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节

，不要一味去求深，否则会失于穿凿，落于程式的陷阱。”（《读书》2005年第2期）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说明杨著一定存在着这样一种“陷阱”，但对于图志的精心选择和深度阐释很可能会由于对典型的过分关注而丧失了大众图志进入文学史的可能性。谢著应该说具有编年体的倾向，但跳跃式的年代选择本身就具有了深刻典型性用意。虽然在一个年代和下一个年代之间不可避免的具有承接性和连续性，但对一般性的忽略和省略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这里我并不是主张文学史写作一定要做到事无巨细，或整个文学史的发展要一览无余，而是要说明这里存在另外一种文学史写作的可能性，这就是如何关注到大众的、底层的和细节的问题。米兰·昆德拉在谈小说中的历史问题时说：“历史的编撰只写社会的历史，而不是写人的历史。因此，我的小说中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常被历史学所遗忘。举例说：一九六八年俄国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实行的恐怖是由官方组织的对狗的屠杀为先导的。这一次要情节被完全忘记了，它对一个史学家、政治家没有任何意义。但它具有很高的人类学意义。”（《小说的艺术》三联版第36页）虽然这说的是小说创作，但对于文学史写作无疑具有启发意义。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也说：“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页）这样我们看到，在一定意义上和一定程度上来说，有先见之明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已经注意到了历史创作或者写作的另一种可能性和必要性，所以我在文学史写作上，在不否认典型文学史写作的基础上提出另外一种文学史写作范式，那就是一般文学史。

一般文学史的命题思路从历史学者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导论》那里得到了积极的支持。尽管葛著到目前在学界仍有很多争议，但作者对传统历史写作方法的质疑精神和写作思路对文学史写作却是值得借鉴的。他认为，如果思想史只是写那些思想的精英和经典，思想史就是一个悬浮在思想表层的历史，如果思想只是一次一次地重复确认那些思想的精英和景点，思想史就真的是一个“层层积累”的历史了。他说：“过去的思想史只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可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是一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因此，似乎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而这个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延续，也构成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因此它也应当在思想史的视野中。”他又说：“某人在某个年代是思想史的象征，某人在某个时代提出了某种有意义的思想或观念，某人继承了某人的思想因此是一环续一环，于是思想史就这样被凸显出它的线索。

可是真正在社会生活中延续并直接起作用的，却常常不是那些高明的思想，而是一般性的普遍性的知识与思想。”（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7页）虽然思想史和文学史是两个不同的门类，但从“史”的角度来考量的时候，它们毕竟相交叉的地方甚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两者是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甚至在“史”的研究上是相互参照的。比如新历史主义者就是期望从历史深层结构中来加强对文学文本的考察。在他们看来，在任何历史表述中，除了一定数量的历史资料和解释这些资料的理论观念外，还包括一种深层的结构，性质是语言学的，甚至是文学的，它用各种文学的方式，如虚构、情节编织、隐喻、讽刺等来表述历史，并作出独特的解释和判断。由此可见，思想史和文学史在某种程度上是同构的，也就是说，我们拿葛兆光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来支持一般文学史的思路还是有其充分性的。

我的一般文学史构想是要表达“一般环境中的一般人物”，这并不排斥或者解构典型文学史的存在，也不是对文学史的重写，而只是和典型文学史一起完成对一个时代或整个历史时期文学发展的全面的多层次的观照，是典型文学史写作的一个重要的补充。因此，虽然我还无力对一般文学史作出相当精确的定义，但可以从下述三个方面的阐述中来理解它的意义。

首先，一般文学史是关于社会发展中一般的最为普遍的能够为社会绝大多数层面所接触、掌握和欣赏的文学发展的历史。文学的发展对于一个个人来说是需要一定的知识，因为这一点，文学创作、欣赏、批评以及文学史的撰写实际上就是知识不断分化的过程，知识的分化造成了欣赏、创作和接受层次的差异，而且随着时间的延续，这种分化越来越严重，致使绝大多数的人和少数人出现分裂，少数人制造高深的文学并书写历史，于是大众便被抛到后面。这样说并不是有一个理论来支撑，而是从文学史的写作实践中得出的经验。比如随着鲁迅、茅盾、老舍、曹禺、沈从文等人离我们越来越远，文学史对他们的书写也就越来越深刻和高深，那么接受他们的人也就越来越少。实际上在这样的状态下，文学史的写作就成了文学知识分子的文学史而不是别的知识分子的文学史，更不是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文学史，这样文学史写作的传世作用就会大打折扣，而一般文学史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

