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节

国GDP在世界的排名，早已进入前七之列；更有甚者，干脆一口咬定，中国只比美国、日本落后，而排在第三。中国经济“崛起”也在那时候开始在世界各地辗转流传。及至进入新世纪，这一说法已不再是“传言”，而的确已为事实。因为仅从GDP来看，根据中国自己的统计数字，2004年中国便已排名世界第六，而到2005年，更以二点二万亿美元的GDP而位列世界第四。

从中国自身来看，这一成就殊可自豪，又来之不易。稍有历史感的人都会知道，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乃亚洲朝贡体系中的“天朝上国”，之后因为战争的接连失利，国家竟然一步步陷入衰落乃至最后王朝崩溃甚至政权分裂和政治动荡，及至1949年才得以重新统一。其间多少奔波多少屈辱！置于1840年以来的历史进程中，短短百余年间，中国经历了由“天朝上国”到“普通弱国”再由“普通弱国”到“普通国家”的几度变迁。

相对于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求存”（保国保种与重新推进国家统一），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求强”（国家初步实现统一后防止再受侵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大致可以认为进入了“求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这一阶段并不是对以往“求存”、“求强”目标的简单扬弃，而是将前两者一并纳入了“求富”目标的统一性追求中，使“求存”、“求强”与“求富”之间互相关照相互补充。由于把社会各领域的全面发展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且已得以有计划有步骤地具体落实，处于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事实上正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诸方面经历着新一轮的文明复兴。

中国的文明复兴具有和平底蕴，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内与外所发生的那些战争，无一不在战略上具有被动防御性质，是为国家安全而不得已采取的应战性举措。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对中国“崛起”作如此理解。世界政治归根到底是一种权力关系。对于大国来说，敏感的还是相对实力的升降。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在一些国家看来，肯定会连动产生政治、军事效应，将修改国际关系，挑战霸权国家，打破世界力量平衡，颠覆现有国际秩序和世界战略格局。这种判断也并非纯粹意识形态因素使然，而有西方国际政治学的知识依据。世界政治的变迁一般都是从经济与技术发展的不平衡始，即一国经济总量的相对增长、技术能力的相对提高，是大国战争和国际政治生态变迁的基本动力，因为“就国际体系而言，财富和权力或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始终是相互联系的”。保罗·肯尼迪、罗伯特·吉尔平和米尔斯海默等美国国际政治学名家和现实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者均持此说。最近米尔斯海默的著述《大国政治的悲剧》，地道地坚持进攻性现实主义主张，认为中美冲突不可避免，美国宜未雨绸缪。

从现实表现来看，中国经济“崛起”和文明复兴，也正在世界一些地方引起戒备。有心的人会记得早在十余年前的1992年前后，那时一边是一些国际组织高声惊呼错估了中国的GDP，另一边“中国威胁论”之声便已不绝于耳。日本、美国是对此聒躁最多的国家。之后美日加强同盟关系，美国军事部署由以往重在欧洲而往亚太区域调整，其针对中国的意图日益明显，动作也接二连三。今年新版的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干脆已将中国列为“新兴强权国家”。

如上种种，浴火重生的中国业已大大发展了，但在正在展开的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国际性压力能说为小吗？如何应对在经济增长稍有所成后，世界其他大国对中国的猜疑，以及可能发生的或大或小冲撞，以保障中国文明复兴的顺利进行，这已成为当代中国人不能避开的一大问题。在这种也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情势下，对内对外的总体上的长远筹划，显得比以往更为重要了。而这种总体性的长远筹划，就是战略。没有战略或者战略视野短缺的国家注定其行不远，因为“战略的贫困是民族的大敌”。对于任何国家和民族来说，文明复兴都要有两个轮子，一个是哲学，另一个就是战略，两者相得益彰才能保国家长治久安。“国之大事”从来不是儿戏，不虚心谨慎精细斟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几亿十几亿人的荣乐毁损，就会在“纤绳上荡悠悠”，随时都有失足堕落之险。

这本《战略演讲录》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各人思想观念不尽相同，有些还相互对立。不过，由于都生长在同样一个年代，都围绕着一种问题而发议论，从这些“杂多”中，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基本的线索来，它们或可视作为这些战略思考者们的共同关注，多多少少也代表了目前战略学界对关涉中国与世界的那些大是大非问题的普遍看法。

