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节
一个先锋的形象、一个不懈的探求者的形象。1979年5月，在全国社科界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他作了题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主要报告，并侧重论述了当时正在进行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意义和开展的方法，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83年3月，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学术报告会上，他又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讲话，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作出了富有识见的论述。而在文艺界，那几年周扬也是“那样如同老母鸡保护小鸡一样的以保护文艺新生一代为己任”〔19〕。而丁玲从“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思路出发，执意要对高扬思想解放大旗的周扬进行反驳，这样，她就把自己逼到了对立的一面。
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中，丁玲深深知道周扬虽然“在某些问题上，对某些人士，实在一丝一毫也不愿意、不肯解放的”，但他毕竟扛的是“解放”旗帜〔20〕。而在丁玲看来，“解放”一旦失去分寸，就会陷入“自由化”的泥潭。丁玲深知其中奥妙，于是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机，对周扬进行了反击。1982年9月，在列席中共十二大期间的一次发言中，她对担任思想意识形态方面领导工作的、自认“一贯正确”的“负责同志”，从不能与中央保持一致的高度进行了攻击：
……党中央对于文艺战线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及时敲响了警钟，明确批评了领导上的软弱无力。在思想意识上的严重的敌情面前，在党中央的严肃批评面前，有的人能及时警惕，但也有一些负责同志放不下一贯正确的架子，从不在适当的场合写文章或讲话，作一点认真的具体的自我检查和必要的自我批评，而是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好像总有难言之隐、难于和中央完全一致。〔21〕
明眼人一看便知，丁玲所说的“放不下一贯正确的架子”的“负责同志”，就是指周扬。1983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号召“清除精神污染”，积极开展对人道主义、异化论等批评、斗争的消息。可以想见，“当差不多是她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的时候，当她的对手××被证明是犯了鼓吹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错误，从而使党的信赖易手的时候，她该是多么快乐呀”〔22〕。于是，在这种背景和心境中，她迅速向媒体发表讲话，就“清污”问题公开表态。由于情绪激动，其中有不少夸大、偏激之处。
据丁玲的原任秘书张凤珠回忆，在其他场合的讲话中，她也经常敲打周扬几句。有一次，她在鲁迅文学院讲话，用挖苦的口气影射周扬。当时就有学员在下边议论，怎么只反大臣，不敢碰皇上呀。这些不甚明智的举动，效果适得其反，反而损坏了丁玲自己的形象。
在1984、1985年之交召开的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对周扬和丁玲的评价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在开幕式上，当主持会议的人宣读了周扬在医院中打来的祝贺电话时，立刻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掌声一直延长了两分钟”〔23〕。会议期间，三百六十六位中青年作家代表联合给周扬写了封情意恳切的慰问信。信中说：“参加这次会议的全体中青年作家，都热切地想念你！”并告慰他“多年来渴望的艺术民主与创作自由的黄金般的时代，终于来到”。而正是这个会上，丁玲却遭到了冷落与讥讽……
〔1〕黎辛：《我所了解的丁玲、冯雪峰、陈企霞案件始末（一）》，《纵横》1998年第9期。
〔2〕唐达成语，见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
〔3〕《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第75～76页。
〔4〕转引自卓宜休：《思念和关怀——探望周扬同志时的随想》，《文艺报》1985年第3期。
〔5〕〔6〕〔7〕〔8〕〔9〕〔11〕〔12〕〔13〕〔14〕〔15〕《丁玲全集》第1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8、58、72、337、79、451、268、464、481、486页。
〔10〕转引自周良沛：《丁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16〕甘露：《一次难忘的探视——忆丁玲探望周扬》，《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3期。
〔17〕李子云：《良知的痛苦，艰难的挣扎——周扬同志印象》，上海《文汇报》1988年8月31日。
〔18〕杨桂欣：《我所接触的暮年丁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19〕王蒙：《周扬的目光》，王蒙等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9页。
〔20〕丁玲：《致宋谋瑒（1981年6月4日）》，《丁玲全集》第12卷，第176页。
〔21〕丁玲：《总结历史教训，加强文艺队伍团结》，《丁玲全集》第9卷，第417页。
〔22〕王蒙：《我心目中的丁玲》，《读书》1997年第2期。
〔23〕徐庆全：《与顾骧谈周扬》，《知情者眼中的周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150页。
答客问：“草根红学”解密
? 邓遂夫
邓先生，你的著作《草根红学杂俎》出版以后，在学界引起广泛的关注。你说你最初只是想写一个关于曹雪芹的歌剧，就迷上了“红学”，而且一下子就钻得比较深。请你谈谈当时情况﹖
通常搞创作的人，接触历史题材和历史人物，往往是把专家们已经研究得比较成熟的东西借鉴过来，通过形象思维进行再创造，使之转化为文学形象或舞台银幕形象。
我写歌剧《曹雪芹》之前，翻读一些资料，发现许多争议性的问题，所以我首先通过研究，写出了《曹雪芹续妻考》、《〈红楼梦〉主题辨》、《〈红楼梦〉八十回后的原作是怎样迷失的》等反响较大的红学论文，然后才开始写剧本，歌剧演出之后，又出版了我的论文集《红学论稿》。我的秉性，不允许自己去吃别人没嚼烂的馍。
你1979年1、2月份才第一次通读《红楼梦》，怎么到了３月份就写成了你的第一篇具有代表性的红学论文呢？
这在通常情况下，当然是不可思议的，尤其对我这种没上过正规大学全靠自学的人来说。我在正式通读《红楼梦》并写出第一篇红学论文之前，实际上已经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去预先搜集有关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资料，其中包括查阅专家们的相关论著，曹雪芹生前身后的各种记载，重要的清代史籍如《清史稿》、《东华录》、《东华续录》、曹家档案、李煦档案，以及涉及北京风情和满族风情的各种著述。我那时查阅这些资料之艰难，一般人可能想象不到，四处写信托人去借、去买，也到本地的图书馆去查，但有些东西仍然茫无头绪，比如收录康熙、雍正朝御旨档案的《东华录》，刚一出版校订本，我就赶紧买了。可是收录乾隆朝御旨的《东华续录》，却一直没有出版过现代印本，我好不容易打听到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竟然有一部保存完好的清代刻本，就赶紧去查阅摘抄（那个时候内地还没有普及复印技术）。我就是这样费尽心思一点一滴地对各种史料和各家各派的学说做了深入研究之后，才带着大量问题去通读《红楼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