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

也愿意称之为“进入攻坚阶段”，还有什么“打一场……的人民战争”、“阶级队伍”、“战斗堡垒”、“突击队”、“先锋队”、“战斗队”、“大会战”之类，不胜枚举。现在我们又从这种军事思维一跃转向了工程思维，做什么工作都喜欢与“工程”挂钩。几乎是一夜之间，什么“菜篮子工程”、“民心工程”、“安居工程”、“形象工程”、“人才工程”、“×××（数字式）工程”……突然间冒了出来，让人大有应接不暇之感。对什么都拿“工程”来加以类比和喻指，恐怕不是偶然的。它在无意识层面隐含着现代技术模式对人们的活动和选择的宰制。“工程”思维的最大特点就是“工具理性＋实用目的”，这正是现代性所特有的致思取向。可怕的是，这种工程思维已经渗透到学术管理当中了。在一个工具理性占支配地位的时代，学术建设和学术管理自然也难以幸免。工业管理的逻辑被移植到大学教育和学术研究领域，人们把学术发展的希望寄托于此。其实，即使按照工业管理的尺度，现在统治学术管理的也只是那种最为原始的“泰勒制”，即把调动人的积极性变成一种“驯兽”式的奖惩游戏。这究竟是对人的颂扬还是对人的贬低，我们不得而知，但它对学术的伤害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点将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

这种工程思维的产生，原因固然复杂，但体制的原因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高校“院系调整”中，最具象征意味和典型意义的大概莫过于清华大学的变迁了。当时的清华大学干脆取消了文科，立志把它办成所谓“工程师的摇篮”。然而，建国以来这所著名大学很少培养出来大师级的科学家，只是训练了一大批工匠式的技术专家。在强调干部知识化、专业化的时候，其中有不少人又进入管理领域，成为各级官员。这里我们援引一位清华老校友的感慨，或许由此可见一斑。作为清华大学的校友，曾昭奋在1994年4月回母校参加校庆时，看到一群五六十年代毕业的校友，流连细语于校内王国维先生纪念碑左右，结果发现“在碑前瞻仰徘徊、拍照留念的中年人中，有好几位是市长副市长、部长副部长，也许是级别更高的高级干部，却不大见到学术界中的名家和大师”〔1〕。他不由地感叹：“四十多年来清华大学出了很多大官，但是不出大学问家、大艺术家。”〔2〕这种感慨不是很耐人寻味吗？

其实，除了体制原因之外，这种工程思维及其管理模式还有其更深一层的原因。原来以为它是我们自己的创造发明，其实不然。如同所有时髦的玩意儿一样，我们贫乏的想象力实在不足以原创如此严格科学的体制，它是一种舶来品。我们今天所热衷的管理模式，同样有一个西方的源头。在不少人眼里，西方永远是我们的老师。这当然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因为“就一个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而言，基本态势是：西方文化人来中国，是当老师；中国文化人去西方，是当学生。一百年来，这个格局基本上没有改变”〔3〕。谁让我们当了人家一百多年的学生呢？然而问题是，当西方人开始批判地反省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且他们在实践上也的确遇到棘手的难题时，我们却缺失了选择的能力，以至于盲目地模仿和亦步亦趋地重蹈覆辙。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真正需要学习的倒不是西方文化的直接产物，而是西方人所具有的那种自我反思的能力和勇气。即使如此，那些热衷于西方化的人仍然有说辞，那就是我们还没有资格反省，因为我们尚未达到西方的发达程度。“人家是吃黄油面包吃腻了，正想寻点儿野味呢！咱们还饿着肚子，有什么资格对人家评头论足？”

其逻辑同当年胡适替科学所作辩护的策略如出一辙：“中国此时还不曾享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我们哪里配排斥科学？……我们当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4〕殊不知，这种辩护所隐含的逻辑本身就是进化论的，而进化论恰恰是西方文化的一个最核心的理念。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超越它的逻辑前提，那么又何以有能力对其进行批判性的反省呢？

