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三辅大饥，人相食。”汉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9年）十二月：“并、凉二州大饥，人相食。”

历代都有吃人的记录，明末犹甚。而且某些场合，并非因饥饿而食人，吃人完全出于癖好。癖好当然是不变的。

贪污是中国官场上永恒的“风景线”，原因就在于鼓励、刺激贪污的吏制是千古不变的。贪污是维持大一统中央集权的一种必要机制。对于统治者来说，它的作用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让所有的官吏都有把柄可抓，促其服服帖帖、惟命是从；转移老百姓对最高统治者的怨恨，让老百姓把怨气撒在“贪官污吏”身上；让所有的官吏都死心塌地地踏上最高统治者的战船，同舟共济，共赴国难。具体的鼓励、刺激贪污的方法就是低薪、宽刑与纵容。大贪官严嵩与和珅所贪款项足抵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国库收入，这种现象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后魏根本没有官禄俸银，官吏的生活费“自谋出路”，不贪则被饿死。清朝的总督年俸不过区区一百八十两白银，巡抚不过一百五十两白银，下层官吏更少，仅凭俸禄，生活无以为继。这成为“无官不贪”的社会基础。这种咄咄怪事竟然一延续就是数千年，没有改变，也没有人提出过要改变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悲哀。

“不变”像个幽灵，回荡在我们的上空。我们无法把它驱散，就像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皮肤的颜色。然而皮肤颜色与“不变”终究是两回事情，前者并不需要变，而迂腐的传统，实在是太需要变易了。

除去不变，还有变，“变”同样是个讨厌的家伙。

“变”，中国历史的又一宿命，是中国人的第三“基因”。它与“不变”工工整整地对应了数千年。中国的历史既有守旧如山的一面，又有俯仰百变的一面。中国最早最权威的经典《易经》就是讲变的：“《易经》者，变易也。”（《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当然，《易经》讲的主要是客观事物变化规律，与我们所要讨论的主观上的“变”不完全是一回事。

由于有了变，江山频频易主与道统的万世一系形成鲜明的比照；变与不变形成了强大的二律背反。千百年来我们被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力拉扯着、撕拽着。在该变的领域，中国盼望“变”，犹如大旱之望云霓；在不该变的领域，中国盼望“固守”，犹如游子盼望一个稳定的避风港。

变与不变有规律可循：前者多发生在质文化场合，后者多发生在形文化场合。我把实质的、载有明确信息指令的、代表个人意志的文化称之为质文化；把形式的、没有载有明确新信息指令的、代表公意的文化，称之为形文化。道统、礼教、帝王等少数人的价值观，衮衮圣崽们为其主子提供的理论等属于质文化；礼仪、礼节、节日等为全体服务的文化属于形文化。按道理，质文化应该不断变化，形文化应该相对稳定。但是中国历史的事实恰恰相反。在这个问题上，两千年来中国人是倒立着走过来的。上面所例举的不变，大都是质文化。对于质文化，“可则因，否则革”（扬雄《法言·问道》），才不失为正确态度，可惜我们并没有这样做。

中国历史上频频变化着的多是形文化。形文化激变造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它在日益被现代化异化着，已经岌岌可危。我们正在失去抵御异化的最有力的武器。经常处于激变的形文化包括：语言文字、姓名称呼、民俗民风、节日文化、礼仪礼节、民宅建筑、生活习惯、诗歌艺术、价值观。兹逐一叙述之。

语言文字

汉字由甲骨文演化到今天工整的楷书，基本完成了演化的使命。然而好变的中国人在本无可变的情况下，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推广简化字。由于被简化的字占的比例过大，笔画删简得过猛，几乎等同于另立了一套新文字体系。本是一种可以为世世代代的人服务的工具——文字，突然被拦腰斩断，变得只能为一部分人服务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人不认识繁体字，而周边汉字圈的国家或地区的人不认识简体字。最糟糕的是，这种负面影响将一直延续给子孙后代。据伍立杨先生提供的数字可知，中国共有典籍约二十四万种，毁于水火、兵燹的约十四万种，现在存留约十万种。越往后，人们对繁体字将陌生，显然，能读懂这些繁体字典籍的人将越来越少。文字传承将因无谓的“变”而深受影响已成定局。简化汉字的初衷是为了书写方便，其实古人已经想到了这一点，所以发明了草书等速写字体。在民间，书写汉字时使用草体已经约定俗成。实际上，汉字印刷体是一个体系，手写体又是一个体系。所谓简化，不过是把两个体系合而为一，印刷体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这不符合文字自身的规律，英语、俄语等语种都是两个体系并用的。当然，适当简化一些过繁的汉字是必要的，但完全没有必要给文字做大手术，伤它的元气。

