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资源危机，会有一个合理的结果吗？富国的人会主动承担起人口危机和能源危机的责任，过如同穷国人节衣缩食的生活吗？如果这样，他们几代人的追求，不是成为一个绝妙的讽刺了吗？但是，任何一个自私的人或国家都不会相信，当臭氧层遭到破坏时，紫外线会只照耀在欠发达国家；他们也不会相信，当巨大的冰层融化时，潮水只会淹没非洲的低地；他们更不会相信，当海洋成为名副其实的垃圾桶时，肮脏的海流会绕过欧美的国门流向别国。他们相信的也许只是，当人口多到他国放不下也养不起的时候，难民们会不会涌到我这里？ 　这个时候，人类真正变成了一个暴君，在利用、享受着大自然的赐予时，又用这些赐予破坏着大自然。这就好像一个忘恩负义之徒，恩人赐予他力量，他却用这种力量残害着恩人。 　残害着自然界的人类，已经变得有点弱智。他们自以为无所不能，以万物之灵而自居。这种幻觉的产生，缘于人类手中握有科技力量。然而科技是一个智障加身残的双重残疾儿童。

说科技智障，是因为科学家们一味沉迷于科学实验，从中获取乐趣。由于现代分工的细化，他们至多也只能看到科技带给人类的表面的利益，他们很少有人同时又是心理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学科分工是残酷的——那些影响着人们生活和生存方式的头脑，却不是敏锐地感受这种生活和生存方式的头脑，而实业家们对科技的关心只体现为工业利润，政治家们则想着依靠科技增强国家的实力，正是这种四元分化使科技成为智障儿童。说科技是身残儿童，是因为科技只有右手而没有左手。它只用右手向自然界索取资源和财富，却无法用左手向自然界进行回馈。千百年来，带着索取而非回馈的愿望，科技的足迹踏遍了自然界的每一个角落。一个小小例证是，在无人居住的南极，居然也留下了人类的垃圾。 　这一阶段，无论是虚假的还是真实的，所有国家的政治制度以“民主”为口号。在殖民时代，正是自称“民主”的国家最先出师远征，在世界各地建立了残暴的殖民统治，让民主蒙羞。可想而知，假定那个时代的民主是一种真诚的愿望，那么，他们所宣扬的民主也只是本国人民的民主，而不是殖民地人民的民主，更不是黑奴们的民主。

这种狭隘的、一国之民的民主，绝不会是什么真正的民主，更不可能是一种善意的民主。因为正是这种“人民做主”的殖民国家，它在强大到可以侵略别的国家时，却蓄意想让另一个地方的“人民做奴”。 　二战以后，人类的“大我”自私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除了疯狂折腾大自然之外，在政治制度上也有充分体现。由于美苏争霸、独立国家的增多、地区冲突的频繁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人类结成了越来越多的军事同盟、政治组织和经济联合体，比如北约、华约、阿拉伯国家联盟、世界贸易组织、欧盟、欧佩克、亚太经合组织、东盟。这些组织无不是为了人类的安全和发展而设立的。同时由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引发的科技大爆炸，人类之间的距离更加缩短了，世界变成了“地球村”。然而可笑的是，人类自觉地成为“地球村”的村民，却没有意识到，地球上还有比人类数量更多得多的生灵，他们同样应该是地球村的村民。在人类追求安全和发展的同时，却剥夺了其他生灵的“村民”资格。人类这样做，既不安全，也谈不上发展。民主的政府，不应该是全人类的政府，而应该是全地球的政府。

五、人类向何处去很显然，既然人类能够审视自已的退化，那么解救的惟一方法就是制止这种退化，走真正的进化和发展的道路。而走真正进化和发展的道路，并非对人类历史的反其道而行之。让人类向后退，无论这种办法正确与否，它都是一条行不通的道路。 　中国古代的智者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居然预见到人类所面临的困境，他提出的解救办法就是回到“小国寡民”的时代。他大概认为，小国寡民，便不会产生一些人蒙骗另一些人的文化和宗教，便不会有人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民风也会永远保持淳朴。可是在那个时候，人类的自私本性和退化惯性根本不会理会他的担忧和建议。两千年一晃而过，西方国家的一部分绿党成员步老子的后尘。他们主张取消一切的物理能和化学能，不要依靠现代技科而是用人力来发展企业。他们中的一些人更进一步提出，抛弃一切工业成就，回到大自然去，回到几千年以前，回到几万年以前的社会状态中去。同时，罗马俱乐部的创建人澳雷西澳·佩西在谈到原始状态的人时说：“在区分有益和有害方面，他们比我们更为清楚。他们知道什么是禁忌，他们决不去尝试做那些超出他们能力的事。