让我们来看看被当作我们楷模的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这些现代化国家的情形吧。在英国，一些地方的教育当局为了提高学校的行政效率，派遣专业管理顾问到各学校，办培训课程，把工业管理的模式及不同的管理学论述引进到学校管理上〔5〕。如此一来，顺理成章的是，“评审制把诸如品质控制和如何量化工作表现等逻辑，延伸到学府”。其结果是：“‘天眼’恢恢，疏而不漏，评审制令教师感到监视无处不在，自然不敢越轨半步。此外，评审要量化工作表现，等于将教师变成一堆可以描述、算度，并能互相比较的数据。每个个体收在评审的法眼底下，受制于无形的规训权力（disciplinary

power）。”〔6〕在这种体制下，教师在物质利益上可能得到了某些好处，但它的代价却是丧失了自己的学术尊严和人格尊严。更深刻的陷阱和危机在于，这种体制引导人们把学术动机转向了非学术目的和功利考量。

美国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按照J.里茨尔的措辞，就是学术的“麦当劳化”。所谓“麦当劳化”，它包含了对于可计算、可点数和可量化的事物的强调。这种快餐式的模式使美国“在教育领域也已形成了对于可量化现象的日益强调”〔7〕。在美国，这种强调量化考核的做法也渗透到了学术和教育领域。“可量化因素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教学上，还体现在研究和发表上头”〔8〕。此即所谓“不发表就死亡”。在这种体制下，特别关注一个人在单位时间内发表的学术成果的多少、发表成果的出版社或杂志的知名度的高低、被引用次数的多寡，诸如此类。“根据这样的系统，一位在期刊发表物方面得分三百四十的教授可以说比仅得一百七十分的教授‘好’了两倍”〔9〕。同样，“他们会发现一位社会学者的作品被引用了一百四十次，而另一位学者则被引用仅七十次。于是，人们又可以得出结论说第一位社会学者的作品质量是第二位学者的作品的质量的两倍。”〔10〕问题在于，“一个人的学术作品的影响是否可以还原为一个数字？”〔11〕他们热衷于各式各样的排行榜，以便发挥竞争机制的激励作用。然而，这种体制除了迫使学术研究走向“快餐化”和“泡沫化”之外，不可能有其他出路。

这无疑是对学术尊严的亵渎。其结果是什么呢？我们还是听听美国人自己的说法吧。美国学者承认：“这种对于数量的强调具有不幸的后果，如促使教授去发表质量不高的作品，在著作尚未成熟之前就急着拿出去发表，或者以同样的思想或发明仅作稍微的变化一再地拿来发表。”〔12〕另一位美国学者肯尼迪·库珀则从更深一层的意义上揭露了学术的麦当劳化的弊端和危害。他指出：“我希望我们可以同意从数量的意义上来用研究成果作为任用或提升的一项标准是一种不合适的思想……平庸学识的过度生产是当代学术生活的最为夸大其辞的做法：它会因单纯的篇幅而隐匿了真正重要的著作；它浪费了时间和宝贵的资源。”〔13〕我们今天的大学和学术界不是正在重演着这一切吗？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澳大利亚政府着手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其结果是“把经费与产品及表现挂钩，鼓励学术界体现企业精神，给予大学管理层更大自主权，学生需支付部分学费以接纳‘市场力量’的导引”等等，这些政策“反映了一种典型的现代管治理性与行为”〔14〕。它的实践后果证明，这种企业管理式的模式牺牲了大学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人文内涵，使其离开了目的性追求，迎合并屈从于市场逻辑和实用及功利主义目的。因为“过分狭窄和功利的导向”必然妨碍文化和知识“本身就是目的”的定位〔15〕。更为深刻的在于，这种体现企业精神的管理模式本身就是以那种把人预设为或塑造为一个功利之徒作为根本前提的。它只要是有效果的，那么也就必然意味着被管理者已经变成一种仅仅关心学术以外的目的——倘若还关心学术那也只是把它作为实现外在目的的手段而予以关心而已——的存在。