其次，正是基于上述思考，我认为一般文学史也是大众的文学史。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学史的大众化，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要使文学史的写作能为大众所接受和阅读，不至于因写作本身的过分学术化而丧失了趣味，更不必使用所谓的系统论、控制论或者其他的“先进”的理论对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等诸多文学事象进行过度阐释。应该说大众关心的是文学常识而不是文学深度。但文学史写作又不能离开这种深度和系统地阐释，因此就必须在典型文学史之外建立一个一般文学史的写作范式，照顾到大众阅读和接受的可能性。二是大众化的文学史。这一点要求表明必须将大众文学本身纳入文学史的写作范畴。一般认为，文学大众化是要求一部文学作品能够为大众接受，而实际上还应包括大众的文学创作。文学大众化并不是始自二十世纪，但它却表现出了强烈的倾向性。从五四运动以来，关于文学大众化问题，不管是启蒙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但当人们将这些行为向文学史本身靠拢的时候，却做了精简的处理，结果那些大师们虽然卓然矗立了，但烘托出大师们存在的平庸之辈们却消失得无影无踪。试想，如果这样处理，那些大师们不是太孤傲了吗？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集》序言中曾专门列论了那些无名青年的小说创作问题，但这一传统并没有传承下来。新时期以后，我们进入到了大众化、平面化和多元化的时代，因此也就势必要求对大众化的文学史进行思考。

再次，一般文学史也是一种“现实”的文学史。所谓“现实”的文学史是基于大众对文学创作的可能性的分析上。一般说来，典型文学史或者那些文学大师们的文学创作，虽然绝大多数都是基于对现实的深刻剖析上，但其中必然暗含了两种倾向，要么是对历史的深刻总结，要么是对未来的精确的洞察。也就是说他们总是超越时代的，他们的思想深刻性总是在后来才被发现和阐释的。虽然他们的创作可能代表那个时代的最高成就，但并不完全代表那个时代的真实的整体性的思想。而大众文学由于大众自身的特性使他们的文学表现出了最现实性和最真实性，他们的思想完全是他们时代的写照。我们说文学史的写作目的，既在于归纳整理文学发展的主线和传统，也在于对文学发展的时代进行纪录，前者主要是由典型文学史完成的，而后者主要依赖于一般文学史。

当然上述三点或许并不能涵盖一般文学史写作的全部意义或者理解，它甚至会在很多研究者那里衍生出更多的意义和内涵。如果这样，则必定会对一般文学史写作产生最为积极的效果。由于一般文学史是一个写作范式的预设，它的容量和可能性到底有大，它的体系最终如何建立，这将是一个引起理论争议和实践检验的问题。至于谁有权利和资格来书写这种文学史，我以为那绝不是挥舞着剪刀和糨糊就可以随意拼贴的毫无文学深度的人。

从影片《金赛性学教授》谈开去

? 蒋晗玉

很有意思，由德、美、英合拍的影片《Kinsey》，中文片名译为《金赛性学教授》，应是不加“性学教授”四字则没有卖点的考虑吧。而洋人对于“金赛”则可以马上产生明确的性学符号，因为《金赛性学报告》（包括《男人的性行为》和《女人的性行为》两部著作）曾是如此地闻名。

这部片子策划了八年，曾经被八十七家制片厂和影片公司拒之门外，就在2003年7月份影片开拍三个月前，还没有一个可靠的投资方愿意出钱。该片花去一千一百万美元，直到影片被美国主流媒体评为2004年十佳片之一，获得2005年奥斯卡最佳女配角提名和三项金球奖提名后，编导比尔·康登才为自己这部以窥探性生活秘密的性学研究震动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社会的生物学家艾尔弗雷德·金赛的传记片长出了一口气。

