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节
期不远了。
《水浒传》中，宋江带领梁山好汉南征方腊前（伐王庆后），大军过秋林渡，一行大雁飞过，浪子燕青援臂弯弓，射杀数只飞鸿，宋江耳闻雁鸣凄厉，仰见雁阵惊散，默默有所悟，怨燕青不该射杀此仁义之鸟〔5〕。小说作者或以此情节暗示，梁山好汉如这大雁一般，南征时队伍浩荡壮阔，北返时将凄凉惨淡、十不一二。现在的天空已经没有可供人类显示射技的雁阵了，农药的使用使农作物大面积丰产固然是人道主义的胜利，却没有考虑对鸟类繁衍的灾难性影响，生物们没有自己的哲学向人类论辩，指出人道主义的野蛮。人类以自己为中心，其活动的目的就是掠夺地球资源以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求，对于大部分动物来说，人类是他们最危险的敌人；即使来自人类的“爱”，也还是把它们关在笼子里参观和赚钱。除了老鼠蟑螂蚊虫，天上地下的大部分生物似乎都厌倦与人类为伍，纷纷以灭绝的方式与世界诀别。进化道路上，人类曾与地球上的各种动物大军同行，但随着人类智慧的增长，渐渐地，动物的种类变得稀少，面对动物们零落的尸体，人类似乎无宋江哭梁山兄弟的悲哀，也没有多少惟我独尊的得意，有的只是——冷漠。
作为地球的统治者，人类不断以持续的发展显示自己的强大，可当地球被开采为一架狰狞的髑髅时，人类的末日是否也为期不远了呢？大雁，按着季节的变化出现在我们祖先的视野中，而今却在我们时代的天空消失了，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好征兆。在上帝厌倦人类之前是否应该想想未来，“我身后哪怕洪水滔天”——不是理性的人类应抱有的世界观。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才见出老子的反进步主义之于人类文明的恒久意义。如果将来自然资源稀缺到了这样的程度：为了清洁水源和无污染的空气而大动干戈，饲养着少量动物的动物园的门票要用黄金购买，人们幸福的理想是做原始人，富翁的最高级别是园丁，那么，今日所谓“物质文明”理想又意味着什么呢！异化的文明错乱了本末关系，其实老子早就发现了那个治疗文明异化而“合乎道德地生活”的方法——抱朴、虚静、无为。美好的“新世界”其实就是我们百年人生看见、拥有的自然世界，天堂就在清晨鲜花的露珠里，在秋日天空的雁鸣中，在明湖清波的涟漪上。“抱朴”不是要人回归蒙昧时代，而是使文明发展从容悠闲；“虚静”也非抑制人类的理性想像力，而是以深思熟虑取代蛮勇狂暴；“无为”是为了最高之“为”——人类在宇宙中的生存权不因暴疾而终，而是享尽天年。
“合乎道德地生活”的道德担负需要每个具体的人，而非空虚的“人类”概念。人类作为群体是由个体组成，而个体意志似乎不影响群体行为，但群体意志分明是个体意志的综合。如果每个个体能从“我”做起，领悟自然之道并约束自己的行为，则人类理解的道德就可能与“自然”契合，违逆自然的、异己的力量只能靠每个“自己”克服。那么，何种力量能启示“自然”之“道德”理念被众“心”领悟呢？除了来自自然的教训，有什么超越存在能对人类群体“合乎道德地生活”给予巨大的说服力呢？
我们的知性科学既然永远不能解决我们理性提出的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和我们自身生存所面临的困境，我们是否应呼唤我们祖先曾信仰的神明归来？自然神曾使我们的祖先对自然充满敬畏，在科学时代人们却驱逐了他们，是否有一天自然神能返回到人类的心灵中，来限制人类的某些无法预知后果的行为呢？我们来分析一种现象：在许多人看来，木讷的山民不及城市人体面精明。可是，为什么“土著”山民面对“圣山神水”总是满怀虔诚，双手合十，惟恐得罪，何言破坏；而一群现代都市青年男女却可以恣意毁坏云南香格里拉碧沽天池的自然景观？回答是，因为前者心中有神，而后者心中无神。后者也喜欢美景，但美景在他们理智上是纯粹外在的，是“有用”的“东西”——可用来拍摄电影胶片贩卖赚钱；而在前者，山光水色的本体是“我的祖先，我的母亲，我的神”——灵魂的皈依之地。可见，有神的善与无神的恶，并不因受教育程度而颠倒；或者说，自然神论使人类生活更合乎道德。但是，消逝的诸神能重新回到普世人的心灵中吗？