他们比我们显示了更高的见识，在文化和生态方面更加平衡——而我们这些原子能和电子计算机时代的野蛮人却强烈地沉醉于自己的杆杠和电钮、推土机、巨大的油船和超音速飞机。”有趣的是，这位忧心忡忡的未来学家和工业家，却更关注人类心灵和心智的发展与承受能力，正因如此，他才把原始人称为“高尚”的人，而把现代人称为“野蛮”人。 　正如本文前述，人类历史上最可悲的事发生了，正是由于人类“小我”自私和“中我”自私的共同作用，这些现代化了的“野蛮人”在拥有了征服他人的武力之后，就自封为文明人，到处用欺诈和武力掠夺他人的财富，并逼迫全世界接受他们的工业文明，大力推销他们的价值观。工业文明以及他们的价值观的最后结果，却是人类不得不审视古老的东方圣哲们说过的话，工业国家在自己的怀里孕育了绿党。然而老子、澳雷西澳·佩西及绿党们却没有想到，如果真的回到原始状态，那么，由于人类的自私，无非是出现又一部人类退化史。况且，古代人并没有接受老子的回归思想，现在人也不会接受绿党的回归思想。所以，此路不通。 　爱因斯坦，是极少数社会科学思想和自然科学研究同样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假如他的生命可以重来，也许他并不会从事科学研究。

他在晚年发现了科学的可怕，他为此后悔不迭。有人曾经问爱因斯坦：你是否能预测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情形？爱因斯坦回答说：我不会预测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我会预测第四次世界大战。这个人就问：这是为什么？爱因斯坦严肃地说：我知道绝不会发生第四次世界大战，因为人类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已经灭亡。 　人类的自私使人类犹如一条钻进竹筒里的蛇，无法回头，只能寻找出口。而现在人类的出口，毫无疑问，正如爱因斯坦所言，是灭亡。但人类惟一能做的事，是改变出口。而改变出口的方法，不是改变现在竹筒出口的环境——灭亡，而是通过调整自身的用力角度和方向，把竹筒调转一个方向，把出口设在环境较好的地方——让身心融入自然。而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的，因为所要解决的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它包含了心理、宗教、哲学等抽象问题和诸如国家、宗教、民族、种族等具体问题。 　卢梭在这方面给其他人做了一个好榜样。他努力做一个没有隐私的人，向公众坦露了自己的心迹。人类，尤其是国家和思想的统治者，要承认自己的自私心理，勇敢地挑战自己的自私心理，不再为自己的侵略和掠夺行为制造种种崇高的道义和文化借口，不再宣扬自己的宗教和文化是优秀的宗教和文化。

要勇敢地让本国和全世界的科学家们明白，制造武器并不是爱国行为，它只是一种赤裸裸地屠杀人类的前奏。但是，面对这样的提议，每一个统治者和他的人民都会说：假如我们这样做了，我们没有了先进的武器，我们的人民不好战了，别的国家却不这样做，我们的国家岂不是要被侵略被欺侮吗？每一个统治者也会说：我们是爱好和平的，但我们不能容忍侵略。似乎是，人们都希望达成一项销毁核武器的协议。如果真是这样，就需要发明这样一些仪器。这是一种功率强大的可探测核武器的仪器，把它带到直升飞机上时，能探测到核武器的存在。然后由有关各方共同主持销毁所有的核武器。发明这些仪器，现在已不是技术上的难题，难题出现在每个国家爱好和平是否有诚意。对其他的武器也可以采用相同的办法来销毁。 　但在事实上，这种办法是行不通的。 　大国会说，如果小国再对我们施行恐怖袭击怎么办？失去了核威慑是可怕的。如果其他大国偷偷地再做出先进武器可怎么办？我们不是成了上当受骗者了吗？小国会说，这是不公平的，大国的资源丰富，人才储备也多，等我们什么武器也没有了，也没能力再造了，大国却能一夜之间造出足以毁灭我们的武器。

