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你就这样喃喃着，在办公室里来回地走着，就像许多大人物那样，在你小小的办公室里走出了那么一条斜线——最后，你连自己说了些什么似乎都不知道了……

徐家汇藏书楼位于上海市漕溪北路八十号，创建于清道光年间，原系天主教耶酥会教士修道院藏西文书籍之处，后因藏书渐富，三间平房不敷使用，乃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建楼，楼凡两层，各六间，共二千平方米，为神学院专用藏书楼。该藏书楼被认为是上海近代化图书馆的雏形，现为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保护单位。

徐家汇藏书楼外形由当时的耶酥会教士仿梵蒂冈教廷的藏书楼设计而成，以书库为主体，外墙为清水砖墙，多窗以利通风，内部设计则兼具东西文化的风格。一楼为中文书库，内部设计仿照清乾隆时收藏《四库全书》的杭州文澜阁样式；二楼为西文书库，仿照梵蒂冈教廷藏书楼内部格式，书架均落地到顶，分为十二格。楼内藏有不少珍贵的中西文典籍，如多个语种的百科全书、中国各地方志以及包括全套《申报》在内的上海早期报纸等，先后使用过“徐家汇藏书房”英文印、“上海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中文印等。一九二六年起，成为中华图书馆协会团体会员。

一九五五年，中国天主教会摆脱梵蒂冈教廷控制以后，该藏书楼被上海市文化局所征用，后作为上海图书馆分馆，吸纳了原上海合众图书馆、上海鸿英图书馆、上海报刊图书馆、海光方思想图书馆、亚洲文会图书馆、尚贤堂等八家图书馆收藏的地方史志和报纸，收藏规模图书达到一百余万册、报纸三千六百余种。

一九九一年，徐家汇藏书楼因年久失修和上海市地铁一号线施工等因素，建筑出现地基下沉、墙体开裂等险情。在《新民晚报》等媒体的关注之下，巴金、苏步青、谢希德、黄佐临等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发表了紧急呼吁，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图书馆等顺应民意，积极采取措施，一方面为该楼减轻书报收藏量，如在一九九六年，淮海中路一六三四号上海图书馆新馆建成以后，将原藏于此的中文旧平装图书、中外文报刊运出；另一方面又拨款修缮建筑本体，拟将其建设成为上海图书馆的西文旧书和文献的收藏阅览中心。

(徐 雁 文)

关于舒芜先生的是非

? 张业松

一　起 头

促使我动手写作这篇文章的，是余世存先生发表在《书屋》杂志二○○○年第一期上的关于舒芜的议论。本来关于历史和现实中的舒芜先生的是非功过，也是我近年来一直关心的话题，但这次却没有能够及时捕捉相关信息，而是看了《书屋》第五期朱珩青先生的质疑才引起注意，回头去看的。如果肯用心去寻找的话，余先生的文章或者也总有它在某些方面的正面价值的吧，不过就舒芜论舒芜，我看读者在这方面的期待八成要落空。朱珩青先生针对余先生的主要论点提出的十处质疑，我认为基本都说到了点子上。余先生文章在立论上不可思议的地方确乎不少，比如说其中提到的“舒芜不可能像胡风身边的作家诗人们一样长久追随胡风，这位理论修养极高的青年思想家一旦度过其青春写作阶段，不可避免地要同胡风告别，以成就自己的思考；不可避免地要跨过胡风走自己的路。”〔1〕读后就令人感觉相当奇怪。余先生在这里表达出的识见，我觉得可是比胡风当年高明得多了。为什么呢？第一，胡风当年就没有预见到舒芜要同自己告别（这当然首先是指思想上的告别）的“不可避免”性，相反，当他觉察到舒芜思想的异动时，从未怀疑过自己可以对他施以有效的引导，使他回到正确的思想路线上来。

这一点，是舒芜先生自己在其《〈回归“五四”〉后序》（以下简称《后序》）〔2〕中以翔实的材料证明过的。第二，胡风当年尽管对舒芜的文章多所保留，但似乎从未在“青春写作”的层次上对待其作品，相反总是想当然地认为那是出自一种成熟的思想个性之中，需要以负责的态度对待，同时作者也可以为自己的言论负责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认真阅读舒芜先生公布的那些胡风书信，注意到其中时有透露的胡风对其作品反复阅读的细节，也就不难体会了。因此读到余先生这样的议论，我是真有点替胡风、同时也替中国惋惜，惋惜胡风没有晚生若干年得与余世存先生同世，沾溉余先生超人的洞察力，那样的话，舒芜先生所说的“那样一大冤狱”岂不是可望避免？

