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

奸身份，这些现象至少可以说明一个事实：张爱玲的人格和写作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分裂。共产党也好，小资产阶级也好，都与她无关，她真正关心的是她的生存。既然发表作品可以乘机出名，那就快快发吧，哪怕发表的地方不那么干净；既然写反共小说可以赚钱，那就写吧，反正天高皇帝远，共产党也管不到这里；既然赖雅那么有才华、在美国文艺界又那么有号召力、人也不坏，他相信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年龄大点有什么关系？此后，在生活的压力下，张爱玲还在美国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做过中共术语研究，就是收集当年中共言论中的新名词，这不免令人匪夷所思。一边是《红楼梦魇》，一边是中共术语，也许只有张爱玲才能在生命中书写出这样的“传奇”。

有人说张爱玲毕竟是女人，不懂政治，没有政治敏感，但1945年日本即将投降之际，上海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通报上列出张爱玲的名字，她马上表明了拒绝的态度。

一个人迫不得已时可能会做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但到了张爱玲这个地步，也真够可怜的了。她始终做着她的富贵梦，端着贵族架子，四体不勤，谋生无着，于是只好糟蹋她的写作。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姻，不用说是一场孽缘。胡兰成是够下作的了，与张爱玲结婚不到半年，就在武汉与一个姓周的护士如胶似漆；当张爱玲追到温州质问，他又已经与一个叫范秀美的当地女子同居。人们常怪胡兰成给张爱玲造成了太多不幸，但问题是为什么张爱玲偏偏“碰”上了胡兰成？

世间没有偶然的事。不管张爱玲多么“高贵”，胡兰成多么下作，他们在人格上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胡兰成卖文（任敌伪报纸主笔），张爱玲也卖文；胡兰成没有原则，张爱玲也没有原则。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原则是能出人头地，尽享浮生的繁华与荣耀，只不过胡兰成确实更下贱一些。

在美国，最令张爱玲引以为自豪的写作遭遇毁灭性打击。一部部作品写出来，一部部被出版社拒绝，为此张爱玲不知流下了多少羞恨交加的眼泪。绝望之中她只好为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以谋生，甚至着手写作《张学良传》。她终于发现，她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红”的天才。其实，上世纪四十年代她在两年内从一个因战争辍学的大学生一跃而为上海最有名的作家，是与上海“孤岛”时期的特殊形势分不开的。艺术和人生的“传奇”，并不能到处复制。没有原则的人，看上去忙忙碌碌十分主动，其实是被动的，路越走越窄，人生越来越暗淡。胡兰成、张爱玲都是如此。而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一颗博大的心灵和日益坚实的信仰体系，必然一步步走向枯竭。

夏志清先生曾建议张爱玲多接触美国社会，然后以美国生活为素材进行创作上的突破。但张爱玲孤傲和软弱，无法融入美国这个早已现代化了的社会。她的生活越来越封闭，最后把自己关起来，有人给她打电话要事先写信预约，她连友人书信也懒得看了。

在张爱玲的性格中，有一种寒意沁人的真正的冷。她不像其他女人一样喜欢小猫小狗，对唯一的弟弟也冷眼相看。即使和她最亲密的人如好友炎樱、姑姑也锱铢必较，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对于社会，她也没有多少了解的欲望，一次她坐人力车到家要付车夫小账，觉得非常“可耻而又害怕”，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匆忙逃开，看都不敢看车夫的脸。有一次空袭后，她和朋友在街头小摊吃萝卜饼，竟能对几步外穷人青紫的尸首视若不见。

张爱玲出身于贵族之家，父亲是一个封建遗少，性格乖戾暴虐，抽鸦片，娶姨太太，母亲是曾经出洋留学的新式女子，父母长期不和，终于离异。后来父亲续娶，张爱玲与父亲、后母关系更为紧张。有一次，张爱玲擅自到生母家住了几天，回来竟遭到后母的责打，然而后母诬陷张爱玲打她，父亲发疯似的毒打张爱玲，“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然后父亲把张爱玲关在一间空屋里好几个月，由巡警看着，得了严重痢疾，父亲也不给她请医生，不给买药，一直病了半年，差点死了。照她想，“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在禁闭中，她每天听着嗡嗡的日军飞机，“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在这种阴沉冷酷的环境里长大，青春期遭受过如此残酷的折磨，心理上不发生一些畸变，几乎是不可能的。张爱玲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恐惧和怀疑，在心里筑起一道坚硬的屏障，把她与世界隔开。“人是最靠不住的”，是她从青春磨难中总结出来的人生信条。冷酷无情杀机四伏的家庭，在张爱玲的心灵里种下了一只阴郁的“虱子”，成了她一生不能克服的“咬啮性的小烦恼”。她的急功近利，她的冷漠世故，她的孤僻清高，都与此有关。