影片主要讲述的是：1894年金赛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一个道德观念十分严谨的家庭。父亲是个墨守成规的教徒，从小就对儿子十分专制。尽管如此，小金赛还是偷偷地手淫。长大后违背父亲的愿望不上大学的工程系，而上了生物系。金赛在大学里很出色，后在印第安纳州大学谋得教职，并开展对黄蜂的大量分析研究。同时他结识了聪慧的新型女性麦克，二人结为伉俪。

新婚之夜，两人做爱时出了问题，他们只好向专科医生求教，才开始享受起他们的性生活来。金赛由此意识到人们对性知识是多么贫乏，他开始深入调查研究人类的性生活。他收集起一大批受采访者的性生活史，并给青年学生开辟性教育的课程。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他已集中了一批研究人员，成立了性研究所，并从洛克菲勒基金会得到资助经费。金赛鼓励其研究人员不仅要公开阐明他们的性学观点，而且要身体力行，解放自我，克服性的压抑。当他意识到自己有双性恋情结，便跟研究助手马克发生了短期的同性恋关系，而马克还跟金赛的妻子麦克公开发生了不避讳的异性恋关系。

1948年金赛的专著《男人的性行为》出版，成为世界的畅销书，1953年他继续出版《女人的性行为》却受到诋毁，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也失去了，金赛的心脏也出现了问题。

妻子麦克坚决地维护着金赛，但他已经理想破灭。但当最后一个受采访的老妇告诉他，他关于女性性生活的书给了她成为女性同性恋者而不必自杀的勇气，金赛又重新振作……结尾字幕打出1956年金赛心脏病突发去世。

金赛的研究，对推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同性恋的权利运动和妇女性解放意识的进步，无疑是影响深远的。他和助手们创造的一整套的调查和研究的方法，除了像收集胶片、艺术品、日记、个人历史有关性欲、性行为的文字图片资料外，他还对一万八千多个不同年龄、职业、肤色、地区、文化程度的美国人进行了直接的实际调查，向被调查者提出的有关性的问题多达三百五十多项，他以此为基础的两部著作：《男人的性行为》和《女人的性行为》无疑是研究美国人性行为规范、程度和变异的全面且重要的文献。同时正如影片中展现的那样，金赛的著作所揭露的令人震惊的事实，大大冲击着卫道士和清教主义者的情感底线。

直到今天，在美国依然有大量斥责金赛的言论。如美国在线杂志《公民》的专栏作家斯蒂芬·亚当斯就认为影片《Kinsey》，因为它对人类道德与尊严的嘲讽，决不应该在影院公开发行。他说：“金赛的学说为男女乱交和性反常行为大开绿灯，其恶果导致了家庭破裂，通奸泛滥，引起了大量离婚、性病遗传、私生子、堕胎、学生使用避孕套、同性恋婚姻以及产生了几十亿美元的色情娱乐业和对儿童的性虐待。”

但性的丑恶现象（上面列举的有些现象并不在我此语所指）的存在状况，绝不是一个金赛的个人性认识，以及其调查展示的性真实状况所造成的。如果我们对科学、客观、反愚昧经验主义有真诚的诉求，则我们不能否认金赛和他的发现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积极力量。这与社会道德中存在的“伪饰”、“讳饰”需求无关。金赛至少让我们对于性的汪洋大海的丰富、复杂、神秘，有了较深的了解。对普通人“我是谁”、“我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有了一些回应般的对应发现。

金赛的著作揭露了人的性行为方面许多令人震惊的事实。他发现在他访问过的已婚妇女中，百分之五十在结婚时就已经不是处女；男人的百分比更高，视其教育水平的不同，从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九十八不等。且这些非处女新娘，百分之六十九在事后都并不觉得后悔，仅百分之十三稍有小的悔感。非婚妊娠的女子中百分之八十三也都无懊悔的表现。金赛在走访的五千九百四十名妇女中，发现美国已婚妇女，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妻子，在结婚十至十五年之后，较之她们的丈夫似乎有更强烈的性要求。四十岁左右的已婚妇女中，四分之一的人都有过私通。在男性方面，情况也是如此，频繁的婚外性交，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便如此。据金赛的调查，美国中产阶级男性，在婚后十五年就与妻子没有性关系了，五十五岁的美国男性，两人中就有一个与人私通。