记得童年时代，村西荒冢有巨大杜梨树，二人合抱不接，村人敬而祭之。革命兴，破迷信，有数少年欲伐之，长老曰，此树历八百年，见证村史，虽数遇水旱蝗灾而不死，吾村之神明也，佑我子孙，祀之尚恐不及，何忍伐之？少年不听，斥之曰：神鬼者，封建迷信，古木不过一实用之材耳，干可变桌椅，枝可燃灶火，何佑之有，遂伐之。越三十年，嘉树绝，珍禽灭，野兔不奔于郊野，鸿雁不翔于水泽，即梁上之燕巢几绝迹矣。神明者，人类之佑护者也，人有所畏惧，其福不远；人无所畏惧，其祸将至。害华夏文明之大者，莫过于近世之唯科学主义者也。科学很好，但只有科学不够。科学在世界中，而非世界在科学中。世界者，诸神之世界也，哲人与诗人之世界也，然后才是科学之世界。宗教、哲学、诗、科学能否并行不悖？自然本不悖，所悖者，心也；灭心灵中绝对主义，使多元共存于自由者心灵，则拯救之路或在望中耳。
边寿民有一幅《芦雁图》，画面画一芦雁游在芦荻丛下的浅水中，引颈向天，遥对着高空中另一只芦雁，似在呼唤它，那呼应的神态令我想到家庭般的词语：“天气冷了，该带领咱们的儿女回到南方去了”——翻译成韵文可作“不见天凉北风起，快携儿女到江南”。当我们把人类间的亲情推及动物间的亲情，我们或者能够领略佛家不杀生的训诫来自于觉者对世界何等深切的悲悯。绝对的不杀生也许办不到，但我们能办到的是对自己的约束。动物并不需要人类特别的关爱，它们需要的是人类的行为尽量少地干涉它们的生活。那些林立的烟囱、腥臭的河沟、堆积如山的垃圾破坏了雁道，我们人类尽管不能像制订经济规划一样制订修复雁道的规划，但考虑到还有零星候鸟的迁徙，我们的烟筒里少些二氧化硫，臭水河沟少些腥臭，减少垃圾的污染，大概还是能够做到的。
甚至有乐观的环保主义者相信，科学技术所破坏的生态环境最后也还需要科学技术来拯救。我尽管不是乐观主义者，但也不是悲观主义者，已经灭绝的生物在将来能否通过基因技术复制它们？我对此不敢奢望，但对于没有灭绝的生物，我们延缓它们灭绝的时间大概总是能做到的。我甚至有一个梦想：觉者再临人间，普降法音，启示人类觉悟其所临危厄如飓风起于瀚海，增长的极限使生命之舟将飘坠罗刹鬼国；令百千亿万众生顿生畏惧，知爱自然即爱自己，护他生即护我生，一念观音而生无量悲心，善缘连环而生、蓬勃骛起，寰宇兆灵遂解脱罗刹之难。苟如此，“顿悟”的人类发宏愿拯救濒危生命成为可能，我们的子孙或可看到祖先看到的景象——大雁重新回到天空，排着整齐的队伍，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
〔1〕见《吕氏春秋》的《孟春纪第一》和《仲秋纪第八》。孟春之月候雁北，仲秋之月候雁来——两句在《吕氏春秋》中不是连贯语句，原句“孟春之月：日在营室……候雁北……”；“仲秋之月：日在角……候雁来……”。
〔2〕在更早时期（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岩画中也有大雁形象出现，如我国甘肃的黑山岩画，但画面过于简单，还不是成熟的艺术。
〔3〕《汉书·苏武传》：“昭帝继位数年，匈奴与汉和亲，汉求武等，匈奴诡言武死。后汉使复至匈奴，常惠请其守者与俱，得夜见汉使，具自陈道，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使者大喜，如惠语以让单于，单于视左右而惊，谢汉使曰：‘武等实在。’”可知苏武的信并未到达汉帝，但常惠能教汉使如彼，而单于信，可见鸿雁传书非虚拟，苏武帛书雁传汉帝也就是可能的；因此后世诗人根据《汉书》演义苏武雁足传书故事也就并非传讹。
