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节

为最多，一百元者亦不少”。讲学是在昭庆寺讲经堂，“学生都坐在蒲团上，说是汉时的讲学方式”，第一日讲《经学源流》，第二日讲《清代国学》，第三天讲《小学大义》……说得活龙活现，记述得如此真切，其实这又完全是捏造事实，张冠李戴。《经学源流》是《文学源流》之误，是章太炎1932年10月在苏州的演讲；《清代国学》是《清代学术之系统》之误，是章太炎1932年3月在北京的演讲；《小学大义》是《大学大义》之误，是章太炎1932年10月在苏州的演讲，不知怎么都被陈存仁搬到杭州去了。这已经完全不是历史了，而是陈氏自编自导的故事。 　五，陈存仁《章太炎师结婚考》一文，洋洋万言，记述了章太炎婚姻情况。他说：太炎是先纳妾后结婚。1892年“纳妾王氏”。1903年“妾王氏殁”，“章师孤寂，登报征婚”，征婚广告刊于当时《顺天时报》。征婚条件为五项，要以湖北籍女子为限，要文理通顺，要大家闺秀，要出身于学校，不要缠足，丈夫死后要再婚等等。因没有合适女子，太炎直至1913年才与汤国黎女士结婚云云。

关于太炎征婚启事，陈存仁也说他曾查当时《顺天时报》，并没有见到这则征婚启事，而是根据日本人武田煦与高田淳文章所载，并非第一手资料，他也没有对传说资料加以考证，便添油加醋大肆渲染。于是，臆想与传说成为“史实”，很多报刊相继转载，人们也就深信不疑了。其实这也是无中生有的事，虽不是陈存仁编造的，但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造成了混乱。其实章太炎早年因患癜痫病，加上动辄言反满，被人认为是个“疯人疯言”的疯子，无人愿将女儿嫁给他，他母亲只好将自己陪嫁丫头许配给了他。 　这种婚姻无媒介聘礼，故不能算正式结婚，按当时习俗只能算“纳妾”。这王氏丫头与章太炎相依为命，养育了三个儿女，于1903年早早去世了。章太炎在办完王氏丧礼后，即赶赴上海，应蔡元培之邀，出任爱国女校教师，旋不久因宣传革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被囚入上海西牢，刑满第二日即东渡日本，开始第三次流亡生涯，至辛亥革命爆发后归国，又忙于革命，1913年始由孙中山介绍汤国黎成婚，这期间根本没有因孤寂而登报征婚。 　六，陈存仁说杜月笙发迹后，重修上海高桥杜家祠堂，欲请太炎作记，但无论盟兄章士钊还是“苏报案”

狱友徐福生，都请不动他为上海滩闻人写文章，最后杜托陈存仁帮忙。陈到太炎家后向老师进言：“我说太史公在《史记》上做过一篇游侠列传，老师应该对杜先生的祠堂落成做一篇文章。”于是“杜先生生平情况，我就一件一件讲出来，他老人家越听越高兴”，“我乘机立刻拿一张幅度很大的宣纸”，让章太炎作文。太炎不起稿，一口气写成了《高桥杜氏祠堂记》。这真是近乎天方夜谭。陈氏在编这种故事时，总是把自己的作用放在第一位，借讲名人历史处处抬高自己。 　七、更荒唐的是，陈存仁说，他师从太炎，每晨七时就要去报到，“从扫地、倒痰盂、擦水烟筒之外，还要洗夜壶”，而太炎用的夜壶是锡做的，“又重又瘪”，而且很臭。当时适“有一个人来求写《两广巡阅使陆公墓表》”，太炎置之不理，而章师母早已收了笔润，真有点不好意思。“我就对陆公的后人说：‘你家有什么上品的文房四宝，拣几件送给他，我可以帮助你说话。’那陆公后人说：‘好的文物都被族人分去了，只有一只明代清花瓷质的夜壶。’”陈听了大喜，嘱他马上拿来。章太炎见到后“反复抚摸，似乎爱不释手。