二十世纪还有一个大变革——“白话文”替代“文言文”。应该说这一变革有其必然性。白话文容易阅读，有利于百姓取得发言权，应该推广。但是万事有度，白话文太“白”了，就要产生副作用：白话文产生了与简化字同样的问题，两种语法体系形同天壤，文言文绝非是靠课本里安排几篇古文就能掌握的。语言是一种“训练”，没有“训练”环境，掌握起来将十分困难。试想再过若干年，十万种典籍岂不成为仅供摆放的古董？那时，靠什么传承历史呢？此为一不妥。文言文文法体系在短时间内激进地变动，非常容易引发审美观的巨变，寓于旧文言文文体中的精华很容易丢失。一些文学素养不高的作家恰好找到自我辩解的口实：什么是好文章？口语化的文章就是好文章（某作家语）；怎样提高作文水平？把形容词去掉就是好文章（某著名作家语）；何为美文？通俗的文章即美文（某评论家语）；怎样写文章？怎么说就怎么写（某作家语）……奇谈怪论，不一而足。白话文让一些本不会作文的人坐到了权威的位置上，此为二不妥。

如果某代人有权改变属于民族整体的语言文化体系，谁能保证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有一天语法规则被取缔了，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无所谓对也无所谓错，这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此为三不妥。文言文重简约，白话文重明了，简约与明了本就是文章两要素，缺其一文将不文。文言文句式具有“片言明百意，坐驰役万景”之功效，以它画龙点睛，文章立即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君不妨一试：取消文中的一切文言句式，文章立即变为乏味的豆腐渣。此为四不妥。文言文被白话文取代固然是一个胜利，但这种胜利很容易使人想起一个古老的故事：公元前280年，古希腊国王皮洛士率兵在赫莱克莱亚与罗马军队作战，虽取胜但伤亡巨大，以至于皮洛士总结说：“再有一次这样的胜利，我们势必全军覆没。”难道白话文的胜利不像这样的胜利吗？

姓名称呼

姓名称呼是典型的形文化。姓名是一种形式，不含指令色彩，涉及面广。这是中国惟一一种在传统社会一直未遭到破坏的形文化，当然应该算是中国国宝级的传统文化。古人姓名由姓名、字、号（绰号、谥号）等部分组成。名由父母起，最常用，从生用到死。字是在加冠成人仪式上被“宾”赐予的。使用字，表明进入社会了，社会上的人多以字相称，以示尊敬。字与名或互为表里，或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如曹操字孟德，李白字太白。号也是成人以后才有的，为自起，多表明自己的性格、喜好、籍贯等，像欧阳修自号醉翁，陶潜自号五柳先生。绰号、谥号是他人、后人加的，如韩愈谥号韩文公等。从大处看，作为形文化的姓名有三大功能，一为识别功能，二为尊敬功能，三为文化功能（雅趣）。也许正因为这三大功能乏恶可陈，得以保留了数千年，这在中国算是个奇迹。然而，二十世纪初叶，它还是被现代的单名制取而代之了。这实在有些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人总得有个标记，识别功能是姓名之基本功能，不能不保留。问题在于，尊敬功能与文化功能就不该保留吗？这的确值得认真思考。一般来说，我们只有喜欢一样东西，才会给它起不止一个名字，比如酒，我们还称其为“琼浆玉液”或“杜康”

，此外像称饭为膳、称番茄为西红柿、称钱为货币……简直举不胜举。“物”的多名制保留得完好无缺，只有人的多名制被废除了，这不能不让人发问：为何如此贵物而贱人耶？答案就是：不能容忍一种形文化持续太长的时间。实行单名制，事情远远未完结。姓名的雅趣有利于增强文化涵养，两三个字之中蕴藏着意味深厚、探之无穷的奥妙，像“太白”（飘逸）、“醉翁”（狂放）等都早已成为文字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诗味郁郁、存之久远、不落窠臼、变化无端的姓名本身就是迷人的文化迷宫，供人们品味。

