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读到海外学者的一篇文章，认为在今天谁推崇儒家或至少对于儒家的尊重多于批评，谁就是纠正“文革”批孔的错误。这种看法大概是由于对国内情况有些隔膜，他们不理解在过去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思想批判只是达到政治目的的实用手段，只要略微了解诸如海瑞、《水浒》等等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在剧烈政治斗争中的浮沉荣辱就可以明白了。“文革”前海瑞是号召作家去写的清官楷模，但由于政治需要，一下子就成了为“文革”序幕祭旗的牺牲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真的批海瑞这个历史人物吗？不是。《水浒》这部小说曾被宣布包含了不少辩证法，新编京剧《三打祝家庄》也一再受到热烈的奖励，但是在“文革”才一下子变成了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著作。当时是真的批宋江吗？不是。它们都作为影射的符号，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些选来祭旗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只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替罪羊。批孔也是一样，就在当时恐怕连不大识字的人也都明白批大儒、批魁儒究竟批的是谁。

这也就是当时除了御用写作班子的少数笔杆子外，理论工作者（哪怕是一贯对儒家采取批判的人）都对这场闹剧采取了坚决抵制态度的缘故。如果不懂历次政治运动总要通过文艺批判来揭开序幕，如果不懂自有文字狱以来就已存在的所谓“影射”这两个字的妙用，那么只能说还不大了解国情。须知，“文革”期间，固然是把封资修一股脑儿作为批判的对象，可是，经历这场浩劫的过来人都可一眼看穿它的皮里阳秋，谁都知道“文革”是封建主义复辟。试问：当时被尊崇并凌驾在马克思主义之上的法家不是封建主义是什么？〔36〕

出于对“文革”基因的深刻洞察，元化先生坚决反对“斗争无处不在”的心理定势和行为哲学。他谈到，斗争必须选择它的形式，被选择的最佳形式是：一切通过群众运动来进行。这种以群众运动方式来贯彻斗争哲学的理论和实践是属于此说作者自己的，马恩等均无此说。如果一定要探其渊源，毛泽东是汲取并总结了过去我国农民造反的经验。这一点在列于卷首的农民考察报告中已见端倪。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九四九年以来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不断？甚至连“五讲四美”、遵守交通规则、教育儿童讲公德，以至打麻雀、发动全民写诗……都要通过运动来进行，更不必说“镇反”、“肃反”、“三反”、“五反”、两次思想批判、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这些本身就被当作政治问题，从而理所当然地要发动群众通过运动方式来进行了。斗争哲学针锋相对地提出差异就是矛盾，甚至综合就是“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37〕。元化先生还指出：

在“文化大革命”那场灾难里，最大的悲剧是扭曲人性，使人发生令人毛骨悚然的自我异化——一方面使少数人异化为神和先知，另一方面又使多数人异化为兽。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尊重、友爱、互助……没有了，只有猜忌、仇恨、伤害……既然成千上万的无辜者和革命者被打成反革命，那就需要通过斗争哲学，使人大胆怀疑，满眼都是敌情。样板戏就是以这种斗争哲学为基础的。〔38〕

不难看出，元化先生反思激进主义，就是要恢复人的尊严、人的自主意识。

对于中国社会，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元化先生从未停止过关注，尽管这一关注总是以一个文化人特有的方式进行的。元化先生对当今中国的文化、教育、人素质、公民意识、市场经济等等，都表达了真知灼见，发人深省。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元化先生担任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这期间，由于工作需要，他对一些文化机构做了一点调查研究，有时还要对迎面而来的某些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元化先生就自己亲身接触来说，深深感到在这些部门工作的同志，上上下下，全都站在第一线，为各种事务性的问题所缠绕，忙于应付，打被动仗，而无法静下来对本职工作中的大事要事进行仔细调查和认真思考，以致胸无全局，眼无远景。在决定方案和制定规划这类重要事件上，也往往只靠常识，凭汇报传闻，即兴式地拍板定局。这不能怪谁，而是被传统的工作机制和方式所决定的。他呼吁：“对于这种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体制，倘不加以改革，将会对工作造成多少损失！”元化先生根据自己的工作体会，认为文化艺术有商品属性，但又不能以一般商品经济规律去对待，它有自己的特性和自己的发展规律。票房价值不能完全决定文化艺术的优劣和高下。不过在实际工作当中，许多同志很少考虑文化成果中这两个层次的关系，对此，元化先生忧心忡忡。他在谈到文化发展时，语重心长地指出，“我希望我们都能保持独立见解，“为学不作媚时语”。无论是搞艺术、搞理论、搞事业、搞行政的，都要有独立人格，不媚权势，不媚平庸的多数，也不趋附自己并不赞成的一时潮流〔39〕。

