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英们本应承担起社会批判的重任，引导社会良性发展。但却有少数学者在不断撰写学术论文，努力论证腐败在现阶段是促使社会转型“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方式。这种论证不管表面上有着如何漂亮的理论外衣，但却忽视了中国社会的常识：贪污腐败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毒瘤，破坏了人民与政府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并加重了我国社会生活中固有的两个关键性的弱点：一是政治势力与经济势力之间不光彩的联姻；二是政府的软政权化，即无力实施自己的法律与法规。此外，还有一种对中国问题极不认真的研究态度，其典型就是所谓“后现代主义”，这一主义的主张者将各种令人眩晕的概念、术语堆砌起来，对所谓的“中国问题”进行分析。这种分析既有立论者为图名利进行商业化炒作的因素，也有来自对全球化阴影的恐惧。这里其实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中国现在的问题究竟是“前现代”的专制造成的不平等与不自由与过大的贫富差距，还是“现代性”造成的异化、失落与精神危机？
中国知识分子必须严肃地对待这些问题。因为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才能弄清楚解决问题的途径到底何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即为此而作。
作为一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我有幸地经历了三个时代：文革前、文革以及后文革的改革时期。这三个时代虽然都属于社会主义范畴，但无论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还是实际上起作用的社会意识其实都很不相同。我认为，这样一个丰富多变的社会转型期对任何一个学科的学者来说，都提供了内涵无限丰富的研究对象。我所做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出于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向受过教育的人们讲述当代最重大的现实问题。
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知识分子都用三种方式在对社会进行批判：一是技术的批判。这种批判不是立足于理想主义的基本前提，也不是以光明的未来作为基础。这种批判者一般设身处地的为统治者着想，所提的对策大都立足于减轻现行统治的罪恶。二是道德的批判。这种批判是以“社会应该是怎样的”，而不是以“社会本来是怎样的”作为批判的出发点。三是意识形态或历史的批判。这种批判以未来社会为名，攻击现存的社会，它把一切违背人的良心的不义都归结为现存秩序的本质，同时它还规划出一个宏伟的社会蓝图。这三种批判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功能，具有高贵性，然而也有迷误的地方。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知识分子都倾向于一种或两种批判方式的结合。
对于中国来说，整个二十世纪充满了无边无际的忧患与苦难，这种民族的苦难，造就了这一百多年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知识人格。与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群体相比，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批判态度相对要复杂得多，这种复杂源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迁历程的复杂性。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像中国那样为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感到深深的骄傲，但自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直到二十世纪，也再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遭受如此铭心刻骨的屈辱。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日渐边缘化的同时，其精英阶层也一直以“学者兼战士”的身份出现，承担着社会批判的重任。