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篇
天冷了起来，赖在床上读书成了一桩很享受的事情。
我曾写过《躺着读书》一文，宣传那好处，自己当然身体力行。每日临睡或临起，必要读书若干。有幸在此开出专栏介绍书籍，使得躺读成了工作，又添一个借口。说来也是，我读的书确比以往多了。
顺便说说，此处介绍的书籍，着眼于开阔眼界，没有非要人购买的意思。也不是书评文论，无意探讨书的曲折短长，只随口说几句感想。每期两本，我尽可能找一本虚构的，一本非虚构的。多数人毕竟不必靠文学吃饭，所以读读杂书比较健康。遗憾的是，个人的眼界有限素养欠缺，所读终是狭隘，所以还请诸君多看别人是怎么说的。这也是杂食有益的意思。
《飘泊——边缘人采访录》老威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9月初版，24.80元。
老威本是诗人，也写过小说。近日匆匆一见，剃一大光头，不再留著名的胡子。据说他的箫吹得好，可以卖艺吃饭的。他告诉说，箫是在狱中跟一八十多岁的和尚学的。他是真正的“自由撰稿人”，写点自己想写的东西，寂寞了吹吹洞箫。
此书是非虚构类的作品，关注的是中国地下的非主流的生存状态。
他积七年之功，笔下出现了古琴大师，酒鬼，无名画家，街头瞎子，杀手，遗体整容师，吹鼓手兼嚎丧者，三陪女，梦游者，乞丐王，流浪儿，算命先生，同性恋者等等。都是他所说的边缘人。用的是对话体，避免加入作者的想象。这和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写“奇迹王朝”不一样。
民间社会，历朝历代都有，多闻于传说，少见于典籍。老威找寻的是“底层思想”，找寻“精神江湖”。它生生不息，它自生自灭，它灰头土脸，它有自己的规则和趣味。人真是可以像老鼠一样生活的。
你能说老鼠不懂快乐吗？自然，不是迪斯尼的白领老鼠。而且，从人到老鼠，有时确实是有捷径的。
《贾平凹禅思美文》贾平凹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初版，25.00元。
贾平凹长住西安，是个只要读点书的人就知道的当代作家。他写作的年头很长，在各个时期都有力作。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商州初录》《腊月正月》《鸡窝洼人家》《小月前本》《黑氏》等小说。《浮躁》，《高老庄》等长篇小说夯实了他作为小说家脚下的地皮。《废都》一书大大提升了他作品的热度，也给他带来许多的烦恼。在这个性事泛滥但缺乏性描写的环境中，人们当然地首先看见了性。谢天谢地，总算有人看见了别的。有个叫马原的小说家看好《废都》，他没说性，而是说，没别的小说像这一本，写出了文人的无聊。
贾平凹不敏于行而讷于言，性纯厚，无虚头。此生我有几日与他在西安相处，共食羊肉泡馍，说点闲话，很舒服。他之多才多艺如有神助。喜欢石头，好古董，会写字。对有些读者来说，更熟悉的是他的散文。他的散文如农家的院子，陈设多多，自有各自的用度。那东西握在手中都有年头，经久不坏。何况其身处中国人祖宗的热土，离时髦远，离神鬼近，词语也就古拙起来。他的散文越写越可读了。
此书便是一本散文集子，一遍读下来，就是他的朋友了。景色和人物让人过目难忘。记得他写父亲送他上学，临分别，一眼一眼地看他。写山是山，写水是水。贾平凹有这本事啊。
一九九九.十二.十八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读后
? 郁 进
书屋品茗
异常高兴，路过美术馆东街，买到了《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这部欧美家喻户晓的美学名著，图文并茂的简体中文版系由生活·读书·三联书店组织翻译出版。开卷展读，爱不释手，神醉性怡，是传播西方绘画杰作书籍中的精品。纯正的艺术是无国界的，使人读来沉浸在名画和故事的奇妙之中。
不用逐一介绍这部名著从古代世界到二十世纪的内容，我猛然想起“五四”新文化思潮涌起时，蔡元培先生对美育的倡导。人们一般常记得他一九一七年发表《以美育代宗教说》，他毕生撰写、演讲美育的论见不下四十余篇，其中《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1912年)、《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1919年)、《教育大辞书》中之《美育》条目(1930年)等，已不甚有人提及，至于先生历年美育实践活动更鲜为人注意。曩昔漫长的动荡岁月中，美育在教育方针中已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一九五七年中外注目的纶音播出：“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德育、智育偏颇不论，美育已无影无踪，斗争哲学的恶性发挥，到大革文化命时便集历史丑恶之大成了。
风息雨住，天开云锦，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力推进素质教育，注重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审美、欣赏美、创造美的美育已正式列入教育方针。
美育和美术不能混为一谈，美术教育包括在美育范围之内 。温迪·贝克特嬷嬷著《绘画的故事》，很值得注意。温迪·贝克特是英国天主教修女教育组织名为“圣母马利亚修道会”的一个成员。她早年曾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牛津大学圣安妮学院英语系，在南非任教一段时间后，于一九七○年回到英国，在加尔默罗修道院的庇荫下，过着敛心默祷的隐修生活。我不知其详细经历，单看她身着黑袈裟的像片，面色丰腴红润，露齿微笑，眼镜后面射出智慧而绝不呆滞的目光。对于我这样遵守清规戒律久矣的阿Q的哥哥阿P，竟又简直不能理解，何以谨严的天主教，不能禁锢她的灵魂呢?我可也十分虚诚地敬奉上帝爷，何以远不如这位译阿婆?她能成为英国BBC艺术系列片《温迪嬷嬷的大历程》《温迪嬷嬷的大旅行》的主持人，又是这本《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的著者；甚至还是《关于快乐、和平、爱与静默的沉思录》《一个孩童的艺术祈祷书》《当代女艺术家》和《艺术与神圣》等书著者。颇奇怪，隐修的女流，写出这许多书，还谈什么快乐和爱，不是尘缘未尽么?教会神职人员怎么不责成他狠斗灵魂深处，或则将她迳直逐出教门呢?海外奇闻，不可思议!