曾有人问海明威“作家成长的条件是什么”，海明威说是“不幸的童年”。这句话对张爱玲是适合的。但海明威的话只说了一半。如果一个作家成年后，仍不能逐渐超越早年不幸所造成的人格缺陷，这种不幸则可能将作家毁掉。张爱玲终其一生没有完成这种超越。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女子，就像她笔下众多女子一样一步步走向没落，走向凋零。她与胡兰成那真真假假躲躲闪闪的恋爱，怎不让人想起委曲求全的白流苏？当她在枯寂荒凉的公寓中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白天黑夜，怎不让人想起那“一步步走入没有光的所在”的曹七巧？

最后二十年，张爱玲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心理疾病。她对人越发冷淡，生活日益封闭，家具、衣物随买随扔。她其实是以这种方式，来摆脱内心的空虚与枯寂。

而多年来一直潜伏在心里的“虱子”，此时终于变成实实在在的客体，来向她发动最后的攻势了。在洛杉矶的最后二十三年，为了躲避这种令她触之丧胆的小东西，她在各地旅馆辗转流徙，随身只带几个塑料袋。在搬家中，财物抛弃了，友人的书信遗失了，甚至花几年心血完成的《海上花》译稿也不知所终。去世前四个月，她还写信给林式同，说想搬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或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去——这两个地方都是沙漠，也许她以为在沙漠里可以摆脱被虱子咬啮的苦恼。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谢世于美国洛杉矶寓所，七天后才被人发现。屋里没有家具，没有床，她就躺在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薄薄的毯子。一个曾经无限风光的生命以一种最凄凉的方式凋零。我常常想，张爱玲弥留之际，有没有想到晚年躺在床榻上的七巧？是否也懒得去擦腮上的一滴清泪？

她以一双早熟的慧眼洞彻了人性的弱点和世间的荒诞，并以生花妙笔展览给世人看，但她没有足够的光芒来穿透黑暗，驱散心灵中的“虱子”。“生命是一束纯净的火焰，我们依靠自己内心看不见的太阳而生存。”一位外国作家如是说。但张爱玲心里没有太阳。她的生命正如她所说，是“一袭华美的衣袍”，这衣袍曾经光艳照人，风情万种，但最终还是被“虱子”吞没了。这是怎样的悲哀！

感悟梅娘

感 悟 梅 娘

? 朱旭晨

2005年盛夏，由于偶然的机缘，我与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活跃于东北、华北沦陷区文坛的著名女作家梅娘两次谋面。一次是在梅娘的“窝居”，一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北平反法西斯文学艺术研讨会”上。

8月2日下午，我和同伴如约来到梅娘家中。八十五岁的梅娘除右腿稍有不便外，耳不聋眼不花背不驼，还时常像年轻人一样玩玩电脑打打游戏，谈起话来思维敏捷思想锐利，性子仗义而倔强，全无老态龙钟之感。我不失时机地恭维她的好身板儿，想不到梅娘随口而出的竟是“小时候底子打得好”。

短短一句话，却是耐人寻味。

出身于东北富有之家的梅娘不是那种简朴或简单之辈。几十年的风雨坎坷使她的内心压抑了太多沉重的东西，有时难免“欲言又止”。不同人眼里反射出不同的梅娘。有人说她孤傲、倔强、不随和、不迁就人，用北京话说，是个很“吝”、很“个”的老人。也有人认为她是个了不起的老人，压不垮、吓不倒，才华横溢，性格坚强，眼光犀利。有人觉得她用钱吝啬，精于算计，一分一厘都不随便花出。也有人反说她大气、仗义，有着东北人的豪爽，为了朋友，从不计较得失。我想这些都说中了梅娘性格的某些侧面，老年梅娘因经历的太多，性格难免有几分复杂。与梅娘接触前后，尤其是与之接触后，融合他人回忆文章中提及的事情与一些表面现象，将自己看到的梅娘与字里行间的梅娘合二而一，我心中豁然有了一个与众不同、散发着浓郁的人间气息的可感可触可与之交往的梅娘。这是一个充满爱心、注重生活情趣、追求生命的饱满与升华，身居陋室心系家国、任侠向善又不耻于言利、思想深邃而直言健谈的老人。