在这一群体中，一直鼓荡坚韧的道德理想担当，承担着把意见转变为理论的社会责任，他们将自己的生存意义定位于不仅是求得个人生活的满足，而是思考国家与民族的命运。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每一时期的批判方法有变，二十世纪前半时期主要以意识形态（即历史的）批判为主，从五十年代开始，批判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直至八十年代以后，才又开始了以技术批判为主、道德批判为辅的社会批判。而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历史的）批判，看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不会出现。而社会批判的严重缺位，大大延缓了社会进步。
令人稍感安慰的是不管社会条件如何变化，在知识分子的精英中间，这种批判精神的血脉却一直顽强存在，即使在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血脉还以非常惨厉的形式延续下来。如顾准就是一位“窃天火，煮自己的肉”的思想者，我们今天思想的权利，正是顾准、遇罗克、张志新、黎九莲这些敢于质疑现实并进行批判的思想者在我们前头承担了牺牲和不幸，用他们的生命为我们争取来的，我们没有理由不珍视这份权利并加以善用。但近年以来，随着知识分子的利益集团化，这种批判精神正在逐渐减弱，这固然与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立场及道德勇气有关，但还有一个批判能力日益弱化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有待重新寻找思想资源。令人感到安慰的是，目前正有一部分具有道德理想担当的知识精英在做着这些非常艰苦的工作。他们胸中鼓荡的批判精神，来源于对公平、正义等人类基本原则的信仰。这种知识人格使得他们在深信某种制度是违背正义公平等人类原则的时候，可以超越“成本——收益”的个人计较，为试图改变这种制度结构而竭尽绵薄。
我写《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动机，以及我这些年来的思想历程，在书的“作者后记：追寻学者生命的真谛”一文中已有简单的说明。作为一个转轨时期问题的分析家，我深知一个学者应当在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对现实作批判性的审视与检验。但我也确实非常清楚这种批判的限度，因为我知道经济学的边界在哪里，也知道自己的学问功力的边界在何处：经济学只能告诉人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最佳配置，财富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增长，即便是深具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也只能在财富的分配上倾注公平正义思想。而哲学家才能理解人追求什么，并赋予人生以价值；历史学家才能告诉人们，人在过去发现了什么，以及未来或许会发生什么。而要认识中国现代化的一切问题，就必须重新认识中国近现代史，将社会批判上升到历史亦即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些工作需要一代知识精英们长期不懈的共同艰苦努力。
最后，我借用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的一段话献给中国思想界的朋友们：“我们决心在自由政治中建立一个公正的标准，今后它不仅仅关系到自尊，而且关系到准确说出我们的意欲和我们的思想的必要性。如果需要，对于那些不管在其它方面多么有资格，却向政治巧言屈服的人，对于那些在诺言和实际间有差距的人，我们都将反对他们。”愿以此与思想界的朋友们共勉。
关于陈年皇历，答陈年诸公
? 毛 翰
痛感中学语文新诗选目的陈旧僵化,近年,我三草其文直抒拙见。先是《重编中学语文的新诗篇目刻不容缓》,见一九九八年十月号《语文学习》。其次是《陈年皇历看不得——再谈语文教科书的新诗篇目》,参与《星星》“下世纪学生读什么诗”的讨论,见该刊一九九九年四月号。三是《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中学语文教材新诗推荐篇目》,见一九九九年十月号《星星》和《语文学习》。
现行中学语文所选新诗十二首是：郭沫若《天上的街市》、艾青《给乌兰诺娃》《大堰河,我的保姆》、臧克家《有的人》、田间《假如我们不去打仗》、公刘《致黄浦江》、贺敬之《桂林山水歌》《回延安》、柯岩《周总理,你在哪里》、郭小川《青纱帐——甘蔗林》、流沙河《就是那一只蟋蟀》、舒婷《致橡树》。此前有的版本也选何其芳《我为少男少女歌唱》、臧克家《老马》、贺敬之《三门峡——梳妆台》等。
