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利，全国亦将糜烂，且有被列强瓜分之虞。……［此次讨袁］真相已被御用报纸加以掩盖，而我方目的，亦横被歪曲，传诸外国人士。”〔56〕以后他旧事重提，在1915年2月25日和陈炯明等联名发表的通电中也说：“当举事时，成败利钝，已能前睹。一击不中，即复戢兵，诚不欲以骤难克敌之师，重生灵涂炭之祸。”尽管其时“可战之卒，尚复累万；可据之地，何止一省？”但他“不肯负固以困民生”，宁愿背负战败的罪名〔57〕。

7月31日，袁世凯勒令北京国民党本部将黄兴、陈其美等“一律除名”，并悬赏十万元，比昔日清廷的赏金高出了许多。8月4日，香港总督宣布，孙、黄等永远不准到港。在自己创立的民国，孙、黄等成了通缉犯，再度踏上流亡之途，其心情可以想见。当年8月，黄兴黯然写下“东南半壁锁吴中，顿失咽喉罪在躬”等诗句。国民党内对于“二次革命”本来就意见纷纭，包括蔡元培、汪精卫、陈陶怡等都持稳健、冷静态度。陈陶怡还力劝黄兴不要开战，“又传精卫在沪，不以孙、黄办法为然。孑民则演说国民党自革命至南北统一时为进取时代，自此以至于今为保守时代，以中国之革命，乃系新旧合同之革命也。又谓作事不可违反多数国民心理，多数国民既不愿用武力，则决不可用武力”。尽管汪精卫在巴黎也极为愤慨，认为“宋案”必系当局指使〔58〕。8月27日，黄兴终于抵达流亡多年的东京，而孙中山已先他到达。并肩战斗了八年的孙、黄在流徙中重逢，检讨失败的根由，意见再度不一。章士钊回忆道，“克强求自杀不获”，在日本人掩护下可到日本。“共和昙花一现，重履亡命之途，浑沌穷奇，亦何所谓！顾克强精神抖擞，仍复计划多端，期于振刷。

……时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失败，由于党员不听命令，意指克强，刻责无已。而克强温温自克，不一校也。”〔59〕追随黄兴多年的石陶钧回忆说：“黄到南京，明知无成，却为孙、黄关系的内幕，不能不借此解嘲。八月，我们先后亡命到了倭地东京。黄兴约我进［晋］见中山先生，大被痛骂。其后，孙、黄裂痕显然。”〔60〕9月17日，日本志士宫崎滔天访问黄兴，“以后几乎连日往访孙、黄，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61〕。

不入中华革命党：“不愿先生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

孙中山把这次失败原因归结于党员不听话，特别是黄兴不听话，要另组秘密的中华革命党，以服从他为第一要旨，在孙手订的入党誓约中有“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这样的内容，并要在上面加印右手中指的指模。因为党章第十条规定，“凡党员有叛党行为，除处罚本人之外，介绍人应负过失之责”，第十一至十四条进一步规定，按照入党时间先后把党员分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在革命成功以后分别为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元勋公民享有一切参政、执政的优先权利，有功公民享有选举、被选举的权利，先进公民则仅有选举权利，“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

孙中山曾多次希望黄兴担任中华革命党协理，这个章程上的位置也一直空位以待，但他坚决拒绝了。在黄兴看来，“无论维持国民党的名义或者另组新党，领袖非孙先生莫属。但是硬要在誓约上写明，这无异于服从一个人帮助一个人搞革命；硬要在誓约上打指印，这等于犯罪的人写供词一样，两者都违背平等自由精神。至于党员入党之后，都是共患难同生死的革命同志，应该一律看待，而不应有‘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之分，更不应以所谓‘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享有权利不同相号召”〔62〕。说白了就是“不愿先生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

对此，孙中山的回答是：“要知道过去革命所以失败最大的原因，就是不肯服从一个领袖的命令。我们现在要做革命能够成功，以后党内的一举一动，就要领袖来指导，由全体党员去服从。至于哪一个人来做领袖，这是没有关系的。假使你黄先生愿意当领袖，我们就可以在誓约内写明‘附从黄先生’，我当然也填誓约来服从你的。如果你不愿意当领袖，就由我来当领袖，那么你就应该服从我。至于誓约上要打指模，完全是表示加入革命的决心，决不是含侮辱的意思。”〔63〕

