标点断句。这个法子检验对古文的阅读能力还真是十分简便，系主任罗孟韦先生（顺便说一句，最近谢泳君在文章里说罗孟韦是中山大学教授，恐怕弄错了）亲自选出了大约十个人，确认为合格，我也忝列其中。虽然后来我畏难而重选了世界史的题目，但能够通过罗先生的检测，还是很有些荣耀感的。我又何以能阅读古文略强于一般同学？现在回想起来，大约就是因为高小两年遇到了一位秀才出身的国文老师，他用的由他自己选编的教材，一色是古诗文。我当时并不感兴趣，但被动接受下来的东西却令自己终生受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脑子里已经没有剩下多少有关他的记忆，唯一稍微完整的

医学墓地上的叙事之花

? 李 明

世事无常。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见证了一系列的死亡。好端端的，上帝死了，哲学死了，现代建筑死了……而且死得有板有眼，死得斩钉截铁。它们死就死吧，只要有医学活着，就不必害怕——医学是生存的底线。可是最恐怖的消息来了：医学也死了。末学刚刚在《医学与哲学》上发表文章把中医死了的消息抖出，就听说西医也死了。

宣布这个消息的人叫劳伦斯·弗斯（Laurence Foss），他专门写了一本书，题目叫《现代医学的终结》（The End of Modern Medicine）。其书出版于2002年，如果以出版时间作为西医死亡之标志的话，西医比中医还早死四年。按照作者的说法，现代医学诞生于1816年，以听诊器的发明为标志，算起来享年一百八十六岁。虽然我在《医学与哲学》上发表文章的时候并未看到此书，但是并不出乎我的意料，因为中医本来就是西医注视的产物——“君以此始，必以此终”，照理就应该稍微晚一点死亡。目前学界对医学特别是中医的关注热情非常高涨——最后的救命稻草形将失去，因而恐惧与奋争的心态并存实属自然。

自从上世纪初“中医”在“西医”这个他者的注视下从中国医学传统中走出，与西医之间的抗争就不曾间断。最初“中医”一词只有在传教士办的医学刊物上才能见到。这个词的提出本身就是为了表明中国医学与西医的差别。后来“中医”逐渐自己认同了这种差别的存在，却又不甘心，一定要否认或者变相地否认这种差别，业内人士长期为中医辩护，说中医不比西医差，说中医同样科学，因为那些“中医”在骨子里还是认为西医高明的。殊不知这种辩护本身恰恰强化了两者的差别，结果“中医”的研究慢慢偏离了医学传统的干道，在西医的注视下异化了，成了不折不扣的怪胎。学习中医的人不信中医、中医药大学的学生成了中医的掘墓人、中医与西医的实践越来越相似、中医的术语逐渐西医化等等，这些现象已经司空见惯。在处理两种医学的关系上，国人的努力集中体现在“汇通”、“结合”和“学习”上，而我的见解却是“汇而不通，结而不合，学而不习。”

有人说中国的医疗系统独具特色，因为世界上只有中国官方承认两种医学，且规定两种医学地位平等。其实中国又何尝不希望有统一的医学。可是历史证明了医学的统一十分困难。余云岫想通过废止“旧医”达到统一，结果群起而攻之，这是在情理之中的。当时的中西医力量悬殊非常大，毕竟当时全中国的西医数量不过千余人，而中医药从业人员至少一百万人，而且全国推行西医根本不现实。而西医既已得到科学文化的认可，近现代的中国对它自然也是趋之若鹜，欲罢不能。恐怕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取两者之长，形成一种新医学，所以“中西医汇通”、“中西医结合”、“中医西相互学习”的声音最得人心。可是前文提到，中医的诞生本身就肩负着与西医不同的使命，现在要趋同，那就是威胁两种医学的存在，叫它如何“汇通”、“结合”、“学习”？换句话说，两种医学都有一种“自以为是”的真理观，即认为真理只有一个，结果只能你死我活。如果不从这个根本上入手，中医和西医的关系根本不可能有出路。好在随着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渐深，终于开始撼动医学的真理观——医学是最贴近人的信仰的，因为它与性命攸关，所以也最顽固，除非有十分地把握，医学的根本信仰绝对不变。

当初现代医学观刚刚兴起的时候同样困难重重，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甚至出现医学的怀疑论，认为医学根本不能治病，人生病之后就裸体接受太阳浴，名曰“自然疗法”。现代医学的困境逼迫人们去反思其真理观本身，自然也需要一个困难的历程。但是，毕竟这种探索已经开始，而且已经取得一定成效。