同这些发达国家的情形相比，我们今天的情形何其相似乃尔。我们的学术管理日益“科层化”、“数字化”、“表格化”、“技术化”、“技巧化”……这类“机械”、“机事”，又反过来塑造和培养了多少“机心”？对学问的目的性追求，对学问作生命观，在今天几乎成了遥远的回响。从已故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说的“在数目字上的管理”，到尼葛洛庞帝说的“数字化生存”，都集中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现代社会对数字有着格外的敏感和特别的偏好。其历史因由何在？对效率的追求、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权衡、商业上的算计，以及理性精神所要求的“定量分析”，都参与了对这种偏好的孕育。应当承认，这类现代性的制度安排，乃是学术浮躁和学术腐败的体制化的原因和温床。我们不禁要问：现代体制究竟是学术大师和学术经典的“助产婆”还是“扼杀者”？数字掩盖不了平庸。我们可以满足几乎所有数字指标上的要求，但却就是诞生不了真正的大师和传世之作，经典和大师照样缺席和难产。这是颇耐人寻味的。现代人更相信金钱的力量，似乎一切都可以拿金钱来兑换，真可谓“只要有了钱，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然而，金钱在学术面前往往难以奏效。

某些学术管理者总是天真地认为，在学术研究上也是“重奖之下，必有勇夫”。于是，所有的考核都以奖惩相利诱，似乎只要设计了功利陷阱，就不愁不出顶尖人才，不愁不出一流成果。但是这种急功近利的制度安排，恰恰遮蔽并扭曲了学术的本性。记得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杨乐说过，当年如果实行学科带头人制度，陈景润肯定不能入围，因为当时谁也看不出他有比别人优长之处，当年被看好的人后来并没有做出像陈那样杰出的成就，陈却走在了数论的最前沿。在学术上，有大成就者往往大器晚成。所以，事先很难先验地确定谁能成功，谁会失败。俗话说，“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究竟谁笑到最后，这不是事先评选“评”出来的，也不是事先打赌“赌”出来的。它只能靠事后的实践结果来证明。

现在做学问似乎变成了一种竞赛和表演，有点类似于体育竞技。各式各样的排行榜、名目繁多的硬指标、花样翻新的“凝视”方式……不一而足。于是，今天的学者都被体制塑造成了一只只必须不停地下蛋的“母鸡”，最好一天能下两个或者更多的蛋，才能得到鼓励和奖励之类的正面评价，不然就有可能遭淘汰，由此也就不难理解爱因斯坦所曾遇到过的苦恼了：“爱因斯坦不喜欢要求出学术成果的压力，对于晋升而进行的激烈角逐也深表厌恶。”〔16〕尽管如此，他仍然“深深懂得外界亟盼一个人搞出名堂的那种压力。当他被邀请去柏林时，他曾把自己比喻成一只人们希望它不停地下蛋的母鸡”〔17〕。如果说，在爱因斯坦那个时代，还可以清高地拒绝认同外界对学者的期待，那么到了今天，几乎难以有人能够同整个管理体制相抗衡。它已经不再是为个人的选择所能左右的了，因为效率原则作为一个至上的和自明的信条已经渗入整个学术“管理”的机制。我们时时处于“促逼”状态。在这种紧张、焦虑的心态下，学者们很难获得一种创造性的灵感。古希腊哲人说：“闲暇出智慧。”这里所谓的“闲暇”当然是指生活的衣食无忧，但更是指心灵的宁静和悠然。在时刻处于是否完成指标的促逼之下，在时刻面临生存危机的压力当中，人们决不可能有一种终极关怀，更不可能有一种睿智的洞见。

分工协作的做法也被照搬到学术领域而受到鼓励。据说申报各级各类的资助课题，如果不搞一个草台班子，就得不到信任，从而往往影响申报的命中率。而过去兴个人写书，现在却兴集体编书。我们的著作产量不菲，每年都是汗牛充栋。这种大兵团作战的策略恰恰违背了学术本身的内在逻辑，因为学术研究乃是一个最为私人化的领域。正如哲学家萨特所言：“我习惯于一个人写作、一个人读书，至今仍然认为真正的智力劳动必须单独进行。我不是说某种智力劳动——甚至包括写书——不能由几个人来做。但是，我认为真正的劳动、同时涉及写作与哲学性反省的劳动，是不能由两三个人一起干的。”〔18〕以哲学思考为例，雅斯贝尔斯甚至说：“人只有作为个体时，才能成为哲学家。”〔19〕从历史上看，凡是那些真正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传世之作，很少是合作的产物，因为学术合作总是要以合作者在思想上的相互妥协为前提，这种妥协则是以牺牲学术的创造性和个性为代价的。英雄所见尽同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学术上更是如此。