梅娘是父亲的庶出女，但母亲并不是“过媒”的妾，而是父亲在外地的情人。有了梅娘后，父亲大胆地将她们母女二人从海参崴接到长春。不幸的是，趁父亲因公外出的机会，正房夫人——国民政府驻长春最高长官镇守使的女儿秘密赶走了梅娘的生母，又以亲生母亲的名义收留了她。幼小的梅娘感受不到慈母之爱，也从没看见过娘的笑脸。开朗、乐观、思想开放、心胸豁达的父亲，出于对海参崴姑娘的怀念、对妻子的不放心和对小梅娘的爱怜，在梅娘生母被赶走后，无论走到哪里都把小梅娘带在身边，父亲是连母爱一并给予了梅娘。1936年，十六岁的梅娘从吉林女子高中毕业时，父亲又病逝了。但那些使梅娘受挫的心灵得到安慰的父爱，让梅娘体验了爱的温馨与宽广，激发了梅娘心底无尽的女性之爱。其后，在漫长的艰难岁月中，梅娘又多次遭到家庭瓦解的打击，丈夫柳龙光遇难身亡，二女儿和儿子相继夭亡，但痛失亲人的悲伤、岁月的黯淡艰辛都没能摧毁梅娘的爱心，梅娘母兼父职，她像父亲一样把无法找回的父爱融进母爱一并给了长女柳青。

从谈话中，从梅娘写给亲友的书信中，我们看到无论与家人（包括女儿柳青、外孙女蓉蓉和雁子、洋女婿卢堡、义子李宗凌及侯健飞等）相处，还是朋友交往，梅娘总能让人感受到她那热情友善的心。女儿柳青事业有成，在大洋彼岸寻到了最后的归宿，过着富足优裕的生活，她总想接母亲到加拿大养老。而北美的海滩、骄阳、纯净的空气、便利的现代化生活设施确实是老年人的天堂，梅娘自己也说“空气中没有污染源，哮喘也就停了”，“我是海的女儿，在涛声中我便心情愉快，似乎生活的节奏都变得欢快起来”。可是，她不愿增加女儿的负担，每次都是去去就回。当然，这一则是故国情深故土难离，一则是语言关难过生活不便，但梅娘处处为女儿着想的心思更是昭然可见。梅娘时常叮嘱柳青“遇事细心些”，“不要跟卢堡发脾气”，好好照顾陪伴他，“珍惜这段情谊”。为了让远在他乡的亲人放心，梅娘每次写信总要附带说说自己的身体情况。两个外孙女蓉蓉和雁子也先后定居北美，在给她们的信中，除了生活与心情的沟通外，梅娘时常跟她们畅谈人生和爱情，既欣赏年轻一代的处事观念，也不忘告诉她们如何处理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引导、鼓励两个可爱的外孙女走向更健康多彩的人生之路。

梅娘处处以她阔达善感的心融化着一般家庭都可能会出现的代沟。梅娘很关心义子李宗凌，在李宗凌流落他乡情绪低沉之际，梅娘以自身的经历疏导他的苦怀，鼓励他要“有直面过去的勇气”，“明白自己到底要的是哪种生活”，并祝愿他“心想事成”。对义子侯健飞，梅娘亦是满怀慈母之爱，从生活到事业及家庭中的琐琐碎碎无不萦怀，记挂着给他们的儿子买旱冰鞋，关心着他们的房子，等等。对朋友，她也是尽力相助。提到同为北平沦陷区的女作家雷妍（1910～1952）时，梅娘说：“我现在正想方设法寻找她的两个女儿，想为她们做点什么。”梅娘虽然愿意助人，却也能体谅别人，她的一些善意的表示常常是不留痕迹的。比如对张泉，1998年正是张泉夫人病重之际，梅娘就将《梅娘小说散文集》（张泉编选）海外版权费的百分之六十给了张泉；日本作家、学者渡边澄子来北京看望梅娘时，带了点小礼物，梅娘也把其中的一盒羊羹转给了张泉的儿子张熹；1999年张熹妈妈去世后，在北美海边的梅娘就惦记着捡些贝壳带给他，让他感受到人世间的爱心。难友惠沛林是梅娘比较要好的朋友。