我的拙见有三：（一）编者缺乏审美眼光。如《天上的街市》质地平平,远非郭沫若的代表作；《给乌兰诺娃》可谓艾青的败笔,选这一首,简直是出诗人的洋相；流沙河的《就是那一只蟋蟀》,不如他的成名作《草木篇》。（二）作品陈旧或有问题。如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高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篇末标注“一九五九年七月,旧稿
一九六一年八月,整理”,适逢三年饥荒；郭小川的《青纱帐——甘蔗林》写于阶级斗争年年月月天天讲的年头,如今读来,也不免有明日黄花之感；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的构思,则与六十年代的一首悼念英烈的诗如出一辙。（三）有的诗作或许不错,但二十世纪中国新诗有更多更好的篇章,可以取而代之。我的感慨是,教材的编选还受着左的思想禁锢,过于强调作品的思想性（包括假大空和粉饰太平）,轻视艺术性。过于注重诗外因素,如作者的身分地位,轻视诗本身。我以为,应该明确这样一个原则：教科书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为诗人、诗史服务的；是教科书选诗,不是诗摊派于教科书。不能把最好的作品选入教材,是编者的失职；让质地粗劣之作充当教材,则是读者与诗的双重悲哀。
我推荐的二十首新诗是：刘大白《旧梦之群（三十六）》、何其芳《花环》、穆旦《森林之魅》、绿原《诗人》、流沙河《草木篇》、曾卓《我遥望》、余光中《乡愁》、黄雍廉《唐人街》、周涛《野马群》、傅天琳《梦话》、张新泉《渔人》、顾城《我总觉得》、许德民《紫色的海星星》、杨然《中秋月》、徐鲁《早安,朋友》、洛兵《晚钟》、丁可《农民老魏》、陆俏梅《南方唱给北方的情歌》,包括现行教材所选新诗建议保留的两首：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和舒婷《致橡树》。
拙文《陈年皇历看不得》等发表后反响强烈,一边是声援和喝彩,一边是指责和斥骂。我虽心地坦然,但面对指斥者僵化的思维定式,有意无意的曲解,和意气用事的行文,毕竟不能一笑了之。今得友人撺掇,且重读诸公论战文章,择要作答,重申一些本来简单明了的事实和道理,澄清是非,以正视听。
一、答胡笳先生
胡笳先生第一个出场,声讨我的谬见。他的《读毛翰〈陈年皇历看不得〉有感》,载《星星》一九九九年六月号。他坚持认为陈年皇历看得,不仅看得,而且非看不可,不看不行。他举例说,他的一位友人乔迁新居,家具、电器全部焕然一新,偏是印着球星乔丹照片的一本陈年挂历不忍割舍,继续盘踞其新居墙面,“我儿子见他一眼,多吃一碗饭。”
我原以为我的“皇历论”言之凿凿,无可辩驳,见有人对之“有感”,就以为是有同感,待拜读其文,知是不同之感,便想见识见识他是如何施展辩才的。如今大学生论辩很是时髦,辩论赛事风靡亚洲,风靡中国,但我对这类论辩一向不以为然,觉得那只是一些舌辩游戏,有如蜀国高人调侃东吴来使“天有耳乎”、“天有姓乎”之类。论辩双方抽签选题,选得正题便是正方,选得反题便是反方,全无理念、是非可言。关于陈年皇历的论辩则不同了,这是一个严肃的论题,关系到“下世纪学生读什么诗”,以致自称近乎“夕阳红”的胡笳先生也表示“岂能不予关注？”不过作为“对方辩友”,胡笳先生的驳论水准却让我失望。
胡先生以为乔丹的老照片与其主人一道乔迁新居,就足以证明陈年皇历并非看不得,而且据说“缺了乔丹这样的正宗,我们父子连新赛季都懒得看了”。我想提醒胡先生,您是不是弄搅了,乔丹的老照片,是我所指的陈年皇历吗？拙文说“本世纪中国新诗有一首一尾两个高潮,近20年的辉煌成就,已使此前一些年头的作品相形见绌,某些流派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改革开放前流行的那种颂歌和战歌,大多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这里所谓“陈年皇历”是一个特指,并非简单地以时间划线,我想我已经表述清楚了,是不大容易搅浑的。在球迷那里,球星乔丹风采依然,显然不能算是陈年皇历。当今中国,应该算作陈年皇历的是另一类,譬如“李进同志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当年那张庐山仙人洞的照片真真是无限风光,想必也曾在胡笳先生旧居的墙面上盘踞过吧,那何止如今日乔丹,“见他一眼,多吃一碗饭”？见了她,还会凭添许多幸福感和革命斗志,还会浑身上下热血沸腾,生出许多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作斗争的邪劲呢！不知胡笳先生及其朋友的宽敞明亮的新居里,是否至今还虎踞龙盘着这幅皇历？缺了这样的“正宗”,“新赛季”还有什么看头呢？