需要强调的是，起于八十年代的取两字姓名之风，似乎已经走入姓名变易之极端（一个字的姓名是不可思议的）。其弊端已经暴露无遗，有的名字，在极小范围内就有上百个重名者，连识别功能都不能正常发挥了。

作为形文化的称呼比姓名的外延广些，使用频率更大些，尊敬的功能也更强些。如果不要尊严，光有姓名就够了，管什么父子、师长、亲友，一律都直呼其名就是了。那样的话，人就不再是文明开化的了。中国传统称呼最显著的特征是存在尊称与谦称之分。尊称用于称呼他人，贵（如贵姓）、尊（如尊夫人）、令（如令堂）、府上、阁下等；谦称用于称呼自己或自己一方，如小、愚、敝、不佞、寒舍、家父家母等。称呼的尊卑之分，最大好处是提示人要尊重他人。尊重他人是一切社会的道德基础，无地域之别。无论到哪个地方，通过称呼一下子就可以判断：这里是文明的，抑或是野蛮（未开化）的，因为称呼是最直观的。执是之故，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或民族，都竭力保护传统称呼，避免被现代化浪潮冲击。尊重他人由教化而来，人的本性中并没有这一要素，用文明的方式称来呼去，就是一种尊重他人的“训练”。这种“训练”能够潜移默化，扎根人心，成为人的行为准则。寓道理于形式、程序、过程之中——这本身就是形文化的最大特点。形文化都是约定俗成的，全体遵守之，其存；全体漠视之，其亡。它一旦被破坏或否定，恢复起来就比较困难了。

“文革”改变了本来就所剩无多的旧有的称呼体系，重新制造了一个庞大的蔑视人权的新体系：把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称作“五类分子”或“黑五类”，把知识分子称作“臭老九”，把九类被贬斥者的子女称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简称“可教子女”），把迫于生计跑到城市的农民称为“盲流”，把对现实有所不满的称作“现行反革命”，把非工农出身的有文化的人称作“小资产阶级”，把内部的异己分子称作“修正主义分子”，把出过国的称作“特务”，把被捕过的称作“叛徒”，把没有“问题”的人称作“同志”……仿佛倒退到了蛮荒时代。别小视称呼上的变化，这样的称呼持续了十年之久，就是善良的人也不由得信之三分了。

民俗民风

中国一向有尊圣人言之传统。先看一看圣人言：“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心，其移风易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礼记·乐记》）“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先王以《诗经》“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习俗移志，安久移质。”（《荀子·儒效》）“变俗易教，不知化不可。”（《管子·七法》）“乐以移风易俗，礼以安上化人。”（吴兢《贞观政要·礼》）“风俗与化移易。”（韩愈《送董邵南序》）“风俗之变，迁染民志，关之盛衰。”（王安石《风俗》）“教化之移人也如置邮焉”；“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顾炎武《日知录》）。……这些并非圣人的危言耸听，中国人是照着做的。每一次改朝换代都要对民俗民风进行大清理，或消灭之，或置换之，可谓一朝天子一朝“俗”。就连只取得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也是所到之处必砸文庙，捣圣像，发布讨旧宣言，连家庭这一至少延续了几千年的民俗也被无情地解构了，代以“男营”、“女营”的男女隔离制度。太平天国建立起一套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全新的强制性习惯体系。

在这一体系之下，人们完全失去了按照自己意志行动的权力，成为受控于人的木偶。每一次社会动荡，民风民俗都是革命的首选目标。“文革”更是破天荒地全面毁灭习俗文化，建立起既不同于传统也不同于世界各国的民俗习惯体系。“文革”副统帅极具蛊惑性地叫嚷：“我们要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旧风俗、旧习惯势力，展开猛烈进攻！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1〕他的话很快被红卫兵演绎为破“四旧”（四旧为“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四旧”飓风所至，寺庙、道观、清真寺、教堂、名胜古迹、园林花卉、工艺古玩、民风民俗无不在扫荡之列。颐和园长廊上的传统绘画故事，全被铲除了。

