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

的居民和在这里的外省人、外国人全都能免费看到？”欧仁问。

“那当然啦！”

“是不是得让每个人都一定有个座位，用不着在门口站着等？”

“对了！当然要这样。”

“好！那么，想看演出的居民和游客可能有多少？”

“大约是九十万人吧！”

“剧场里能容纳多少观众呢？”

“大致是一万五千人。”

“这么说，一出戏得演六十场才能让所有的人都看到，是吗？”

“对了，差不多是这样。”

“您知道伊加拉市有多少人家，每一家又有多少人吗？”

“噢！知道得很清楚！”

“这么说，三十口的有多少家，二十五口的有多少，二十口的又有多少，您全都知道，是吗？”

“对了！一点也错不了！”

“那么，每次演出时剧院的经理处是不是可以预先安排好让多少三十口、二十五口和二十口人的家庭以及多少外省人和外国人来看？”

“当然可以，而且很容易做到。”

“那行啦！其余的问题就好办了：每次演出都准备一些家庭票和个人票，用抽签办法来分配。……每家分到一张家庭票，其中每一个人又有他的个人票，这样，大家就都预先知道他看的是哪一场演出……”

“对了！对了！正是这样！可是，要是该我看的那天我去不了呢？怎么办？……”

“那您可以查一查中签人名单，找一家愿意和您调一调的人家把票换了……”

“太对了！您完全猜着了！”

同样是把剧院席位作为稀缺资源分配的例子，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中也回答了近似的问题。问题是这样提出的：“人们怎样处理剧院里各种不同的席位，对于这些席位一切人本来是有同等权利的？”为此，魏特林设计了一种摆放在剧院门口的“票匦”——人们摸上什么算什么。

而法国十八世纪空想共产主义者邦纳罗蒂则在《为平等而密谋》一书中规定：“凡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享受的娱乐，应严加禁止。”“为了使自己同胞摆脱那种奢侈无度和令人萎靡不振的只不过是反映等级差别的享受的折磨，我们的委员会一致决定：教育院中的工艺美术劳动仅仅限于制造人人都能够很容易地得到的用品。”——尽管这样做显得有些生硬，但他还是来得痛痛快快！这是通过法令人为地取消稀缺性资源分配的办法。

美国人贝拉米的《回顾》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他却老老实实地采用了市场经济的方法——通过价格杠杆进行调节。在贝拉米看来，留给自由的这种物质选择的差别，并不破坏理想社会的平等和平均分配原则，只是平等的人们的不同偏好之间的交换而已。在平等和自由之间能够如此兼顾，这个设计可谓够妙的。

应该看到，“各取所需”的原则与“平均分配”的原则是不一样的。“各取所需”所面临的问题更多、更复杂一些，所需要的假定也更多一些，比如是不是要假定物质“极大丰富”，是不是要假定“信息完全”，是不是要假定人的欲望有限；如果都不做这些假定，那些只能对人的需求本身作出限制，就如邦纳罗蒂所做的生硬限制一样，实际上限制的是人的自由——人不生活在这个理想社会就已经有的自由。《回顾》放弃了“各取所需”，而选择了“平均分配”的原则，而且“平均分配”的不是物质形态，而是价值形态，这就为人的多样性需求、差异性消费打开了大门。

在所有的乌托邦分配方案中，有的是以劳动作为分配理由的，不劳动者不得食；有的是以人的生存本身作为分配理由的，即“他享受分配的基础就在于他是一个人”（《回顾》）。而几乎所有的乌托邦思想都不承认资本作为分配理由，因为那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原则；也很少有人承认才能作为分配理由的。只有一位空想家，那就是傅立叶，他同时承认资本、劳动、才能都是分配的理由。他写道：“我在从原则问题转到实践时，必须提醒一下：协作理论遇到的一个明显的困难就在于，要按三种生产能力——资本、劳动和才能来确定人人都感到满意的分配。”他认为，在共同赢利的分配中，资本应该得十二分之四，才能应该得十二分之三，劳动应该得十二分之五。无论这个比例是否公平，但从今天中国的角度看，这已经不是空想，而正是现实。所以，你说“空想”离现实有多远？实际上它比我们原来理论课本中所写的近得多。

士大夫与女人的缠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