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耶稣恐怕要“活”到世界末日。

《新约》中耶稣的某些“神迹”可能是后人附会上去的，例如使瘫痪多年的病人站起来行走，使盲人复明，使包着裹尸布的死人从坟墓里复活等。假如人的瘫痪和眼疾并不太严重，或者一个人假死却被误认为真死而遭埋葬等情况，“因信得救”是可能的。“信心”可以转化为人的身体内部真实的力量，但“因信得救”只能在一定限度内有效，“信心”不可能是万能的。而且，把耶稣当成包治百病和显神通的巫师是令耶稣极为反感的，他实在不愿意人们这样误解他。当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求耶稣显神迹时，耶稣不无愤怒地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你们看。”耶稣对求看神迹的人是由衷厌恶的。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时，过路的人嘲笑他：你既然是神的儿子，神为什么不救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呢？但话音刚落，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使目睹耶稣死亡的人震惊，并相信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根据《新约·马太福音》记载，“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

随着这声呼唤，在耶稣气绝的同时，“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百夫长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随着耶稣的死而发生的地震征服了在场的人，他们一定认为耶稣的死和地震之间存在因果联系。现在看来，如果真的有这场地震的话，这也只是自然界运动（地震）与人世间的事变（耶稣的死）的“巧合”，就像1976年中国伟大人物的去世并不是引发唐山大地震的原因而仅仅是巧合一样。地震只是地壳运动造成的，和任何人的生死都没有任何联系，自然界和人世间不存在如此直接的“天人感应”，但在耶稣所处的时代，“巧合”就是“神迹”。当然，现代以色列人也不再把诸如“哭墙”流“泪”的巧合事件作为“神迹”来看了，但在两千年前，上帝还没有隐退到科学的背后时，他似乎是直接参与人世间的活动。耶稣的死“引发”地震的“神迹”向人“证明”了，耶稣的确是“上帝之子”。这是基督宗教发展中的一个偶然性因素，与其他因素一起便成了基督教思想迅速传播世界的原动力。

《旧约》时代的“万军之耶和华”是战神、民族保护神、个人保护神，与宙斯神的“功能”是完全一致的。但耶稣诞生后，人类历史的发展最终使这个过程成为现实：人格神的耶和华作为精神上帝诞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通过耶稣的《新约》使自身演化为理性上帝成为可能。之后，人类又花了两千年的时间才逐渐剔除上帝身上的诸多物性，而使其成为纯粹的精神性。这种精神性体现在我们对自身和世界的理解中，如哲学和自然科学。当初，耶和华上帝作为精神领袖时以色列人赋予了他诸多世俗王者的物性，而欧洲人从物理世界推导上帝存在的时候才真正赋予上帝纯粹的精神性。

五、理性上帝

欧洲特有的理性精神孕育出的杰出大脑在基督宗教传至欧洲后对《圣经》进行了理性思考，一方面是大众接受的基督教思想的日益广泛传播，一方面是经院哲学家对于上帝观念理解的日益深化。上帝创造世界之前不可能有时间——这样的语句是明显不同于希伯来人的思维方式，不可能在耶稣的话语记录和圣保罗的书信中找到。作为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的始基，即世界的一切存在物本原于水；而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程度燃烧又在一定程度熄灭。在纷繁复杂的世界现象中寻找统一性的原因和秩序，这是古希腊人自然哲学中最可贵的精神，甚至不在于他们把原因和秩序所归结的究竟是什么（泰勒斯的水、赫拉克利特的火、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以及伊壁鸠鲁的原子、柏拉图的理念等等），他们的思维方式启发后来的哲学家——世界发展和流变是有其统一性的原因和秩序的。这个古老的信念一直延续到爱因斯坦，他的成功（狭义和广义相对论）和失败（统一场论）都与这个信念有关。当然，“统一性”并不等同于完全决定论，这是量子力学对爱因斯坦的超越。