1990年，元化先生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阐述对当今文化建设的意见，他说：

在文化建设中，教育工作是根本，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但又不是短期可以奏效的。它是有连续性的，一旦中断，将来再补救，就得付出比原来要多好几倍的代价。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能起振聋发聩的作用，但毕竟不能代替教育本身的职能。我们不能用搞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只有发展教育才能解决的问题。这其中也包括爱清洁、讲礼貌、守秩序、重公德等生活习惯的培养。

文化工作的效益有它本身的特点，不能与物质生产的经济效益等量齐观。文化建设所产生的效益，某些方面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商品的属性，但并不等同商品经济。精神产品的效益不能要求急功近利，它的效益主要表现在长远的间接的影响和作用上。

文化体制改革，是搞好文化建设的关键一环。我们现在的体制大抵是借鉴苏联的格局而建立的。例如把所有专业性部门隶属于非专业的行政部门，用行政命令进行领导。再如，对精神产品实行产销脱钩，由与编写出版俱无关系的销售部门来决定一本书的命运，这就形成了编书难、出书难、买书难的怪现象。电影等其他文艺单位也是如此。我认为，倘一时不能改变这种体制，也应先作治标式的补救。

文化建设是项系统工程，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文化设施，第二层次是文化机构或组织，第三层次是文化思想与心理。上面所说的问题既有属于第一层次的，也有属于第二层次的，但同时又反过来影响到第三层次文化思想与心理。文化建设既然具有系统工程性质，所以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我们就应该心有全局、目有远景才对。

后来，元化先生就文化工作改革开放中的观念转变问题发表意见，指出，过去我们习惯于搞“四个一”：一窝蜂、一面倒、一言堂、一刀切，什么都以搞运动的人海战术方式一哄而上，这一点过去是有教训的。我们曾有过全民打麻雀，全民炼钢，全民做诗的事。今天如果也要全民经商，那是很不妥的。要尊重现代社会的分工原则，不能工农兵学商一锅煮，过去出现过的所谓亦工亦农亦兵亦学亦商的理论并不可取。医生看病开刀，教师教书编教材，这是社会分工，做好本职工作就是恪尽自己的职责，对社会做出贡献。不必要求医生每天用几个钟头放下听筒或手术刀，拿起算盘去做生意，也不必要求教师每天用几小时放下课本去摆地摊。医院学校的经费、员工教师的福利，除尽量改善本单位的经营管理以开源节流外，应通过政府拨款、基金会赞助、大企业支持这些渠道来解决，不要让他们放弃自己所长、也是社会需要的工作，去干他们所不擅长或根本不懂的事。我们的医生还很少，医生不专心看好病开好刀，病人怎么办？全民的卫生健康怎么办？我们的教师还很少，教师不专心教好书编好教材，学生怎么办？全民的文化素质和文化水平怎么办？这些都是摆在目前的重大问题〔40〕。