同性恋方面，金赛披露了同样触目惊心的事实。他发现百分之三十七的美国男性和百分之二十八的美国女性从青春期到晚年，都曾有过或者至少希望具有同性恋的经历，甚至有百分之十三的男性是属于典型的同性恋者，即有过三年以上的同性恋经历，百分之四是完全的同性恋者。他并且认识到同性恋不一定就是精神疾患，同性恋并非均属病态人格。

由于偏见和无知，对“人类机体”最严重的歪曲是人类的性事。广义、单纯的生物性所需要的性活力和性关系，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便已荡然无存。宗教禁令、法律形式、道德规范、人群态度、种族地理环境、文艺表述、亚文化模式等，塑造着又改变着人类的性面貌。一切解构、挑战、不屈从于成型主流性行为图式的性行为，一直受到调整、压制、打击，但性面貌也就是在斗争中改变的。

性问题并不是依附于主流历史的无足轻重的附属品。广义上来说，也即从“我们皆人”这个简单事实出发，性问题应一直处于人类社会的历史中心位置，只是以“伪饰”、“讳饰”的形式作为社会活动的主要动力之一，为人所不全知。对其复杂性、个体性、无休止的冲突性把握上，我们还只是处于臆测阶段，未窥全貌的事实是明显的。在弗洛伊德到福柯之间，金赛这个性的揭示者的历史意义无疑是积极的。迄今为止，性史学家仍然认为，他们收集的最大量的人类性表现的材料说明，在公众社会道德和今天迷惑着我们的个人性表现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对金赛的一些个人行为的争议性，也反映着这样的状况。他所致力的一些行为究竟有没有影响他那有着里程碑意义的工作性质？这依然是性科学界至今仍有争议的问题之一。金赛是无可辩驳的双性恋者和有自残倾向的色情受虐狂（影片《Kinsey》中就涉及了包括自残外阴在内的许多性行为）。他允许他学术圈内的已婚成员（包括他妻子克拉拉），可以公开乱交。他不仅观察他们做爱，而且让这些性行为在他的顶楼上被秘密地拍摄下来。我们是该以科学的还是道德的眼光来看待这些行为？有时难免是个棘手的问题。

我们来看与金赛同时代的性学家约翰·布罗托斯·华生（1878～1958）的研究遭遇。他立意对人类性交时刺激与反应之间的关系进行客观的实验研究。这是一项超越时代的科学研究，他找不到受试者，纵使做自体实验，他的妻子也不愿合作，他只好与一位愿为科学而献身的女助手从事性交的科学实验，并且获得了不少有关性交时性反应的生理和心理资料。但由他妻子的申诉所引起的离婚，特别是法官和新闻界耸人听闻的宣传，使华生于1920年不得不被迫辞职，改做广告业，度过余生。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由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两人组成的研究组才突破了这一禁区，他俩在门诊所对人类的性行为进行全面的研究，他们采用现代化的实验技术，如用心电图、脑电图来记录性刺激和性反应；用与透明塑料阴茎相连接的摄影机来拍摄模拟性交和实际性交中阴道的变化；同时开展有关婚姻和性生活的临床咨询业务等。他们被认为是现代性医学的奠基者，性科学的权威。

作为被称为“同性恋活动家”的比尔·康登编导的《Kinsey》，将金赛这个人物视作所谓“没有廉耻心的先知”和一个“在他的有生之年终于受到唾弃而不受赏识的先驱”的界定，其实没有争论的必要。对个体的理解，有时连个体本身都无法实现。我们对人物的界定往往只是依据现象，依据我们自以为是的知。但是我们至少应该认识到，如果没有金赛和与他十分相似的其他的先驱和探索者，追求客观、真实的心理学家、性医学家、性史学家、性社会学家，那么我们对我们生活世界的了解，还处在蒙昧状况。因为他们，我们知道了不少有关我们人的性知识，又正是因为他们所受到的阻力、误解、打击等，我们还有太多的待综合和具化的未知。