在国外，梅娘一样关心着好友的生活和身体状况，跟她交流对付失眠的经验；难友佟颐贞病了，梅娘两次寄钱给她，以解燃眉之急。对全国各地的研究者和来访的记者，梅娘也都是热情招待、有求必应。对过去的历史，虽然梅娘很不愿意再掀旧痛，但她还是细致耐心地回复了上海女作家丁言昭许多关于柳龙光及三四十年代沦陷区历史的有关问题。生活中的梅娘就是这样播撒着她的爱心，有一种“不图回报”的“观世音”情怀，这是一种真正博大的女性情怀。因了这份爱心和细心，梅娘一生结交了众多身份、年龄、国籍各不相同的朋友，友谊的星光为梅娘原本摇曳传奇的人生更添璀璨。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梅娘曾与张爱玲并称“南玲北梅”。十年后，相对张爱玲而言，她预言中的“更大的破坏”来了。作为最后的贵族张爱玲对左派的力量一直感到不安和恐怖。虽然她也曾做出适应新政权及读者口味的努力，但《十八春》的成功与《小艾》发表后读者反应的冷淡使张爱玲觉得读者口味和要求在变，她那套老故事加光明尾巴的写法越来越难适应时代的要求，能走的路更窄了。这种感觉使她最终下决心离开大陆，由香港而美国，一去不回，清冷而坚毅。与之相反，曾经身在台湾的梅娘却谢绝去日本执教的邀请，毅然回到了共产党执政的大陆。

然而，和大部分曾经生活在沦陷区的作家一样，梅娘被定为“汉奸文人”。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整肃”：1952年在忠诚老实运动中梅娘被认定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遭批判，1955年在肃反运动中又因历史复杂被打成“日本特务嫌疑”，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文革”中再度遭受摧残。从1958年5月30日被开除公职，到1978年错案改正，二十年间，梅娘进过教养所，做过清洁工，当过保姆，做过绣活，甚至出过壮工。惠沛林对此感慨万端，她说：“在我们半个多世纪的交往中，作家梅娘深深地隐在历史的底片中，而农影厂的编辑孙嘉瑞，则在坎坷中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1〕谈到几十年的风雨得失，梅娘那句“向善途中没有悔字”令我钦敬不已，她说：“我丢弃的只是比较富余的物质，不是善。很可能这种物欲很难抑止。我以为：只要你感觉到物质给予你的并不完全是快乐的时候，你就会脱开它的羁绊。这个从孩提时代就不断形成的我的价值观，是我一生的基调。”“一颗永不休止的求善之心”正是梅娘能阅尽沧桑活到耄耋之年的秘密。在起伏跌宕的生命历程中，梅娘庆幸她“良知未泯，没有做过一件损人利己之事”，“活得很坦荡”〔2〕。正如张泉所言，“作为东北富商的庶出女，梅娘还在幼年就体验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目睹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相”，“过早地感受到民族灾难带来的屈辱和痛苦”〔3〕，因此，自青少年时代起，梅娘就有了一种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女儿和外孙女相继定居北美，梅娘有了更多机会进出国境。在与美国、加拿大、日本的对比中，梅娘时时关注的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别，留意并分析着自己祖国的差距。在梅娘致丁景唐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说忠诚老实运动、肃反运动还是一种感情上拷问的话，“反右”则是思维与心灵的磨难了。”〔4〕确实如此，经过了“反右”至“文革”二十年磨难的国人，真的很难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即便是在思想解放的今天。对此，梅娘曾经身受其害，而今更是忧心忡忡。她忧心于青年“受‘不是白就是黑’这种教育比较深”〔5〕，更惊愕于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非黑即白的两极论”仍“阴魂不散”。这是一种深刻的沾满血泪与痛苦的批评。在体验过中美两国知识阶层不同的收入与消费状况后，她深有感慨地说：“知识与所得不等价，如何前进！‘特色’不能用滞后来诠释。”〔6〕八十五岁的梅娘耳聪目明，每天坚持读书看报看电视，她的散文和书信有时就是本大事记，从美国导弹击中中国驻南使馆事件、9·11事件给美国带来的影响到2003年春季的“非典”

、加拿大的税收制度、不收个人所得税的巴哈马国情、美国的硅谷和赌城、西方圣诞节的习俗等等，涉猎广泛，有意思的是读着梅娘的文字，我甚至会不自觉地从中寻找有关北京天气情况的言说。如同当初的选择大陆，半个世纪后，梅娘对这片曾带给她羞辱与磨难的土地仍是痴心不改。她关注的焦点及那些振聋发聩的卓识无不出自梅娘对祖国的一片拳拳爱心和深入骨髓的民族之情。