元化先生强调，改革当中特别要注意人的因素，他说“自然，没有体制改革，现代化就会落空。但是，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中不要见物不见人，忽视人的因素。今天的改革正是对于人的因素注意不够。目前，文化滑坡，教育经费短缺，水平下降，文盲数字惊人，文化领域中各个部门都面临日子不好过的严峻局面。如果人民文化水平很低，素质很差，没有起码的民主观念，又怎样去实现现代化呢？难道政治经济改革不需要人民的自觉参与和监督，只凭执政者由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就可以完成吗？提出上述观点也许是警惕不要陷入用思维解决问题的‘中国思维模式’。老实说，我怀疑中国是否有这种模式。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他们所要求的主要是坚甲利兵、声光化电，而不是想用西方思想解决问题。鲁迅在辛亥前留学日本，他说当时留学生学理工、学商业、学军事，而偏重思想领域的学科则很少有人问津。像他一样企图用文学去改变人的精神面貌的几乎绝无仅有。他找到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出版书刊，不是夭折，就是卖不出去。这说明用思想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命运是怎样的。我们是一个务实的民族，大多数人都把行放在知的前面，强调实践，不重视理论。

改革中有一种说法，即经济上去了，思想也会随着发生变化，形成文化的繁荣，我们曾一再复述这种观点。事实上，经济上去了，思想未必上去的例子是不少的。有的国家因发现珍贵资源而富了起来，但文化仍处在落后状态。有的国家经济搞得很好，人民可以拿到高工资，但思想处于禁锢状态。但是我们所要建设的却是有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现代化国家”〔41〕。因此，元化先生曾经再三指出，改革既需要理论的探讨，更需要人民的参与。

跨入新世纪，元化先生面对精神生存环境的日益浮躁，指斥泛滥的“文化泡沫”。他引导人们关注人的文学：“我喜欢十九世纪的文学处处渗透着人的感情。对人的命运的关心、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注重、对人的美好情感的肯定。二十世纪的文学大概不是这样写的吧？在思想和学术方面，十九世纪也是群星灿烂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天空似乎显得有些黯淡了。缺乏第一流的大思想家、大艺术家，怎么不令人怀想十九世纪呢？对于十九世纪的思想和学术遗产都没有很好地消化和吸收，我们的时代充满着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东西，在这个思想和观念变成走马灯的时代，我们容易看出十九世纪的好处，毕竟那是一个对思想和学术充满着虔敬之心和潜心耕耘的时代。”元化先生要求“不要产生太多的文化泡沫”：“现在已经是大众文化时代，……所谓大众文化也不能够一概而论。例如京剧原先就是底层的俗文化，是没有多少文化的百姓的精神享乐，但是现在成为高雅的了，有精致复杂的蕴涵，也有深厚的文化传统积淀。雅和俗不是绝对的。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是发生着互补互动关系的，大众文化直接来自民间，带着新鲜活力，不断推动文化发展。

唐宋的传奇、话本、变文，元明的戏剧，明清的小说，历代的民歌民谣，都在文学史上有过巨大的影响。当然，今天的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的关系复杂得多，我们需要做细致分析。完全反精英文化的大众文化，比如以暴力、凶残、黄、赌、毒等为特质的大众文化，是需要抵制的；这些东西正在挟着电子科技和商业利润的优势，铺天盖地而来，可能会越来越厉害地弥漫于中国的广大城乡。此外，表面上并不那么有害的大众文化，也有潜在的消极意义。比如它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征，它的标准化、统一化和同质化的生产，是排斥真正的个性和创造力的，久而久之会生产出同质、平面的社会主体。在一种以时尚为主导的社会文化中，是没有真正有深度的精神生活可言的。而商品的规律使它具有强烈的支配力量，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求，助长一元化（如市场至上等）的意识形态统治，产生着新的压抑形式。所以我赞成知识人在大众文化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批判的意识，这样可以尽力去保证一个社会的发展中不至于产生太多的文化泡沫。”〔42〕