关于贺、柯的诗,胡笳先生的辩护是苍白无力的。关于《桂林山水歌》,胡文仅仅是在复述了我的一些论点之后感慨道：“贺敬之是否‘真正的诗人’都值得一问了。”这叫什么辩护？贺敬之也是人不是神,是否真正的诗人,问问何妨？在饿殍遍野、万马齐喑的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面对着祖国人民遭受的如此巨大的灾难竟视而不见,毫无感触,仍然扯着嗓子高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这样的诗人是不是真正的诗人,难道不可以问一问吗？要是如此粉饰太平逃避现实的欺世之作的作者也能算真正的诗人,那心忧天下、魂系苍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生民之多艰”的屈原是什么呢？胡笳先生说：“不过,毛翰敢说,我不敢信。”过奖了,毛翰也是憋了好长时间不敢说的,棍子、帽子、辫子、鞋子还有局子什么的五子登科的滋味恐怕是不大好受的,殷鉴未远,难免余悸。(《华夏诗报》第134期上已有人叫嚷要“坚决把《星星》诗刊和毛翰们推上被告席，绳之以法!”)否则,知识界对类似的以粉饰和欺骗见长的杨朔式散文早有批评,为何一直不大波及诗坛当年几位大腕？
至于《周总理,你在哪里》,胡说,这首诗与王洪涛先生的《莉莉──写给在抗战中牺牲的小女儿》只有一句“你在哪里”相同,这也怪了。一九六三年版的《莉莉》,其抒情主人公先后对着高山、丛林、河流问：“我的莉莉,她在哪里？”石头、树木、水滴分别回答,“莉莉,在我这里”；一九七七版的《周总理,你在哪里》,其抒情主人公先后对着高山、大地、森林、大海喊：“周总理——”山谷、大地、松涛、海浪分别回答：“他刚离去,他刚离去……”两首诗的构思和篇章结构都很相似,怎么说只有一句相同？况且,即使没有王洪涛先生的《莉莉》在前,《周总理,你在哪里》的思想、艺术成色也不怎么样,也根本值不得作为经典作品灌输给中学生。据说牛汉先生主编这半个世纪的中国诗选时,就坚决拒绝选《周总理,你在哪里》,想必牛汉先生德高望重,作为选家,不会像毛翰之流乱来吧。
胡笳先生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有感》一文先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迂回曲折,离题万里,着意夸耀他自己的那把《伞》,说是“一九八三年苏联出版的《中国诗选》,仅译介三十六家中国诗人佳作就有这首《伞》”。这真是可喜可贺,由俄国人排定的中国诗坛梁山泊英雄座次,胡先生已是三十六颗天罡星之一了,早该锣鼓喧天,广而告之,中国人编自家诗选也早该“走俄国人的路”了！何况还不止是墙内开花墙外香,还有“吕进教授为其圈点写进诗话,推崇之余……”云云。不过,这种有了一点成绩“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毛主席语录）的作派,在初涉诗坛的少男少女尚情有可原,在年届“夕阳红”的胡先生则不免有点贻笑大方了。山不转路转,石头不转磨子转,人在这世上活的年头多了,难免有撞一回运、中一回彩的时候,吃着人民的俸禄,当了多年专业作家,写出一首半首马马虎虎说得过去的诗,在某个选本里占据个把两个页码,似乎不值得如此不择场合地到处张扬。谨此与胡笳先生共勉。
二、答诸葛先生
一九九九年十月出版的《华夏诗报》总第127期,不吝篇幅,发表了一篇火药味很冲的檄文《不废江河万古流——评毛翰等有关“中国诗歌教材的讨论”文章》。作者自称重庆人氏,署名诸葛师申。笔者孤陋寡闻,虽同在此城中,却雾重不知处,未能拜识其为何许人也？或谓,此为作者化名。我便有点儿纳闷了：既然跃马上阵,又是大义凛然的勾当,就该亮出真名头,报出“来将何人”,是为大将风度；何必扯一个假旗号,蒙面登场,隐形出战,使无论胜负,都不免被人小瞧。
虽隐形蒙面,不合游戏规则,诸葛先生的气还是挺壮的,一手拿棍子,一手拿帽子,棍术凶狠,帽不虚扣,显得娴熟老辣,训练有素,大有梁效遗风。
诸葛先生的帽子计有：“一贯反对政治标准第一”,“他的政治标准与我们的完全不同”,“很明显,他是否定左翼文艺,延安文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社会主义诗歌的”,“社会主义文艺如日月经天,不是你几板斧就砍得了的”……哇,真吓死人了！只此几条,我辈打右派、关牛棚、入另册,就不必喊冤了。看来,“近二十年的辉煌成就,已使此前一些年头的作品相形见绌”,这话是不好乱讲的。《桂林山水歌》等“王杨卢骆当时体”是“社会主义诗歌”（此标签一贴,谅尔等不敢不闭嘴）,是“不废江河万古流”（而不是季节河,更不是逆流）,是不可“轻薄为文哂未已”的,否则就要叫“尔曹身与名俱裂”了！