且住!不得妄谈他国内政，干涉宗教事务，触犯什么人权公约之类的洋教条。我是个本份人，读书为己，区区胘胘，冀见祖国繁荣昌盛，年青一代成大器。这部《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却是培养美感的一种生动教材，提高审美能力的一种引导。理解美，鉴别美，使德育、智育、体育与美育相配合，从而提高国家未来主人翁自身的精神文明素质，真正养成为文明进步的现代人。所以我还是很喜欢这本书。
这本《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内有四百五十多件旷世杰作的彩图，加上娓娓道来的解说，温雅隽永，使人如坐春风，领受薰陶，心旷神怡，胸怀净化。这部佳构，不仅仅有益于青少年，而且也是老年人的良友，是适合男女老少的一部怡情达礼的优秀读物。
闸门在你的肩上
? 余 杰
在基督耶稣降临人间的第三个千年来临之际，人类是否过得更加幸福了呢？人类能够上天入地，有计算机和原子弹，比起耶稣所生活的那个世纪的人们来，似乎强有力了千百倍。然而，就精神的意义来说，人类不仅没有获得拯救，反而滑入了更苦难的深渊。在真理晦暗不明的时刻，读到《信仰与重负》这本书，我仿佛看到黯淡的星空中有一颗亮晶晶的星辰在对我微笑。
这是一本关于一个伟大的女性的传记，杜马曾经这样评价这位在这个世界上仅仅生活了三十四年的女子：“她本人就是最温柔的灵魂与最坚强勇敢的灵魂之结合。”她就是法国当代杰出的宗教思想家和实践者西蒙娜·薇伊。“对于我个人来说，生命归根结底除却对真理的期待之外，从没有任何其他意义”。这是薇伊在《伦敦论文集》中的一句话，这句话精辟地总结了她的一生。她不是基督徒，拒绝受洗，拒绝参与宗教圣事，置身于教会和宗教团体之外；但她却以心灵去拥抱信仰，肩担重负去实践信仰，最后献身于信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比任何一个拥有无限权势的教皇更加接近上帝。薇伊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她不断地对马克思学说进行质疑与批判，她更是对那些在马克思以后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家和独裁者们充满了轻蔑和厌恶。她却比马克思本人更加接近工人阶级，她自动从自己的那个阶级下降再下降，下降到跟工厂里的工人一起干重体力的劳动。在经过劳动的艰辛之后，她感觉到自己就是受苦人之中的一个，并以全部的生命去探寻十字架上的真理。作家卡博的《信仰与重负》是公认的、迄今为止最好的薇伊的传记。卡博不关注曲折的情节，而重视薇伊精神的经历和心灵的升华——实际上，薇伊几乎不是一个肉体的人，她过着单身的、禁欲的、刻板的、苦行的生活，她是二十世纪最纯粹的“精神的人”之一。
在巴黎高师读书的时候，薇伊就表现出了惊人的才华。对薇伊影响最大的老师、法国著名哲学家阿兰将薇伊的习作收进自己的日记中，大加点评，并断言她将获得巨大的成就。毕业之后，薇伊到中学教书，很快她就厌倦了教学生涯，她要摆脱抽象的生活而走向更“真实”的生活。于是，薇伊来到工厂，她与强壮的男人一起钻孔、制造零件、烧锅炉……总之，她选择最艰苦的工作，直到身体累得受不了为止。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像奴隶一样干活，午间休息是令人痛苦的时光。”工人们在屈辱中已经麻木了，几乎没有人理解她，都把她看作疯子，人们故意偷走她制造零件的箱子。薇伊忍受了这一切，把他人对自己的“粗暴行为”视作上帝的恩惠。她发现，现存的社会秩序并不建立在劳动者的苦难上，而是建立在他们的屈辱上。
正是因为从精神层面开始思考，薇伊洞察到现代社会的荒谬。我们欢天喜地地迎来了一个机器控制人的时代，“现今的社会像是一架巨大的机器，它不断地紧咬着人们，却无人了解它的操纵杆；那些为了社会进步而作出自我牺牲的人像是紧抓住齿轮和传送带试图使机器停下来，却被碾得粉碎的人。”那么，我们如何应对这样的事实呢？薇伊不同意革命的方式，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时，她同样深刻地揭示了苏联集权主义制度的僵硬、冷酷和不自由。从政治上看，集权主义制度建立在民众的热情基础上。但是，当热情一旦消失，人们就感到身处冷酷的受奴役的境地，“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下，人们正是在充满热情的情况下感到自身是自由的”。一九三三年，薇伊就在文章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将把工人运动引入歧途，苏俄的榜样会让人认同这样的观念——为了革命而牺牲个人的做法是正常的。“全体俄国人民能以组成该民族的每个人以国家官僚主义为代表的所谓的集体利益而正当地被牺牲”。她特别强调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并由此与“唯物主义者”们划清了不可逾越的界限。在西欧知识分子普遍左倾的情况下，薇伊是较早意识到斯大林主义本质的人之一。
希特勒上台不久，她就敏锐地指出希特勒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两种意识形态互相攻击时，“仿佛是在徒劳地寻找对方与自己的不同点”。薇伊谴责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以十月革命的全部威望来装饰自己的政策”，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让热忱的信徒失去了一切审核的能力”。薇伊以一名真正的宗教徒的火眼金睛，发现了苏联意识形态的“伪宗教”性：“共产党的宣传，通过会议的组织，惯用套语，习惯的举动，越来越像宗教宣传；好像革命会变成神话，而这种神话似乎也像其他神话一样只是以承受无法容忍的境遇为结果。”在斯大林权势熏天的三十年代，薇伊就已经预见到苏联帝国将由于它内部的独裁制度和腐败而垮台。她的预言在六十年以后得以灵验。
薇伊本人就是二十世纪基督精神的伟大见证。她与甘地一样，是一个彻底的非暴力主义者。二十世纪人类最大的悲剧就是暴力的泛滥。在二十世纪，掌握了更高级的杀人武器的现代人，以超越了此前所有时代的效率和规模屠杀自己的同类。薇伊短暂的一生就亲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而她的祖国法兰西又恰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她还了解到在非洲殖民地的屠杀、在苏维埃俄国的屠杀以及在东方的中国和印度的屠杀。这些屠杀让她深感震惊。她挺身而出，高声谴责一切形式的和打着各种各样伪装的暴力：“武力受人操纵，武力又使人屈服，在武力面前人的肉体蜷缩。人的心灵始终由于它同武力的关系而发生变化，心灵被自以为掌握的武力所驱使和蒙蔽，心灵在身受武力的压制下俯首贴耳。”正是杀人的武器将人变成“非人”，而时代的主潮是信仰暴力，依赖暴力解决所有的问题。薇伊尖锐地指出：“武力，便是把屈从于它的任何人变为东西。当武力发挥到淋漓尽致时，它把人变成为从确切意义上说的东西，因为它把人变成了尸体。曾经还有人，片刻后，便无人了。”薇伊描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然而，她也许没有想象到，她之后的下半个世纪，人类的愚蠢和残暴还将大大超过她生活的上半个世纪——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屠杀、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屠杀、美国在越南的屠杀、非洲各国的种族清洗……在一次次的屠杀中，人的高贵性被颠覆了。
薇伊爱每一个人，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农民以及每一个在困苦中挣扎的人。她对抽象的“国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尤其反对以警察和军队武装的政府机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她还在上中学。法国作为战胜国，在《凡尔赛和约》中获得了一揽子利益。就在举国上下都欣喜若狂的时候，冷静的小姑娘却产生了自己的想法：“在条约签订前，我还一直是像孩子般高唱赞歌的爱国者。欺辱战败的敌人的强烈的情绪那时正在处处蔓延，令人反感，这使我从此摆脱这种天真的爱国主义病。我的国家使别的战败民族蒙受的屈辱比我的祖国可能遭受的屈辱更加使我感到痛苦。”这简直就是一个大逆不道的“卖国贼”的思路！然而，薇伊并非不爱她的祖国，在纳粹德国入侵的时期，她虽然远在英国，但是多次向抵抗组织申请潜回祖国充当情报员。鉴于她的身体原因，有关方面没有同意她的申请。她又不屈不挠地去找担任要职的高师同学帮忙。她深知纳粹将采用什么手段来伤害人的尊严，但依然决定要履行自己的义务，甚至准备好在受审时“死亡将先于真实口供”。但是，薇伊认同的是每一个同胞，她愿意与他们一起受难。祖国是由人与土地组成的，而国家则是庞大而僵化的机器。