时间和空间问题是作为一切自然科学基础的数学和物理学的最为基础性的问题，而古典物理学（牛顿力学）和现代物理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无不以对此问题的思考为基点。奥古斯丁的“上帝创造世界之前不可能有时间”，即使到了现代宇宙学不仅并不过时，而且是宇宙大爆炸理论最“本质”的描述。所以霍金教授认为，追问“宇宙大爆炸”之前如何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那时上帝的手表还没有上发条。一旦上帝和时间与空间联系起来，也就和古希腊人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了，而“世界本原”与“上帝”的统一将由另一位伟大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来完成。他通过对上帝的创造物——现象世界的逻辑推导，进一步阐释了上帝的可理解性。他认为客观世界是我们接近上帝的惟一道路，咒语、占星术、梦幻、灵魂附体、异像都不是认识上帝的道路，“神迹”就是我们面前的自然世界，此外没有神迹可看。可以说，托马斯的“五种证明”反映了欧洲人的科学理性认知精神（古希腊人开启的）的回归，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下面结合现代科学的发现简单扼要地对应说明托马斯·阿奎那关于上帝存在五种证明的含义。

第一种证明，上帝是第一推动者。在上个世纪，因为哈伯的观测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证据使得宇宙大爆炸理论成为成熟的理论。但宇宙为何在奇点发生爆炸，或者说什么机缘或原因点燃了宇宙大爆炸的导火索呢？这个问题超越了目前的数学和物理学，因为我们数学、物理学的一切理论都是建立在宇宙“成熟”（大爆炸后一百五十亿年后的现在）时期的时间－空间基础上的，在宇宙奇点和爆炸的临界点到爆炸以后很短的区间，时空弯曲到在质点内完全闭和的程度，我们的数学和物理学所有定律在此区间内是完全失效的。霍金教授在《果壳中的宇宙》中认为，在我们目前的宇宙，上帝玩骰子的频率和数量都非常大，所以宇宙呈现出规律性；而在越接近大爆炸的区域，上帝掷骰子的频率越小，不确定性也就越明显，以致在爆炸开始的时刻是完全不确定的。完全不确定性意味着偶然性。偶然性，比如问某人路过湖边时为什么向水里投掷了一枚石子，他投掷石子的确切动机是什么，他可以回答：没有动机，仅仅是兴之所至。我们也可以回答：宇宙大爆炸的契机是上帝的兴之所至。目前的宇宙的任何事件都可以追溯原因，无穷尽地追溯下去，直至宇宙大爆炸的起点，而这个起点爆炸开来的起因可能是无因的，没有任何原因，或者说上帝的兴之所至就是原因。

第二种证明，上帝是最初动力。我们宇宙中任何一个星系都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因而可以和外界交换能量，但整个宇宙可以被看成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封闭系统，在此系统中能量是守恒的，这是热力学第一定律的要求；而整个宇宙系统又呈现熵值持续增大的趋势，这个趋势没有逆转的可能，这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要求。但在宇宙中远离平衡态的一个开放系统中的子系统如地球上的生命系统是一个有序度增大而熵值减小的过程，这并不违反两个热力学定律，因为生命个体的有序是以牺牲外界的无序为代价的，地球生物圈的近乎完美的循环而且循环中呈进化的趋势是因为太阳持续地提供了能量的缘故。当然我们整个太阳系还是呈现熵值增大的趋势。在地球形成以后，出现了从简单的化合物到复杂高分子化合物到自组织系统到具有遗传基因的简单生命到具有智能的高级生命的过程，这是自然界物质形态逐渐有序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动力是什么呢？太阳给太阳系中其他行星也提供能量为什么没有生命的进化呢？

存在即合理是一种解释，但这种解释导致循环的解释，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凡是存在的就都是合理的——存在与合理彼此循环地解释和被解释，也许在哲学的认知论上还不失一定的启发意义，但以科学的严格性要求，循环论证是违反逻辑律的。而进化论本身也不能解释何以地球生命系统存在进化，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其中之一是存在——存在即合理——那样的循环定义，什么物种能生存下来呢？凡是适应环境的能生存下来；什么是适应环境的？凡是生存下来的都是适应环境的。逻辑律的起码要求是，在一个定义概念的语句中不能包含被定义的概念，但循环定义必然导致同意反复，而同意反复是没有意义的。达尔文的进化论的伟大意义首先是他对自然物种的科学细致的观察，其次是通过观察描述了进化的事实，而不完全在于他对于进化的解释——自然选择的解释。