元化先生一直关注全民的文化素质问题。在一次谈话中他指出：“最近大家都在关心人的素质。只要看看我们周围日常生活所涉及的一些公众领域，诸如社会服务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公共道德问题，都说明了人的素质问题的严重性，例如敬业精神的缺乏、工作态度的粗劣、服务质量的低下、法规意识的薄弱、人与人之间基本准则的漠视以及不讲公德、不讲卫生、不讲礼貌、争吵、打斗以及欺、瞒、骗、诈、钻空子、耍滑头的意识与行为大行其道等等。近来，报纸动员大家参与探讨这个问题是很好的。几个月前，上海人大会议还在举行时，有的报纸竟报道说上海人的素质提高了。最近总算纠正了这种浮夸风。现在报上的舆论又一变为指责人的素质不好．有的甚至痛加指斥。但我觉得，提高人的素质，不能光靠义愤，而需要冷静的思考，作理性的研究。人的素质今天确实成了不容忽视的问题。”

元化先生强调公民意识养成的重要性：“我不能同意把这个问题归结为所谓‘国民的劣根性’。人的素质与文化有密切关系，但不可仅仅归之于文化问题。人的素质与教育有密切关系，但也不可仅仅归之于教育问题。毋庸讳言，文化滑坡，教育质量差，大量文盲的存在，势必影响人的素质下降。因而文化教育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方面我谈过，很多人都谈过。但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却往往是为大家所忽视的，这就是有关公民意识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公民权利没有得到重视与维护，也就导致每个社会公民对于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采取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这就是长期以来造成公民意识缺乏的主要原因。须知一个重公德、有礼貌、讲卫生的社会或文明城市，并不单是通过宣扬“五讲四美”、搞群众运动、制定吐痰罚款等等措施所能建立起来的。倘使每个公民没有出自内心的需要，并认为和自己利益休戚相关的自觉，那么无论依靠来自外面的多么严厉的强制力量，也是难以做到的。在一个没有市民社会空间，或这个空间十分狭窄的社会里，每个人对社会来说只是处于一种被动状态，只有服从，而不会有自爱、自尊的人格，不会有自觉的行为，也不会有自治、自律的能力。

贪污腐败无法监督、买东西上当受骗无法投诉……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对这个社会产生休戚相关、荣辱与共、血肉相连的感情，从而也就不会建立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民意识了。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对社会都抱着一种极端冷漠的态度，只关心自己的小天地，成为毫无群体意识的利己主义者、毫无原则的功利主义者。”〔43〕事情的严重性，已经不用多说了。

1997年，《读书》七月号刊载了费孝通《青春作伴好还乡》，文章写道：“社会学命运多舛。一九五二年高校院系调整时，各大学的社会学系被取消了。一九五七年有些社会学者想效法苏联，恢复社会学在学术上的地位，都被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许多社会学者被划成了右派，受到人身打击，直到‘文革’结束，一九七八年党的领导才决定替社会学恢复地位，并要求补课，就是要在大学里恢复社会学系。”元化先生在读了《读书》上这篇文章后，有感而发：教育折腾，可以休矣！他说：“一九五二年时进行院系调整，砍掉了许多有着悠久历史的著名大学。为了向专业方向发展，在一些综合性大学内，不少院系，撤销的撤销，合并的合并，致使一些好传统、好学风完全丧失。如过去清华国学院传统就只剩下美好的回忆了。故友王瑶在院系调整时被并入北大，但他始终声称他是‘清华人’。经过这样的大折腾，教育水平下降，毋庸多言。目前教育体制又要大动了。这次相反，是朝合并的方向发展。我担心这样是不是会消灭不同学校所体现的不同特点与风格，会不会给教育界造成第二次大灾难？

杜亚泉在《减政主义》一文中曾说：今各国政府组织繁复之官僚政治，视社会上一切事务均可包含于政治之内，政府无不可为之，亦无不能为之。政权日重，政费日繁，政治机关之强大，实社会之忧也。杜亚泉认为政府在教育事业方面应做的，仅仅是司其政务，而不必自己去做教育家；要教育发达，并不是政府多颁学堂章程，多编教科书。他说：‘不察此理，贸贸焉扩张政权，增加政费，国民之受干涉也愈多，国民之增担负也愈速。干涉甚则碍社会之发展，担负重则竭社会之活力。’杜亚泉这些意见是一九一二年说的，至今仍有用。”〔44〕