战略即选择。战略选择又是在一定的时空背景约束下产生的，世界总体的文明程度与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相碰触，所给一个国家造就的国际生存条件或曰外部环境，是国家进行战略选择的重要依据。为中国发展量体裁衣，首先要有合适的时代感觉，要弄明白今已何年，世道几何，人类社会已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郭树勇在开篇《导论：中国崛起中的战争与战略问题》中，行文伊始就谈到“时代”问题。据他梳理，迄今为止的国际关系史，可划分为三个时代：一是强主权制度下大国武装共处竞争的时代；二是弱主权制度下大国和平共处竞争的时代；三是人权制度下人类共同体内共处与竞争的时代。第一个时代起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衰微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其特征是大国间战争是维护安全和实现利益的主要手段，没有一个大国不是崛起于战争中。第二个时代出现于冷战时期，郭树勇认为它将延伸到二十一世纪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其特征乃是大国之间开始将和平共处、和平竞争作为一种原则，维护安全的手段从总体战争向有限战争转换，战争对象不再是其他大国，大国之间维持一种威慑或冷战状态。而第三个时代，实际上还是一种韦伯式的“理想类型”，其雏形就是目前已经在欧洲和北美再现的经济、政治共同体，它们以其相互依赖和国际性集体认同遥遥预示了人类未来，就是主权制度将逐渐让位于人权制度，战争不再作为一种解决国际争端的外交手段。在这一时代，虽然“国家仍然存在，但有着更加强大的全球治理体制，大国崛起与衰落只是‘世界国家’或全球治理体制中的代表权竞争而已”。

在和平欢歌中，人们容易成为国际关系上的理想主义者。当然郭树勇不是。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有理想主义冲动。但深入到错综复杂的国家间的博弈中，他又尽力克服了这种单纯伦理主义的冲动，而提倡一种“东方现实主义”，试图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调和，既承认实力政治的存在，又主张软权力的理念感召。也因于此，对上述三个时代，郭树勇觉得，第一个时代是受刻意区分敌人与朋友、充满敌意的霍布斯文化所主导，属于已经翻过去的一页。第三个时代作为诉求友谊、合作、非暴力和永久和平的康德文化，是有待实现的未来。而正在展开的，则是第二个时代，既非完全的敌对，又非完全充斥友谊，而是有合作又有竞争。我们要在弱主权制度下大国和平共处竞争的时代背景下考虑进退取舍。

郭树勇对时代问题的思考，我想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述。按照托马斯·库恩在研究科学革命时所提出的“范式”概念可知，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世界战略格局的变迁，其实也受制于一定的范式。不过，在某一时期，又总会存在一个范式，同时存在多个次范式。范式决定了世界政治的主要方面，而次范式也同时活跃于世界政治中，规范了另外一些方面。它们或者是旧范式的延伸、成为不太可能重现光芒的明日黄花，或者是初生幼芽，在不断发展壮大中试图突入前台取现行范式而代之。上述三个时代，第一时代在郭树勇看来，已成为历史，那事实上连次范式也算不上了。而第二、第三时代，则共存于相同时间概念中。不同的是，第三时代尚未主导人类政治，那当然只能是次范式，而第二时代则构成范式。

由于范式与次范式同在，思考超越国家范围的政治问题，当然不能一厢情愿，放弃一切暴力假设，而要看到大国竞争仍无时不在，仍要为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出准备。在这个问题上，李际均和倪乐雄两先生同样多有谈及。相对来说，他们的看法要悲观一些。李际均指出，尽管冷战结束以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性潮流，但局部冲突与战争并没有停息，世界上的矛盾很多，既不是没有战争的和平，也不是没有和平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是一个“走向成熟的战争和尚未成熟的和平”的时代。倪乐雄在论述中国的海权问题时则断言：霍布斯时代并未完全步出人类历史，康德永久和平时代远没有到来，“在所有事关国家重大利益的纠纷中，当政治的、和平的手段用尽后，最后还是不能排除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可能”。基于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会以牺牲未来国家安全，或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冒灭顶之灾的危险，来实践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以及历史上任何性质的和平都是以武力作为后盾，倪乐雄认为，我们只能判定世界还没有终结霍布斯丛林法则，而不能判定世界已经朝着永久和平方向不可逆转迈进。即使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也不能证明它是不可逆的。

既然如李际均和倪乐雄等先生所说，人类还并没有完全走出“霍布斯时代”，那么，慎重对待战争与和平问题就非常必要。在此问题上，目前的中国国际政治和战略学界，这两种态度共时并存：一种是，冷战在欧洲结束后，东亚世界冷战结构犹存，美日等国已明确把中国作为作战对象，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也由于美日等国的四面围堵而愈显险恶，因此，万不可对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掉以轻心；另一种是，经济全球化以及各种国际性组织和制度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发展迅速，人类在共同维护国际安全方面，各种机制已日益完整有效，领土、资源、宗教和其他争端，大都已可通过谈判合作方式解决，故而各国面临战争的危险已经大大为轻，也就没有必要过多用心于战争能力建设，没有必要枕戈待旦防止不测。