薇伊热爱前者而拒绝后者，她认为，一旦祖国背后有国家，“正义便在远方”。薇伊在中学教书的时候，曾经与十六岁的学生们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当时，法国制造出了超级豪华的邮轮“诺曼底号”，并以此作为法国强大国力的代表。一时间，法国各阶层的人都把邮轮当作民族精神的象征，都在以热情洋溢的口吻谈论它。而薇伊则冷淡地反问道：“这条船的代价可以造出多少工人的住宅？”深受政府的“爱国主义”宣传毒害的学生们，非常反感老师的口气，他们纷纷反驳说，这条船的华丽和规模提高了法国在世界上的威望。然而，在薇伊的眼里，有什么比国家的“威望”更加微不足道的呢？在她的心目中，正义的原则是高于爱国主义的。
一九四三年的伦敦，胜利的曙光刚刚出现，而薇伊却积劳成疾。她一方面在形而上的世界里思考，进行艰苦的哲学和宗教的探索；另一方面在形而下的世界里操劳，运用自己所学到的护理技能为伤者和病人服务，每天只睡三个小时。她没有任何感官上的快乐，只有与上帝交流的愉悦和帮助他人的愉悦。病重的时候，她还坚持让医生把自己送到贫民区的医院，让出单人的病房给别人。她在病床上写道：“在这世上，只有沦落到受屈辱最底层，比讨乞还要卑下，不仅毫无社会地位，而且被看作失去了人最起码的尊严——理智的人，只有这样的人在实际上有可能说真话。其他人都在说谎。”八月二十四日，年仅三十四岁的薇伊平静地离去了。她把自己看作是上帝没有裁好的布，并坚信“我将得到补修和完善”。
在今天，能够感动人的人已经很少了，而能够改变一种生活的人更少。薇伊的一生，不仅使人感动，而且以亲身肩负闸门的姿态昭示着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读完她的书和关于她的传记，我们还能够无动于衷地持续面前的生活状况吗？
薛忆沩的《天涯》小说
? 彭 钢
从一九九七年开始，四年以来，薛忆沩每年都有一篇小说在《天涯》杂志上发表，这四篇小说连贯的主题和一致的风格在《天涯》的文学“板块”中留下了显眼的痕迹。《天涯》杂志显然为薛忆沩“重返文学”的艰苦努力提供了一条捷径。薛忆沩的《天涯》小说也构成了他创作旅程中的一个“必然王国”。
《老兵》（一九九七年第一期）
小说的第一句话奠定了一个乐章的基调，也开启了其它乐章中重复出现并且相互接续的主题和风格。
一个重要的主题是战争。薛忆沩小说中的战争，是中国近现代战争的遥远的回声，例如在《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里有北伐战争，在《两个人的车站里》里有抗日战争，在《首战告捷》里则有解放战争。战争纠缠于民族的历史，而薛忆沩选择它来表现个人历史的偶然性。
《老兵》的写作时间应该比较早，其中的战争背景非常晦涩和怪诞。小说是这样开始的：
排长仍旧坐在屋门口的那张小凳上，刚才到现在是不可捉摸的一瞬，大概有四十年。
在战争期间，主人公一直跟着“陌生人”和一群同乡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打仗。我们只知道这场战争有现代战争的机械、荒诞和无目的感，但不知道具体的历史背景。我们假定那是“军阀割据”的战争，那是中国政治最惨不忍睹的时期吧。四十年变成了一瞬间，不是因为我们丧失了真实的时空感，而是因为太相似的细节使小说容易跨越时空。
接着在长达四十年的“不可捉摸的一瞬”之后，发生了特别的事情。排长看到“突然飞来的一群怪物，把几乎成熟的稻田洗劫一空”。排长反复思考这件令他胆战心惊的事情：那群怪物是什么？“有一刹那，排长以为是他的那些同乡”。很多年以前，“他们一起唱着歌跟着陌生人出发了”。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够像排长一样从战争中回来。青春兑付给了虚无，歌声数字化为记忆。战争的荒诞将英雄的亡魂转变成无家可归的“怪物”。
小说的最后飞来一场更荒诞的灾祸，它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它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场面：
这无论如何是难以置信的。那些结谷子的地方如今长满了弹头！
小说就在这样荒诞的场面中结束了。这时候我们被带进了一个更惊险的隐喻之中，既然稻谷变成了弹头，战争也就变成了生存。在这种惊险的隐喻里面，生存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
《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一九九八年第五期）
这一次，战争不再是回忆，而是直接进入情节之中。主人公的官阶从“排长”提升成了“营长”（到后来的《首战告捷》里主人公就更是晋升为“将军”了）。
北伐战争与《老兵》中的战争有了很不同的意义。至少，小说主人公黄营长是主动地选择了战争。黄营长出生于大户人家，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母亲的入教而有机会与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进行密切的精神交流（从这时候开始，一个将在薛忆沩的《天涯》小说中重复出现的人物“意大利传教士”也开始出现了）。黄营长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因此白教士向他解释的西方精神文明更加激发了他的精神气质，这在环绕着他的腐败的物质文明环境中是难得的机缘：
他们相处的愉快来自十六世纪以来科学的巨大成就。白教士津津乐道地向黄营长解释的各种各样的科学原理令黄营长兴奋不已。他好像又回到了那激动人心的北京。源源不断的知识与逻辑使黄营长的理想得到更精心的保存。虽然黄营长从来也没有清楚地知道过自己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盲目的理想主义使黄营长冲动地选择了战争，他预先当然没有认识到战争有可能会埋葬他的理想。一年以后他带着部队攻打到一座小桥跟前。带着对历史决定论的滑稽模仿，小说称这座小桥即将成为“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而几年之前，黄营长曾经与他的一位同学在这座小桥上进行过一系列的精神交流：
他们刚刚从北京大学毕业，深受新文化的影响。他们几乎每天都到小桥上去散步。他们俯在小桥的护栏上讨论西方的历史和东方的未来。但他们谁也不知道他们脚下的这座小桥五年以后又将被东方的历史光顾，成为历史新的转折点。
这座小桥象征着他们放弃东方的物质文明而向往西方的精神文明，与十九世纪末的中国文人们所敢于承认的冲突正好相反。黄营长在自己整天与朋友们搓麻将的父亲身上概括出了东方精神的中断或衰落，而她的母亲则开始接纳西方文明中连续保持下来的精神传统。
小说最具讽刺意味的情节是黄营长最终遭受了来自东方物质文明的打击。首先是他的英勇进军被争抢功劳的上级阻止，接着是他心目中“美”的化身——他的妻子被长工阿虎强奸。阿虎是黄营长亲自用新文化教育过并入了教的“下人”。但可能正是这种进步的教育诱发了他造反的觉醒。这戏弄着“理性”的打击令黄营长选择了死亡，一个理想主义者因为历史的偶然走进了他必然的归宿。
《两个人的车站》（一九九九年第三期）
在这篇小说里，最早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两个人称：“我”和“你”，或者一对最古老的人生关系。黑暗中的电话两端，越过未知的时空，神秘的“你”对也许是错误的“我”发出伤感的呼吁，要求对最隐秘的回忆的唤醒。小说一开始，薛忆沩就语气激动地写下了一些用语言学的术语构成的突如其来的哲思。
如果不嫌简化的话，《两个人的车站》的主题就是人生的相遇。
犹太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在著作《我与你》中写道：“‘你’与我相遇，我步入与‘你’的直接关系里。”人生的相遇是多么罕见而困难的事情！这种奇迹的发生靠的不是“缘分”，缘分过于被动，也太物质化。当薛忆沩写到“一个年轻的中国人”约了他童年时代的邻居在“巴黎北站的问讯处前”见面时，他是否在这位年轻的中国人等待的焦急中透露了自己的焦急？——“他从少年时候起就开始在等待……”但是等待的对象失约了，精神的相遇也变得模糊了。
