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
津字典解释，就是推理过程：“用一个总的概念或假设，把许多孤独的事实联系在一起。”进入“赤军”的“Sokatsu”法庭，只有一死。
在这种法庭上，“赤军”对以前的战友严刑拷打。“有一个男人被他的十九岁和十六岁的弟弟们用刀戳死。另一个人由于疼痛难忍，咬断自己的舌头，流血而死。最残忍的是有个女人被捆绑起来，堵住嘴，推到茅房的地板下面，而这个小组的其他成员就在她的上面干着平日的事情。她能够听到他们谈话、吃饭、喝酒。过了三天才死去。”〔37〕
日本全国都哭了！
坂东国男的父亲在一颗树上上吊，临死前给全国人民留下道歉信：“我以自己的死，对我儿子的罪过表示歉意。”〔38〕
其实“赤军”自己的心也在颤抖。他们每次恶行过后，都陷入恐惧中。他们还是有思想底线的，第二代恐怖分子——还是有思想底线的。
在路德惨案结束后，大厅的空气中还散发着火药味、血腥味，人们在恐怖分子尸体的口袋里发现了一本《Rimbaud回忆录》，折角的那一页写着这样的诗句：“我把自己出卖给谁？我该崇拜什么禽兽？打击什么神圣偶像？碎谁的心？赞成什么谎言？踩着谁的血迹？……”〔39〕这是一个年轻的恐怖分子的心声。
从1980年起，第二代恐怖组织大多数作了忏悔，或者宣布停止活动。1983年1月，“红色旅”多人忏悔，囚禁在监狱里的意大利“红色旅”领导也公开发表声明，宣布“放弃武装斗争”〔40〕。1998年4月，德国“红军”在一篇八页的公报中宣布，它即将解散和终止其“城市游击战”〔41〕。2001年4月，“赤军”宣布了“解散宣言”〔42〕。2002年7月16日，爱尔兰“共和军”通过其政治组织新芬党的报纸发表忏悔声明，向所有被他们“伤及或杀死的非战斗人员……及他们的家人……表示诚挚的歉意和哀悼”〔43〕。……连巴勒斯坦“人阵”都停止了活动。
2001年3月9日，《参考消息》以《重新找回我自己》为题，刊登了一个原德国“红军”成员西尔克·迈尔—维特（女）的感人事迹。西尔克年轻时原是恐怖分子，受过德国政府通缉，判了十年徒刑（坐了五年牢），中年后悔过了。现在她以医生身份参加人道主义组织，奔波于世界各地为灾民服务，她现在才真正地走到为人民服务的行列中来。
将第二代恐怖分子与第一代比一比，最关键的区别是什么？第一代爱人民，善良！第二代草菅人命，凶恶！现在的问题是，第二代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第三代恐怖组织又诞生了。
与第二代相比，第三代恐怖分子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二代恐怖分子是政治型或民族型的，第三代是宗教型；第二代恐怖分子“不论他们的目的和动机是如何令人无法接受或反感，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意图起码还是可以理解的”〔44〕，第三代不可理解；第二代恐怖分子对目标还是有选择的，一般并不刻意针对无辜，第三代专门选择无辜；第二代恐怖分子尚有底线（虽然是那么低），第三代无底线！第二代尚有人的感情，比如痛苦、疑虑、恐惧、忏悔（特别中年以后），第三代没有！第二代并不想将文明社会整个摧毁掉，第三代的目标就是摧毁文明社会。
举些例子吧。1990年，埃及的原教旨恐怖组织开始袭击西方旅游者，最多那次杀害了五十多个游客，既不是为了劫财，也不是为了绑架，没有人能解释是什么目的。阿尔及利亚的“圣战者”组织施暴时，经常是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杀过去，连妇孺、老人都不放过，完全当消遣。以往恐怖组织的行动多多少少还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是“要更多的人看，而不是要更多的人死”，现在的恐怖活动则变成“既要更多人看，也要更多人死”，甚至变成“不要更多的人看，只要更多的人死”。以往恐怖是发生一次，出来一个组织宣称对此负责，现在是“作而不述”、“敢作不敢当”，9·11就没有人承认，美国认定“基地”时起初还有不少国家（如巴基斯坦及一些阿拉伯国家）持异议。印尼巴厘岛炸死一百九十多人也是没人承认，也是经过“破案程序”才追到伊斯兰原教旨组织的。以往恐怖组织每完成一次暴行必须如此这般为自己辩解一番，仿佛不如此良心不得安。现在可好，你看那些“哈马斯”、“真主党”、“烈士旅”，用装满铁钉的炸药包在车站、学校、超市、饭店引爆（人体炸弹），哪一次不是“彻夜狂欢”？
不说也罢。
想以这样的话结束此篇文章——
有三种恐怖组织：第一种恐怖组织，天下惟此一家，水往高处流，石头滚上山，小鸡抓老鹰，苹果飞上树，兔子吃了狼，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俄国民意党是也。第二种恐怖组织：恶之花盛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女人比男人更凶残，穷凶极恶尚有底线，意大利“红色旅”为代表。第三种恐怖组织：毒蘑菇丛生，一大串、一大班，无恶不作，不可理喻，无可言说，恶贯满盈没有底线，基地、东突、阿克萨、“烈士旅”、“真主党”、“哈马斯”齐上。
愿天下百姓有吉祥的未来！
〔1〕张介岭：《恐怖主义史》，1980年
《现代世界警察》。
〔2〕〔20〕杨洁勉、赵念渝：
《国际恐怖主义与当代国际关系》，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43、44页。
〔3〕〔16〕王逸舟主编：
《恐怖主义溯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56页。
〔4〕〔6〕〔8〕转摘自《唱歌的女郎》，1960年《苏联妇女》。
〔5〕在女郎唱歌的年代（1874年），民粹派尚未分化，严格地说其时并无民意党。但1879年民粹派分化后，绝大多数人参加了民意党。故说唱歌的女郎属于民意党也无错。
〔7〕〔17〕蒋路：《俄国文史漫笔》，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42、71页。
〔9〕〔10〕〔11〕〔12〕〔13〕杉森久英：《神秘的驻外武官》，林怀秋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1、266～267、447、156、42页。
〔14〕朱学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10页。
〔15〕(美)马克·斯洛宁：《现代俄国文学史》，
汤新楣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18〕黄美真主编：《汪伪十汉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
〔19〕〔41〕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反恐怖研究中心编著：《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怖斗争》，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页。
〔21〕〔25〕〔40〕刘玉霞编著：《国际恐怖活动》，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6、7、13页。
〔22〕〔23〕〔26〕〔27〕〔28〕〔29〕〔34〕〔35〕〔36〕〔37〕〔38〕〔39〕(英)克里斯托弗·多布森、罗纳德·佩恩：《卡洛斯帮—国际恐怖组织内幕》，常雅茹译，时事出版社1986年版，第165、185、165、159、183、227、194、188、190、190、189、194页。
〔24〕胡联合：《当代恐怖主义与对策》，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