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
他之推崇中华文明的程度，已近乎偏激，其嬉笑怒骂，常有惊人之论，伶牙俐齿，可达借古论世的目的。当时，戊戌改良派以西方的制度和理论，作为中国维新图强的依据，倡立西方的议会制度。对此，辜鸿铭极力反对，认为“中国士子不知西洋乱政所由来”，并以自己在西方的经历，用中文写成《西洋礼教考略》、《西洋官制考略》、《西洋议院考略》等数篇论文，探究西方礼教官制，指出中国比西方开化得早，且礼教官制早已形成体系，并指出西方议院的种种弊端。他说，自孔子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国没有议院，不也是好好的吗？他甚至认为，西方的所谓国会不是什么新鲜玩意，早在三国时，我华夏便已有国会，君若不信，请看诸葛亮的《前出师表》，那就是一篇《国会请愿书》：
武侯谓后主曰：“诚宜开张圣听”云云，即是请开国会。又曰：“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伪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云云，即是请立宪。盖西洋各国当日之所以开国会立宪者，其命意所在亦只欲得平明之治耳。今朝廷果能开张圣听，则治自明。如此，虽无国会，亦有国会；不如此，虽有国会，不如无国会矣。朝廷能视官民上下贵贱大小俱为一体，陟罚臧否无有异同，则治自平。如此，虽不立宪，亦立宪也；不如此，虽立宪，亦非立宪。故吾曰：武侯之《前出师表》是一篇真国会请愿书。
辜鸿铭说，美国人博大、质朴，但缺乏深奥；英国人深奥、质朴，但又不够博大；德国人深奥、博大，但缺乏质朴；而只有中国人具有深奥、博大和质朴的秉性。所以，一个外国人哪怕他是个很有学养的汉学家，也不能准确地理解中国文化，理解“真正的中国人”。他坚持认为，中国社会是以儒家的仁义道德所建构起来的，“中国所以不需宪法，一则因为中国人民有廉耻观念——有极高的道德标准；二则因为中国政府系创立于道德的基础，而非创立于商业的基础之上”。中国人可以用毛笔精确地书写，便可说明中国人的理智，毛笔自然没有钢笔尖利清楚，也很难运用。但是，一当学会毛笔，便会轻重如意，浓淡适宜，比钢笔所写出来的字更加美观动人。
辜鸿铭弘扬儒学的所有努力，使他在欧洲很有声望。辜鸿铭的著作多见于英美各国的图书馆，一个在祖国遭受讥讽和冷落的学者，却在欧美等物质发达的国家备受欢迎和推崇，确实是件令人很费思量的事情。德国人对他尤为青睐，认为象征东方文化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印度的泰戈尔，一个便是中国的辜鸿铭。在德国一些大学的哲学课上，辜鸿铭的著作被作为大学生的必修课，学生有不懂辜鸿铭的，则不能参加哲学讨论。有的学校还成立了“辜鸿铭研究会”、“辜鸿铭俱乐部”。辜鸿铭在国外已化为一符号，所象征的正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
庚子年间，义和团运动已成汹涌之势，而西方列强又对华夏大地虎视眈眈。慈禧以其惯用的两面派伎俩，本想投机于西方列强与义和团之间，然而，就像一个外国人所分析的：“倘若她不想被义和团的浪潮所淹没，她就必须浮在这个浪潮之上——要使浪潮不至于消灭皇朝，就必须把它转向洋人。”因此，她一方面借义和团的力量对付西方列强，同时也借外国人的力量消灭义和团；另一方面又派心腹荣禄暗中保护驻京外国使馆，并用谄媚的面孔向外国声明：这次中外开战，全是意料外的事情。所以，清政府已向外部切实声明，要严密保护外交使馆，对于义和团乱民，要“相机设法自行惩办”。慈禧还肉麻地向列强讨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慈禧满以为机关算尽，可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没曾想洋人也不是傻瓜蛋，竟一鼓作气攻击京城，慈禧也如丧家之犬，带着光绪等走上凄凄惶惶的逃亡之路。
这种视国事如儿戏的做法，当时便受到很多中外人士的批评。康有为便屡有文章揭露慈禧，指出慈禧是肇其祸端的元凶。辜鸿铭历来恼怒康有为，见其攻击慈禧，自然予以辩驳，竭力为慈禧开脱罪责。他在上海《字林西报》上发表文章，巧为辞令，以致黑白颠倒，是非混淆，把中国内乱外患的罪责，说成是“皆由康党散布谣言，煽惑人心”所致，甚至把慈禧再次训政，发动戊戌政变，说成“中国本以孝治天下，皇上自请训政，乃名正言顺之举”。
辜鸿铭把中国内乱外患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康有为，指出，如果不是康有为变法维新，抨击慈禧仇视向西方学习，并进而袒护义和团的排外活动，西方列强不可能会对慈禧“猜忌不满”，自然也就不会有如此惨痛的结局。如此牵强附会的推理，也只有辜鸿铭做得出来。