在题为“北京”的那个部分，小说的触角伸向了十七世纪初期。接着，当一个“意大利传教士”来到庞大的中央帝国与东方文明相遇时，尽管这位传教士“在那些对他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的士大夫们的住所和心灵中出出进进。他已经不怎么记得他的故乡了，他寄回教会的报告让人怀疑他的立场”。但最后，他仍然回到了他九岁时与他热爱的天主相遇的车站。“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位再也没有离开过北京的意大利传教士一直也就没有离开过欧洲。他的终点原来就是他的起点。他的彼岸原来就是他的此岸”。薛忆沩也许是想让我们感到，相遇是可以靠信仰和激情支撑起来的。
接下来是那位“英国老人”一九三七年与她在伦敦的经济政治学院的中国女同学的相遇。在“东方美人”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以后的那五十年里，英国老人与她在思念和虚构中频繁地相遇，英国老人虚构了“东方美人”五十年的生活与死亡的历史，后者却将五十年的经历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一本畅销书。就在五十年后，她终于可以与她思念与虚构的对象在现实中相遇的前夜，英国老人神奇地离开了她在其中苦苦地思念和虚构着的现实。她的去世也许代表着所有相遇的一种命运。
最后，薛忆沩又忍不住写到一个东京的少女在同一场战争的背景下与一名上海美术教师的相爱。故事中东京少女发现自己虚构小说中的人物突然在真实生活中出现，她禁不住失去了理智，将身心投入虚构与真实的相遇之中，直到上海沦陷……
马丁·布伯继续写道：“凡真实的人生皆是相遇。”小说从东方与东方的“相遇”，经过两次东方与西方的“相遇”，又回到了东方与东方的“相遇”。不过这一次不再是同胞的“相遇”，而是“宿敌”的相遇。两个国家正在进行战争，而“相遇”的两个性别又是永恒的主题中千百年来一直互相角逐着的对方。薛忆沩用纯熟而轻灵的笔触掠过时空，使小说具有了哲学论文一样的张力。在小说发现的“相遇的激情”中，虚构显然占了上风。薛忆沩似乎觉得，面对浩瀚的时空和生命，只有虚构才使有限与无限有了相遇的可能。
《首战告捷》（二○○○年第五期）
情节、风格、主题如此明显的延续性使我们看到薛忆沩的小说是天然地热衷于战争和革命。但是“黄营长”和《首战告捷》中“将军”是区别于职业革命家的。他们善良、脆弱，他们对于异种文化充满了向往和同情。
在这篇小说里，一个来自“浮在水上的城市”的穿着中国绅士服装的意大利遣使会会士吸引了将军最初的兴趣。意大利人对自己信仰的价值毫不含糊，他总是“不假思索”地回答着将军的疑问。同样，这一次意大利人的传教并没有激起将军的宗教情感，却煽起了他对理想和革命的向往。也许从西方借来的“革命”理论同样给了他清新之感。
与《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一样，在《首战告捷》里，个人再一次成为历史偶然性的牺牲品。将军选择了革命，而革命欢迎他的选择。小说中的那个指挥官认为，从这一点看，“革命恰好是最人道的”。但这“最人道”却令将军的父亲心碎。他终于放弃了他的努力，他原来一直想劝说自己已经参加革命的儿子放弃冲动的向往，跟他回到富足安稳的物质生活中去。他终于决定不再跟在革命队伍后面苦苦哀求了。将军“一直目送着父亲走远，直到他的身体消失在仍然飘散着硝烟和血腥味的黄昏之中”。将军这时候正满怀革命的豪情，他认为终于摆脱了父亲的纠缠或者说终于摆脱了自己平庸的过去，是他赢得的第一场胜利。他品尝到了“首战告捷”的美味。
但是在二十年以后，当最后的胜利也排山倒海似地归属了他的选择，在略带疲惫的喜悦里，将军才突然发现他那“消失在仍然飘散着硝烟和血腥味的黄昏之中”的父亲其实永远地在时间中消失了。衣锦还乡的将军（《老兵》中也有排长战后还乡的场面）被告知父亲当年与他自己一起投身革命去了，从此没有再回来过。生活的链条突然被不可知的命运砸断。“首战告捷”的美味经过二十年的消化突然开始反胃。这难道就是革命的意义？这难道就是胜利的意义？革命的理想主义者突然被历史神秘的偶然性推进了怀疑主义的深渊。
与《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不同，《首战告捷》有一个“开放的”结尾。在叙述的终点，将军还没有做出下一步的选择。他只是“茫然地抬起头”，接着“茫然地看”了叙述者一眼。他不知道他应该“回哪里去”。不可知的历史就这样夺去了人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回去”这种日常的行为遭到“形而上”的盘问，终于失去了它的目的和方向。
结局还是让读者的想象去生造吧。下面我想转向谈谈语言的问题。在薛忆沩《天涯》小说一致的风格中，语言的风格更是十分突出。可能读者读所有这四篇小说都感觉是在读从西方式的东方情调故事中翻译过来的故事，就像读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东方奇观》或者博尔赫斯学究式的小说。甚至情节也有典型性或似曾相识的特征。事实上，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薛忆沩《天涯》小说的语言取向，一方面，对西方句式和语汇的借用实际上暗含着一个世界的借用，就像“本体论承诺”（一种语言对一类存在的预设）暗含着一种本体论立场。往往只有通过借用的世界才能看清楚旧世界的意义，当然这“看”的过程也包含着创造的激情。另一方面，公认薛忆沩的叙述语言精致而训练有素，不过“考究”并不是表面的风格，我们更应当注意由语言的风格所构成的富有多方面张力的内涵，注意小说在极端节制的语言下所隐含的对文化与人生基本问题的体会。
培根和他的绘画
? 郏宝雄
《国外画家译丛》再版，说明广大读者对这套丛书的厚爱。现将为《培根》所写的序加以整理，作为对《培根》的推荐介绍给读者。
现代英国艺术家中最富独创性的形象画家——培根，在世界现代艺术史中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就个人而言，我并不喜欢他的那些可怕的画。
记得多年前，我还是一个艺术学生时，曾在一位颇有些名气且因其具有前卫思想而为学生所推崇的先生家里看到过培根的画。那是一本外文画册，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极其恐怖的画面，给我的感觉仿佛自己会被它乱咬或吞掉一样。对于我当时正苦心研习着每一块骨头和肌肉的生活及欢快而平和的心态而言，的确不能算是一个令人愉快的遭遇。尽管我根本没有兴趣细细观赏，却无法忘掉它们。在多年后，当我再次谋面培根的这些作品时，由不得心中一惊，这或许就是培根的魅力所在，任何人只要看过一眼就无法忘掉它。
像想了解一个鬼魅的世界一样，我想了解培根——这个古怪的爱尔兰人。在约翰·拉塞尔笔下，对培根及其作品较为全面地认识之后，我心中的培根渐渐丰满起来。我被这个并不曾给人带来美感的艺术家超人的洞察力和不可思议的冥想所折服，他的作品有一种令人难以抵抗的威慑力量。
这个英国画家从未上过任何一所传统意义上的学校或者艺术学校。三十五岁以前只在一次名为“英国青年画家”的混合展览中露过一次面。那时作为一名画家他几乎无任何成就可言，专业艺术界只有少数人知道他。他十分自负，坦白中具有一种贵族式的优越感，这来自他成长的环境。在爱尔兰他度过了整个儿童时代，他周围的人，特别是他的几个身为贵族的姨母的怪僻充分体现了这个家庭个性的奇特。同时，也使他体验着人的怪异和与之同在的快乐，这对于他多年后的那种冲动、慷慨和梦幻的生活方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曾短时期地做过室内装饰设计师和家具设计者，而后转入专业绘画，直到一九四九年举行个人展览后才被朋友之外的人所知道。
二十世纪上半叶是艺术领域空前活跃的时期。各种风格的绘画和雕塑层出不穷，艺术家们创造了各种新的艺术语言，试图表现一种永恒和绝对的精神。二次世界大战后，各流派的观念和手法被综合利用，新艺术的发展十分壮观。培根作为这个时期的艺术家始终保持着他的独立性。尽管有些评论家认为他的作品具有超现实主义倾向，部分地受到毕加索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八年作品的影响，而实际上一九三六年的那次著名的超现实主义展览会又拒绝展出他的作品。他不介入任何绘画方面的活动，他的独立性使他不属于任何派别。培根几乎总是一个人单独作画，只有三种东西使他着迷：战争、肉食、独裁者。
