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节

标相比，那些只能让平庸之辈、趋附之徒用来自豪、自夸甚至作为晋身之阶的硬件都将失去重量。

遥想李健吾、何兆武们在北师大附中就读的当年，校园里充满了生气和活力。这生气和活力来自一种与近代以来人类主流文明相接轨的开放的教育理念，来自校长、老师对教育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他们对学生发自内心的关爱，更来自学生学习、实践、创造的自由与欢乐。石评梅在那里教过书，她的早逝曾让数百名受过她关怀的学生痛哭失声。李健吾在那里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郑天挺、黄仁宇、钱学森、于光远、张岱年、于浩成、蓝英年……都从那里走出。

散木的《感念师大附中》在记述他父亲青少年时代在这所学校留下的生命轨迹时，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无比丰富的课余生活。沐浴着五四的余晖，他们自行组织自治会、校友会、文学社团、剧社，创办会刊、新闻刊物、文学刊物，校园里到处是壁报和文艺园地；他们聆听过鲁迅、郁达夫、徐志摩等人的演讲……这一切让后世的人们恐怕都只有羡慕的分。值得一提的是，《校友会会刊》因为发表纪念马克思的文章，当局要抓人，校长林砺儒毅然站出来顶住，说此事不能由学生负责，“是我们教师没有仔细审稿，我们要做检查”。仅凭此举，历史就将记住一个中学校长的伟岸形象。

即使王学泰到师大附中上初中时已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但流风余韵仍在。“思想改造”、“批胡风”虽已揭幕，并未蔓延到中学校园。他在《师大附中生活点滴》中回想起那些老师们的教学依然充满温暖和骄傲——“讲课能让学生如醉如痴”：比听梅兰芳的戏都过瘾的语文老师时雁行，翻译过“范氏大代数”的数学老师韩满庐，得过北京“三铁冠军”的体育老师张汝汉，精通古典诗词的自然地理老师也是他初一的班主任王树声……这样的中学又如何让人忘得了呢。难怪他不无深情地说，后来自己之所以走上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研究的道路，周围老师同学的影响就是一个重要因素。

在人的一生中，中学阶段正是求知欲最旺盛、记忆力最好、想像力最丰富，对一切都充满幻想的时期。许多在各自领域出类拔萃的人回忆起自己的中学时光，之所以会常常心存感念，就是因为他们的人生理想是从那里起步的，他们的知识基础是在那里奠定的，他们的精神气质是在那里形成的，最初的社会活动训练是在那里进行的。像北师大附中、南开中学、扬州中学那样历史悠久的名校，创办人的办学理念、长期积累起来的校园文化、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以及整个学习的风气，共同构成了一个不可取代的精神坐标。人生有幸在那样的学校里求学、生活过，那是终生都不能忘记的幸福。

1929年毕业于北京师大附中的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深情地说：“二十年代，我在师大附中读书，受到了深切的教育，奠定了我一生治学的基础。”他永远都忘不了林砺儒校长1924年对全校学生的一次演讲，其中讲到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三大律令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人人都看作目的，不要看作手段，认为这是康德的大发现。他在七十多年后表示：“当时我听了非常感动，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同年毕业的科学家钱学森说：“我对师大附中很有感情。在附中六年所受的教育，对我的一生、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作用。我在理工部学习，正课和选修课有大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非欧几何（高一时几何老师是傅仲孙先生）。物理学用美国当时的大学一年级课本。还有无机化学、有机化学。有些课用英文讲，到了高二要学第二外语，设有德语、法语。伦理学课是由校长林砺儒先生教。我今天说了，恐怕诸位还不相信，我高中毕业时，理科课程已经学到我们现在大学的二年级了。”

当过华中理工大学校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九思先生曾说过，自己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在文、理、工综合的环境中接受教育，亲身体验到这种教育的好处，所以立志把华中工学院办成综合性大学。其中特别是扬州中学给他的影响最为深刻：