文章立论的不可思议体现的是作者在所谈论的问题上的无知。无知本身当然并不出奇，出奇的是还要强不知以为知，扯出一大片强横的逻辑，硬扮一回无畏的战士。那都是些什么逻辑呢？试举一例：余先生似乎要为年轻时代的舒芜争一个“背叛的权利”，然后以此向“要求舒芜悔改”的“卫道者们”封上一个嘴巴：“人们究竟想要什么呢？一死以谢仇家，给被迫害者及家庭物质上的补偿？”这是什么话呢？倘若依照这样的逻辑，是不是可以向余先生回问，您这样替舒芜先生抱不平，又究竟是为着什么？将舒芜先生供到某个坛上，让所有人需仰视才见？舒芜先生是不是“文学中的冯至、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路翎、穆旦，哲学中的金岳霖、冯友兰，社会学中的费孝通……其中的佼佼者”我们可以暂时不去计较，但您难道不觉得您所谓的“青春写作”与所谓“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化的……弥足珍贵的经典作品”是自相矛盾的吗？文学创作上的“青春写作”可以是光华灿烂无以替代的，比如“三四十年代”的曹禺、萧红、路翎、张爱玲，“文化、思想、哲学”方面的“青春写作”如果不是意味着幼稚、粗糙、不成熟的话还能意味着什么，我们倒真想听听余先生的解释。余先生以这种不及格的方式来为舒芜先生“抱不平”，不知道舒芜先生自己看到后做何感想，想来至少他不会视为一种光荣的吧。

要想出门做勇士，替人抱不平，事先不说将事情的原委弄得十分清楚，起码也要对你的“苦主”的立场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才成，否则岂非真要“越帮越忙”？余先生以深知内情的口吻信誓旦旦地说：“人们要求舒芜悔改主要是基于两点：胡风对了，舒芜错了。这在舒芜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在他的立场，他没有错。”可是，我们知道，这不是事实。我们还知道，在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不管你余世存显得多么深知内情，我们都不能看你这个不相干的旁人怎么说，而只能看当事人舒芜先生自己怎么说。舒芜“不能接受”“胡风对了”吗？舒芜说：“胡风一九五二年一月七日复鲁煤信中指出我……这就是说，我原来是从抽象思想的路径，把‘人’、人道主义、人格力量等等抽象化观念化而求其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现在更向着抽象化观念化的一面浮去，而把要求发扬五四传统的积极性丢掉了。这是极深刻的。”〔3〕舒芜“不能接受”“舒芜错了”吗？舒芜说：“我自以为还要帮助别人，特别是几个朋友进行思想改造。

例如一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云：‘早饭前，写给绿原长信一封……’这是把唯物论变成了‘唯政策论’，把土改运动中某些具体政策界限，等同于哲学上唯物论唯心论的界限，甚至是把前者当作裁决后者的标准，这是前面说过的自以为学斯大林理论的最大心得。至于拿土改政策中关于‘根子’的标准，来论路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来论文学作品中人性的发掘，走得更远了。那样的所谓‘立场’，所谓‘组织观念’，是扭曲的，实用主义的，包容了许多残酷的东西。”〔4〕舒芜认为“在他的立场，他没有错”吗？舒芜说：“由我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本书的编辑出版，也是向历史把这份沉重的责任永远铭记下来。”〔5〕这些舒芜先生自己的反省和表白，都在余世存先生据以发舒其不平豪气的舒芜先生“一生的重要论文结集”《回归五四》之长篇《后序》中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印着，不知余先生何以会视而不见？

余世存先生言论中的“硬伤”当然并非仅此一端。其中有一些，比如说“延安整风主要是要整治毛泽东在文艺理论上的挑战者们”，那样一个中国共产党建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被他说成是“主要是要”“在文艺理论上”有所作为，任何稍有中国现代史常识的读者都一望而知他错得有多么离谱。还有一些，比如说“胡风身处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他的热情和努力使他与共产党在国统区领导诠释共产党人意识形态斗争（文化战线）的文化官员（例如周扬）有了更大距离乃至不可调和的冲突。以理论论争，以同仁集团势力否认周扬们就成了胡风们存在的理由，甚至不无争宠的手段。”这种夹七搭八的议论读了是要叫人头痛的。别的先不管，余先生在这里谈论的是历史问题，可是他对于历史显得实在太无知。什么叫“国统区”、周扬是不是“共产党在国统区领导诠释共产党人意识形态斗争（文化战线）的文化官员”、胡风在国统区战斗时和周扬有没有关系、胡风什么时候在哪里与什么人向谁“争”过“宠”，这些都不是什么深奥难解的问题，我想，稍微像样一点的国内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都应该能够做出正确回答的，可是我们的余世存先生却在这里搅成一团。而且，在上引关于“胡风们存在的理由”和“争宠”的议论中，余先生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也显得极不严肃，而类似态度的议论在他的文章中又远非一例。