即使在孙、黄出现严重分歧的情况下，1914年3月24日，黄兴还是应胡汉民等之托写信给章士钊，请章来主编中华革命党的机关刊物《民国》杂志：“弟思袁氏作恶已极，必不能久于其位，兄能于此刻出为收拾人心之举，亦不为早。”〔64〕但章没有接受，而是另办了著名的《甲寅》杂志〔65〕。5月29日，黄兴在给刘承烈的回信中透露了心曲：“党事弟久灰心。近来尤极其诡谲之态。”〔66〕也就是这一天，孙中山来信，历数对黄兴的种种不满：“宋案发生之后，彼此主张已极端冲突。第二次失败后，兄仍不能见及弟所主张是合，兄所主张是错。……及今图第三次，弟欲负完全责任，愿附从者，必当纯然听弟之号令。今兄主张仍与弟不同，则不入会者宜也。此弟所以敬佩而满足者也。弟有所求于兄者，则望兄让我干第三次之事，限以二年为期，过此犹不成，兄可继续出而任事，弟当让兄独办。如弟幸而成功，则请兄出而任政治之事。此时弟决意一到战场，一遂生平之志，以试生平所学。……弟所望党人者，今后若仍承认弟为党魁者，必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因第二次之失败，全在不听我之号令耳。所以，今后弟欲为真党魁，不欲为假党魁，庶几事权统一，中国尚有救药也。”

6月初，黄兴给孙中山回信，不同意孙的指责，并披肝沥胆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宋案发生以来，弟即主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先生由日归来，极为反对。”即便以用兵而论，最初两人曾分别致电广东、湖南二省都督，对方复电都说不可。至于以身代孙去南京，“实重爱先生，欲留先生以任大事。南京事败，弟负责任，万恶所归，亦所甘受，先生之责，固所宜然”。

但弟自抵日以来，外察国势，内顾党情，鉴失败之主因，思方来之艰巨，以为此次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试翻中外之历史，推天演之公例，未有正义不伸者，是最后之胜利，终归之吾党。今吾党既握有此胜算，若从根本上做去，本吾党素来所抱之主义发挥而光大之，不为小暴动以求急功，不作不近情言以骇流俗，披心剖腹，将前之所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尽披露于国民之前，庶吾党之信用渐次可以恢复。又宜宽宏其量，受壤纳流，使异党之有爱国心者有所归向。夫然后合吾党坚毅不拔之士，学识优秀之才，历百变而不渝者，组织干部，计划久远，分道进行，事有不统一者未之有也。若徒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窃恐功未成而人已攻其后，况更以权利相号召者乎。数月来，弟之不能赞成先生者以此。

……惟先生欲弟让先生为第三次之革命，以二年为期，如过期不成，即让弟独办，等语。弟窃思以后革命，原求政治之改良，此乃个人之天职，非为一公司之权利可相让渡可能包办者比，以后请先生勿以此相要。弟如有机会，当尽我责任为之，可断言与先生之进行决无妨碍。〔67〕

针对孙中山信中希望他禁止亲信部下“对于外人，自后绝勿再言‘中国军界俱是听黄先生之令，无人听孙文之令者。孙文所率者，不过一班之无知少年学生及无饭食之亡命耳’此等流言”，黄兴恳切表示自己并未另树一帜，“故绝对无部下名词可言。若以南京同事者为言，皆属昔日之同志，不得谓之部下”〔68〕。

6月3日，孙中山回信表示：“然弟终以为欲建设一完善民国，非有弟之志，非行弟之法不可。兄所建既异，不肯附从，以再图第三次之革命，则弟甚望兄能静养两年，俾弟一试吾法。……此后彼此可不谈公事，但私交上兄实为我良友，切勿以公事不投而间之也。”〔69〕

同一天，黄兴在给刘承烈的信中说：“兴素性迂拙，主义所在，不敢变换手段以苟同。虽以人之如何毁伤，亦不稍为之动。……至于欲反对自己十余年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不惜以权利相号召，效袁氏之所为，虽爱我如兄，兴亦不敢从兄之后。”〔70〕