在培根的笔下，形象不再是按照真人或动物画出来的，他向人们展现了命运被遮盖了的景象。他形容自己的作品是“试图把某种情绪形象化”。正因为如此，使得一个人的孤独和苦恼成了他最喜欢表现的主题。他的画面上往往出现的是一个可怖的、痉挛的、孤寂或挣扎的肉体，一个难以名状的“食尸鬼”或是一个咆哮着的恶魔，它或坐或站在一个幽闭着的阴森的空间中，很像一个阴暗的单人牢房。这些怪诞的变了形的生物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痛苦和紧张的情绪震撼了西方画坛，也使培根作为揭示人类生存困境的艺术大师蜚声大西洋两岸。培根的作品大都是即兴的，他的想象力在他的“三联画”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在他的“三联画”中肉体被随意地拉扯成各种形状，据他自己说，他所要塑造的是一个痛苦和恐怖的世界、是要画出巨头和掌权者的孤寂。就这一点而言，他做到了。
在这里我想引用一段约翰·拉塞尔对培根的描述，我想是恰如其分：“他从来不把自己钉在某一件事情上——比如一所学校、一个家、一个办公室、一个职业、一种生活方式，乃至一个国家……他老是终止他通常给人们的形象感觉：他是大自然万物中不可分类的一个。”培根懂得自己存在的意义，他不注意社会的准则和禁忌，“远离这一切达到了否定或违反的惊人程度”。仿佛一切都不存在，他的存在完全是个人的。他并不忠诚于油画颜料的传统性质，作画笔法草率却具有精湛的技巧，他对于一张平庸的彩色照片与一张名画的态度无太大差别，按照他的观点“每一形象在潜在意义上与所有的形象相等”。他让自己的想象力在画面上驰聘，白日梦的基调屡屡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在冥想的冲动中不停地创造着。培根以他独一无二的个性确立了他独一无二的画面形象，培根就是培根。
当今的艺术家们对艺术的本质，人的本质以及民族自省乃至哲学的思考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培根因而更为引人注目。在我结束以上这篇文字的时候，我想读者已经了解了我们的意图，仅在于使更多的人了解培根。
我个人仍不喜欢培根的画，但这已不再重要了。
（“国外画家译丛系列丛书”《培根》，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再版，译者：吕彭等，定价：9.5元）
传统与反传统的纠葛
? 林敏洁
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里，传统的思维逻辑方式使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有了大众公认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在这样的时期，传统的流变是较温和、较缓慢的，较容易被大众所认可、所遵循，它与社会各阶层的生存和利益也基本吻合、互相适应。然而，在历史剧烈的变革时期来临时，传统中墨守成规的一面便格外引人注目地显现出来，并无可逃脱地受到人们特别是各历史时代先觉者们的怀疑、质问、挑战，甚至是摒弃、鞭鞑。
我们会发现：人们对待同样一种传统的心理态度，会因为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人们既安于现状又思弃旧图新的双重性格，导致了我们对传统的矛盾心理，并使社会的变革充满激烈的内在机制冲突和人事冲突。传统和现实又可比作新旧文化的“两代父子”。这“两代父子”虽在文化理念上有势如水火之处，但却凝结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与难解难分的百年恩怨。
众所周知，萧红曾是中国三十年代颇负盛名的女作家之一。尽管萧红一生都在奋力追求冲破、挣破传统文化束缚，争取女性自由的理想空间，尽管时代的变迁给萧红的努力带来了一部分客观上的契机，但是作为新女性及新女性文学代表人物之一的萧红亦无力挣脱传统文化对她潜移默化的诱导和影响。
《红玻璃的故事》在萧红的创作生涯中或许称不上名篇佳作，更何况小说本身又是由萧红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英日炮战声中口述，骆宾基于萧红逝世一周年之际整理撰写。因此，在萧红研究上常常被忽略，这并非不可理解。
然而，即使是这样一篇貌似平庸、语不惊人、情节简单的作品，也鲜明地呈现出传统文化的辐射投向萧红一生躲闪不过、使她倍感苦闷与困惑的压力与阴影。
故事的主人公王大妈本是一位身体健壮、性格开朗、生命力旺盛的农村妇女，但她无意识中拿起外孙女的万花筒观望了一番之后，精神面貌便一蹶不振，回家后染病卧床，很快就忧郁而死。
这篇小说在用去很大篇幅介绍这个中国北方农村普通妇女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之后，借助她去女儿家给七岁外孙女过生日这一特定情节展开了小说的主题。作者于是写道：“起初，王大妈还笑着说：‘你那是玩什么呀？拿过来给你姥姥看看’，实在她不是不知道红玻璃花筒，正是因为太熟悉了，才没有在意。但当王大妈闭一只眼向里观望时，突然她拿开它。”
王大妈无意中这一看，“对命运有所悟”，“窥破了命运的奥秘”——即祖孙三代无法摆脱贫苦、孤独、“寂寞而无欢乐”的人生道路。于是，一个“最愉快的老婆子”不久便忧郁而死。这里，决定王大妈这一悲剧性人生转折的因素之一，正是佛家思想中所宣扬的所谓“顿悟”。这里作者显然无意间在写作中流露出佛家思想的某些思维逻辑及对此种理论的认同。由此可见，像萧红这样一位追求灵魂解放的女性作家，她的许多理念仍然是中国传统式的。作为旧传统的叛逆，新时代的弄潮儿，她的思维习惯也难免囿于受传统氛围影响而产生的习惯思维定势。据现在所知的萧红生平来看，她或许从未对佛学有过特殊的兴趣，更谈不上有何种程度的研究。但《红玻璃的故事》告诉我们，作为中国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萧红，佛家思维方式仍对她的创作活动起着诱导渗透作用。
《红玻璃的故事》构思的核心，即“但当大妈闭一只眼向里观望时……”这一中心情节（几乎可以说整个故事的前后铺垫都是为此一“顿悟”现象而有意设定的安排），其本身便是从传统文化之一大支系—佛家思想中演化孕育而来。当然，由于故事情节的合理，这种佛家思想的运用更通俗，更合情，更容易被在同一文化传统背景下的读者所认同，所理解。这当然可视为作者争取读者的一种受潜意识支配的手段，这手段的本身亦是建立在大众传统文化心理的审美基础之上，也就是说传统的氛围左右着读者对故事内容可信与否、真实与否的约定俗成的判断尺度。而从作者萧红的立场而言，这该是小说创作动机与手段的对立而统一的关系。只要读过《红玻璃的故事》的人都会对小说反传统生活方式的主题一目了然。小说借用令人信服的传统思维习惯，告诉读者“顿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可能的，但故事情节的发展走向又警告读者，即使“顿悟”在思维的领域中可能，但对于现实的变革却显得无能为力。
小说在客观上提示人们：传统文化氛围现状下生活的人们，即使可以“顿悟”，却难于绝处逢生——亦即不可能像佛家思想宣扬的那样“顿悟成佛”。因为这个“佛”如果放弃了“来生”“转世”的假定，便没有了现实的意义，也就自然丧失了精神上的寄托。“民以食为天”，所谓“食”便是现实生活中物质需求的形象化、具体化。没有实现可能的任何思维传统都将被人们所怀疑，并在怀疑的基础上试图改良它，甚至改造它。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之一，便是诱发读者重新思考我们习以为常的传统思维逻辑、行为逻辑是否仍可依赖，是否需要更新，进而思索是不是需要反抗。《红玻璃的故事》借助传统思维习惯而获得反传统理念的功效原因正在于此。
如果说《红玻璃的故事》只是偶然浸透了传统思维的习惯，那么再让我们来看看萧红另一篇小说《小城三月》。
像《红玻璃的故事》一样，《小城三月》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小说描写的是主人公翠姨平淡却是悲剧的一生，所不同的是《小城三月》的写作手法更加细腻，更为隽永。
翠姨是一个“生得并不是十分漂亮，但是长得窈窕，走起路来沉静而且漂亮，讲起话来清楚地带着一种平静的感情”的典型东方女子。她已接受了封建传统包办婚姻，然而却暗恋上了一个大学生。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使翠姨在现实生活中有了呼吸“咸与维新”的新鲜空气的机会，这便诱发翠姨走上了怀疑传统生活方式的心路历程。在进城的一段游历中翠姨发现哈尔滨“洋学堂”里的男学生“坐马车的时候，总让她先上，下车的时候，人家扶她下来，她每一动别人都为她服务”，“在学校的宿舍里边，有暖气，洋床……”翠姨像“一个女同学似的被他们招待着”。学校引进了俄式的道德规范，处处女士优先。“所以翠姨受了他们不少的尊重，请她吃大菜，看电影”。