在近年社会上关于舒芜和胡风的议论中，余世存先生的言论并不是惟一古怪的例子。面对此类貌似深奥而错误百出的所谓“学问”，有时真叫人无法可想。本来我一直认为，关于这些过去不久的事情，要想弄清是非曲直并不难，只要有原始文献的充分公开就好了，材料出来之后的说短论长，见仁见智，中国这么大，耳聪目明的人那么多，即使一时之间舆论偏颇，也不是什么值得担心的事情。但现在看来远不是这么回事。有些人，材料放在手边他也可以不看，或者稍微翻翻就敢于信口雌黄的。有些事情被人东拉西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生质变，成为一个与真相完全不同的东西。比如关于胡风与舒芜关系上的所谓“两面性”问题，最初是舒芜先生谈到自己反省历史过程时，认识到事情既有“这一面”也有“另一面”。本来这只是舒芜先生对复杂的历史情境的个人理解，准确与否很成问题，可尽管如此，舒芜先生的这些言论还是很快被人接受，并加以简单的道德化约，变成了指向明确的人格鉴定——胡风曾经作出过“台前幕后不相一致的近于双面人的表演”〔6〕。对此舒芜先生有过一个声明，说这只是作者自己的看法，他则只明说“事情有两面，并不暗示什么人是‘两面派’”〔7〕。

但最终，这一关于胡风的“两面”论还是更深地沉积下来，到余世存先生这里，就不容置疑地变成了“胡风的这一两面手法”、“再次表现出两面性的胡风”、甚至还出现了所谓“胡风为什么会采取两面派手法，是纯粹的策略还是一个人固有的两面人格？”的“新课题”。

胡风事件发生迄今，虽然还不足半个世纪，许多背景材料和基本事实就这样被人有意无意地模糊和搅混掉了，新的判断和思考以此为据建立和生长起来，难免谬以毫厘，失之千里。记得过去在什么地方曾见过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说法，说是“学者”们“书面性的工作”“大抵纠缠在事实的真伪上面”，往往显得琐碎，缺乏“思想”。我自己一向本来也很以类似的议论为然的，觉得求学之道，重在首先获得一味“思想”，据以为独门暗器，这样才可望在日后混迹江湖时留一道打遍天下的“无敌手”。现在读多了余世存先生一类的文章，想法这才有些改变。我现在深深以为，在事关“思想”的基本前提的地方，还是先将有关基础性事实弄清楚来得要紧。

二　胡风是不是“两面派”

这个问题有它的复杂性，在于胡风当年确曾给予过舒芜在其它时间、其它地点和其他任何人那里似乎都不可能得到的巨大的帮助和支持。不过当我们准备谈论这件事时，首先应该弄清楚，“帮助”不等于包办，“支持”不等于完全一致，得到帮助和支持的对象终究得有一个自己的“主体性”，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是“是”非“非”，发言吐语，行事为人，首先都是您自己的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基于行为者之间独立人格的交往关系也就不复存在，而异化为某种其它类型的关系，比如人身依附。在这里，就出现了我们关于胡风问题的一个具有原则意义的认知和区分，即，存在于胡风和围绕在他身边的青年之间的，究竟是一种基于平等人格的交往关系，还是人身依附关系？事到如今，在明确意识层面仍不能对此做出正确回答的人应该不会有了，但在潜意识和无意识层面如何，恐怕就很难说。事实上，如今人们在许多相关问题上的认知歧向，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于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知。

比如人们在解读胡风“集团”成员面对危机和灾难时表现出的高度同一性时，往往倾向于从道德良知层面去理解和阐发，将这些人各自作出的文化和人生选择简化为道义立场，而在专制主义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语境中，道义立场又总是更多地与人身依附纠结在一起。不错，当胡风“集团”成员面临危机和灾难就自己的个人立场作出考虑时，道义因素不可避免地会在其中起作用，也不排除个别人主要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选择了继续与胡风站在一起，但可以肯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决不仅仅是基于这方面的理由。原因很简单，他们与胡风之间的关系根本不可能成为物质层面或一类型的“人身依附”。这些人当初所以会与胡风发生关系，完全是基于个体的精神追求，他们的友谊所以会持续，也是因为在胡风无私的帮助和支持之下这种追求的逐步提升；而由于胡风当年主办的杂志稿费很低，有时甚至没有，仅靠在上面“卖文”根本不能维持生活，或最多也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解放初胡风更是被长期排斥在新的文艺秩序之外，不仅无职无权，无法在“精神”之外对别人施以援手，那些年轻朋友们的现实处境反而还要比他好许多。因此，胡风和他的当年的投稿者之间的关系便只能是一种纯粹精神性的关系。

