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节

知”以及其背后的人文关怀。他的杰作《唐末食人考》显然不是为了单纯的“讲史”，而是想说明：“因为具有‘正义’的堂皇理由，就可以为所欲为地作出反人类的罪行么？”〔10〕《义和拳百年祭》当然也不是借历史表达对“草根阶层”的“身份歧视”〔11〕，他想说的不外乎“一百年过去，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及其形形色色的变种，在中华大地上，难道就已经绝迹了吗？我看，谁也不敢打这个保票”〔12〕。《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更是明显地划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讲古”，洋洋洒洒地谈王渔洋，谈《郎潜纪闻》之“长生殿”与“庄史案”的往事，第二部分就以更多篇幅谈萧也牧及其“共和国文坛第一案”了〔13〕。其“当下性”的指向是如此清晰，不容漠视，也由不得你不去陷入沉重的思索。

当然，借古讽今也不总是那么“嘴皮子痛快”，其自身被“放废”二十二年的酸楚总会不经意地兜来心头，为纵横捭阖的畅快语调涂上一抹凄惋而难堪的底色的。看他的《司马迁之死》、《解学士之死》，尤其看《李卓吾之死》谈及自己在“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里”“想到老牛怖死的一刹那，算了，我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决定当狗”〔14〕，这样“痞腔痞调”的“活命哲学”里该有怎样的悲悯和凄凉！面对这样的一幕一幕，有些批评者，你们的“宽厚和包容”又在何处呢？

再次，李氏散文所带来的巨大阅读快感不仅与其卓绝的见地、悲悯的情怀有关，而且他老辣幽默的语言功夫亦展现出磁石般的魅惑之力。这是一个很难作出具体分析的问题，因为“语感”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不经过大量的阅读即不易获得清晰的感知的。在这中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国文对于文言和口语（包括方言俗语）的重新发现，使两者都焕发出不同于已往的异彩。例如，在《耳朵的功能》里有这样一段谈耳朵在五官中所占的“便宜”：

第一，你说我听见了，我说我没听见，你查无实据；第二，你以为我没听见，其实，我耳听八方，你毫无所觉；第三，中听的我则丝丝入扣、甘之如饴地听之，还不能从我耳朵上看出我爱听；第四，不中听的则不听之，任君说破嘴，有如东风射马耳，你并不知道我其实没听〔15〕。

冷眼看，都是趣味横生的口语，但其中搀杂“中听的我则丝丝入扣、甘之如饴地听之”一类文言句式，便有拗峭之致。“任君说破嘴”一句口语，下接李白“有如东风射马耳”之诗句，便有典雅之致。两相辉映，形成很奇特的语感。在白话文章中，动辄插入若干文言词汇或文言句式本不新鲜，梁实秋、张中行、郑逸梅等先生的著作中常见，此为学养的自然流露，也为行文平添几分风趣和厚重。

与上述几位先生不同的是，李国文对于口语中的方言俗语运用调遣得出神入化，这也是他形成独特文风的重要原因之一。上引《王国维之死》文中，他形容王国维死得“油脂麻花，不干不净，搅七念三，卑微困顿”，四个词中，“油脂麻花”为北方方言，“搅七念三”为沪上方言，置之此处皆生新而灵动，韵味浓足。信手拈来，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再如《屁股的功能》里“崴泥”、“没起子”、“乍翅”等也都令人失笑醒神。《红楼非梦》则这样述说自己在难堪的困顿中阅读这部奇书的感受：

《红楼梦》，就像不沉的湖，你只要跳进去，便只有你和红楼中人溶合一起，别人休想介入的境界。此时此刻，人间的狗脸生霜，世道的客走茶凉，窗外的凄风苦雨，命运的坎坷无常，都他妈的置之度外了〔16〕。

“他妈的”三字国骂尽人皆知，但在散文随笔中则似罕见。即或有之，恐怕也不能如李先生这样一下子将硬挺的风骨、倔强的气质甚至嘴角边的冷笑都画出来的，真是妙手、妙人。

〔1〕〔2〕〔3〕〔5〕〔6〕〔13〕〔14〕〔15〕〔16〕李国文：《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9～103、121～130、148、10、317、182～183、270、332、130页。

