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节
家，“传朴堂”名传遐迩。葛金烺为官时间不长，病逝时才五十多岁，葛嗣藻过世也很早，于是传朴堂藏书传至葛嗣浵手里。他购书之勤，胜于父兄，远至东北、陕西，近至苏州、杭州，每至一地，皆满载而归。日积月累，藏书充积，原先的书屋不敷使用。一八九九年，他在平湖城中宅第旁建起一座藏书楼。库房内密密层层的书柜排列整齐，书柜间仅一人能行。书楼花厅上方，挂着伊墨卿手书“爱日吟庐”的匾额。葛嗣浵为表示其仰承先恩之意，取名“守先阁”。不过直止一九三五年，他才请张元济为其书楼题了匾额，未等此匾制成，葛却遽然去世了。张题额同时，还撰有《为平湖葛氏守先阁题额识语》短文一则，叙述从传朴堂至守先阁的经过：
“毓珊姻丈劬学嗜书，官京曹时，与哲嗣云威部郎网罗群籍藏弆之，富甲于一郡。稚威亲家仰承先恩，思有以光大之。光绪岁己亥，乃建斯阁。移书庋其中，名曰守先，所以凿楹之训也。越三十余年，积书逾四十万卷。稚翁复与犹子阴梧学部编订藏目，将以行世，兼示后人，洵可美已。稚翁命书阁榜，谨志数言，以志钦仰。”（《张元济诗文》第335页。）
葛嗣浵每年夏初，必返书楼，督办晒书事宜，乐此而不疲。藏书楼还雇有抄写和修书高手，借抄缺书，配补残叶，葛皆亲自过问。他还请徐斅定（徐调孚之父）编书目。
方志、书画--藏书楼两大特色
清代及民国以来，许多藏书家都以宋元版书为自己收藏目标。传朴堂两代主人却自有见解，另辟蹊径，苦心经营数十载，呈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
葛嗣浵喜集方志，蔚成大观。他与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彼此假借，互相抄藏，连续很长时间。涵芬楼方志一门凡一千四百余种，二万余册，传朴堂方志总量恐怕不下于此数，而且有些为涵芬楼所无。如涵芬楼所藏平湖县志仅有乾隆年间高、王二本及光绪初彭润章新修本，而葛氏独有嘉庆十年路癐续修本（张元济《题嘉庆十年路錞续修平湖县志后》，《张元济诗文》第346页）。"路志"十分珍罕，其价值胜过普通宋元版书。又如，一九二四年七月，葛代涵芬楼收得志书六种，张元济复函致谢，并谓："闻新得《天门县志》，代为欣喜，敝处所钞一部卷端并无草议十条，尚未检《章氏遗书》，如已有之，当钞录补入，否则亦拟乞借之。"（引自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第248页）可见葛氏收方志之富、价值之高。再如，涵芬楼藏《盐邑艺文续编》，有缺帙。张元济见其所收明人诗作众多，但不知为何人所辑集。传朴堂藏本恰为全本，葛嗣浵告诉张，乃一代师宗胡震亨（孝辕）所辑，并借予涵芬楼抄录二册缺本。
除方志为传朴堂藏书一大特色外，书画作品之宏富为其另一特色。上至宋元明历代名家书画，下至当代任伯年、陆廉夫、吴昌硕等名家手迹，琳琅满目，约有一千余幅。最初，葛金烺收入“红顶商人”胡雪岩散出的一批书画，打下收藏基础。葛嗣浵交友颇广，继续广征博收，藏品日益丰富。有一组陆廉夫的花鸟堂屏，共八幅，悬挂时可从屋梁挂至地面。据说画家一生只画过两组这样的巨幅堂屏。
热心辑集乡邦文献
三十年代初，文史专家谢国桢曾参观过葛氏藏书。他说，传朴堂虽也有些善本书，如宋版《范文正公别集》《干禄字书》、残本《会稽志》和精刻本的丛书，但是，“其中最精的要算乡邦文献了，如《李蜃园文集》、朱为弼《茶坪诗集》等书，收集不下百种，……”（谢国桢：《三吴回忆录》，《瓜蒂庵文集》第328－330页）这与其主人葛嗣浵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清代嘉兴学者忻虞卿辑有《槜李文系》稿，收嘉兴府（古称槜李）所属嘉兴，秀水、嘉善、海盐、平湖、桐乡、石门七县先人遗著一千九百余篇。由于卷帙浩繁，一直未能刊印。葛嗣浵曾刊成《槜李诗系》，有志将忻氏书稿印出。一九二一年，他与张元济及另一位甲申府考同年金兆蕃（篯孙）商议后，决定将原书稿下讫年限延至宣统末年，并续辑忻稿缺略者。他们拟定《筹刊〈槜李文系〉征稿公启》和《征稿简章》，广泛征集历代乡贤著述。《公启》云：