例如，你可以解释雌孔雀的长尾巴尽管不适合飞行但能吸引配偶所以经受住了自然选择，但你以此则不能解释鸽子的尾巴为什么没有雌雄的如孔雀那样大的差别；你也不能严格解释最能适应各种环境的动物（如老鼠）为什么没有淘汰其他较脆弱的动物；既然爬行类低于哺乳类动物为什么没有被选择掉等等——自然选择论对此类问题的解释多半是想当然的、众说纷纭的、不严格的，自然选择论显得过于宽泛和粗糙。况且由达尔文进化论衍生的达尔文主义在人类种族间的运用必然导致强权崇拜和武力崇拜，而强权崇拜和武力崇拜是把精神性的人类倒退到生物性的人类。人类悲悯、怜爱的品格使其产生扶危济弱的行动显然是比生物自然选择的进化论更高级的形态。生物（包括人）的进化仿佛是一个目的性的过程，就人类本身的行为来看，他的个体和群体的很多行为是具有很强的目的性的，如果认为自然物质形态不包含任何目的性，那么人类的目的性则似乎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而承认宇宙本身历史性中包含的合目的性那就必然导致这样的信念——先于宇宙存在的意志的存在，这个意志显然是托马斯·阿奎那所理解的动力的上帝。

第三种证明，上帝是使一切获得必然性者。我们目前的宇宙为什么是如此的形态而不是另外的形态，如时间的单向性、空间的广延性，以及宇宙学定律（必然性和几率性的）为什么是可理解的？而事实告诉我们（这个事实归结在霍金教授著作中的“人择原理”）：正是目前这种宇宙才会使“我们”能够追问宇宙为什么是目前这种形态的宇宙，如果宇宙太年轻，处于如自由电子还没有来得及和质子与中子结合成原子的阶段，或者即使形成了元素周期表中的所有元素的原子，但还没有形成有机高分子阶段，当然就不会有智慧生命的“人”向宇宙发问了；如果宇宙太年老，宇宙处在塌崩或“热寂”状态，所有有序的开放系统（生命当然包括在内）都已经像高塔一样倒塌了，连废墟的痕迹都没有，更何谈有向宇宙追问原因的存在者了。只有宇宙大爆炸后的一百五十亿年的现在，宇宙即不太年轻也不太年老才会有我们人类对宇宙为何如此形态的追问。如果上帝同时创造另一个宇宙，如非相对论、非量子论的宇宙向我们显现，我们或许能在比较中接近我们的问题，遗憾的是上帝只给我们创造了惟一的宇宙（尽管宇宙在理论上可能存在其他形态的宇宙，参见霍金的《时间简史》）。因此，宇宙形态如此而非彼的问题除了上帝知道，我们对此无知。

第四、第五种证明，上帝是最本真存在者、世界秩序的统领者。什么是最终的存在者？按照宇宙大爆炸理论，纷繁复杂、广袤无垠的宇宙原来曾经被浓缩在不占任何体积的奇点中，或者反过来说，这个没有体积的奇点是未来宇宙一切存在者和存在者秩序的种子：上帝的力量的确超越了人类一切可能的想象力！黑洞的存在已经被间接地观测到了，黑洞内部丢失了形成黑洞星体的所有历史信息。由于太阳的质量不是特别大，五十亿年后它将不会形成黑洞而是形成一颗白矮星，地球在巨大引力作用下将被吸入这白矮星的脏腑中并被压缩为密度很大但体积很小而与白矮星“熔”为一体（其实四十亿年后地球在太阳变成白矮星之前的红巨星时其一切生命已经彻底结束了）。我们地球的所有历史也将终结在这颗白矮星中，那时，我们的文化、科学、艺术都彻底消失了，就像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那些明眸皓齿，那些涌泪的眼窝，那些撩人的尖叫……而今安在？一切复归为一场春梦”，瓦雷里诗吟咏的海滨墓园还不是最后的终结，最后的终结是墓园和关于墓园的诗也都终结在白矮星的电子气和原子核堆中了。

当然，如果地球突然发生使恐龙灭绝那样大的环境灾难（小行星撞击地球），或者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导致世界大规模核战争爆发，那么人类文明的终结将不需要四十亿年那样久。无论如何，如果你不想变成彻底虚无主义者的话，就只有相信托马斯的证明：上帝是最本真的存在者和统领世界秩序的存在者，这是我们投向四十亿年以后宇宙的惟一的一缕信念和希望，也是对那个所有心灵彻底寂灭必然来临时刻的惟一可能的自我安慰。