梅娘跟义子侯健飞很谈得来，他们时常讨论人格修养问题。梅娘觉得自己精神气质中有很多“侠”的素质，她说：“任何社会都没有绝对的公平，‘侠’就来调剂这种反差，行侠仗义，是弱势草民的盼望所在。”在可以讲话的年代，梅娘有一种“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侠士风范。她就像一块熔岩，什么不平都会使她燃烧，就是这个动力，驱使她笔耕不辍。至今梅娘仍难以控制自己对丑恶的厌恶与憎恨，说起来这不大像老年人的心态，但她以此自豪，甚至庆幸七灾八难之后，自己还能愤世嫉俗，没有半点媚骨。

任侠向善的梅娘是高傲的，但同时也是求实的、具有现代观念的。出身于富商之家的梅娘，耳濡目染，一笔经济账该算则算。面对市场和市场性格，她从不自命清高、忸怩羞涩。她说：“与人合作时，先把所得讲明，绝不扭扭捏捏。这是市场性格，我不但认同而且赞赏。”由于父亲的言传身教及个人的品德与学识修养，梅娘在言利时同样强调道德取向：“生财无可厚非，但要取之有道，绝不坑蒙拐骗。”正是那句老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7〕。她憎恶那些将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带到国外去的人，提倡“以道计利”。正是由于这一点，才出现了既有人觉得梅娘吝啬、精于算计，也有人认为梅娘大气仗义的“矛盾”现象。事实上，行善而不耻于言利的梅娘才是生活于现实中的梅娘，才有了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人间气。

见梅娘前，我就听丁言昭说梅娘的信写得很青春、充满活力，她还告诉我“梅娘电话里的声音就像年轻人一样”。八十多岁的老人能得到这样的评价在我是一种意外。认识梅娘、了解梅娘后，我又觉得这样的梅娘才是正常的。梅娘非常欣赏苏东坡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并将其诠释为“诗人的少年狂，是种青春的心态，是多种年龄段的重叠。任何一个具有情感的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过着多种年龄段相重叠的生活，这是生命的旋律，是生命的弹性”〔8〕。她常说“生活就是要流光溢彩”，她渴望在和谐的社会里拥有饱满绽放的生命。

我敬重梅娘，不仅因为她是作家，是个“历史人物”，更在于她真正懂得生命的意义。我一再被梅娘书信中那些生命恣肆的联想所打动。她说：“那种大红的特别照眼，我总联想起朝鲜姑娘咏唱的金达莱，那寄托思念之情的娓娓音韵，以火红为底色，直扣心扉，开得那么恣肆，昭示你，生命就该这么度过。”〔9〕2001年春季，身在加拿大的梅娘特地去美国西雅图见《逆风飞扬》的策划兼责任编辑甘琦。在写给张泉的信中，她坦陈自己的想法：“要是二十年前结识她，生命该是另一番景象吧！”甘琦是北京出版界赫赫有名的大腕，梅娘的潜台词是不言而喻的。同一封信中，梅娘继续写道：“亲爱的朋友，是你的研究，驱走了我心中的卑微，我证实了我无悔的青春……你助我完成了一次我生命的升华。”〔10〕上世纪四十年代，梅娘的小说是畅销书，仅小说集《鱼》半年时间就印行过八版，与上海沦陷区的张爱玲、苏青并称为“沦陷区三剑客”。我想岁月的尘埃永远无法掩埋那曾经恣意怒放的生命留在梅娘心底的印痕，她渴盼生命再次的绽放与升华。1997年9月，张泉选编的《梅娘小说散文集》的出版，意味着梅娘的文学生涯半个世纪后终于又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她热情的天性与饱满的生命随着研究的开展真的再次恣意绽放起来。

梅娘以小说知名，但她内心却是充溢着流泻不尽的诗情画意。女性的浪漫与纤细给她晚年的独居生活带来了无穷的乐趣。无论国内国外，也无论环境优劣，她不仅擅长从平淡无奇的事物中寻到生活的情趣、触发细腻的生命感悟、享受生命的馈赠，更善于从容地将这些令人欣喜的美妙发现以轻灵活泼的语言诉诸文字，传达着细微而博大的宇宙情怀。梅娘非常爱花，那天去看望梅娘的时候，我们特地带了一大束鲜花。见到鲜花的一刹那，梅娘像孩子一样高兴，她连连说“这么多花啊”，“真好！”“真美！”她的爱花与别人不同，那里有更多的灵气与人生感悟。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