辜鸿铭甚至肉麻地吹捧这个专权女人的“盛德崇功”，历数太平天国起事以来，全国十多个省局势糜烂，不可收拾，并认为，时又值咸丰皇帝去世，慈禧以一寡妇辅立幼主，勘乱平祸，保持天下太平，“惟其德足以感人，其明足以知人”。为证明慈禧的大功大德，他还将慈禧有失君德的权术，给抖露了出来。当时朝中权贵大臣分为两个阵营：一为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一为徐桐、李秉衡、刚毅等，两派争争吵吵，互不相让，而慈禧却驾驭有术，使他们都能各得其所，人尽其材。他由此赞叹：“多么智慧的驾驭，多么宽广的胸襟！在用人行政上是多么精明和老到，多么不同寻常！”
辜鸿铭告诉外国人，“皇太后不仇恨西人，不固执旧法”。为化解西方人对慈禧的误解，他搜索枯肠地举出三条证据：一、1861年与英国议和以来，中外相安处事；二、近来，慈禧两次召见公使夫人，待以优礼，“以示中外一家之意”；三、让朝廷知晓外国情形，谕光绪学习英文等等。这些都是慈禧“不仇视西人之证”，而慈禧的垂帘听政也是“出于万不得已耳”，因为“中国所以系赖者，唯皇太后耳”。他辩解说，义和团之所以专与外国人为难作对，是因为“西人欲干预内政，有请皇太后归政之说”。义和团的行动正是我们这个民族传统的“忠君”、“尊王”精神的体现。在满朝都斥义和团为“匪”的语境之中，唯有他义正辞严为义和团辩说，甚至还为之讴歌，这也正是辜鸿铭的特殊之处。
民国建立后的第六年，辫帅张勋抬出宣统复辟帝制，辜鸿铭欣然参与其事。当时，辜鸿铭负“调停江浙之责”。当他刚行至天津，便被兴兵讨逆的段祺瑞阻回北京。张勋勃然大怒，破口便骂：“你有负委托，何面目来见我耶！”从不看人眼色的辜鸿铭连连顿首道：“鸿铭该死，乞大帅宽恕。”帝制复辟终是一场春梦，然而，辜鸿铭的尊王忠君的意识却是深入骨髓。迨至晚年，他倒遇到一件刻骨铭心的隆恩，那就是废帝宣统在养心殿单独召见他，并与他一同用膳。一向妄自尊大、出言不逊的狂夫，却感动得战战兢兢，语不达意。这一切，令在场的宣统的洋教师庄士敦都大为诧异。而辜鸿铭对自己的效忠清室，有着如此的解释：
我的许多朋友嘲笑我，认为我对满族王朝愚忠。但我的忠诚不仅是对我世代受恩之王朝的忠诚，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对中国政教的忠诚，对中国文明之目标的忠诚。
辜鸿铭的青春岁月是在西方世界度过的。曾饱经白人世界的冷遇，这种精神压迫的反作用力，使他尤为赞美中华传统文化，仇视所有崇洋媚外的思想。还是在张之洞幕府工作的第一天，辜鸿铭在一份致外国人的商务公文中，看到把中国货写成native
goods（土货）时，顿时沉下脸来，将native改成Chinese。他说，native有蔑视的成分，非洲、美洲、澳洲的土著可以用native，我华夏文明古国所产货物怎能以native相称呢？应当堂堂正正地标之为Chinese
goods（中国货）。同事中有人提醒说，native goods习用日久，乍一改写成Chinese
goods，洋人难以接受。辜鸿铭不听则已，听了后更是恼羞成怒，瞪着眼睛斥道：“积非成是，奴隶思想！就算抚台把它改成native，我照样要翻译成Chinese
goods。”
1917年7月，他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教授，主讲英国古典文学。在课堂上，他常常借题宣讲和发挥中国的传统文化。当年的北大学生阎震瀛回忆说，他常常教我们翻译四书，又教我们念英文《千字文》：
音调很整齐，口念足踏，全班合唱，现在想起来也很觉可笑。看他的为人，越发诙谐滑稽，委实弄得我们乐而忘倦，也是教学的一种方法，所以学生也很喜欢。《人之初》也有英文本。他说：《人之初》一书，里面有许多科学，开宗明义便说：“性本善”，有关人生哲学问题，与法儒卢梭的论调相同。什么“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是数学；“曰水火，金木土……”是物理化学。什么“三纲五常”，又是伦理学；什么“天地人，日月星”，又是宇宙论、天文学等。
辜鸿铭把英国诗分为国风、大小雅，凡所授的英国作家作品，都要找出一个对应的中国作家作品，以比较中西文化。比如，他把密尔顿的长诗Lycidas比作洋《离骚》，把杜甫说成是“中国的华兹华斯”。他要向学生树立这样的信念，那就是华夏文明优于世界上所有的文明。这种盲目自尊的心理，在辜鸿铭的身上已发挥到极致，以致变为蔑视和捉弄洋人之嫌。
1921年，英国著名作家毛姆来华游历，因慕辜鸿铭大名，便派人送了张请柬，约其相会。可是，一等不来，二等也不来，一直过了多少天，毛姆才弄清楚了，原来辜鸿铭在摆谱。于是，又派人送去一封信，说尽客气的话，要求前来拜访。这才满足了辜鸿铭的虚荣心，他才答应接见毛姆。毛姆来到辜家刚一落座，他便很不友好地说：“在你们看来，中国人只需招招手，我们就得来。”毛姆知道他在为“请柬”而生气，接下来的谈话更是不中听，什么“英国人不适宜研究哲学”，欧美实用主义哲学是实用主义者“最后的逃避所”，以及欧美欺压中国、歧视中国人、破坏中国传统文明等等。辜鸿铭说起来滔滔不绝，毫不顾及礼貌，好像他所面对的不是外国友人，而是蹂躏华夏文明的罪魁祸首。而更绝的是，毛姆离开时，他竟主动起身润笔挥毫，以诗相赠，其中的一节是：
令人羡慕的年华转瞬不在，
你已然失去了
明亮的双眸，桃色的肌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