人口少的国家会说，武器虽然没有了，但人也是武器，人口多的国家不就称霸世界了？这是一个说不清的事。 　对于污染环境的企业，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来消除。如果对一个国家说：落后就落后一点吧，撤掉污染环境的项目吧；再对一个实业家说，穷就穷一点、亏就亏一点吧，别再干污染环境的事了，那么，除非该项目已引起公愤，违反法律，否则他们会认为提建议的人疯了，然后找出一大堆理由来拒绝这个建议。这也是一个说不清的事。 　人类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心理和思想上的问题。所以，现在只能让核武器和其他武器先放在那儿吧，没有谁会否认自己国家的伟大性，也没有人会告诉自己的科学家别再开发武器，更没有人因为污染环境而放慢追逐财富的脚步。没有人会改变这一切。要进行持久而缓慢的“自然心理”建设，要通过有良知的文化人、政治家、企业家的共同努力，让人们形成普遍的价值观：像天地间的一切生灵，人只是地球上的一种动物，一种与其他动物平等相处的动物。人类依靠泥土、阳光、空气和水就可以生活，过多的工业生产是不需要的，生命的美丽就在于生前能充分享受大自然，死后都复归于泥土，完成这一自然的循环；像深海鱼类和鸟类相安无事一样，人类也应如此。

人类至多只需要进行文化交流，人类的文化也应该尊重多样性，回到古朴的状态，回到没有谁优谁劣之分的状态。不要问什么哲学问题，让宗教淡出人类的思维，人类的精神世界不需要因文化差别形成不同群体；像动物之间用人类听不到的次声交谈、用优美的肢体语言说话一样，人类在进行自身建设时，也不要惊扰其他动物，更不要强行掠夺自然界。所谓自身建设，就是按照人类本是“精神动物”这一独有和无法改变的事实，最大限度地创造精神财富，而不是在物质财富中迷失了本性?

另 类 人 生? 魏得胜

苏格拉底与傅雷在这世上，死得最为平静而细致的人，我以为要算苏格拉底和傅雷。

史载，当苏格拉底面对古雅典不公平的法律审判时，舆论以及司法都为他打开了一道越狱之门，他却选择了法律所错判的死刑。为此，他的学生克里托大声疾呼：对抗不公平的审判是你一生追求的正义，你为何不选择越狱的正义?!苏格拉底说，此时越狱确是一种正义，但遵守即使是不公正的法律，同样是一种正义的要求，否则人人都会以自己认为的“正义”为借口破坏社会秩序。但最终，苏格拉底的英勇赴死，还是使雅典的民主法庭因“错判哲人而蒙受了几千年的诅咒”。

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据柏拉图回忆)是，当苏格拉底接过盛有毒鸩的酒杯时，脸上竟没有丝毫慌乱和忧惧。不仅如此，就在毒药发作到腰部时，苏格拉底还镇静地掀开脸上的白布，嘱咐他的学生克里托：“我们应该还给阿斯克勒皮俄斯一只公鸡，记住这件事，千万别忘了。”

翻译巨匠傅雷在死前也有近似于苏格拉底的平静与细致，这可从傅雷夫妇的遗书中得到验证。1966年9月2日，傅雷夫妇因再也忍受不了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查抄、罚跪、辱骂和殴打，双双自杀。自杀前，傅雷、朱梅馥夫妇留下一份细致入微的遗嘱。从这份遗嘱上，你根本看不出那是行将绝命的人写下的文字，那么平静、周密、温馨而又稳妥!这份委托朱梅馥之胞兄的十三项身后事，其中有这么五项：一、代付九月份房租五十五元二角九分(付现款)。

二、武康大楼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加自动男表一只，请交还。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傅家保姆——引者注)，做过渡时期生活费。她……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辜受累。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三百七十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十一、现钞五十三元三角，作为我们火葬费。

苏格拉底死前没忘了嘱咐他的学生还人家一只公鸡，傅雷夫妇“了结”得就更细致了，他们甚至还想到了为自己准备五十三元三角的现钞火葬费。借用狄马先生的一句评论，苏格拉底和傅雷的遗嘱“是人类历史上只有为数不多的杰出心灵才能作出的超常反应”。但我的视角不在这里，而在“雅典的民主法庭因为错判哲人而蒙受了几千年的诅咒”这一点上。一个法庭，因何错判一个哲人，竟要蒙受几千年的诅咒呢?我们的法家巨子公孙鞅(与苏格拉底同时代的人)被当局处以五马分尸之酷刑，谁可曾记在心间?谁可曾诅咒过秦国当局?司马迁被当局处以宫刑，摧残人性至为酷烈，谁又曾诅咒过汉王朝?没有，有的只是对那些历史的平铺直叙!希腊的苏格拉底冤案就不同了，它可以使一个法庭因错判哲人而蒙受几千年的诅咒，因此，苏格拉底以来的几千年，你就很难再看到类似冤案在西方的发生。我们之所以有从公孙鞅到傅雷的续接(其间的冤案举不胜举)，是因为我们无论发生了怎样的冤案，要么使始作俑者“一贯正确”地脱逃一切干系，要么使另一些人在通向“青天”的路上“一贯正确”起来。