我就乘机进言，并且寻出陆公后人送来的事状和纸卷，铺在桌上，同时磨起墨来，章师不出一言，先看事状，也不打草稿，举笔写了长长一大篇，堂堂交稿”。陈存仁还说：大陆“文革”后，许多文物流入香港，一日他去古玩铺，发见一只青花瓷夜壶，“似曾相识，喜出望外，审视之下，发现夜壶的口上边有一些损裂，便肯定这就是从前章老师用的那个夜壶”(陈存仁《章太炎师门的晨课》，《艺海杂志》 台北，V12N6)，索价八千元等等，他还将这尿壶照了照片附在他的文章中，证明确有其事。所谓《两广巡阅使陆公墓表》，实是《勋一位耀武上将军两广巡阅使陆君墓表》，陆君即是军阀陆荣廷。陆于1928年去世，“殁六年，未有表墓之石，二十三年春(即1934年)，旧部以为请”，太炎为之书，绝无因陈存仁进言和以夜壶为条件之事，陈氏之述，实属杜造。诚如他儿子陈树桐所言：陈存仁善写奇谈，往往信手拈来，便是一则兴味盎然的趣事。而这些趣谈令后人莫辨是非，误将戏说当成真史，流毒至深且广矣。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家谱，记载着民族的兴衰，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构成了这民族的精神，对历史的褒贬是为教育与激励后人去完成前人的未竟之业。

　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到鲁迅、胡适，他们是中国近代第一代第二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们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了极大努力。而在王澍笔下都成了庸人：康有为只做“空头学问”，孙中山“言行不一”，章太炎“攀附权势”，胡适“最大败笔是他倡导的白话文运动”，鲁迅“受尼采影响，批判面过宽，过刻薄了”，一切都成了问题。其实史实并非如此。拿章太炎来说，他反封建反专制反帝国主义，被清政府、袁世凯政府、国民党政府、日本政府及英美帝国主义缉拿追捕，多次入狱，毫不屈服。他敢用自己头颅去撞击封建社会冰冷的墙垣，将生死置之度外，毫无媚骨；他精研旧学，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破所谓的“国粹”桎梏；他拼命地吸收西方先进学说，但又不迷洋崇外；他呼唤民主，争取自由，维护人权，追求平等。当然他也有缺陷与局限。这些先进的中国人的优秀品质，今天宣传得越来越少了。有些人虽论章太炎、论鲁迅、论严复，他们恐怕关于章太炎等的著作也没有读过，也读不懂，却乱伐历史人物，以此为痛快。“文革”中有一“大学者”，吩咐图书馆专门为他收集章太炎“有问题的言行”，以便他鞭鞑，这种取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极左行径，让我们几乎付出了国家崩毁的代价。

今天是另一种形式的否定历史。我们

立 此 存 照? 杨逢彬

上关于中国历史的学问，似乎中国人也少了自信，连一向在中国人面前自视甚高的杨树达，也对东洋学问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中国只有冯友兰哲学、陈垣史学和自己的训诂学可以“抗衡日本”(见《积微翁回忆录》第57页)。 　——抄自葛兆光《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读书》2001年11期，第63页。

1.(1931年8月)十八日，读《大公报·文学副刊》，有张季同评日本人《先秦经籍考》一文，谓日本多学人，今中国学人，止有冯友兰之哲学、陈垣之史学、杨某之训诂学，足以抗衡日本云。张君不知何人，读之令人增愧。 　——抄自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页。

2.……若夫修辞之事，乃欲冀文辞之美，与治文法求达者殊科。族姓不同，则其所以求美之术自异。况在华夏，历古以尚文为治，而谓其修辞之术与欧洲为一源，不亦诬乎?昧者顾取彼族之所为一一袭之，彼之所有，则我必具，彼之所缺，则我不能独有，其贬己媚人，不已甚乎!吾今不欲谓吾书足以尽吾国修辞之全，第欲令世之治此学者，知此事为一族文化之彰表，义当沈浸于旧闻而以钩稽之法出之，无为削己足而适人屦，庶足令后生之士有自尊其族姓之心，而他媚之狂或以少戢云尔。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三日，杨树达撰于长沙清香留寓。 　——抄自杨树达《中国修辞学·自序》，科学出版社1954年版。

3.太史公以整齐百家之旨著《史记》一书，……清代学术郅隆，诸儒锐意理董古籍，群经率有新疏，周秦诸子亦多校注，独于史公书未有网罗众书为之整比者。……往余设教于清华大学，尝以此书授诸生，闻日本国人有为《史记会注考证》者，亟购读之，则纰缪简陋，不足一观。……乃令诸生取清儒及近人专著数十种，逐条制为总目，盖欲先成长编，以为他日整比之资也。……一九三五年春，余旅居北京，宁乡鲁君实先以其所撰《史记会注考证驳议》一文贻余。余读之，叹其精博，乃大喜，谓整理史公书者今有其人，余长编虽不就，可以无憾矣。……呜乎!何其伟也!若日本国人之书者，有如秋风槁叶，分归陨落。……(1940年8月14日) 　——抄自杨树达《史记会注考证驳议·序》，载《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1～292页。 　逢彬按：中外学界认为，日人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是整理《史记》的集大成的巨著。