不过,且慢,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小心自己脱不得爪爪！如果有人告诉你,毛泽东也曾否定过“王杨卢骆当时体”,你还敢乱扣乱打吗？这可不是蒙你。毛泽东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在给陈毅的一封信里说：“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他还很不友好地调侃新诗,说给二百块大洋也不看。这无异是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的彻底否定吧？这被否定的,也应该包括了《桂林山水歌》等“社会主义诗歌”吧？（很抱歉,以别的方式反驳诸葛先生比较费事,还是他老人家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使用起来省时省力。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他老人家生前就预料到他的话有如此威力。如今余威犹存。只要诸葛先生们在世一日,这余威就不妨借用一日。）
在拙文《陈年皇历看不得》里,我曾着重攻击“一九五九年七月,旧稿
一九六一年八月,整理”的《桂林山水歌》,在饿殍遍野、万马齐喑的年头,高唱“呵！桂林的山来漓江的水──祖国的笑容这样美！”诸葛先生当然也就此重点反驳。他为《桂林山水歌》辩护的办法很多。例如,为了淡化“生活”与“歌”的刺眼的反差,诸葛先生轻描淡写地说：“三年灾害时期是困难的,但也不是毛翰所夸大的一团漆黑。那几年有天灾,有苏联逼债,有工作失误……”我不知道,这里关于造成“三年灾害”的三条原因的归纳和顺序,与一九五九年失事于庐山的彭德怀元帅“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与今人“没有天灾,纯粹人祸”的考证（参见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载《方法》杂志1998年第10期）,究竟谁的判断更接近于客观真实？诸葛先生既然姓了“诸葛”,想必有孔明的大智慧,不会如我辈愚民天生只配接受别人的教化和灌输吧。
为了替“祖国的笑容这样美”找根据,他还把一九六四年十月试爆成功的第一颗原子弹,一九六八年底才建成通车的南京长江大桥,以及省略号里没有逐一列举的许许多多的辉煌成就,统统记在这三年的账上。这真是一个创造！虽与革命浪漫主义的一九五八年,有人为了证明粮食亩产十万斤,把周围几十上百亩地的稻谷都集中堆到一块地里,做法有点儿雷同,但毕竟不乏创意,因为前者是在“空间”上打主意,后者是在“时间”上想办法,不能算抄袭。不过,以诸葛先生的智慧,这证据找得还不够。仅仅拘泥于经济建设方面,有唯生产力论之嫌,还不妨算算政治账,譬如此前咱们打了多少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仅诗歌圈就有绿原、曾卓、艾青、公刘、石天河、流沙河、公木、邵燕祥等等等等,（按诸葛先生的算法,则还应包括此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横扫的一切牛鬼蛇神。）倘能如此,就更为雄辩,咱们祖国的笑容就更为灿烂了！
为了替《桂林山水歌》打圆场,诸葛先生真是煞费苦心：“他透过对桂林山水的赞美,不只抒发了革命者的豪情壮志和对困难中的祖国的热爱……同时还以睿智的目光,注视着当时困难中‘大地的愁容’,但他并不因短暂的困难而‘愁眉紧锁’,而是讴歌‘大地的愁容春雨洗,/请看穿山明镜里/桂林的山来/桂林的水/祖国的笑容这样美！’‘红旗万梭织锦绣,/海北天南一望收！’以‘笑容’对‘愁容’,以红旗为地北天南织锦绣,这是何等襟怀！”
诸葛先生差矣！你以为诗人看到了“困难中的祖国”吗？你以为诗人“注视着当时困难中‘大地的愁容’”吗？差矣,差矣！“大地的愁容”一九四九年就被“春雨洗”干净了,你怎敢说一九五九年的中国大地还有“愁容”？如果一九五九年的中国还有“愁容”,那也一定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愁容！这可不是抬杠,我把《放歌集》从头读到尾,绝对没有读到诗人笔下祖国的任何困难和愁容,有的,只是对大跃进大好形势的由衷颂扬,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无情鞭挞。要我从《十年颂歌》中挑出几节来读给你听吗？
“请问呵,/——千里灾区何处有？/红旗下——/一片歌声笑声中！……//呵！/我的欢笑的/豪迈的/南方！——/共和国呵,/这就是你/一九五九年的/壮丽的/面容！”“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在我们/大跃进的/万马丛中：/有那么几个/‘心病’患者,/有那么几个/‘好龙’的叶公——/强大的东风/使他们/捧心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