此时，孙中山已听不进任何不同的意见。在经历“二次革命”的失败后，他在1914年4月18日写给南洋革命党人的信中说：“因鉴于前此之散漫不统一之病，此次立党，特主服从党魁命令，本须各具誓约，誓愿牺牲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命令，尽忠职守，誓共生死。”他解释“其所以必誓服从弟一人者，原第一次革命之际及至第二次之时，党员皆独断独行，各为其是，无复统一，因而失势力、误时机者不少，识者论吾党之败，无不归于涣散，诚为确当。即如南京政府之际，弟忝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皆不由弟主张”〔71〕。

12月5日，孙中山在《批释加盖指模之意义》中解释：

第三次革命之后，决不如第一次之糊涂，将全国人民名之曰国民；必其有心赞成共和，而宣誓注册者，乃得名之曰国民。然至成功之日，其宣誓注册之人，自然争先恐后，举国若狂，亦恐根底不固，易为巧诈，借名取利，容易把真心原始之革命党推翻，如袁氏近日之所为。故定事前首义党人有优先权利，选举执政当在首义党人，民国乃能巩固。然到时冒称为首义党人，欲得元勋公民权者必纷纷也。如第一次之官僚劣绅，向来反对革命，杀戮党人；及一旦革命成功，此辈则争先自号为老革命党，把持一方权利。而向日真心革命志士，且多被此辈杀戮，真伪莫分，热诚志士，成败俱遭惨祸，实可痛也！故第三次成功之后，欲防假伪，当以指模为证据。盖指模人人不同，终身不改，无论如何巧诈，终不能作伪也，此本党用指模之意也。……况今日之法，乃欲行之于全国国民者也。吾党为首义尚不肯为，他日全国更何能望其一律遵行也。……总之，指模一道，迟早要盖，今日为党人不盖，他日为国民亦必要盖。倘以外国待犯人为言，则外国待犯人，往日单独以照相行之，岂吾人则永不照相乎？〔72〕

据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担任中华革命党党务部长的居正回忆，孙中山曾对他说过：“一、革命必须有惟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惟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有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我绝对对同志负责任，决不会领导同志向专制失败路上走。我是要以一身结束数千年专制人治之陈迹，而开亿万年民主法治之宏基。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时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导师。……况并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煞，这是我不能答应，而无退让之余地的”〔73〕。

因此，有人建议将“服从”改为“附从”，将“孙先生”改为“总理”，凡同盟会旧人免去那些入党手续等，但这些都被孙中山拒绝。当时包括李烈钧、柏文蔚、程潜、熊克武、谭人凤等在内，都认为“另组新党，要特别慎重”，多数人主张“保全国民党”。李烈钧说，国民党堂堂正正，国内国民党机关虽被袁贼解散，而海外的国民党还在，另组新党岂不是又将海外的国民党取消，所以“绝不赞成”。当时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的还有很多重要人物，孙中山亲自要张继按指模，被张继婉拒。为避免相互之间意见日深，自行削弱革命力量，给敌人以挑拨离间的机会，一生甘当配角、从来不愿取而代之、也不想另立一帜的黄兴决定离开日本，远走美国，可以让孙中山自行其是。1914年6月27日，孙中山设宴与他叙别，并送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的对联。7月8日，当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时，黄兴已在前往美国的途中。

黄兴：“吾非反对孙先生，吾实要求孙先生耳”

黄兴不愿加入孙中山另组的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为了打倒袁世凯，主张争取日本政府的援助，曾向日本方面提出了中日盟约十一条，黄兴对此也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不过，他从未打算打出自己的旗号，另立门户。不要说反对孙中山，连对孙的事业有所妨碍他都不愿意。7月9日，船抵檀香山，黄兴在接见《太平洋商务报》记者采访时依然说，“本人直接奉孙先生之命向美国转达他的意见”，没有向外人说及自己与孙中山的分歧，并为孙辩护，“而孙先生在世人面前被诬为自私自利、贪赃枉法、卷款潜逃，这些都是谎言”〔74〕。因为当时袁世凯指控孙中山主持铁道公司挥霍无度、卷款而逃等〔75〕。黄兴在美期间有侨胞要捐款给他作活动经费，他嘱咐华侨将筹集的款项直接汇给孙中山，“声明自己这次来美暂居，不需要侨胞资助”。他每次与华侨谈及孙中山，都表示很尊敬孙，从未讲及他们在党的改组问题上意见分歧，因为他担心会因此影响华侨的爱国情绪〔76〕。