这就决定了这些人在面临“党和胡风不能两全”的严重处境之时，必须“触及灵魂”地就自己与胡风的关系始末做一个全面检讨，深刻反思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谁说那不是一个苦痛紧张的过程？阅读那一时期的基础史料，尤其是他们相互之间的通信，在那些激越、尖刻、冷嘲、隐晦、简约、高亢或者低沉、黯涩或者明亮的文字中，可以强烈地感知到一颗颗倔强的灵魂的剧烈舞蹈，旋转升腾，猛烈燃烧。绿原先生在他的长篇回忆《胡风与我》〔8〕中，就曾经生动地记述了自己所经历这个“痛苦的惶惑”过程，而最终促使他形成了自己的抉择的，固然有“中国知识分子为人的道德”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却再简单不过：一是“我所经历的事实本身”，一是“对于胡风和一些文艺领导之间的文艺见解的分歧，我始终认为胡风是对的。这个分歧不经过平等的讨论，就以一方的意见为结论，我始终认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所以事情的复杂与简单也并不是那么绝对，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方式与角度。同样是在《希望》时期接近胡风，同样是《希望》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并因此而闻名，区别只在于一为诗人，一为理论家；解放初两人也分别在各自所处的环境中受到重用，尽管看起来舒芜的受重用程度更高一些，但绿原所处却是一个重要岗位（当时的中南大区党报《长江日报》副刊编辑），而且很快在这一位置上被吸收入党，所以从在“新社会”的“进步”状况来看两人也应该彼此彼此，就这一点而言不存在导致日后巨大差异的“客观原因”，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舒芜和绿原终于“历史地”走上了思想和人生的歧路？为什么在绿原先生“始终认为”的地方，舒芜先生会发生那样巨大而频繁的“断”、“连”、“反”、“复”？

这就要回到胡风的所谓“两面性”问题。这个问题本来是不存在的，现在它既然出现了，我的答案很简单，即，它仍然是不存在的，胡风从来表里如一，没有“两面性”。那么这个所谓“两面性”到底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根据舒芜先生的叙述，远在一九五四年夏天的时候它就已经以一种令他大出意外的方式出现在他的“不相信”之中了，此后迟至一九九五年，他才终于从发表于《新文学史料》上的一则胡风亲笔所写的“十分确凿”的材料中证实了它，那就是：“胡风先生后来说的‘发表《论主观》是为了批判’确是事实。但那是另一面的事实，是我一向不知，后来还不信的事实。”〔9〕在解决了心头如此重大的疑惑之后，舒芜先生感到豁然开朗：

一转念间，我顿悟到：事实本来就有两面，两面都是真的，就是说，胡风先生支持我，是真的；但在正式开会的场合，在周恩来面前，并当着茅盾、乔冠华等人的面，表明了是要把我作为引起批判的对象，也是真的。我还想到，胡风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三日致路翎函中说《论主观》的发表“并非当作肯定意见，而是作为讨论的（你当时听到如此）”（见晓风编《胡风路翎文学书简》320页），说的也是事实。不过，无论是胡风先生，还是路翎先生，过去都没有告诉过我，是疏忽，还是不想让我知道，不大清楚，反正我是毫无所知。〔10〕

舒芜先生在这里将“事实”这个词使用了很多遍，可是他说的果然是事实吗？首先，前一段引文中舒芜先生当作直接引语引用的“发表《论主观》是为了批判”并不是胡风的话，而是从一个旁人的转述中截取的，这个旁人是聂绀弩，他曾经就胡风对“起义”之后的舒芜的怒气对舒芜透露内幕道：“他最生气的是，你自己检讨就检讨，不该拉上他。他当年发表《论主观》，是为了批判的。”正是这一“内幕”引发了舒芜长达四十余年的内心不平。聂是胡风的朋友，又是党内著名文化人，于官于私应该都可以保证他的说法不会是空穴来风，但因为是转述，加上身份不同，思想感情尽管接近也毕竟存在差距，聂绀弩的说法与胡风的原意有多大距离就不能不是一个疑问。让我们记住这个疑问，继续往下看。

舒芜先生对于《论主观》的发表“并非当作肯定意见，而是作为讨论的”果然“毫无所知”吗？这个我们只要翻开当年的杂志，或者《胡风评论集》，看看胡风在该期《希望》的《编后记》中是怎样说的，马上就可以得出结论。以下是胡风当年刊发《论主观》时最原始、最真实的想法：

当然，从作品里面追求思想问题虽然并非要不得的道路，但也不会到此为止，所以也还有了一点理论似的文字。但所谓理论，也只是一些从微小的悲喜出发的实感，并不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