西医对自身反思的结果就是对他者的逐渐开放。在2002年，美国全国范围的调查表明有百分之三十的美国成人采用补充医学和替代医学（CAM）的治疗手段。且另一项研究表明，在美国，学历越高的人选择补充医学和替代医学的倾向性越强。比较而言，中国的中医学研究反而更加坚持所谓“科学的”真理观。换句话说，中医在反思自己的深度上比西方落后。中医被近代传教士灌输了一套理念，当初传教士们也认为是出自好意，但现在西方人发现自己错了，在努力去改正，而中医却仍然坚信那套错误的理念，像自虐狂一样不肯把紧箍咒取下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末学扼腕叹息之后不得不说中医死了。但是中医的死亡并非坏事，因为只有这种因西医而生的中医死了，才可能架构真正的面向世界的中国医学。

面向世界的中国医学应该具备三个特征：第一，她要有自信；第二，她能包容别人；第三，她不断超越自己。

医学的自信来自民族信仰。中国本土的信仰没有断，也不可能断。尽管现代国人经历了五四与文革的洗礼，我们的骨子里仍然流淌着几千年华夏文明的血液。毕竟，这些思潮的波动时间太短——不到一百年的动荡怎么能撼动五千年历史的波澜！无论年轻人如何表现得另类和反叛，恐怕他们都不会允许你去挖他们的祖坟。他们耳濡目染的，哪怕支离破碎的神话传统，早已把那种生生不息的文化信息深深地埋在他们心底。中国传统的医学正是从这些神话传统中得来。美国著名思想家罗洛·梅说：“神话给这个没有意义的世界赋予意义。神话是一种叙事的模式，她使得我们的存在具有价值。”中国传统医学的可信性早已在“神农尝百草”、“黄帝岐伯谈”等古老叙事中得到验证，不需要再去用粗糙的现代试验重复。每一个用所谓现代手段去“不真诚地”“证明”中医传统的学者都应该扪心自问，这种研究是必需的吗？很多人的内心深处在经历着精神的磨难，他知道自己的研究是不需要的，可是为了生存“不得不”这么做。在此，末学斗胆宣言，国医的自信不一定要建立在西医的注视之下，不一定要披上科学的外衣。

叙事研究早已雄辩地说明，科学也是神话，而且是蹩脚的神话——至少它完全没有办法处理人心与人身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曾经在一封给爱因斯坦的信中说：“你可能觉得我们的理论（心理学）看起来像神话……可是哪一种科学最后不都和我们一样？你们今天的物理学不也是神话吗？”秉承了神话血脉的叙事医学，将来很可能是能够包容现代医学与本土医学，同时又不伤害各自尊严的医学形式。目前西方的医学界已经觉醒，开始探索叙事医学的道路。中医学没有理由去为一个死去的科学医学偶像守灵。

包容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承认别人的存在，但老死不相往来；另一种是相互欣赏，共同促进。前一种包容实际上是一种容忍，一种没有办法消灭对方时候的权宜之计。面向世界的中国叙事医学不能采取前一种包容的态度。现代医学的确有很多不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借助现代医学，即所谓科学的医学，人类在健康史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们不能因为它存在不足就把成绩一笔勾销。《剑桥医学史》的作者罗伊·波特记录了抗生素的使用给人类带来的福祉，他认为这是后现代医学的开端，窃以为这是他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误会，但无论如何，磺胺类药的使用大大提高了人们战胜疾病的能力。当今各种高科技在医学上的运用也的确给很多人带来了好处。尽管抗生素的滥用导致股骨头坏死及其他副作用，高科技的高昂费用让人反思医学的目的等等，但它们的效用本身不可抹煞。叙事医学要做的不是去反对任何一种医学，而是去成就所有的医学。成人之美是叙事医学的宗旨。要让各种各样的医学叙事都有自己的空间，让人们的可选叙事（alternative story）越来越多，让人们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时候更有力量、更有意义、更有尊严——而不是相反。

叙事的意思就是讲故事。故事就像流淌的小河，源源不断。正因为如此，叙事医学的精神如同《周易》生生不息——“生生之谓易”。 叙事医学的生命力来自它永不僵死的世界观。医学不应该是必然，而应该是可能。信奉必然的医学必定会成为权威，成为权威的医学就很难再顾及人的尊严。当一个人浑身插着管子，完全靠机械的力量维系的时候，现代医学所关心的是治疗过程是否符合它的理论和规程。“人的尊严”在它的视野中很淡很淡。但信奉可能的叙事医学则不然，“执手相望，娓娓道来”，各种因素都可能成为左右一个人的健康的根源。亚马逊河上一只蝴蝶煽动了一下翅膀，纽约就爆发了一场风暴——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很可能有。叙事医学就是在对不确定性的尊重中不断超越自己，不断把人的健康和生命引向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