所以，从根本上说，苏格拉底与傅雷的死是不同的，前者的死给整个西方留下了充满勃勃生机的法律文化，后者的死给中国留下的是一个“沉痛的教训”的文章。

凡高与魏忠贤之所以把凡高与宦官魏忠贤扯在一起，是因二人存在某些“共性”，即他们在面对不同的欲求时，都有一种异常的勇气：凡高为解决性欲问题而割下了自己的耳朵；魏忠贤为解决物欲问题而割下了自己的尘根。

凡高的家境与魏忠贤的家境也基本相似，均属赤贫阶级(史载，凡高一生从事艺术创作的时间为十年。在这十年中，他的生活费完全由他弟弟提奥负担)。就说凡高割下自己的耳朵那一回吧。他去逛妓院，因连五法郎都掏不出，而被拒之门外。一名叫拉舍尔的妓女看到窘迫中的凡高，就走过来对他说：“你没有钱，何不拿一只耳朵来顶替呢?”凡高回家果真把自己的右耳卸下来，然后用布包好送给那位妓女。凡高有一幅自画像，头上缠着绷带，就是“纪念”那次割耳的。这就是凡高，无论你从哪个角度解读他这次割耳行为，都不过分。假如当初那个妓女不是戏谑他割一只耳朵，而是剁一只手，我想凡高也一定会照办的。那个时期，凡高穷困潦倒，艺术道路又毫无前景可言，所以他觉得自己是个无用之人，生命对他来说已没多大意义，因而身体的任何一部分，也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魏忠贤的家境一点也不比凡高好，就说净身用的手术费吧，那时，骟个男丁约需二十两银子。这个数，对贫困的魏忠贤一家来说，就是个天文数字。尽管如此，魏忠贤的哥哥还是咬牙卖了家里的一头驴，先把手术做了。然后全家扒房子卖屋凑了点钱，到吴公公处走动。吴公公嫌少，魏忠贤的哥哥再咬咬牙，又卖了三亩薄田，魏忠贤这才在宫中谋得一个倒马桶的职位。对于穷人来说，魏忠贤也算是跳了龙门了。三十年后，魏忠贤的发迹乃至他的走向“九千九百岁爷”(合着只比万岁爷少一百岁)之权力巅峰(他执掌国家权力达八年之久)，完全是历史的机遇与巧合(此人缺乏心机不说，还缺心眼，五十二岁前，他一直是太监们耍弄的对象)，这里不另赘述。

无论凡高和魏忠贤存在多少共性，其结局却是大相径庭的。拿凡高来说，他去世一百年后，其出生地荷兰和安息地法国，都争相把他认做自己的国民(没听说有谁来争秦桧、魏忠贤之流的)，争相为他建造精美的美术馆，而且在巴黎的奥塞博物馆、伦敦的国家美术馆、荷兰的凡高美术馆，凡高的作品都被摆放在最显著的位置。在他的作品跟前，永远是人头攒动，永远是啧啧赞叹。一句话，凡高的大名及其《向日葵》，在世界上将永放光芒。

魏忠贤可就不同了，他成了中国史——缩小点说是明史上的一个巨大污点。中国的史学家、文学家，向来给帝国时期的宦官和“外戚”这两股政治势力以极大的蔑视。插句题外话，这其实是“本位主义”在作祟；好像只有男的(最好是本家)，而且是有尘根的才是权力正宗，换了妇女当政就叫“外戚”，换了宦官当政就叫“乱政”。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思想未免也太狭隘了。当然我也不说魏忠贤就是什么好鸟——无论何种专制主义社会的当权者，我认为一律没有好鸟。所以魏忠贤一死，他的大名(其实是恶名)只能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荡悠了。

凡高与魏忠贤的不同结局还有一个：倘若你要问一般人，凡高是谁，他也许说不上太多，但他会说“向日葵向日葵”。你再问魏忠贤是谁，回答一定多为不知；倘问到懂得一点历史知识的人，他会说“一个奸臣吧?”或“一个大宦官吧?”问到史学家或文学家，很可能就是“明朝的一个阉党头目”。阉而党，这是史学界和文学界对魏忠贤之流的最大蔑视。的确，史书上的阉货就没个好东西，也就不值得大写的人给予尊敬。然而人们却忽略了另一个问题——那些把自己的个性思想阉割得一干二净的男人，他们的裤裆里倒是坠着二两阳物，你又能说他是真正的男人吗?

