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
数的“白相人”，曾金屋藏娇，玩弄了当红影星张织云。他的毛病很多，其中之一便是喜新厌旧。唐季珊带张织云到美国转悠了一圈，然后撒出大把钞票就将她打发得远远的。如今，他对阮玲玉垂涎三尺，犹如猎人的双管猎枪瞄准了美丽的羚羊。唐季珊频繁出现在“联华”的片场，有时带上一束鲜花，有时捎上一件礼物，决不忘捎带的是他脸上的欢笑。也许是天公有意促成这段孽缘，恰巧《城市之夜》剧组要赴杭州拍摄外景戏，对唐季珊而言，这可是天赐良机，他赶紧跑到西湖边充当半个东道主（他在杭州开了爿茶庄），热情周到地接待了《城市之夜》外景队，剧组的人自然猛夸唐老板够朋友，阮玲玉脸上有光，心里也似乎有底了。回沪之后，唐季珊趁热打铁，不失时机地登门拜访，对阿婆（阮玲玉的母亲何阿英）尊重有加，对小玉（阮玲玉的养女）疼爱不已，于是，他的良苦用心很快就收到了奇效。
阮玲玉与张达民已同居七年，刚满二十三岁，很难说，“七年之痒”是她寻求新感情的理由。多年以来，阮玲玉被张达民当成摇钱树，当作出气筒，这回却有人愿意为她一掷千金，对她体贴入微，她没道理不动心。再说，论事业，张达民一事无成，只不过是一条永无翻身之日的赌棍；唐季珊却是茶界巨子，春风得意。论风度，张达民长身白面，却委委琐琐，夸他玉树临风未免过奖；唐季珊年龄偏大，却风神洒脱，尽显成功者的气派。只须简单一比，便是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天上。阮玲玉弃暗投明并不为错，她之所以迟疑不决，是担心唐季珊故伎重演——玩一个扔一个。试想，唐季珊是何等机灵的人，他早看穿了阮玲玉的心思，于是，一有机会，便向阮玲玉大谈包办婚姻给自己造成的痛苦，还小心翼翼地主动提及与张织云的那段风流韵事。乍一听去，唐季珊的解释绝对站得住脚：他与张织云双宿双飞，是为了追求梦寐以求的爱情；他与张织云中途分手，是因为后者爱慕虚荣，贪图享受，令其极其失望。贬过旧情人一通，唐季珊又不失时机地掉转舌头，大作赞美诗，夸奖阮玲玉不仅戏好人靓，而且心地善良，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对象，今生今世若能一亲芳泽，即使下一分钟就断气死去，也于愿足矣。
对于甜言蜜语，阮玲玉的免疫力并不强，何况她久困于恶梦般的生活，仿佛一位憋到肺炸的人突然闻到了新鲜的花香，只会感到特别欣喜。罂粟花也是花，这恶之花更为艳丽，充满了难以抵御的诱惑力，蕴含着致人死命的危险。面对唐季珊“爱如潮水”的攻势，阮玲玉的态度显然是半推半就。
饿得太狠的人往往为食物所噎，病得太重的人也往往为药物所伤。阮玲玉的感情抛荒得太久了，唐季珊要烧荒，后果很可能是玉石俱焚，阮玲玉已顾不得那么多。此前，曾有一位华侨富商向阮玲玉表达过爱慕之情，颇有诚意，可一打听，才知对方家中已有三妻四妾，她不想变成阔佬手中的玩偶，一气之下，便与其断绝了关系。如今，唐季珊有家有室，阮玲玉却并不计较，与他恋爱，岂不是违背了初衷？对此，阮玲玉曾向一位好友袒露心迹：“我太弱，我这个人经不起别人对我好。要是有人对我好，我也真会像疯了似的爱他！”
老谋深算的唐季珊自然牢牢地抓住了阮玲玉这个弱点，他用心不可谓不深，除了对阮玲玉体贴入微，还对阿婆和囡囡（即小玉）关怀备至，其“攻心为上”的招法彻底打消了阮玲玉的最后一丝疑虑。