后一种态度已不用多评，具有“片面正确”性，把树苗当成了大树。人类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战争和尚未成熟的和平”的时代，怀着良好愿望，把所有的宝都押在某种甜美的可能上，是不明智的。然而，继续以往日那种方式来思考战争与和平，顽固于霍布斯法则的绝对性，又显然缺少时代具体感。战争是发展的，和平也是发展的，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变化，近半世纪以来，人类在制约战争、创造和平方面，无疑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它也值得重视。“冷战后的时代，由于世界多极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组织干预的条件和制裁手段增多，因而国际军事条法的作用相应增大。”不看到国际组织、国际规范的发展以及它们在维护和平中的作用，不看到经济全球化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就会陷入纯粹的悲观主义，把世界再次敌我两分，并对此极端化。

人类文明演进到今天，维护和保障和平的手段应该说已经越来越丰富。不足的地方在于：所有这些手段都具有不确定性，稳定的和平模式人类至今没有发明出来。也因于此，李际均提出要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和平。“首先是防止战争，一旦战争不可避免地发生后就要限制战争。”军事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并不简单就是准备战争，还包括遏制和防止战争；不能遏制和防止战争，也就不会有和平。这是李先生特意做出的一种区分，并认为“不战而和”与“不战而胜”一样，都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精华表现。我觉得，这点出了当下我们在考量战争问题时在思维上难以打开的一个盲点，那就是总把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建设，把军事战略的实质，与战争准备划上等号。

不仅如此，对于一个长期浸淫于安乐、和平至久的国家来说，谈论战争好像根本就已不合时宜。李际均接下来的一个论断是：“对于安全受到威胁的国家来说，防止战争不能代替准备防御战争与实行防御战争，后者依然是受到威胁的国家维护安全的最后盾牌。”国际法规定国家有战争权利，在万不得已时，国家还是要行使这项权利，它有其法理依据。职是之故，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增强实战能力，准备打仗，仍然是防止战争、维护和平的最可靠保障，而不能寄望于空泛无边的“国际合作”。国际合作是实现国家安全的条件之一，但至少在人类史的这一时刻，它还是不能替代国家自助能力。对于大国来说，只有具备充足的自助能力，才能有效地创建和实施国际合作，与其他国家共谋国际安全。美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军事大国后，才由孤立主义走向国际主义、带头倡导集体安全，就是明证。

这种观念在张文木等人那里也得到了回应。他们的看法与当今中国国际政治和战略学界的许多人都有不同，即并不认为世界政治已进入洛克时代或者康德时代，民族国家和国防能力已不再无足轻重，相反，不坚持主权和国家利益，不提高国防现代化水平，不仅一些现实问题无法缓解，而且中国与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之间也难以真正实现和平共处。和平共处是建立在力量的大致均衡基础上的，“和平是国家之间综合实力相互制衡的存在形式，是国内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相适应或缓和的时期”。这其实也是如摩根索、基辛格和尼克松等传统现实主义者的命题。

在这种现实主义视野下，李际均还对时下人们对非传统安全的过高宣扬，提出了不同意见。一方面，他承认非传统安全问题已变得比以往重要，并且影响了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这种影响还不是决定性的，而决定性的因素仍是传统安全问题。这与目前的中国国际政治和战略学界，对战略问题特别是大战略和战略文化问题的研究，逐渐脱离“战略”一词的本来内涵，不再言战争和军事，相反突出非传统安全，不言而喻，大异其趣。

此书所谈当然不仅上述这些问题。除此之外，张文木和倪乐雄从文明复兴与战略能力生成双重维度，在书中突出强调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海权问题，指出在“中国由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转变为世界经济，从而世界政治的一部分”后，中国的对外贸易与资源供给问题，已不再只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和安全问题。不能保证对外贸易的顺利展开，不能保证能源和资源的安全供给，中国的国家发展也就难以为继。而“当国家从‘内向型经济’转向国际贸易的‘外向型经济’后，国家安全的空间便向海洋拓展，人们对国家海上力量也开始关注起来”。张文木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一文，堪为论述中国海权问题的典型之作，其中将海权所作的海洋权益（sea

rights）、海上权力（sea power）和海洋霸权（sea hegahomy）的区分，以及认为经典的西方海权概念乃是无限的海洋霸权，而中国所应开拓和秉持的则是有限海权和合理的海洋权益，无疑是对美国著名军事理论家马汉的海权论的当代修正和中国化。但是，从军事角度看，为张文木和倪乐雄所看重的中国海权，并不简单就是海上力量和海军问题，海洋上的事情，在当今时代更多已要在海洋之外解决，所谓“战争离地面越来越远，离天空越来越近”是也。而刘亚洲的文章《空中力量对大国与历史的意义》对此述之甚详。文中着眼于世界战争变革与军队建设的历史进程，指出人类在战争领域正在进入空天权时代。在此一时代，“谁掌握了外层空间技术，谁就掌握了制天权；谁掌握了制天权，谁就掌握了制空权；谁掌握了制空权，谁也就掌握了制海权。掌握了制天权、制空权和制海权，就掌握了未来战争的主动权”。这一麦金德式的预言，发人深省。