大家知道，中国对改革道路的选择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这是从几十年的挫折和失败中得到的经验总结。直到今天，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仍然很多，例如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日益猖獗的腐败、经济关系的混乱与失范、改革过程中财产再分配的严重不公，以及金融诈骗、股市泡沫、公权不彰、法治不行等等。这使我们认识到，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即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会出现岔道和弯路。所以，改革的两条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另一条是权贵私有化的道路。市场经济是有好坏之分的。目前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占了绝对多数，但是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并不多。许多国家仍然在早期市场经济权力资本支配的陷阱中，或者叫做坏的市场经济中挣扎。计划经济国家进行市场化改革，弄得不好，也会掉进坏的市场经济的陷阱。根据历史经验，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很高。对实际生活中这些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的现象，元化先生有自己的想法：

这几年关于市场经济的讨论，大陆一些有影响的学人发表了这样那样的看法。有一些不免是想当然的说法。有一位说市场经济必然要带来不可避免的腐败；我们只能够在一定范围里缩小它带来的危害，而不能将它消灭……另一位因市场经济出台后，出现了不少批评道德败坏、理想沦丧的议论，因而怀疑发表这些议论的人是不是都想退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还有一位则认为吃饭问题是根本，只有经济问题解决了，社会道德问题才会自然而然好起来。持上述见解的人，有的是研究国学的，有的是搞文学的，也有的是从事哲学和文化研究的。我听到这些说法，提出了不同意的看法，但是我只是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不健全，经济法规的不完整，以及权钱结合所出现的诸如批条子、卖配额等来说明问题。直到最近，读了吴敬琏赠送给我的书以后，我才发现一些在文化领域纠缠不清的问题，经济学家已经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说明。这本书是一些经济学家于一九八八年发表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的系列文章的合辑，其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关于海外学者所研究的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有些国家（如新加坡）工业化发展过程一开始就着重建立平等竞争的市场原则，同时采取了打击贪污腐败的司法、行政措施，因而市场化进行得顺利，行政机关也基本上做到为政清廉。而那些市场经济发展缓慢，旧的官僚特权和封建特权保留得愈多的国家（所谓“印度病”、“拉美现象”以及菲律宾的所谓“马科斯陷阱”等），腐败也就愈严重。这本书中吴敬琏的两篇文章介绍了海外学者于七十年代就这个问题所提出的“寻租活动”理论，认为某些进行市场化的国家的贪污腐败的根本问题，在于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企业的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管制，以致妨碍了市场竞争的作用，从而给少数有特权进行不平等竞争的人，创造了凭借权力取得超额收入的机会。这里说的超额收入是一种非生产性的利润。以上我只是介绍了《腐败：权力与金钱的交换》一书中所谈的理论，我在这方面没有研究，所述大意是依吴说。读者倘要进一步理解这本书的内容，请读原著。我觉得我们如果多读一些经济学家对于市场经济问题的分析，大概可以使我们不致仅仅根据自己有限的常识去说一些想当然的话。〔45〕

在我与元化先生的几次交往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对不懈追求真知的年轻人的关怀和照顾，同时我也深深感觉到他的殷殷期望：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无奈现实里，要有一批又一批后生勇敢地承担起中国文化事业的未来！

元化先生在谈到他近年出版的《思辨录》、《清园近作集》、《人物·书话·纪事》等著作时，曾经对我说过，你是否发觉，我的这本《思辨录》的几百则内容没有一个是重复的。是的，整本《思辨录》总共三百七十七条，内容精彩绝伦，没有重复。这些文字作为作者六十年追求真理的纪录结集出版，意义非同寻常。它给想要了解王元化和研究王元化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最有价值的文本。

反思，是成熟了的人的思想特征，当然也是成熟了的社会的思想特征。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坐标，我以为，元化先生就是当代中国文化界的一个坐标。通过元化先生反思“五四”，清算激进主义，对于改革的独到见解，我们可以看到元化先生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精金美玉的思辨华章和沉潜往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