〔4〕鸟类的出现可追溯到侏罗纪（距今为1.4亿年）的始祖鸟，白垩纪的无齿鸟类的近鸡目与鸡形目、雁形目关系密切。而雁形目（Anseriformes）形成于始新世，距今5300万～3650万年。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学Ⅱ》1992年版，第1057页。
〔5〕见《水浒传》百二十回本第一百一十回“燕青秋林渡射雁，宋江东京献俘”；或百回本第九十回“五台山宋江参禅，双林渡燕青射雁。”本文据百二十回本叙。
大淖风荷
大 淖 风 荷
? 张志东
研读历史，心情常常沉重而无奈。从长盛不衰的娼妓现象去透视中国数千年文明史，窃以为是一个不错的视角。虽然困涩，并且尴尬，却没有曲意回避的理由。
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娼妓，大多是无资格嫁人生子，而在夹缝中谋生的落难女子。她们既无良家女子婚姻的权利，就无须遵循礼教道德的义务。她们苦苦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按照男人的需要塑造自己，以最佳状态取悦于男人，从而赢得生存的空间和质量。因而她们中的愚笨者，仅靠美色来卖身求食；她们中的佼佼者，则苦练功夫，以音乐舞蹈、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巧饰美妆、柔情蜜意来增添自身的魅力。恩格斯曾经谈到古希腊的艺伎，说她们“由于才智和艺术趣味，而高于古希腊罗马时代妇女的一般水平之上”。中国的歌妓，由于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受到的特殊教育，她们的才华智慧和艺术情调所达到的水准，也远远超过了她们同时代的其他女性。近代学者陈东原分析其原因时指出：这是因为她们的思想和精神是自由的。的确，这些歌妓与在“三从四德”的纲常礼教束缚下的良家妇女相比，反倒有那么一点可怜的自由。
娼妓是最卑贱的女人，而她们中的佼佼者却是女人中的精华。如果要写中国艺术史，无论是音乐舞蹈、杂技戏剧，离开了才艺双全的名妓，这种历史是无法完成的。是她们站在艺术的源头，用生命的血泪传承着人类的文明，拓展了精神的世界，升华了艺术的品位。如果要写中国英雄谱和精神史，其中最重要的章节，不是帝王将相，不是富绅显贵，柳如是、董小婉、李香君等等一代代名妓和那些被岁月烟雨迷蒙了的女中英豪，必定有其一席位置。是她们在生活最黑暗之处，闪耀着英雄的光芒；是她们在最污秽的土壤里，坚守着高尚的情操；是她们在最苦难的角落，支撑着一片蓝天。名妓是苦难的诗、流血的歌、罪恶的花，也是浪漫的诗、激情的歌、艳丽的花。马克思说，她们“虽然处在极端屈辱的境遇中”，但“仍保持着人类的崇高心灵、人类的落拓不羁和人性的优美”，而“在非人的境遇中得以合乎人性的成长”。一方面，她们的身心受到摧残凌辱，她们的人格受到扭曲践踏，是社会制度的千年祭品。另一方面，在道德沦丧和人性错位成为礼教社会普遍现象的大背景下，人们却能从风月场上看到一丝半缕未泯的人性；在无边的泥淖之中，看到一枝枝一簇簇高贵纯洁、芳香四溢的荷花。
中国娼妓的发展史，是痛史，是情史，也是折射经济社会盛衰的历史。
从人类对神和大自然崇拜的巫娼时代，到奴隶娼妓与家妓并行的隋朝；从官妓盛行的唐宋，到市妓风靡的明清；娼妓的历史，是自祭坛走向社会、从官府走进民间、由垄断阶层进入普通百姓生活的演变史。
它是统治者荒淫腐败的罪恶志。从夏桀蓄养三万女乐、倡优开始，上自天子诸侯，下至大夫豪富，都把拥有家妓的多寡作为权势和富贵的象征。隋炀帝大臣杨素“后庭妓妾摇曳罗绮者以千数”；被唐太宗封为越国公的冯盎家养妓妾达万余人，其规模可以同皇帝相比；南唐画家顾闳中的名画《韩熙载夜宴图》，就是反映中书舍人韩熙载纵情声乐的贵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