这一连串男女同行的举动，本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被视为大逆不道，但这一段经历却给翠姨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愉快、满足和作为女人的希望。她感受到了新的男女平等的精神境界和生活空间。这些点点滴滴的内心体验是翠姨对于传统文化的叛逆从感性认识转变为理性认识的过程，同时亦是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过对自由恋爱的初步追求和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只能给相信宿命论的她带来“不从心”的深重痛苦。她好比一只羸弱的蚕蛹，始终无力咬破命运的蚕茧，最终被传统文化的精神丝缕捆绑而死。
可以认为，萧红的基本性格特征和写作特征显现出她总体上是一位感性作家，而非理性作家。因此，在分析她的作品内涵及创作动机时，便要格外留意萧红笔墨背后隐藏着的某种特殊情绪的流动，而这种情绪的流动便是导致萧红一生苦乐与忧患甚至最终绝望而死的根源。在萧红的作品中，既有坚决的、果断的反传统意识，又有对生命意义本身所产生的朦胧的怀疑。这种思维倾向不单为萧红所独有，中外知名的作家、思想家中此种现象亦很常见，如萨特、尼采、鲁迅等皆是如此。比如对新文化运动产生过积极推动作用的李叔同，早年是一位“仗剑去国”的近代文坛英豪，但最终遁入空门，出家为僧。这当然有一些个人因素，但由传统与现实的冲突而产生的精神世界的痛苦与矛盾，应当是导致李叔同回避现实社会的最直接最根本的诱因。与他们从理性的高度探求生存意义的努力相比较，萧红显现得更质朴一些、更感性一些、更原始一些，但这感悟却是在萧红的思维脉络上真真切切地存在着。这里萧红亦受着古今中外多重思维方式的影响——既有佛学思维对人生持“四大皆空”论点投影，亦有西方现代哲学中对人生虚无感慨的因素。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萧红后期小说中传统与反传统的纠葛，并不单纯是文化观念的冲突，同时也是她对坎坷生涯的不甘与无奈在创作中的艺术投影。她永久的憧憬是“温暖”与“爱”，但结果却被她厌恶的人欺骗，与她挚爱的人分手，最终爱上一个她并不喜欢的人。她也没有感受到她需求的温暖，而是孤寂忧郁以至早逝。她青少年时代曾以反叛传统而被开除族籍，而临终前却宣布“现在就要在我父亲面前投降了，惨败了，丢盔卸甲了”。她曾历尽千辛万苦冲出被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和被封建传统和魔爪控制的封闭的东北小城，而临终前的决定却是“我要回到伪满去”。萧红说过：“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我知道，可是我还是免不了想：我算什么呢？屈辱算什么呢？灾难算什么呢？甚至死算什么呢？我不明白。我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是这样想的是我呢，还是那样想的是。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这段话实际上是萧红对自身境遇的形象描绘。在经历多年外在与内在的思想的演变冲突中，萧红被几重互相关联、互相制约的矛盾所困惑。她承受的负累之一，就是传统有形和无形的压力。她的单薄的羽翼，终究没有冲出传统的阴霾，飞向温暖与爱的天国。所以萧红后期笔下人物命运的轮回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迷惘、苦闷、彷徨。
欺人与自欺——太平杂说
? 潘旭澜
《李秀成供辞》，屡屡说到洪秀全“一味靠天”，对此十分反感，认为是“失国丧邦”的重要原因。
李秀成的体察很真切。洪秀全毕生一大特点就是“一味靠天”。
有想像力是洪秀全的重要本钱。他将《劝世良言》中某些宗教知识加以利用，同落榜后“魂游高天”的幻觉和狂想结合，按需不断生发修补，编造出一套神话，写了一些诗文，借上帝名义鼓动造反，说上帝派他到世间来作天王。这些宣传虽然不三不四、非驴非马，却自有一些独到之处。一是，用自创的新迷信以求达到政治目的。二是，自己占居了教主和天王的双重领袖地位。三是，可以欺骗没有文化的山区百姓。
同样因为一再落榜而对清朝不满的冯云山，认定洪秀全有天子之相，甘愿辅佐他打天下。冯云山帮助他充实、丰富了那些迷信宣传材料，而且，一门心思在广西桂平进行宣传和发动。当生活上发生困难，而且两人意见不同时，洪秀全不顾冯云山的苦劝，回广东花县老家。冯云山一个人留下来，历尽艰辛地做了三年的“地下工作”，争取到了一批信徒。当洪秀全受冯云山之请，再来桂平时，看到有一批骨干和几千信徒，就耐不住寂寞，执意将“地下工作”转为公开斗争。制造了一个轰动效应之后，马上引起官府的注意。他知道官府要抓人了，就独自溜之大吉，冯云山和另一个骨干卢六则被捕了。后来，冯云山被营救出狱，形势再趋好转，回广东将洪秀全接去桂平，以示洪亲自领导造反。所以，李秀成在供辞中说，“谋立创国者出南王（冯云山）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可以将这话作另一种表述：如果没有冯云山，洪秀全的那些大胆想像，只能在广东花县成为逐渐被遗忘的疯话。不可能有“出游天下”，不可能有紫荆山根据地，不可能有拜上帝会。
还有一个杨秀清。作为桂平的当地人，凭仗他的人际关系和熟悉社会情况，尤其是出色而实用的谋略，不但能争取到更多的人参加，而且在拜上帝会濒于瓦解之际稳住众人，救出冯云山，将斗争由低潮推向高潮。他是一个组织、指挥能力很强的铁腕人物，能随心所欲地将拜上帝会的一套邪教迷信用于对内对外。于是，他便成为太平军的实际上主要领导人，洪秀全则基本上作为一个偶像和木头图章而存在。如果没有杨秀清，太平军的造反便难以发动起来；即使被迫勉强发动，也会很快就失败消亡。
不甘于作木头图章的洪秀全，有时也要乱出主意瞎指挥。结果，由于他的瞎指挥，冯云山被清军炮击而死于全州蓑衣渡。这一来，使洪秀全在军事上不再随心所欲乱拿主意，杨秀清也因少了冯、洪干预而权力更加集中。
没有军事指挥、行政领导能力的洪秀全，到南京之后，干脆退出一线，尽情享福。在豪华无比的天王府里，由一千多人直接服侍着，周旋于几十个女人堆中，过“地上天堂”的日子。宫门不出，臣下难得见到。杨秀清送上来的官员们奏章，一概盖上“旨准”的图章。越是不管事，便越是缺乏管事能力。
内讧的动荡，石达开出走的风波，使他不得不站到第一线。随即，又让总管宫廷事务的蒙得恩主持日常工作，弄得人心涣散。正在此时，来了个洪仁玕接手。无论小朝廷的武将文官是否信服，反正洪仁玕既可靠又能说出一套又一套“治国安邦”的设想，他洪秀全都有理由为自己坐稳宝座而相信天意。
一八六○年第二次破清军江南大营，其实并非洪秀全的计谋，“实众臣愚忠而对天王”。然而，洪秀全竟十分忘乎所以。不降诏奖励参战官兵，南京和外地的将领也不召见，对所有的意见、建议一概不理睬，甚至公然在诏书中说什么“有天不有人”，完全抹煞众人功劳和苦劳。一八六一年，甚至还降诏将“国号”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直白地要将太平天国定性为他个人私有，因为“天父天兄”是幌子，天王才是实有。从如意算盘考虑，可以进一步强化君权与神权的双重统治。从坏处着想，是要防止有兵权的将领搞分裂。他没有别的本钱，没有别的本事，没有办法消除诸将的非难情绪，只好将“天上”搬出来，说是天上本就是如此，以前未曾宣布罢了。他不太清楚，或者不愿明白，自从最高层内讧之后，人们已经看穿了以前的一整套迷信宣传是什么玩意，只是“骑在虎背，不得下骑”而已。也许他知道一点，但又别无办法，想借此重新统一思想，巩固君权。
对外姓将领多所疑忌，两个老哥洪仁发、洪仁达和亲信蒙得恩又都压不住台面，堂弟洪仁玕也是一时长不粗的嫩竹子，只好自己面对一线的重大问题。尤其是李秀成请示他的大事，他拿不出什么主意，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也不愿负拍板的责任（好处于主动地位、永远正确），便说什么“认实天情，自然升平”。所谓“天情”，既是上帝的意思和教义，也是他本人的主要心思，是玄得很又十分好用的灵丹妙药，你们好好体会。倘有什么不顺从他旨意的，便用“天话责人”，大骂“你有奸心”。即使有什么紧急之事请示，他也依然“言天说地”，让你摸不着头脑，不但掩饰自己的无能，还显示自己的高深莫测。