我很幸运，青少年时上的中学是当时很好的一所中学——江苏省立扬州中学。当时的社会舆论是“北有南开，南有扬中”。我在扬州中学接受了六年教育。这所学校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文理并重。当时扬州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和其他学校一样，在考大学时考虑到将来的“饭碗”问题，报考工科的比较多，但学校并没有因此重理轻文。学校对语文（那时叫国文）和英语当然重视，对中国历史和中外地理也同样重视。课程内容很充实，因为史地教育实质上是爱国主义教育，是人文素质教育。课程设置也很丰富，如普通英语课程外，还开了“英语修辞学”。这本是大学英语系的课。又如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在一般的中学是一门课，我们中学分别开了三门课，内容就充实多了。另外，高中数理化用英文版教材；建了当时很有气派的实验楼，还有一台很小的教学用Ｘ光机，可以表演给学生看；舍得花钱买书，图书馆馆藏图书比较丰富等等，都是当时中学少有的。那时我们学那么多课程，由于教师教得好，学生的程度也不错，负担并不感到重，还读了很多课外书，照样参加体育活动。由于教学质量高，我们学校高中毕业生只要考大学，没有考不取的，而且考的都是报考人数远远多于录取人数、竞争激烈的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只报考南开大学一所学校，对其他私立大学都看不上（教会大学因收费高，一般不去报考）。我中学时代母校的办学模式，给了我终身难忘的印象，成了我思想深处办学的一个重要榜样。

扬州中学当时是全国有名的好学校。好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就是教师水平高，教书教得好。那时校长叫周厚枢，留学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了硕士学位。他最大的功劳就在于聘请了一批好教师，不仅从本地聘，而且从江南聘，因为江南不论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比扬州所在的江北发达。不仅主课教师要聘好的，而且音、体、美各科教师也要聘好的。如音乐老师李崇祜，是上世纪二十年代著名教育家李更生的女儿。美术老师是从上海附近请来的，叫吴人文，颇有造诣。现在扬州中学大礼堂上方的浮雕就是他的作品。体育老师在扬州聘请不到好的，也到外地聘请。当时初中、高中的体育教师都是外地的。教师对于办学之重要意义，我青少年时代就有切身体验。

在许多老一辈知识分子的记忆中，不仅人们熟知的那些百年名校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就是许多散落在全国各个角落的那些普通中学，无论是私立的、国立的中学还是教会中学，有名的或默默无闻的，都一样富有特色和个性，一样卓有成效，培养出了许多杰出人才。地理学家、冰川学开创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施雅风先生，回忆自己上中学时，遇到一个优秀的地理老师，对地理的兴趣就被激发起来了，后来毅然选择了地理专业。被誉为“中国律师界良心”的张思之先生，于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在四川读的初中、高中都是国立的流亡中学，那里的课堂、老师的举止笑貌一直铭刻在他的记忆深处。他后来从事律师职业，却终生对宋词、元曲有着浓厚的兴趣，时时从中领悟汉语的美妙、感受生命的悲欢。这一切首先来自中学教育给他的熏陶。中美关系史学者资中筠女士说起她早年在天津耀华中学接受的教育，充满了感激之情，认为自己一辈子都受用不尽。

确实，一所好的学校，无论中学还是大学，都应该是能让每一个从那里走出去的学生，在漫长的生命途中时时驻足回望的，是能让学生有一种精神归属感的。中学时正值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是生命之花含苞待放的时段，一所好的中学给学生提供的除了知识之外，更重要的还是提供一种求知的方法、路径。因为中学教育是一种精神的训练，是打开学生认知世界、观察社会的窗户，或者说是提供他们一个眺望世界的平台，是启迪他们心智，点亮每个人心中的那盏灯，是对他们创造的鼓励和激发。过去的中学，不光是那些名校，就是大多数普普通通的学校也在相当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在那里，学校教育的目的从来都不是单纯为了应付考试，升学率不是衡量一所学校的唯一指标，教育本身有着比考试更高的价值，教育的过程要远重于结果，尽管考试成绩作为检验方式无法回避。1936年科学家竺可桢初任浙江大学校长时，投考浙大的考生来自全国各地，成绩出来，他在9月4日的日记中说，“苏省上海中学占百分之六十，而南通中学、扬州中学均不恶。苏州中学报考之人占第一位，计九十一人，较杭高之八十二人尚多。但所取则仅二十三人。南开中学并不见佳。北方以北师大附中为佳”。但是，在那个不是“一刀切”