下陈寅恪是一个相当自信、自期甚高的学者……在《书信集》里，如果仅仅看他又称陈垣为“大师”，又赞沈兼士的著作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作“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又是夸杨树达是“当今文字训诂之学”的“第一人”，似乎会觉得他是一个和光同尘容易相处的人，其实据了解他的人说，他心里很少有真心佩服的学者，大概除了沈曾植和王国维罢。 　——抄自葛兆光《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读书》2001年11期，第67页。

1. (1932年4月)八日，前以汉碑诸跋寄示陈寅恪；今日来书云：“汉事颛家，公为第一，可称‘汉圣’”云云。极知友朋过奖，万不能当，然固足取以自励耳。 　——抄自《积微翁回忆录》，第62页。

2.遇夫先生左右：昨始奉到七月七日手示并大作，慰甚佩甚!当今文字训诂之学，公为第一人，此为学术界之公论，非弟阿私之言。幸为神州文化自爱，不胜仰企之至! 　——抄自《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75页。

逢彬按：此函写于1940年8月2日。 　3. (1942年12月)十三日。前以近著金文跋若干篇寄陈寅恪求教，并请为《小学金石论丛续稿》撰序。连日得其先后二复书，云：“承示金文跋尾，读之钦佩至极。论今日学术，公信为赤县神州文学、音韵、训诂学第一人也。嘱为大作撰序，为此生之荣幸。他年贱名得附以传，乃公之厚赐也。”良友奖藉，令人感愧! 　——抄自《积微翁回忆录》，第195页。

4.百年以来，洞庭衡岳之区，其才智之士多以功名著闻于世。先生少日即已肄业于时务学堂，后复游学外国，其同时辈流，颇有遭际世变、以功名显者，独先生讲学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间辍。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与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瘠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呜呼!自剖判以来，生民之祸乱，至今日而极矣。物极必反，自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阴森惨酷之世界而为清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丧斯文也，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 　——抄自陈寅恪《〈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载《杨树达诞辰百周年纪念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5.鲁经汉史费研寻，圣籍神皋夜夜心。一代儒宗宜上寿，七年家国付长吟。蔽遮白日兵尘满，寂寞玄文酒盏深。莫道先生贫胜昔，五诗犹抵万黄金。 　——抄自《陈寅恪集·诗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6页；题为《杨遇夫寄示自寿诗五首，即赋一律祝之》。 　逢彬按：此诗作于1944年4月。 　6.遇夫先生左右：……大著多古文奇字，俟请人代读；然此书为近年出版物中第一部佳作，虽不读亦可断言也…… 　——抄自《陈寅恪集·书信集》，第178页。

逢彬按：此函写于1953年1月。 　7.遇夫先生左右：前屡承寄示大作，今日有此等纯学术性著作之刊行，实为不可多得之事，幸甚!喜甚!佩甚!……先生平生著述，科学院若能悉数刊布，诚为国家一盛事，不识当局有此意否? 　——抄自《陈寅恪集·书信集》，第179页。

逢彬按：此函写于1954年7月。

古典的余韵：“东吴系”女作家? 张 曦

自“五四”以来，从冯沅君到庐隐、从萧红到丁玲，“出走”似乎成为女性解放的一个象征性姿态，而对情爱、性爱的大胆追求，也似乎是一代新女性确立自我、谋求解放的必由之途。但是就在四十年代初沦陷区的上海女作家里，却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那是一批出生于二十年代、接受了更完全的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以“禁欲、博爱、自立”，提供了女性解放的另一路径；并以对世俗爱情的拒绝和自我道德完善的强烈诉求，赋予此期最受重视的“日常生活永久人性”以新的内涵。这批作家因大多就学于东吴大学，以致文坛一时有“东吴系”的美称。 　沦陷上海文坛“东吴系”女作家的出现，和老作家胡山源的贡献密不可分：他是二十年代初如春笋开遍的文学社团之一的“弥洒社”的发起人和重要代表，但在当时他就体现出与激进和功利的主流文学精神不同的取向——“顺应灵感而创作”，追求一种将灵魂融于文学的纯粹境界。