“嘉兴忻君虞卿……编次乡先正文字为《槜李文系》四十六卷，未受剞氏。……同人佥谓，乡州文献不厌求详。如有阙遗，犹可补正。又拟广至宣统季年断代为书。同州诸彦暨海内大雅宏达之士，藏有旧嘉兴府属各县先正文字，无问已否成集，请录副见示。篇帙较繁，则择其尤者。更乞编次仕履，附采言行，作为小传，以识生平。”（引自张人凤《〈槜李文系〉续辑始末》，《嘉兴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各地征稿颇多，当然其中也有种种曲折艰辛。一九二四年六月，葛、张二人特槜稿去杭州，在西湖边一家旅舍内完成遴选工作。最后又请金兆蕃定稿。前后五年，在忻稿基础上辑成一部八十卷的巨帙，共收作者二千三百五十四人，文四千零四十一篇。这是一部史料价值颇高的乡邦文献，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付梓。书稿由葛嗣浵保存至一九三五年春，交嘉兴图书馆陆祖毂装订成册，现存上海图书馆。葛嗣浵作为续辑《槜李文系》的发起人和主要辑编者之一，功不可没。
葛还是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张元济主编）的发起人之一。该书初编有两种书以葛氏传朴堂藏本为底本影印：
1 《说苑》汉·刘向撰二十卷明钞本。
2《欧阳行周文集》唐·欧阳詹撰十卷明正德刻本。
“一·二八”后，商务印书馆及东方图书馆被毁，仍主持古籍编印的张元济深感工作之艰难。葛嗣浵经常伸出援助之手。如张辑编《丛书集成初编》，就曾向传朴堂借抄《艺海珠尘》《滂喜斋丛书》《功顺堂丛书》、《天壤阁丛书》等有关序文和缺书，撰成《丛书集成总目提要》。
稚川学校与它的毕业生
葛嗣浵虽经历过科举，但在清末维新风潮影响下，他率先在家乡创办起一所新式学堂——稚川学校。校址就设在平湖城中明珂里住宅旁，与传朴堂藏书楼相毗邻。葛自任校长。先小学，后扩至中学，学生最多时有几百人，不过只收男生，不收女生。学校经费均由葛氏承担。对学生收费很低，小学每人每学期二元，中学则四元。葛嗣浵晚年多次想发展稚川，招收真正农民子弟入学，只因住宿事一时不能解决，计划未实现。稚川学校历四十余年，享誉平湖、嘉兴乃至全浙江。
葛氏利用传朴堂藏书楼的便利，注重国文教育。他聘用的教师也多为博学之士。如国文教师陈翰就是一位著名的学者。稚川毕业生中人才济济，名人辈出。编辑家徐调孚，即为早期稚川学生。徐还是由葛嗣浵推荐进入商务印书馆，由补习生成长为著名编辑。留德妇科医生金问淇、文史专家周振甫等，稚川学校也为其母校。周振甫先生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年小学和初中教室的方位，只是藏书楼没有进去过。
三十年代，稚川还出了两位抗日烈士——梅元奇，梅元白兄弟。一九三七年，梅氏兄弟为保卫南京，驾驶飞机与日寇死战，血洒石头城。解放后，平湖公园建有其塑像。
这一切，是稚川学校的光荣，也是其创办人葛嗣浵先生的光荣。近代藏书家兼办教育的本来不多，坚持数十载并成就斐然者更是凤毛麟角。葛氏在近代藏书史和教育史上应该占有一席地位。
传朴藏书今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