〔4〕蒋寅：《金陵先生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7〕管士光：《编书人的“幸福时光”》，《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6月4日。

〔8〕《出版广角》2001年11期。

〔9〕这里需要说明，“有意为之”乃是评判“作家学者化”的基本尺度，不能让某些真正的“硬伤”如余秋雨将“致仕”解作“入仕作官”之类也引此为藉口。

〔10〕《随笔》2000年第5期。

〔11〕张宗刚：《落叶满街无人扫》语。

〔12〕李国文：《大雅村言》，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210页。

武侠小说的江湖世界

? 何云波

武侠小说构建了一个独特的世界——江湖世界。江湖中人何为？上者仗义行侠、除暴安良，中者为报家仇浪迹天涯，下者纯粹只为争个天下武功第一，不惜身入魔道，视生命如草芥。一句话，都是在刀剑丛中讨生活，说得俗一点，便是杀人。

《笑傲江湖》中的魔教教主任我行有一句名言：老夫一生杀人如麻，快意恩仇。那些大魔头们视杀人为家常便饭，看哪个不顺眼就可以拎来宰掉，甚至可以拿活人的脑袋，炼“九阴白骨爪”。那些身负“血海深仇”之人，学艺寻仇，餐风露宿，忍辱负重，历尽千辛万苦，最终便是为求手刃仇敌那一刻的快感。于是乎，如果仇敌已为他人所杀，寻仇之人会茫然若失、痛心疾首。剩下来的杀人，便是名门正派之侠客，为驱除邪恶、执掌正义，正大光明之替天行道了。据说，这不仅可“快”一己之心，还可大“快”人心。

问题是，侠客自掌正义，不问官府也不求法律，自己认为该杀，便干净利落一刀了断。这里面难免带有很大的主观性、随意性。《射雕英雄传》中的洪七公，自谓一生杀了二百四十一人，其中没有一个是好人。这里凭借的是道德律。况且，好与坏本身便是相对的，一人以为是的，可能另一人以为非，何来客观标准？比如侠客们最为嫉恨不耻的所谓淫贼淫妇，人家相好，哪怕是偷情，其实也不关你事，侠客偏要千里迢迢为民除害，岂不多管闲事？何况，侠客也是人，是人即有人作为动物的共通的劣根性，侠客也难免有杀得“性”起的时侯。将人的生命维系在某一个人的主观好恶之中，这正是武侠的可怕之处。

如果说人类的噬血性、攻击性行为，本身便是人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以爱好和平著称的中国人在这方面似乎并不逊于西方。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草菅人命、滥杀无辜之事，可谓平常之极。鲁迅先生曾讲过，中国人有两类：一类是作示众的材料，一类是看客。看人杀头，乃成国人的一大乐趣。一刀下去，血花纷飞，刺激，过瘾，乃至当阿Ｑ被枪毙，“看客”们竟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周作人在“二·七大屠杀”之后的一篇题为《怎么说才好》的文章中曾大为感叹：“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有一种杀乱党的嗜好，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命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折，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

武侠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暗合了国人潜藏的嗜血习性。同为通俗小说，西方的侦探小说则更强调法律意识、人道意识，它只再现寻找犯罪嫌疑人的过程，而不担负惩罚的职责。因为惩罚自有法律，每个人都无权擅自处置他人的生命。中国的武侠小说，则具有一种非人道倾向。在惩恶的幌子下，千刀万剐，杀个痛快，嗜血欲望通过杀奸人而获得变相的满足。更何况，他们杀的远非个个都是十恶不赦的奸贼。而读者，在武侠小说的“杀人如麻，快意恩仇”里，大约也获得了一种极大的满足。这或许是武侠小说得以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同在春季（二）

? 王迎春 画

百 姓 图

? 周翼南 画

余观京剧空城计，最令余感慨者乃剧中之两个老卒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