1914年8月18日，黄兴就所谓他泄露孙中山外交密函一事严正辟谣：孙中山是否有这样的外交函件还是一个疑问，“即令有此函件，中山先生从未与兴阅过，兴又何从宣泄？此种卑鄙手段，稍有人格者不为；兴虽不德，自问生平未尝有此败行”〔77〕。当时袁世凯派代表到美国接洽借款，孙中山曾电告黄兴，设法阻止。但这一切并不表示黄兴已打消了对孙中山另组中华革命党的看法。9月29日，他在芝加哥就阻袁借款一事与梅培商谈。梅培称自己对中华革命党章程有意见，黄兴嘱他给孙中山写信请其再作考虑，并表示：

吾非反对孙先生，吾实要求孙先生耳。吾重之爱之，然后有今日之要求。吾知党人亦莫不仰重孙先生，尊之为吾党首领；但为此不妥之章程，未免有些意见不合处。……章程拟稿时，孙先生曾分给一份参看，吾指其不合处要求修改，孙先生当时力允，对胡汉民先生亦然。后不果改，勉强施行，吾料确非孙先生之本意。望能与先生函商一切；若有效，不但克强一人感激，吾知党中多数分子亦当引为庆幸。〔78〕

梅培10月4日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转述了这番话。黄兴同时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到美国后只和林森、谢英伯、冯自由等少数几个人密商过，并未向外人透露半个字。不过孙中山没有回应。既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也未列名欧事研究会，而为国民党大联合奔走的周震麟回忆说，黄兴在美期间，曾写信告诉他中华革命党在美洲新树旗帜，强迫原来的国民党党部改名，主张对此事要“兼容并包，苦心和解”。在接到谭人凤、周震麟等8月18日谋求团结反袁的来信后，黄兴在9月12日回信表示：“其办法以维持固有之党势入手，既与中山无所冲突，且有事时得与以助力，实为正大稳健之至。”〔79〕

1915年2月4日，陈英士写信请黄兴返回日本，“共肩艰巨”，并从五个方面列举了革命党人（自然包括黄兴）有负孙中山。孙后来将这封信作为附录收入了自己的《建国方略》中，这一罕见的举动说明他认同陈英士的说法。黄兴没有进行辩驳。3月，孙中山写信给黄兴，一方面责怪“二次革命”失败是黄兴“贸然一走”之故，一方面又说“非战之罪也”，希望能和黄兴“同心一致，乘时以起”，请黄兴早回日本。黄兴也没有进行辩驳。当年秋天，黄兴接到蔡锷将去西南发难的密函，命儿子黄一欧回国参加倒袁。黄一欧回忆说：“临行前，先君交我两封信：一致孙中山，谈到袁世凯必将称帝，三次革命的发难时机已届成熟，如有所命，极愿效力；一致在东京的张孝准，略告松坡先生来信情况及需要考虑解决的问题，嘱其速与松坡先生密取联系，相助进行。”〔80〕

1916年4月22日，黄兴自旧金山启程赴日本，路过檀香山接受当地记者采访时，否认与孙中山有任何分歧（旧金山《少年中国晨报》5月14日）。4月24日，孙中山致电在檀香山的吴铁城，请其转告黄兴要求在上海见面。5月20日孙中山写信给黄兴，希望以两人的名义向日本方面借款买军械。“况兄与弟有十余年最深关系之历史，未尝一日相迕之感情，弟信兄爱过助我，无殊曩日。”5月下旬，黄兴为这事曾与孙中山频繁电商。6月1日，黄兴复电谭人凤，支持孙中山的第二次讨袁宣言，“并党界都消灭，何门户之可言？”袁世凯死后，黄兴回到上海就去看望孙中山，孙中山也马上回访，“两人相见，握手言欢，极为亲切快慰”〔81〕。此前，孙、黄“互相过从，商谈国事，一如往昔，并无丝毫芥蒂”〔82〕。