对学术的最好评价是时间，然而现代社会追求的却是“兑现价值”。学术价值的永恒性与学术评价的即时性之间的冲突，乃是造成今天学术处境之尴尬的根本原因。现代社会是一个崇尚效率和实用的社会，它同学术的本性和品格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真正具有价值的学术作品，不可能是为了获奖、为了转载、为了别人援引、为了评职称……总之为了一切学术以外的考虑而去写作的。因为倘若那样的话，就不可能达到孔子所说的“学为己”而非“学为人”的境界，从而有可能偏离学术本身所固有的内在尺度。严格地说，学术的价值是内在的，它并不依赖于外在尺度对它的考量和衡定。

朱学勤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追忆自己作为“六八年人”（特指1968年及其前后——正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具有独立思考精神和能力的一代“知识青年”）所具有的思想力量，以及后来由于体制化的原因所导致的这种力量的逐步丧失，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作为一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朱学勤当时落户于偏僻而封闭的农村，但那里却“出现了一个从都市移植到山沟的‘精神飞地’，或可称‘民间思想村落’”。他和他的“战友”们“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激烈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些问题”。“当时那种业余状态的精神生活，却有一个今日专业状态下难以产生的可贵素质——毫无功利目的”。这恰恰是那些“业余思想家”们的优势之所在。因为在那种条件下，“你不可能指望那样的讨论结果能换算为学术成果，更不可能指望在这样的思想炼狱中能获得什么教授、副教授职称”。然而，“在近代知识体制取代从前那种民间性私人传授方式以后，大学垄断了高级知识分子的传承渠道，一方面是有效，它能大规模传授知识；另一方面是有害，它在大规模复制知识的同时，也在大规模腐蚀、阉割知识的个性灵魂。特别是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往往是大学体制集中释放它体制性毒素的时候”

〔20〕。在现代性的体制的挤兑下，“六八年人”“一下子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而且是一种“集体失踪”。因为“‘六八年人’的精神已经死亡”。它“失踪”于现代体制的诱导和压迫，“死亡”于现代管理体制对人的塑造和改变。真正的悲剧性在于，人们一旦被纳入现代性的制度安排之中，就变成了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从而成为体制的捍卫者，以至于丧失了起码的反省能力，甘愿与以往的真实和自由“告别”。这再一次印证了印度诗哲泰戈尔的话：“小鸟的翅膀如果系上了黄金，它也就不能再飞翔了。”

我们今天反省学术管理模式及其消极后果，就不得不进一步追溯其西方来源。在对待西方文化问题方面我们的确在一定意义上丧失了免疫力。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决非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只是想强调在借鉴和引进外国经验的同时应保持足够的自主性，保持足够的反思能力和反省态度，惟其如此，才能使得借鉴和引进成为建设性的而不是相反。这对于克服并摆脱学术管理上的弊端从而真正走出其中的误区，无疑具有特别重要而紧迫的意义。

〔1〕〔2〕曾昭奋：《清华园里可读书？》，载《读书》1994年第7期，第71页。

〔3〕赵毅衡：《双单向道——对二十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几点观察》，载《书城》2002年第1期，第64页。

〔4〕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载《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3页。

〔5〕〔6〕(英)鲍尔：《管理学：一种道德技术》，载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32、139～140页。

〔7〕〔8〕〔9〕〔10〕〔11〕〔12〕〔13〕(美)J·里茨尔：《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的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109、110、111、111、109、112页。

〔14〕〔15〕(澳)亨特：《充当一种志业的人格——人文学科的政治理性》，载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56、158页。

〔16〕〔17〕(美)H·杜卡斯、B·霍夫曼编：《爱因斯坦谈人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57、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