康熙与聂明宇康熙的大名就不用说了，而聂明宇只是电视剧《黑洞》中虚拟的一个人物(虽为虚拟，但此种人比比皆是)，而且是个腐败分子，他怎么在这里和康熙“与”上了呢?一想到这是陈道明先后演过的两个反差极大的人物，你会马上“哦哦”一阵：是陈道明的缘故吧!有点，但主要还是靠康熙和聂明宇本身的内在“因素”。

陈道明在本文中的作用，就好比一部小说中的灰线，虽无关紧要，但不可或缺。2001年，有许多地方电视台在同时播放他主演的《康熙王朝》和《黑洞》。观众在转换电视频道的时候，总会在“千古一帝”和“腐败分子”之间跳来跳去。虽说这只是一种巧合性的“蒙太奇”，但从实质上来说，康熙与聂明宇并无区别。你也许会说，皇帝英明伟大，腐败分子十恶不赦——康熙与聂明宇是“贤明君主”对“乱臣贼子”，是针尖对麦芒，怎么说他们之间没啥区别呢?你只有冷静下来想才会发现，这“贤明君主”和“乱臣贼子”，实际是一条线上的人。皇帝手下的官员在没给皇帝出丑添乱的时候，皇帝是臣子的“吾皇”，臣子是皇帝的奴才；某个官员东窗事发，只有惊动了圣上的朱笔(批示)，皇帝才开始英明伟大起来，臣子这时就不再是臣子，而是乱臣贼子了。一道朱批，就能立马把皇帝变得英明伟大起来，也能立马把臣子变成乱臣贼子；一道朱批，皇帝不但一下子和他曾经情同手足的腐败官员划清了界限，还立时捞得一个“英明伟大”的桂冠，多妙呀!

谁都知道，那些“乱臣贼子”(腐败分子)在东窗事发之前，个个都是他那一亩三分地上的土皇帝。从政权的角度来讲，康熙是大皇帝，聂明宇是土皇帝；从犯罪的角度来讲，康熙是特大号腐败分子——他所贪所污的是一屁股江山和死后才交的权力；聂明宇则是小号的腐败分子——他的所贪所污顶多有一个地级市的“半壁江山”那么大，其害远没康熙大。这就是说，康熙和聂明宇是一丘之貉，跳看他们的故事，是没有什么“奇”可“蒙太”的。

杨志发与克林顿1974年3月，陕西临潼县农民杨志发等人，为抗旱挖井，挖出一堆兵马俑俑头和俑身陶片。县里为奖励杨志发的这个发现，发给他三十多元钱。杨志发觉悟高，主动把这笔钱交给了生产队。在以绝对平均主义为价值取向的时代，生产队又把这笔钱奖励给了每个村民，人均四个工分，每工分折合人民币一角八分钱。改写世界考古史的杨志发，因此得到七角二分钱的奖励。

2001年6月20日，为表彰克林顿在结束科索沃战争中所做的贡献，授予他代顿和平奖，奖金为二万五千美元。克林顿虽然在莱温斯基案上拉了一屁股的债，可他还是没忘“觉悟”二字——他一次性就把代顿和平奖奖金全部捐献给了波黑的一个慈善机构。对于五十多岁就成了退休总统的克林顿来说，二万五千美元只能算是小钱，因为他精力旺盛，又魅力四射，可以继续“赚钱”。如克林顿退休后，拟出一本在白宫八年的自传，出版商一口气给到一千万美元稿酬的许诺。这且不说了，克林顿出去应酬一下都是钱：他到爱尔兰与百万富翁们打一场高尔夫球，就能得到高达美金六位数的酬劳；威尔斯文艺演出邀请克林顿到场，一次付给他出席费十五万美元；2001年6月，克林顿应邀在上海财富论坛演讲，演讲费高达三十八万美元；澳洲一个省的省政府邀请克林顿在一次科技论坛中演讲，对方的付费是二十六万四千美元。克林顿的身价百倍，这就叫名人效应。

1998年，作为在职总统的克林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