由于孙中山一意孤行，中华革命党在反袁称帝的历史关头并未发挥什么重要影响，已不是处在历史舞台的中心，而居于次要的边缘化的地位。孙中山悄悄将中华革命党的旗帜收了起来，重新改用国民党的名称活动就是一个证明。此时，孙中山心中有什么想法虽难测知，但恐怕也不无尴尬。6月14日黄兴给孙中山的复电中有“尚望主持”四个字，就是表示不愿取代孙中山的地位，坦陈没有做领袖、主角的意思。这样一个没有强烈主角意识的人物出现在中国史上确是前无古人。

四、“雄而不英”：黄兴的局限

黄兴在汉阳督师，兵败后东下上海，武昌诸将对他大为不满，但他们对孙中山尚无怨望。然而临时政府内阁中“次长取实”，几乎清一色同盟会人。除了黎元洪被举为副总统之外，首义诸将无一人进入内阁。章太炎说孙武到南京活动陆军次长不成，怀恨而去，从此心生怨望。张继评论辛亥革命失败原因时也说没有任孙武为陆军次长是因小失大，致使孙武与首义诸将拥戴黎元洪，另组民社，武汉俨然与南京对峙，然后被袁世凯利用。到1913年6月25日，章太炎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还认定，之所以导致“天下汹汹，党争如水火者”，就是自黄兴不重用孙武开始的〔83〕。章在1913年写给上海国民党的信中说得更坦白，其中恐怕也包含了他本人之所以立党的原因：“既而武汉倡义，稍有权利之争，地位有殊，遂分政党，条件未异，门户各分，昔之弟兄，今为仇敌。致令奸人乘间，坐拥高权，天下汹汹，徒以黄克强、孙尧卿二公之反目耳，衅隙已成，弥缝无术。”〔84〕当然，孙武热衷权位，本身品格就很成问题，即使让其如愿，历史恐怕也未必有大的不同。

1912年2月14日，参议院有临时政府设北京之议，包括同盟会籍的议员李肇甫等都主张建都北京。经过激烈辩论，议案已经通过。孙中山、胡汉民、黄兴不以为然。孙中山主张依法交付复议，黄兴则大为责怪同盟会员不应有异议。邓家彦回忆说：“黄兴尤怒不可遏，两手插入军服口袋中，踱来踱去……［说］：‘政府决不为此委屈之手续，议院自动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派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会员去！’”〔85〕吴玉章也回忆到，2月15日早晨黄兴对他说：“过了十二点如果还没有把决议改正过来，我就派兵来！”〔86〕最后参议院以十九票对八票复议决定定都南京，而章太炎等反对之声已响彻全国。

谭人凤评价黄兴待人接物“有一种休休之容，蔼蔼之色，能令人一见倾心”，认为这是他“生平最长之处”，“而其最短之处，则颇刚愎自是，不听人言，好恭维……无怪乎誉满天下而事业终不能成也。惜哉！”〔87〕

在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几个月中，黄兴以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军事全权，集于一身，虽无内阁之名，实各部之领袖也”。“各部之组织，则采纳克强意见。”〔88〕张继回忆说，当时孙中山诸事由黄兴做主，开会时孙中山只是偶尔参加，“仅坐会场前列，并未特置台上座位。而诸同志仍呼为‘先生’，甚少呼大总统者，气度使然，并非有人教之也”。而一般趋炎附势之辈则称只有三十八岁的黄兴为“克老”，比如广西巡抚出身的沈秉堃，口必称“克老”〔89〕。沈秉堃在广西被推为都督，受到带兵的副都督陆荣廷排挤，以带兵援鄂的名义离开桂林，到南京找到同乡黄兴，被任命为留守府高等顾问和国民捐督办，又被推为国民党参议。其他如李书城等亲信部下也多称黄兴为“克公”。

胡汉民回忆说：“克强以三月二十九之役及汉阳督师，声明洋溢于党内外。顾性素谨厚，而乏远大之识，又未尝治经济政治之学，骤与立宪派人遇，即歉然自以为不如。还视同党，尤觉暴烈者之只堪破坏，难与建设。其为进步欤？抑退步欤？克强不自知也。既引进张［謇］、汤［寿潜］为收缙绅之望，杨度、汤化龙、林长民等，方有反革命嫌疑，亦受克强庇护。而克强之政见，亦日以右倾。”〔90〕

熊希龄批评黄兴“于政治少所经验”，导致第一次主张建都南京而北方发生兵变，第二次主张国务员拥兵北上，而苏州又兵变（为此，李书城致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