1966年8月下旬，北京红卫兵来到福州涌泉寺造反，一个红卫兵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能造一造佛门规矩的反，给老和尚找个老伴？于是批斗和尚的大会结束后，他问一个老和尚：“你愿意娶妻吗？”老和尚连忙摆手说：“阿弥陀佛，罪过，罪过。”不同意也不行，红卫兵找来一个寡妇，把她与老和尚一起反锁在了一间屋子里。红卫兵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了。次日清晨，红卫兵也顾不上吃早饭了，直接来到老和尚与寡妇这里，打开房门，红卫兵惊呆了：老和尚盘腿打坐，寡妇则哆里哆嗦趴在床上〔2〕。

红卫兵的真实意图是消灭和尚，进而消灭佛教，因为如果每一个和尚都照红卫兵的命令行事的话，佛教在中国也就荡然无存了。

“俗”的原意为“大众化”，引申意思是“俗成”，即大众公认的价值取向与行为准则，说白了，就是大家都做某一件事情，都以某事物为美，都遵守某一规则，都接受某种教化与“训练”，都保持强烈的凝聚在一起的欲望。民俗就是指引人们做这些事情的。习俗如酒，经年而愈醇。朝三暮四，难以为“俗”。德国人酷爱森林，可以从其古老的独属于日耳曼民族的朦胧意识（朦胧意识就是一种民俗）中找到答案。日耳曼民族的原始形象就是透过茂密森林的枝叶仰望浩瀚的星空。德国人的善于思辨、热爱自然与音乐都与此多多少少有些关系。徜徉在德国的现代大都市，竟然可以发现大量的森林，甚至还有原始森林。喧嚣的现代城市却保留着原始森林，多么不可思议。这就是民俗的力量。如果德国人也不断移风易俗、朝三暮四的话，恐怕这些原始树林早就成为祭祀新风俗的牺牲了。

良风美俗忌讳激进的变，三变两变，它就不复存在了。各国的实践证明，它可以为古人所利用，亦可为今人所利用。当然，风俗也并非绝对不变之物，适当做微调有利于延续与生存。但中国的情况很特殊，陋俗与良风美俗总是鱼龙混杂，许多习俗本是好的，由于激进的变，成了陋俗。比如孝敬父母是好的，但孔子所定“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中的“三年”明显过长了，当时人的平均寿命只有四十岁左右，人生能有几个三年？把大量时间用在守孝上，还怎么经营自己的事情？中国人并没有改正孔子的过激之举，反而在激进的路上越走越远。梁代居然出现了“尝粪心忧”的事情：庾黔娄的父亲庾易病重，“医云：‘欲知差剧，但尝粪甜苦。’易泄痢，黔娄辄取尝之”（《梁书·庾黔娄传》）。孝敬居然到了尝父亲粪便的地步，哀哉！其实，还有“郭巨埋儿”、“曹娥投江寻父尸”等更让人不忍卒读的故事。一部《孝经》把中国人激进、极端、夸大的国民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孝经》几乎由民俗之集成变成了陋俗之集成。民俗因过激而成为陋俗，并且二者紧紧地裹夹在一起，难以分开。这使得“移风易俗”有了出师之名——不移风易俗不足以铲除陋俗，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良风美俗因移风易俗而遭殃，却绝少有人注意到，遑论表示惋惜了。良风美俗在一次次变易中被湮没在讨伐声中。仅存的良风美俗像一瓣心香，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飘落下来，转眼间“零落成泥碾作尘”。

节日文化

节日文化的变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越来越少，一是越来越简。可以说，没有一个节日是保持如初的。始盛终衰，莫此为甚。中国人自古就重视事物的开始，轻视事物运行的秩序，尤其忽视结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诗经·大雅·荡》）简直是一个无验不灵的谶语。之所以“鲜克有终”，主要是一个“变”字在作祟。中国人能够发明创造出绚丽的节日文化，但却保守不住它。中国人善于发明创造却拙于充分利用发明创造出来的成果。

春节为百节之首，至今仍是中国第一节日。然而此春节已非彼春节。春节起源于远古，其雏形是“腊祭”，意为祭祀祖先，祈求丰收。据《尔雅》载，春节“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元旦日是变化无常的：夏朝以正月初一为元旦，商朝以腊月初一为元旦，周朝以十一月初一为元旦，秦朝以十月初一为元旦，汉武帝恢复正月初一为元旦，一直到辛亥革命。后有以公历一月一日为元旦的倡议，未能实施。春节三件事：放爆竹、拜年、祭祖先。祭祖先的风俗早已消失，放爆竹盛况也远不如昨，现在已经演化为吃年饭与看电视。传统节日已经演化为现代化节日。