的时代，考试不是独一无二的，一次考试“并不见佳”，并不影响南开中学的声望，没有人会因此而否定私立南开中学是一所好中学。曾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的历史学家何炳棣在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如此分析：“如专就狭义数理教学而言，南开中学的水准只是合理的高，但要略逊于北平师大附中和扬州中学等校的，因为它政策上没有像后者特别注重督促学生演算习题，专门准备应考一流大学那种特殊‘节目’。”“事实上，二十年代江浙若干省立中学的数理化教学都比南开严格。……总的来说，南开的语文、史地、数理化课程水平是很不错的，学校的传统是注重学生全面的活动与发展，不专死‘Ｋ’数学和理化。”

过去的中学之所以值得我们追想、神往，最根本的就是它们常常是超越功利的，没有把功利的目标凌驾在一切之上，陷入功利化的泥潭中，显示出精神上的猥琐和平庸。

对教育有很多独到见解的爱因斯坦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说得明白一点，包括北师大附中、南开中学以及过去许多成功的中学，它们之所以成功，无非就是最大限度地实施了人的教育，不是以培养考试能手、习题高手作为首要的教育目标，而是以培养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为目的。

抗战前后的重庆南开中学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无法替代的活的先例。曾在沙坪坝求学的莘莘学子如今都已白发苍苍。张伯苓校长、许多任课老师、同窗学友的音容笑貌，那些一辈子都忘不掉的课堂，那些热烈的课外生活，沙坪校园的一草一木，每一个生动的细节几乎都已化入他们的血液，融汇为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养分。他们的回忆在相当程度上复活了一个时代。那是一个已飘逝的传统，但在他们的生命深处却留下了永远也抹不去的印记。刘鹤守先生就是他们中的一人。在南开中学百年校庆的时候，他编了一本《沙坪岁月》，收入了两百位校友的回忆文章或片段，受到广泛的好评。

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1945年，即抗战胜利的那个秋天，南开举行作文比赛，题目是“论述南开精神”。一位高一学生突然想到南开精神就是五四精神，“允公”就是“民主”，“允能”就是“科学”，“日新月异”就是破旧立新。他“越想越激动，字迹潦草，墨迹斑斑，卷面肮脏”，结果竟获得了第二名。一丝不苟的喻传鉴主任亲自找他谈话，“你知道你写得这样乱为什么还得第二名吗？”“就因为你论述南开精神有独到之处……可见你肯于思索，有头脑……现在的中国就是需要民主、需要科学啊！”这不仅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也是无时不在实行公民教育啊！

作为人的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教育的特点就是开放、多元、兼容，允许自由讨论。例如，学校里并排张贴着《中央日报》与《新华日报》，学生都可以对照着看。高年级学生经常对各种思想观点开展讨论，“而老师绝大多数并不搞政治化的说教”。1943年1月，这些少年学子曾就真理标准展开过一场无拘束的讨论。在每次的周会上，学校经常会邀请持各种不同观点的社会名流来演讲，周恩来、冯玉祥、马寅初、孔祥熙、何应钦、陈立夫、孙科、翁文灏、王芸生、王云五、胡政之、老舍、曹禺以及访华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等都在其中。“在那个讲台上，你能获得不少虽然零碎但却是课堂上没有的知识。你也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