当托马斯·阿奎那赋予上帝是第一推动者、最初动力、使一切获得必然性者、最本真存在者、世界秩序的统领者的属性时，上帝也就因这些属性扬弃了旧时代的人们赋予上帝的诸多观念。上帝存在的五种证明把《旧约》那个用声音吩咐摩西捡香炉和动不动就大发脾气的耶和华上帝涅槃了。托马斯·阿奎那通过证明上帝的存在深化了奥古斯丁所理解的上帝，是继奥古斯丁之后人格神上帝向理性上帝转换的又一个重要环节（尽管当时和以后直至现代的一般大众并没有完全实现这种转换）。这是人类精神发展的关键性步骤，上帝观念的历史遗存——图腾性、偶像性以及人性化的感情、欲望在杰出的大脑那里通过对物理世界的逻辑思维而被荡涤殆尽。因此托马斯·阿奎那的理性上帝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希腊精神复临欧洲大陆的曙光，尽管文艺复兴的灿烂黎明的到来还需要耐心等待。

上帝的可理解性开启了牛顿的智慧，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用数学方程奏响了上帝构思世界的完美旋律；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则把“上帝造人”运动描述成千百万年的渐进过程。人类知识的增长使人类曾变得雄心勃勃，甚至试图觊觎上帝的权威。拉普拉斯甚至认为：给我全部初始参数，我就能预言一万年后世界的情形，拉普拉斯的这种信念与其说是“科学的”，毋宁说是宿命论的，一万年后某高楼前是否站立一个孩子，他头顶是飞过一只乌鸦还是鸽子，以及他彼时头脑里闪过一个什么念头，无论如何是根本不可能预言的。拉普拉斯刻板地把世界看作是早已经拍摄好的电影胶片，认为世界的未来不过是有待放映罢了。波普尔对此进行了批判，指出了历史主义决定论在社会运动中试图“发现”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的规律的想法都是绝对的虚妄。我们预言一万年后的行星运动并不困难，但如果预言以人类为主角的社会发展方向则根本不可能。事实说明我们远没有理解上帝的构思，我们甚至不知道上帝是在开天辟地以前就构思好了世界的发展路径还是直到目前他仍然继续构思他的杰作——世界或者永远是他的未完成作品。莫说几千年、几百年的“规律”，就是预言几十年的人类社会发展情况也是很勉强的。

因为明显的悖论是，如果我知道若干年后人类将懂得什么，那么我可早就公布那些知识以获得优先权。当然上帝对人类的不自量力并不反感，因为他造人的初衷或许就是用各种现象启示人对他的理解。但必须明确，人类不是上帝的机械玩具，上帝赋予人类精神以高度自由是社会发展不完全受自然律支配的原因。

六、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统一于共同的上帝

人类历史到了耶稣诞生后第二个千年末和第三个千年初，甚至梵蒂冈罗马教皇在为布鲁诺平反后也与时俱进，请霍金教授作宇宙学讲演。尽管科学应该在人类社会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阶层传播，然科学家似乎并不能取代神职人员的作用。理性上帝被托马斯“证明”存在的意义是，人类理性是接近上帝的道路，舍弃这条道路一味地盲目信仰不是上帝所期待的，否则上帝会安于处在不创造任何理性认知能力的生物的状态。托马斯·阿奎那理性上帝的五种证明是理性的证明，而他的证明依然不是“科学”（取科学概念的狭义，即实证科学而不是广义的科学）的证明，尽管我们可以运用科学知识不断完善托马斯·阿奎那的证明。即是说数学、物理学是无法直接推理证明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悬设的——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的，这也是形而上学永远与人类生存相始终的原因。康德认为，信仰，作为正义、善的根基——上帝，是实践理性所必需，其必需的根据并不能诉诸思辨理性而能完全获得。