盂兰盆节，也称盂兰盆会，原本是佛教徒追荐祖先的仪式，后转为佛教最盛大的节日。盂兰盆是梵文Ullambana的音译，意为“救倒悬”。据《盂兰盆经》载，释迦牟尼的弟子目连以其母死后极苦，如处倒悬，求佛救度，佛令他在信徒夏季安居终了之日（即夏历七月十五日）备百味饮食，供养十方僧众，方可解脱。于是信徒每到夏历七月十五便设斋供僧，进行拜忏、放焰火等活动，相沿成习。道教称夏历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这一日，佛教信者与道教信者各行其乐。据《佛祖统纪》载，

中国梁代梁武帝开始仿行，唐宋时期曾是盛大节日。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说：“故都残暑，不过七月中旬，俗以望日，具素馔享先……今人以是日祀祖，通行南北。”孟元老的记述更具体些：“以竹竿成三角，……上织登窝之状，谓之盂兰盆，挂搭衣服冥钱在上焚之。”

(《东京孟华录》)清人潘荣陛的记述更为形象：“中元祭扫，尤胜清明。……庵观寺院，设盂兰会，传为目连僧救母也。街巷搭苫高台、鬼王棚座，看演经文，施放焰火，以济孤魂。锦纸扎糊法船，长至七八十尺者，临池焚化，点燃河灯，谓以慈航普渡。”(《帝京岁时纪胜》)民国元年之后，这一重大民俗节日日益衰落下去（其他节日也大率如此）。今人已经多不知道“盂兰盆”为何物了。盂兰盆节是中国有数的开放性节日之一（春节等节日都是在家中完成的。所谓开放性节日指的是众多的人聚集户外，共同参与节日活动。这对于提高凝聚力大有裨益），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然而我们还是把它丢弃了。“文革”甚至开创了用行政力量取缔或改易节日之先河，节日被称作“革命节日”。在那十年中，中国人饱尝了什么节日都没有的乏味生活。沿习浇漓、世风日下也就在所难免了。而我们的紧邻日本，盂兰盆会却享有东瀛第一节之美誉。不仅放假时间最长，也最热闹。盂兰盆会过后，民谣仍余音袅袅，绕梁三日不绝，洗心湔肠，让人体验到悠悠绵长的历史延续。

关于中国节日之衰落与变易，知之者多，而怜之者少，做深入研究的就更是少而又少了。这既不是“牛溲马勃”，也不是“败鼓之皮”，而是中国历史头等重要课题之一。

节日文化的变易是“不破不立”的最好诠释。然而，“不破不立”与事实不符。对于民风民俗来说恰恰是“不破则立，破则难立”。民俗这东西是破之易而立之难，破之如山倒，立之如抽丝。这也难怪，传统节日往往是在悠悠岁月中逐步发育成长起来的，变易无异于解构。对于民俗而言，凡在瞬间“立”起来的，大多难以为全体接受，经不起时间考验。中国人自古对节日就怀有一种浮躁心态，不允许一个节日长时间存在下去。这种浮躁心态主要是由中国自秦以来的大一统皇权专制体制决定的。这一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大一统不变而王朝不断更替，同一朝代尚且“一龙九种，种种各别”(见《红楼梦》第九回)，遑论每个王朝都是短暂的，忽悠间就被他姓取代了。中国汉朝最长，还被拦腰截为两段，每段不过二百多年。作为大一统专制王朝滥觞的秦不过只有十四年的阳寿。后汉为中国历史上最短的王朝，只有可怜的四年多（公元947～951年），遂为后周所替代。更重要的是，皇帝的好恶各有不同，有尊佛的有排佛的，有扬儒的有抑儒的，有信方士的有不信方士的，在“天子一跬步皆关天下”的专制时代，“天子好征战，百姓不种桑”，习俗随皇帝的好恶而骤变也就不足为奇了。根子在于，“大一统”不仅是指天子一人统辖天下，更指天子政令布于四海。

这里涉及到节日功能这样一个社会学问题。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