必须说明的是，阮玲玉决不肯过寄生虫似的生活，她与唐季珊“结婚”时，已是影坛大姐大，收入相当可观，并非贪图唐季珊的钱财。唐季珊人到中年，各方面的状态趋于稳定，她稍感宽心。然而，身在福建、蒙在鼓里的张达民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即使阮玲玉委托律师伍澄宇在报上刊登了维护名誉的声明——“阮女士面称渠向抱独身主义，并未与何人为正式配偶，现亦未与何人有婚姻契约”——也没用，那只不过是一纸空文。
1933年4月9日，因公出差的张达民突然现身沪上，发觉人去楼空，摆明了，阮玲玉已另择高枝。当他怒气冲冲寻到阮玲玉的新家，要讨个说法，看到客厅里端坐的竟是俨然如山神的茶界阔佬唐季珊，却畏缩了。他痛心疾首的是一棵摇钱树被人挖走了。他心乱如麻，好不容易理清头绪，决定向阮玲玉索要赔偿。而阮玲玉呢，只要能与张达民解除同居关系，她愿意给予对方一定的经济补贴，其后所签《阮玲玉张达民脱离同居关系约据》中第二款即明确规定：“每月至多一百元为限，以二年为期。”
张达民得了补偿，暂且偃旗息鼓，鸣金收兵，可唐季珊却旧病复发，开始移情别恋，其热情减退之快并不输给钱塘江的潮水。如果说阮玲玉当初与张达民同居是闭着眼睛的年少孟浪，这一回重蹈覆辙，她可是睁开双眼看清了对方，而且先有同行姐妹张织云的教训殷鉴高悬，唐季珊是狂蜂浪蝶，这可不是新发现。当察觉唐季珊见异思迁，泡上了红舞女梁赛珍的那一刻，阮玲玉的情爱天空轰然坍塌了。
四、香消玉殒
当年，身为演员，即使红透半边天，地位也并不高。拍电影是一件大苦事，“金嗓子”周璇为香港永华公司拍《清宫秘史》（饰珍妃）时曾说：“泪水积起来可以洗脸！”再加上那些政客、阔佬、恶少、地痞、流氓和拆白党像粪坑里的绿头苍蝇一样围着打转转，艺人的处境不容乐观。周璇即遭拆白党朱某人诓骗，失财失身，落下脑疾和心病。一代影后胡蝶也曾被军统头目戴笠强行包占两年，直到戴笠飞机失事，她才重获自由之身。女艺人天生就比常人多愁善感，更容易因为痛苦和绝望自寻短见。例如，阮玲玉的好友骆慧珠（在《故都春梦》中饰演女配角红玉）便是殉情服毒自杀。才女影星艾霞更是典型，她曾编剧并主演了带有自传性质的《现代一女性》，显露出非凡的文学才华和表演天赋。她曾叹息道：“眼泪同微笑，接吻同拥抱，这些都是恋爱的代价。要得这够味的代价，这够味的刺激，就得赔上多少的精神，结果是什么？无聊。”爱情的失落使艾霞颓唐，黑暗的现实则令她绝望，她失去了与丑恶社会继续抗争下去的勇气，1934年2月12日，这位才华横溢、年仅二十三岁的女演员服毒自尽。
死后，艾霞仍得不到安宁，一些黄色小报的记者抓住艾霞之死大做文章，猛泼污水，将这位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女影星的形象糟践得惨不忍睹。这一丑行激起了正直影人的义愤，当时正在执导《渔光曲》的蔡楚生即萌生了要为此拍一部电影的念头，通过对艾霞之死的痛切描绘来揭露丑恶黑暗的现实社会对知识女性的疯狂残害。于是，《新女性》一片成了电影界关注的焦点，饰演女主人公韦明的阮玲玉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在拍摄女作家自杀的场面时，每个镜头都需要阮玲玉真情毕露，声泪俱下，这对于她脆弱的神经无疑是极大的考验，为此她经常彻夜难眠，而一拿起安眠药便会想起可怜的艾霞，她的泪水濡湿了一条又一条枕巾。当时，黎莉莉在拍片现场亲眼目睹阮玲玉服药自杀的忘我表演，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事后，她问阮玲玉：