《战略演讲录》对于关心中国国家命运的人来说是一本好书，其中的观点未必都为正确，但却非常启人思路，增益智慧。

（郭树勇主编：《战略演讲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不自由的大学

——读《高等教育哲学》

? 王 东

近年来，大学逐渐成了国内社会关注和议论的焦点，对于它的批评也是日嚣尘上。这倒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有几分相似。那时，美国的大学生们不仅抱怨伙食、住宿等问题，有部分人甚至集会抗议高等教育本身的性质和组织结构，一些举动还演化为程度不同的骚乱和暴力行动……美国学者布鲁贝克将这一切写进了他的代表作《高等教育哲学》一书里。借用阿诺德·托恩比的话，他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高等教育一直处在“艰难时期”。而这种艰难具体表现为学术自治的限度问题、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的价值问题、入学上的反向歧视等。曾经被喻为“象牙塔”（ivory

tower）的大学，开始变得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自由。

与高度集权的中国封建社会不同，中世纪欧洲是一个四分五裂、高度分权的文明之地，而且各种社团林立。正如伯顿·克拉克指出的一样，“大学就是在这种分权的、有社团思想的时代精神影响下发展起来的”〔1〕。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商人行会或手工业行会都拥有自己的法人独立地位，并从教会和封建领主那里分享了一部分自治权。允许大学师生结社、罢课、罢教，自由安排课程、聘请教师或享有迁移权、行乞权、免除赋役和捐税等特权，均肇始于此。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认定大学是“象牙塔”的理由之一。毫不夸张地说，早期的大学一度与教会、封建领主构成了独特的“三权鼎立”关系。如果说，教会统治的是人的信仰，封建领主管辖的是人的世俗生活的话，那么大学的疆域毫无疑问则是学术与知识。“自由的大学”与“大学的自由”互为因果，它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大学就像洪堡所说的一样是“社会的道德灵魂”，这是自由大学的特征；二是大学还有探求最纯粹和最高形式的知识的自由，不受权力和利益的羁绊。

正是基于自由的基础，西方文明才开始了它一次又一次对真理不计个体得失的追求，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等均是如此。很难想象，这些学者如果成长在有着数千年儒家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里，他们还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从本质上说，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是排斥自由和理性的，它高扬德性，认为忠孝仁义、诗书文章才是旧时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相反，西方学者一直把社会理性、科学理性当作高等教育存在的基础和品质。布鲁贝克援引康马杰的话说：“毫无疑问，大学是理性的堡垒，否则就不是大学。”这似乎也暗示着，为什么古代中国有大量书院，却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1960年以后，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一个高等教育的大发展时期。布鲁贝克所提及的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危机”也就在这一时期首次成为人们的议论焦点。而大学的“不自由”还迫使公众重新思考诸如终身教职等问题，为学术自由划出一定的界线，至今赞同与反对者仍各执一词。从自由到不自由，这正是当下大学受质疑的根本原因所在。“高等教育为谁服务”、“大学应该开展普通教育还是专业教育”、“谁来监护高深学问的看守人”等等，如果将这些放在“自由的大学”背景下进行审视，几乎不成为问题。

按照伯顿·克拉克的说法，大学是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官僚体制不仅是大学固有的办学环境，而且渗透高等教育本身。由于国家控制着大学的经费，因此那种具有普遍主义的大学已经不复存在。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商业文明也开始凶猛地入侵大学校园。高等教育在价值自由方面已大不如前，并且日甚一日地受到行政权力和市场利益的干预。于是，大学开始“不自由”，进而表现出一些“病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克拉克·科尔悲哀地感叹：“我们距离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现在叫做世界范围）的学习社会的知识黄金时代，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再一次构成像教会的独立阶层，仍旧很远。”〔2〕

马丁·特罗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进入普及阶段后，主要矛盾就是“扩张主义改革者”与“传统的扩张主义者”之争。前者奉行“社会价值取向”，后者则主张在不改变传统的前提下大力扩大精英高等教育系统的规模。

反映在大学教育上，这种论争便演化为这样的问题：是向学生传授为适应今天生活所必需的知识，还是实施一种可以引导和充实他们生活的教育？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大学教育之为大学教育，不在于前一种意义上的教育，或者说专业教育甚至职业教育；而在于后一种意义的教育，或者说是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但随着高等教育向社会中心移动，自由教育也必须通过使自己的学科教材与当前的事物相联系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换言之，它不再能够坚持自己的主张而不计后果。用布鲁贝克的话来说，当人们开始强调自由教育的后果，那就意味着“从理性主义哲学转向实用主义哲学，从牛曼的‘大学的理想’转向克尔的‘大学的用处’”。

在西方，学校（school,école）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