何人绘得萧红影

? 桑 农

最近读到一本《我的婶婶萧红》，作者是端木蕻良的侄子。其间许多文字，显然是在为他叔叔申辩。此前还有一部《端木与萧红》，也有此动机。而该书的作者钟耀群，是端木蕻良的第二任妻子。作为端木的亲人，出来澄清一些事实，是在情理之中，可一厢情愿地要证明两人的婚姻多么美满，未免矫枉过正。

人们对端木蕻良印象不佳，是有事实依据的。端木的某些行为的确让人看不过去。例如新婚不久，先行赶往重庆，将怀有身孕的萧红一个人留在战火纷飞的武汉。还有在萧红生命垂危之际，将她托付给骆宾基，自己却很少去医院看望。这里面可能有一些难言的情况，但不管怎么说，他无疑是未尽到丈夫的责任。关于他们婚后的生活，还有许多对端木蕻良不利的描述。绿川英子在《忆萧红》一文中写道：“我想到微雨蒙蒙的武昌码头上夹在濡湿的蚂蚁一般钻动着的逃难的人群中，大腹便便，两手撑着雨伞和笨重行李，步履维艰的萧红。在她旁边的是轻装的端木蕻良，一只手捏着司的克，并不帮助她。她只得时不时地用嫌恶与轻蔑的眼光瞧了瞧自己那没有满月份的儿子寄宿其中的隆起的肚皮——她的悲剧的后半生中最悲剧的这一页，常常伴随着只有同性才能感到的同情与愤怒，浮上我的眼帘。”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对萧红与萧军共同生活的回忆中。据说，当时有人看见萧军和萧红一起在街上走的时候，萧军大踏步地走在前面，萧红在后面跟着，很少看见他们并排走。当我们为萧红和端木蕻良的结合而惋惜时，是否想到，她和萧军在一起的日子就是幸福的吗？不错，是萧军将萧红从危难中拯救出来，是他们一起从东北逃亡到上海，一同见到鲁迅，加入了左翼文学阵营。可在日常生活中，萧军给萧红带来的是什么呢？虐待、蔑视、背叛，该犯的错误都犯了。萧红去世后，他居然还说：“作为一个六年文学上的伙伴和战友，我怀念她；作为一个有才华、有成绩、有影响的作家，不幸短命而死，我惋惜她；如果从‘妻子’意义来衡量，她离开我，我并没有什么‘遗憾’之情！……也许可以这样说：在文学事业上，她是个胜利者！在个人生活意志上，她是个软弱者、失败者、悲剧者！”殴打了妻子，却不许她在外人面前掩饰；让第三者珠胎暗结，还不许妻子难过、抱怨，否则，就是“个人生活意志上”的“软弱者、失败者、悲剧者”，这便是萧军“男子汉”的逻辑。

萧军和端木蕻良分属截然不同的类型，一个是所谓硬汉，一个是生性娇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具有悠久传统的大男子主义。男性的自我中心，使他们无视萧红作为女性的身心需求。像绿川英子所说的“只有同性才能感到的同情与愤怒”，他们是无从察觉的，更不要说做到许广平那样感同身受的体贴。许广平《追忆萧红》中写道：“她（萧红）同时还有一种宿疾，据说每个月经常有一次肚子痛，痛起来好几天不能起床，好像生大病一样，每次服‘中将汤’也不见好。……（我说）白凤丸对妇科不无效力，何妨试试？过了一些时候，她告诉我的确不错，肚子每个月都不痛了，后来应该痛的时候比平常不痛的日子还觉得身体康强，她快活到不得了。等到‘八一三’之后她撤退到内地，曾经收到她的来信，似埋怨似称谢的，说是依我的话服过药丸之后不但身体好起来，而且有孕了。战争时期生小孩是一种不容易的负担，是不是我害了她呢。后来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