“你在表演吞服安眠药的刹那间，心里想些什么？”
“很不幸。我也有过相似的遭遇，只是没有死成。我在演这场戏时，重新体验了自杀的心情。在自杀的刹那间，心情是万分复杂的，我想摆脱痛苦，可是反而增加了痛苦，有很多人的面孔浮现在眼前，其中有你最亲爱的人，也有你最憎恨的人。”
《新女性》一片剧本好，导演棒，演员尤其出色。它准确地戳中了反动势力的痛处，因此公映之后，广大观众深受感动，争相观看，而反动当局、黄色小报和“软性电影”的主将们却对它恨之入骨，欲将《新女性》及其主创人员置之死地而后快。尤其是“狗仔队”，发现自己的丑恶嘴脸暴露在银幕上，犹如毒蛇被打中了七寸，要作狠狠的报复。他们联合起来，抬出记者公会与“联华”抗衡，蛮不讲理地提出了三项补救条件：联华影片公司登报向全国新闻记者道歉；保证以后不得再有同样事件发生；将《新女性》影片内有意侮辱新闻记者的部分剪去。
然而，《新女性》的导演蔡楚生、编剧孙师毅根本不吃这一套，对记者公会提出的蛮横条件不加理睬。碰了这个硬钉子，记者公会索性封杀“联华”的电影广告，他们深知宣传是电影的命脉，断了这条路，不怕那些硬骨头不乖乖就范。最终，“联华”董事会考虑到公司的利益，背着蔡、孙等人，向记者公会做出了妥协和让步，删除了影片中黄色小报记者的若干镜头，还在报章上公开道歉。
尽管此片挨了剪刀，但阮玲玉为救女儿含泪出卖自己，决心“做一夜奴隶”的那场戏，仍催人泪下，其魔力丝毫未减。
《新女性》致残之后仍然受到欢迎，那些黄色小报的记者岂肯善罢干休？既然拿蔡楚生和孙师毅没办法，他们就掉转矛头，将阮玲玉当作攻击标靶，“因为她颇有名，却无力”。他们大肆披露阮玲玉的“秽史”，还怂恿张达民状告她单方面撕毁“婚契”，卷走家财与人通奸。正如鲁迅先生在《论“人言可畏”》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她额外的被画了一脸花，没法洗刷”。此时的阮玲玉本已心灰意冷，黄色小报的恶意炒作更无异于雪上加霜，当收到法庭的传票，必须于1935年3月9日到庭聆讯，去遭受自己最害怕遭受的羞辱时，她还能不自寻短见？
一犬吠影，百犬吠声。这位“新女性”听见的满世界都是同调的狂狺，阮玲玉不想再活在这尔虞我诈、充满阴谋和罪恶的人世间，决意要走“时代女儿”艾霞所走过的那条不归路。就在离开庭还有一天多的“三·八”妇女节的前夜，她将三瓶安眠药搅和在面条中囫囵吃了下去。在《新女性》一片中，女主角韦明临死前发出了愤怒的呐喊——“我要活，我要报复！”而阮玲玉则选择遗书的形式，控诉凶手的恶行：
我不死，不能明我冤。我现在死了，总可以如他心愿；你虽不杀伯仁，伯仁由你而死。张达民我看你怎样逃得过这个舆论；你现在总不能再诬害唐季珊，因为你已害死了我啊。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因为我对于张达民没有一样对他不住的地方，别的姑且勿论，就拿我和他临别脱离同居的时候来说，还每月给他一百元。这不是空口说的话，是有凭据和收条的。可是他恩将仇报，以怨报德，更加以外界不明，还以为我对他不住。唉，那有什么法子想呢！想了又想，惟有以一死了之罢。唉，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
阮玲玉心地光明，无罪可畏，却又担心外界不明，人言可畏，所以要一死了之。这封遗书显得逻辑不清，思维混乱。第二封遗书的破绽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