二十年过去了，昔日的寻梦人已经成为东吴大学教授，他与此期文坛通俗文学作家交往甚密，身体力行于现代白话文学的雅俗融合，另一方面鼓励学生创作，奖掖人才，并凭藉自己和《紫罗兰》、《万象》主编周瘦鹃、陈蝶衣的友情，向他们作推荐，使这一批就学于东吴大学及东吴大学附中的女学生在极短的时间内脱颖而出，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坛亮点。 　这批年轻的女作家，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部分地实践着胡山源理想中的“通俗文学”理想：一种既切近现实俗态人生、但是又坚持自我理想追求和道德诉求的作品。她们主要是：施济美、汤雪华(胡山源寄女)、程育真(著名侦探小说家程小青之女)、练元秀、俞昭明、杨琇珍，等等，都出身书香门第，家境优裕,曾有“小姐作家”的称号。陶岚影在《春秋》1944年2月号里就直接以《小姐作家》为名来描绘这批作家的日常生活，并下结论说：“她们都是上海的摩登小姐，我不敢拿‘俭朴刻苦’来恭维她们，然而我敢大胆地说她们都是勇敢正直的有为青年。”在谭正璧编选的《当代女作家小说选·叙言》(1944年)里，他更将她们称为“上帝的儿女”和“象牙塔”中的一群。从这些称呼本身我们可以大致想像出这些作家的情形。 　“小姐作家”

的成名，证明了旧派编辑在编辑刊物和推出新人方面的能力，更是他们重视市场与读者的一次成功的行动。作为二十出头、尚未走出少女幻梦的年轻作家，她们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当时尚属希罕的女大学生生活，表现校园爱情、友情的悲喜交集和少女对事业、婚姻的想像与恐惧，基本上是典型的“身边文学”，给历验丰富的人看来未免狭隘。文笔的稚嫩，也使这些作品还存几分“习作”气。但笔调的清新流利、故事的美丽缠绵、情感的柔婉干净，以及对女大学生生活这一空白地带的表现，却使她们得到了一些具有唯美倾向且颇有影响力的编辑如陈蝶衣、周瘦鹃的大力赞赏，《万岁》、《万象》都推出过“女作家特辑”，《紫罗兰》更为女作家们提供了半壁江山。周瘦鹃、陈蝶衣除了在“编辑室”、“写在紫罗兰前头”里以文字对其作郑重的介绍，还刊出如《小姐作家》、《女作家书简》这类文字，使读者增加对她们的了解、密切二者的关系，再加上“小姐作家”这一称谓本身对市民读者的感召力，她们在当时的活跃可想而知。 　表面看来，这情形简直有点类似于今日的“美女作家”了。但是她们作品里体现出的思想倾向，却和重视欲望、感官、世俗生存的市民通俗作品大相径庭。

她们重自我而排斥外界，张扬精神而轻视肉欲，富于自我牺牲和忏悔精神。这种基督宗教意识和传统伦理意识的结合，使她们表现出浓厚的古典情怀。而且必须注意到，这是她们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所做出的自主选择，因而深深打上了个人和时代的印记，而与封建的妇女观相区别。 　没有经历什么生活的风雨、也还没有感受到生存的压力，她们宛如大观园里的众姐妹，过着无忧无虑、琴歌赠答的优雅生活。少女如水的柔情，如花的心事，本身就为她们的作品带来一种唯美的诗意情调。但是象牙塔中的人，仍然会受到外界风声鹤唳的惊悸，出于理想者的洁癖和少女的自卫本能，她们采取了对俗世人生的拒绝姿态，这又集中地体现在对爱情、婚姻、家庭这些为历来女性最重视的东西的拒绝上，体现出禁欲主义的特点。 　以施济美、俞昭明为代表的一部分作家，她们以“人生的事业”来拒绝“世俗的爱情”。这样的句子比比皆是：“快乐在不停的工作里……这一串芳香的日子，不可以将庄严的志愿忘怀。”(《永久的蜜月》)“将热情寄托在严肃的工作上，不比浪费在温馨的甜梦里更好么?”(《一个落花时节的梦》)应该说，她们也许不具有改变现实的勇气，却并不缺乏独善其身的决心。