中国古来的皇帝都讲天，造反者也讲天。但没有谁像洪秀全那样，将天死死抓住不放，“一味靠天”。这丝毫也不奇怪。别人说的天，是从传统借来的概念，是高居万事万物之上的主宰，是用以争取民心和舆论的大旗，是面对未知数时的心灵寄托处。有人信得多，有人信得少，有人将信将疑，有人时信时不信。洪秀全的天，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渣滓为主，掺和少许外来文化的荒诞因素，完全按照个人需要制造出来，经过冯云山、杨秀清等人加以充实、丰富、发展的玩艺儿。它冠冕堂皇的包装是理想，是目标，是命运，是是非标准，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大主宰。表面上，洪秀全是受它之命来唤醒百姓，惩恶扬善，斩灭妖魔，建造地上的天堂。实际上，是洪秀全要受骗或被迫参与的百姓，无条件地献出一切，作为泯灭个性和人性的工具，让他自己统治和占有天下。可见它是建立超级奴隶主王朝的邪教的基本理念。洪秀全本来只是要跟随者、被裹胁者迷信。打进南京之后，继续充实、强化迷信，是巩固天王兼教主地位的需要，主要还是用以施之于人。或者说，是他炮制给别人喝的迷魂汤。以李秀成为主的将领们协力第二次大破江南大营，这一出乎洪秀全意外的胜利，使他不由得陷入自己制造的迷信之中。
正因为胜利大大超过了他的期望值，本就极其羸弱的理性窒息了。他不愿也不会考虑，这是“骑上虎背”的人们愚忠与自救的结果，而是怡然自得地用“天情”、天意来解释。或者说，他自己喝下了为别人炮制的迷魂汤。于是，从此以后，“格外不由人奏”，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听不得任何理性的声音，甚至扬言，“朕睡紧都做得王，坐得江山”。与其说这是恶性自我膨胀，不如说是狂热的自我迷信。然而，他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管里，意想不到的胜利也不会接踵而来。清军江南大营虽然覆灭了，但湘军的威胁越来越大。战争提出的许多实际问题，不由分说地挤到他面前。李秀成这个他所极为疑忌而又不能不用的统帅，还不时搅乱他的心境。他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除了玩弄点权术，也没有多少应对的办法。只能再三强调“认实天情”，既避开他无法解决的困难，更期望奇迹的联翩而来；既稳住别人的信心，也借以从纷繁的现实中自我摆脱。
一个高高在上、疑心特重、脱离实际、缺乏领导能力的天王，一个丧失现实感导致军心民心分崩离析的极端利己主义者，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到头来只能“一味靠天”。他自造的那个“天”终于不能靠了，他只能黯然地走向死亡，从而导致太平军迅速地复灭。正是他的死亡，中国才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将近代史最沉重的一页翻过去。然而，他引起的内战造成的直接和间接后果，他所留下的精神病毒，不知给中国加重加深加长了多少灾难？
智慧快餐（四帧）
? 郑辛遥
如果你总是把过失推给别人，那么过失也就会更亲近你。
把客观干扰种到自己身上，就变成了自我干扰。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人心是否变得越来越大？
小心！重礼里面常会有陷阱。
槛外人谈
? 周 实
对于学术界来说，我这人只能算是“槛外人”。但自主编《书屋》杂志以后，就渐渐看出了思想界与学术界的一些“门道”，对于学者们在说些什么，他们为什么要用“学术话语”说事，以及争夺“话语权”背后的事情也慢慢地有了一些了解，于是就不由自主地萌生出要编一本《精神档案》的念头来。前一向有人编了三本书，是谈自由主义的，已经将有些问题的讨论文章搜集了进去。而我的兴趣则在于编一本这样的书：立于学术潮头的经济学家们怎样研究中国社会转型问题；在共同的研究对象面前，他们各自如何用自己的智慧诠释中国，支撑这种诠释的社会责任感又是什么。当然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如何对待自己同行的研究。后一点至关重要，我认为这是整个社会宽容程度的一种折射，非常值得记录下来，以备后人查考。同时，为了让整本文集不是经济学家们在自说自话，自弹自赞，我也留心搜集了一些非经济学专业的学者对经济学研究以及经济学家在时下所起的社会作用的评论。
有了这想法，就开始留心搜集文章。好在经济学是当代显学，高论甚多；谈论经济改革更是热门话题，除了经济学界之外，还有其他学科的学者们热情参与。所以只不过留心采摘了几个月，原本空空的篮子里就逐渐有了些鲜花，且种类不少。虽不敢自矜采摘了“百花”，但篮子里也至少装进了几十种花花草草。在将近七十篇可以入选的文章中，经过仔细筛选，只留下了二十九篇。这二十九篇文章的作者，既有享誉全球的国际名家，也有名重当代的学者，还有目前藉藉无名的专业研究者。从年龄上来说，算是老、中、青三代人物济济一堂。从研究者所处的地域来说，既有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也有留学海外的学人；从国籍来说，也包括“国际国内”。我相信，这种让各种流派观点都有机会登台的选编方法，将使这本文集不再成为某一学术流派自说自话的“自家园地”，公共性将成为其基本特点。
按照文章的类别，我将这二十九篇文章分为七类，第一编“面对共同世界的不同思索”，收进了两篇极有代表性的文章，作者们谈的问题博大精深。其中有一位是为前苏联实施“休克疗法”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克斯先生，他与杨小凯先生等联手写的《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一文，其要点是：制度转变的核心是宪政制度的大规模改变，经济转型只是制度转型的一部分。总的来看，这篇文章有几个特点，一是富有历史感，作者们借助法国、美国历史上宪政转轨的实际过程谈出自己的看法：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两者，到底谁笑在最后还未见分晓；二是指出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和苏联改革的初始条件和推动力的误解，导致产生了许多误导人的观点。作者用大量事实说明，中国在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引人注目的高速增长主要归功于较低的初始发展水平，归功于模仿新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所带来的发展机遇。最后，作者指出了中国这种缺乏宪政秩序的市场导向型经济改革的结果是导致国家机会主义泛滥，经济转型沦为国家机会主义的附属品，在公平与效益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并且对宪政秩序的形成产生更多障碍。
程晓农先生在国内原是从事智囊型经济研究的，到海外后也一直关注着中国的经济改革，他写的《繁荣从何而来——中国经济现状和趋势的分析》一文，分析了中国改革以来在半市场交换、半“随意化”行政干预的双轨制下产生“经济繁荣”的根源，并指出这种通过动用多年积累的资源进行的“花钱买稳定”式改革，现在正面临坐吃山空的困境。作者最后指出，目前的难题是在全能主义的体制中缺少应对上述现实的机制，政府习惯于代替民众和社会利益集团作抉择，因而把制度变革的责任和可能的社会反弹都集中到自己身上；而民众则习惯于等待政府提供的机会，也把变革中的利益损失归咎为政府的过失。这样一来本来存在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磨擦，反而被政府变成了每个利益集团分别与政府的磨擦。这两篇文章的作者因其处在海外，又都对中国问题有很深的了解，其观点不乏深刻独到之处，读者只要静下心来仔细阅读，定会从中获益。
第二编“中国八、九十年代经济学发展轨迹”只收了两篇很有代表性的文章。董辅礽先生是中国老一代经济学家中至今还很活跃的一位。《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刘建锋对他的采访反映了这位老学者实在的一面。他回顾了五十年来中国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他的叙述虽然充满了一种不得已的隐藏与无奈，但还是显示了学术发展在中国的艰难性与曲折性。他的自我审视在其同代学者中很有代表性。卢周来因其属于经济学界的“新进”，富锐气且少有利益考量，他在“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的繁荣”一文中谈到的“海尔布鲁诺难题”，说明了一个问题：经济学是市场制度的产物，市场制度有多幼稚，经济学也是就有多幼稚。这两篇文章恰好从一个特殊角度与第一编所选编的两篇文章相映成趣，说明了有关中国改革所涉及到的重大问题为什么目前还得由非本土学者“垄断”首创权的制度背景与学术背景。