歌德的《浮士德》在描述上帝与魔鬼的赌博中上帝是最后的胜利者，他得到了浮士德皈依的灵魂，说明人生的有限性使任何一个看似刚强、凶悍的无神论者都有悲哀甚至绝望的时刻，此时（哪怕是在他生命将结束之时）如果听到——孩子，上帝和你在一起，他或许会在刹那间对世界有所领悟、有所感动。这种情感却是古老的。尽管我们有比古人多得多的科学知识，但某些情感千百年来藏于心灵的幽深处没有变化，人的一生大概总会有某个开启的时刻，当你聆听关于某位已逝长者的悼词，尽管是千篇一律中说“愿死者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得到安宁”，在某个阴雨霏霏的傍晚，即使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也可能相信“灵魂”和“另一个世界”存在，假如死者是他尊敬的老师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对纯粹理性批判的康德哲学可以看作是对托马斯·阿奎那的理性神学的回应，我们可以对他的批判哲学作这样的总结：实践理性和思辨理性尽管同属于纯粹理性，然则二者之间通达的桥梁有无限长，每个人一生的脚步都无法跨越，但我们的意志可以相信二者统摄于共同的上帝。

放眼我们居住的世界，当沉思的心灵看到生命的繁衍，例如发现冷漠的大地竟然有老鹰对雏鹰的哺育、小猴在母猴怀抱里的偎依、幼儿园里孩子们的追逐——难道这不是宇宙中的奇迹吗？没有什么比“精神”从孤零零的大地上诞生更神奇的事件了，宇宙中的“爱”当然不是忽然间凭空从石头的缝隙间迸出来的，而是原自“自然的伟力”和“上帝的力量”——二者之间只是语义学的差别。当然“爱”似乎永远在他的对立面中彰显自身——老鹰对猎物的残忍猎杀，猴国为争夺统治权的搏斗，人类之间轰轰烈烈的战争。上帝不是至善，即使人类可以赋予上帝至善的观念，但必须明确达于至善永远是一个进行中的未完成过程，在此过程中，善不能否定其对立面的存在，而必须依靠其对立者中显现自身并增强人类对他的理解（“反者，道之动”）。要求上帝永远是圣诞老人的妇女们总是要失望的，一本伟大而深刻的诗篇不可能页页描写节日的欢乐。当然，但丁说上帝浩繁的书卷是用爱装订成册的，并且上帝创造的人作为他的惟一读者，人通过在大地上生存阅读上帝，也可以通过哲人的书籍增加自己的理解力，如但丁的《神曲》描写了一个灵魂从地狱游历到炼狱又到天堂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看作是对人类上帝观念演变的比喻。

除非我们不用自然生物的基因而直接在化学实验室里从碳、氢、氧等元素中“制造出”哪怕是最低等的生命；或者，为太阳补充核燃料，推迟太阳系的毁灭时间，否则我们就没有挑战上帝的丝毫权利。上帝赋予了人意志自由，人是自己自由意志的主人，但自由是有限度的，例如你不可能有满足自己吃唐僧肉欲望的自由，即使未来科学能延长人类寿命到几百岁也不能消除死亡，因为你不能杜绝孩子诞生，我们的地球如果非要容纳她几乎无法容纳那样多的人，只能加速毁灭的来临。所以人的精神性对自身生物性的超越不可能是无限的，而试图去僭越上帝更是永远做不到的。

人类在追索上帝的道路上还有无限的路程要走，在自然物质世界和人类心灵世界之间似乎存在着无法逾越的分界线。尽管原则上化学现象可以还原成物理学现象，但因为我们不能把生物学完全还原成化学，生物学也就不能还原成物理学。这困难似乎不仅来自于人类智慧，还来自于对象本身，物理学和生物学似乎存在不可逾越的“本质”性差别；而要把生物学和人类社会学统一起来好像根本不可能；把哲学变成物理学那样严密的科学的想法康德已经有了，后来曾令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着迷，但在他晚年还是宣布这个梦想破灭了。在人类逻辑思维达不到的地方幸而有信仰来拯救，对于人类知识世界无法填平的自然物质世界与人类心灵世界之间的鸿沟，我们相信只有世界的创造者上帝能够弥合，或者在他心中两者本来就是圆融的。当然，人类思想虽然永远无法企及上帝，却能够不断地接近上帝。

人类精神向外探索的自然科学和向内省悟的宗教与道德是同一部思想史的两个侧面，二者的矛盾可以转化成相互激励的过程。人类的文明史只有几千年，而当文明史到几百万年时，人类向外探求将更加广阔和自由，尽管我们无法预言所达到的程度，但这种探求绝不会因此动摇人性的根基，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