当我们一旦穿透她们的锦绣文字、似水柔情，那些散布在她们的作品里、阻碍着她们去追求幸福和爱情的朦胧的阴影就会明晰起来，那就是严酷的现实环境。这个环境，一方面是沦陷区人民屈辱的生存，她们对爱情的回避，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她们不愿沉溺于恶劣的生存环境，而宁愿保持清醒的态度，从而隐隐投射出时代风雷。不过，对于她们而言最切身的体会还是另一方面的，那就是她们对现实社会女子恋爱—结婚—家庭的庸常人生轨迹，有深深的恐惧。施济美的不少小说，都以朋友、同学在婚前婚后的对比，反复表达着“婚姻是女子坟墓”的观点。小说《小不点儿》、《暖室里的蔷薇》题旨大致相似，都表示对美丽聪明极有才华的女同学因结婚而销声匿迹的惋惜：“她终将老在这锦绣小天地里了。”“先开的花儿所以也先谢。”“那惊才、那绝艳、那夺人的聪明与智慧，都平静的在人生之流里无声无息的流了过去。……我该为她祝福呢?还是为她伤感呢?” 汤雪华在《一朵纯白的莲花》中也有这样的感慨：“女子嫁人，等于断送了上帝苦心创造的一件美术品，这是人世间的悲剧。”

更精彩的是《烦恼丝》，女主人公“莫太太一生丰衣足食，无忧无虑，只是为了一头细细的发丝，到现在，还常在恼着，哭着，笑着，叹着，操心着，忙碌着”。从“头发”之小，见出旧式妇女无聊琐碎的一生，更以诙谐的笔调，写出浪费生命的悲剧。婚姻与女性自我尖锐的对立，这种思想并不独见于这些作家，而在当时不少作品里都有所反映，联想张爱玲的一句戏言：“最恨：一个有天分的女子忽然结了婚!”可见这一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是多么恐惧终身在“卧室”“厨房”“厅堂”这样的狭小空间盘桓的传统女性命运! 　她们已经完全没有同时代的新市民作家苏青对于“性爱”、对于“婚姻家庭”那样矛盾、复杂、欲弃难舍的情感。她们的作品反映了传统女性婚后隐匿于家庭、在丈夫孩子和家务中消磨“惊才与绝艳”的无声而酷烈的悲剧。她们是骄傲的，决心反抗这一命运，但她们究竟也是柔弱的，为了摆脱这一宿命，她们连带地牺牲了爱情。此期发表她们作品最多的著名言情小说杂志《紫罗兰》的一大特色就是，对于情感题材，女性作家大多显得冷静和超然，表现得真挚和缠绵的倒是男性作家。在这些作品里，她们对爱情对男子持不信任的态度，宁可将感情寄托于亲情、友情、工作，也不愿寄托于爱情。

爱情往往成为女性不幸命运的肇始者，而罪魁祸首乃是情欲，“质本洁来还洁去，莫使污淖陷沟渠”，这回荡在大观园女儿国上空的凄美情韵，也在她们的作品里隐隐浮现，“拒绝”依然是她们采取的惟一姿态。 　而以杨琇珍、程育真等为代表的另一类“小姐作家”，则较少前者对女性人生的切实体会，而是以强烈的宗教意识为思想依凭。她们以“博爱”的情怀、自我牺牲的精神来放弃世俗的爱情。杨琇珍的作品如《庐山之雾》、《蓝色的多瑙河》等，大都写一个多情的少女、或一对多情的男女，为了爱者的幸福而不恤牺牲自己，以飘逸的笔触，赞美一种超俗的、唯美的道德化的感情；程育真的作品较多，视野也更开阔，她是把宗教的博爱平等思想，作为救世良方来应用的，体现出一种对社会的责任意识。她的作品，强调以“爱”来对抗黑暗，保有内心的纯洁，并以“爱”来对待世人，抑恶扬善。小说《笑》里有这样的句子：“世界缺少爱，那么你应该把你的爱献给世界……因为黑夜已深白昼将至。”

《同情》写自己为孤儿献出同情，也疗治好了自己的厌世心态；而散文《生的礼赞——所乐有甚于生者——孟子》，则将孔孟之道与耶教的博爱生死之辨糅在一起，赞美了一种精神满足高于世俗生存的人生态度;《自高与自卑》、《新禧》两篇小说，强调女性的尊严，并将尊严置于其它一切价值之首，显示了更为明确的道德热情。她还有一些作品歌颂冲破一切阻碍、追求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