第三编“对权力腐败的两种阐释”，主要收集了近几年围绕一个备受瞩目的话题，即“经济学要不要讲良心，经济学家要不要讲道德”这一问题所产生的争论。对中国权力市场化引起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其他种种相关联的问题，我国经济学家们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有的解释完全违背老百姓的常识。这一问题的争论到一九九九年达到高峰，先是张曙光先生向何清涟女士发动了一场备受关注的挑战，继之又有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关于腐败的高论“走红”中国大地。编者将有关这一问题的主要争论文章收进这本文集，目的很简单：这些思想足迹不管是代表这些学者的光荣还是耻辱，表现了他们的高尚还是庸俗，反正都是他们以“吾手写吾心”的方式为自己留在世界上的足迹，代表着他们在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价值取向，读者们会凭自己的社会良知对此做出判断。笔者认为，这些文章在关于腐败问题的态度上，倒是证实了一点多年来经济学家开始不肯承认的一个事实：经济学家们已经利益集团化。就在笔者编这本文集时，又听到一个传说，已有某著名经济学家前几个月公开站出来承认“我就是一个庸俗经济学家”。所谓“庸俗经济学家”者，指的其实就是为某一特定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家，马克思曾将自己的批判锋芒毫不留情地直指这类学者。
第四编牵涉到的问题比较敏感。程晓农先生留美多年，但他对中国当代社会精英分化的分析比较到位。也幸好他身处海外，否则这篇文章恐怕又会为他惹来一大堆闲气。崔之元先生近年来声名不小，他关于“鞍钢宪法”、“大跃进”与“文革”的解释独出心裁，与我们看到的事实相去甚远，本文集收进他的代表作之一“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以飨读者。刘东先生针对这种“洋泾浜学风”，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表批评文章时惹了“大祸”，惹“祸”根由倒不在于他谈的问题是否错误——其实我已不止一次地听到过“圈内人”说过，他谈的问题非常重要——而在于他的语气与他的少数语句大大得罪了人。因为这原因，他所谈论的问题最后被他的论争对手成功并技巧地置换成“谁有资格谈论中国”这个话题，这当然引起了海外中国学者们的同仇敌忾，写了不少文章，其中有不少只能算得上言不及义的“讨论”，这种情绪性的争论模糊了问题的核心，导致这场学术讨论无法沿着应该指向的路径深入下去，最后还是由秦晖先生出面写了篇“淮桔成枳，出局者迷”，说了些该说的话并结束了这场“纸面上的战争”。
笔者今天选编这些文章，是因为这些文章讨论的话题还远远没有过时，今后这些话题也许会以另外一种新的形式继续下去。这些话题虽然与经济学没有直接关系，但却与我国以经济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转型有直接关系。况且中国经济学也有“洋泾浜化”的倾向，只是经济学的语言比较难懂，一大堆“西方经济学概念＋中国资料＋数学公式”的文章颇能收“拉大旗作虎皮”之效。
第五编定名为“槛外人看槛内人”，倒也不是因为这些作者的身份与经济学研究无关，其实他们当中还有好几位就是研究经济学的，只是目前他们还未成为“主流”，与经济学界激烈争论的双方距离比较遥远，所以将他们列作“槛外人”。这些作者有的用严肃认真的笔法，有的用调侃的方式，但都是对当前中国经济学界以及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针砭，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契诃夫说“大狗小狗都有吠叫的权利”，正当红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真该好好读读这些文章，以明白如潮的“社会评价”当中——其实有些社会评价就是他们的“同志好友”以及分布于全国各地的“门墙桃李”多年来对舆论加以引导的结果——除了赠送他们“著名”，“杰出”等高帽之外，还有这么多的“另类看法”。而且随着经济学家们对现实的解释偏离常识这一“阿基里斯脚踵”被公众认知程度的加深，这种“另类看法”只会越来越多。所以依笔者愚见，主流经济学家们还是学学古人的故智，兼听则明，在惬意享受这些得来甚易的“桂冠”的同时，还听听批评意见。因为现今“著名×××家”的帽子满天飞，抄编了一两本教科书的人也敢领受如此称呼，可见这种称呼正在贬值。其命运也可能如同“小姐”的称呼一样：在改革之初，“小姐”
之称甫一出口，听惯了“同志”的国人们顿时为之神清气爽，精神一振。但发展到今天，“小姐”这一称呼已有了太多晦涩暧昧的成分。你如果在某些娱乐性场所称女青年为“小姐”，被称呼者会很不高兴地告诉你：“请别叫我‘小姐’，我是服务员。”
第六编只挑了一篇。这篇文章与中国经济学没有直接关系，因为作者谈的是西方经济学在本土遇到的挑战与应战。作为编者选编此文的用意有两层：第一层用意主要是想让读者明白，经济学的困境不止咱中国有，外国也有，让大家对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表示理解，毕竟“理解万岁”的口号也叫了近二十年，在中国这种特殊国情下，不可对中国经济学界的整体水平及道德素质要求太高，因为土壤如此，怎能不切实际地对这块土壤中长出来的花果质量要求过高？第二层用意则是想让经济学家们自己明白，洋人经济学家解决自己的问题还有药不对症、处方失灵的时候，曾成功预测过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美国经济学家林顿·拉鲁什就撰写过一篇《大多数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是庸医》的文章，调侃过他的杰出同行。既然西方经济学在本土都发生这么多的问题，咱中国那些还不太成熟的经济学家们就不要再用那些洋玩意儿来吓唬中国人了，毕竟还是弄明白脚下正在发生什么重要一些。事前预测不灵倒还罢了，毕竟经济学家不是星相学家，但事后分析总还得实事求是吧？这要求实在也并不算高，因为你总得睁开眼睛看看中国的现实，不能在部分人天天花着实为纳税者上交的“公款”
海鲜鱼翅地穷吃海喝时，还说“调节收入分配目前还不到时候”，“腐败有利于推动社会转轨”吧。还有一点，少数经济学家不要因为有人在弄明白这些他们自己不想弄明白的事情，就努力贬斥别人，因为在贬斥别人的时候，他们自己也并没有因此而变得高大一些。在此特别想提醒中国经济学家们注意的是，不要误导社会公众将西方经济学家（包括将中国用西方经济学方法研究的经济学家）当神供着，因为西方经济学家在自己的国度里也并没有成为学问之神。
第七编收进了一九九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剑桥三一学院院长、美国哈佛大学退休教授阿马蒂亚·森的一篇演讲辞《民主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阿马蒂亚·森前年的获奖之所以成为国际间一大盛事，主要是因为这位经济学家关心贫民，对福利经济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布的公告列举他的经济学研究成果长达二十六页，其研究范围涉及社会选择的公理化理论、福利和贫困测度指数的定义以及对饥荒的经验研究等。其研究的命题包括:社会中每个成员对各种事物状态所赋价值（用数值表示）能否以一定方式（aggregate）而构成全社会的价值评价，这种汇总方式是否能既公平又有健全的理论依据？多数票决定是否是可行的决策规则？如何测度收入不平等？如何比较不同社会的福利分配状态？怎样能最好地判定贫困是否在下降？导致饿死人的饥荒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公告说，“通过提供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森对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作出了一系列可贵的贡献，开拓了新领域供后来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公告还特别提到，“他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restored an ethical dimen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