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
态度，而这正是确立自主人格的自由精神之形式规定。由此，即便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也应该保障你独立思考、直抒己见的权利。这种形式的自由精神必然包含宽容他人平等的共契态度。胡适不一定有此理解，但他的评判态度却是不难有此取向的，如果沿此阐发的话。
陈独秀则不然。他的解释高调而独断，事实上把“科学”推上了这样的王座：科学不仅是最高的存在者，而且还戴上了最高价值的王冠。如果说，胡适要求的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研究，偏重形式精神，那么，陈独秀则要求的是科学决然对一切价值的裁定，偏重必然根据。
前提已经决定，逻辑势在必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完成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最科学的揭示，一切其他理论不是怪物还能是什么？也就是说，陈独秀一开始就把科学当作意识形态来规定再反过来规定着意识形态。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形态”做了极中肯的揭示，指出它有两个最基本的特征：一是“把特殊的东西说成是普遍的东西”，二是“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前者，马克思叫做“伪科学性”，后者叫做“权力性”。这是对他者的评定，以自己的“科学性”对他者的“伪科学性”的评定，因而意识形态的两个特征决不会落到自己的头上，独断者的思维特征和心理特征就是如此。事后的“伪科学性”谁不是在事前想当然地自诩为“科学性”或“真理性”呢？由是，才有词语的命运：公证而反讽。
然而，科学规定的自由是必然的自由，也就是被必然领着走的奴隶的自由，充其量也是主奴辩证法中的被主奴限定着的自由。它归根结底要把主人奴隶统统工具理性化、目的理性化，作为自由的代价。我把这种自由看作意识形态性的自由，或自由的物化。直到八十年代，我们都套在这种必然的自由中。
除了新文化运动中的“赛先生”（科学）如此好心地把“自由”套上“必然”的枷锁，另一个“德先生”（民主）索性把套上枷锁的“自由”打入冷宫，即用“平等”取代“自由”。
“科学”毕竟是传统中没有的东西，坚船利炮的教训已经领教了，而科学的进化论又从道理上教训我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华民族若不奋起直追，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值此救亡之际，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道路既是历史的必然，正好赶到了资本主义的前面，帝官封一起打倒，还有什么比共产主义道路的选择更好。任何科学的奴役，自然科学的技术或社会科学的理想，都对自由的牺牲作了福利的补偿，以至牺牲自由成了心甘情愿。警惕总是后来发生的。
“民主”本来也是传统中没有的东西，但“民主”只作“平等”的解释，而且是最功利的解释，那就在中国农民革命的理想“均贫富”中有太深厚的思想姻缘。而且，按照中国传统的宗族观念，把自由主义归在“个人主义”的名义下，既顺理成章，又罪不容赦。
此外，或许更重要的是，民主只作为平等，是动员广大的中国农民起来翻身求解放的最有效的革命口号。相形之下，自由主义即“个人主义”成了知识分子的宿命，必打入资产阶级范畴，好叫你夹着尾巴做人。这也是中国传统“防口如防川”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传家心法。
近读张灏纪念五四的文章《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见《开放时代》1999年3—4月号），他对李泽厚先生的“救亡启蒙变奏”命题有一个批评，认为“救亡”的含义有点偏狭，“因为救亡普通指民族主义”，缺少“来自以社会为本位，以机体为模式的集体心态”。这恐怕是误解。事实上，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含义都因“救亡”而高涨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惟其如此，以自由精神、个性解放为宗旨的“启蒙”，才被“救亡”所裹挟而湮没。
今天检讨胡适、陈独秀关于“五四运动”中“自由”之立义取向的差异，丝毫没有评论熟高熟低的意思。“自由”从来同中国的“道统国粹”无缘，何况“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对中国而言，“自由”纯属二次现代性课题，它似乎命里注定了只能从现代性国家专制的“头脑”中难产出来，像成熟到愿意出来的雅典娜——“有自由意志的个人”。
局外人语——我看何、张之争
? 卢周来
我不认识何清涟女士，也不认识张曙光先生，所以想对他们之间的争论谈谈一个局外人的看法。我相信，旁观者因其与当事者以及事件本身有一种疏离感，看问题可能会公正一些客观一些。尽管这可能会落到“两边都不是人”的境地。但旁观者之所以“清”，原因之一也恰因他不惧怕这样的境地，何况本来都是在纸上的“演兵”。
分歧在哪里?
我不同意何与张之间的分歧是什么“学院派”与“现实派”之间的分歧。在西方学术界，尤其是禀承英国“费边社”传统的知识分子看来，学者恪守本份，在观念层次与理论阵地内高谈阔论、砥砺学术，用笔和舌进行社会思想文化批判，以对居于社会中心地位的权势阶层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一种持续的消解与制衡作用，而不是僭越专业操守，直接依照自己的设计投身于所谓“社会改造”实践，那么无论你说了什么写了什么，怎么说怎么写，都是“学院派”。所以，止于纸面上的讨论与交锋的何、张，其实都是在做一种“智力游戏”。如青年学者杨庆春所言，这种游戏只要不最后借助于“花翎”的介入，那么何、张都是学院派。那么，何、张的真正分歧在哪里呢?就我看来，其实是研究视角与所处位置的差别，而核心问题是研究视角的差别。
何是一个民间学者，这一点张其实无法否认。从当初的《现代化的陷阱》到后来的《经济学与人类关怀》，她的立场是一贯的。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独立于政府之外，在认可中国改革开放目标的同时，更着重从百姓视角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径进行冷静的审视与反思，尤其对民间关注的利益调整格局中的社会公正问题作出解释与回应。在研究视角民间化的同时，因为中国经济学界已经被少数精英所控制，而要进入这个圈内，又必须符合精英们制订的一套有利于自己的规范与话语系统，这恰又是何不能也不愿的，所以，这注定了何又处于一个边缘位置。而张则完全相反。尽管张目前有了中国著名的民办经济研究机构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名份，但有两点决定了他不是“真民间”：首先，张一直供职于作为中国政府官方思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这种出身使得他与官方的联系更甚于与民间的联系。实际上，从体制内生长出的中国经济学界知识分子与其他人文知识分子相比较，对民间作为一种思想源的体认远落后于后者。至今，中国经济学界不少知识分子仍热衷于两种身份：一是相对于权力阶层他是“王者师”
，为政府各项决策建言献策，即使有时表面上与政府在个别其实无关宏旨的观点上有分歧，最后也可以凭借体制内的力量对这种分歧加以弥合；二是相对于普通民众他是“精英”，为民众释道解惑，对民众指手划脚。这也影响了张从思想上彻底地投向民间；其次，天则经济研究所表面上是民间机构，但与我们所言的民间是两回事。从其服务对象看，新崛起的中国资本阶层与知识阶层是其真正定位。张同时还兼备经济学界的精英身份。阿罗曾指出过，在任何规模的组织中，都存在“精英控制”。哪怕是一个号称最民主、最讲公平与公开的组织，它也是由一个相对较小并自命不凡的群体所操纵。如果将整个中国经济学界看成一个泛组织的话，那么这个组织显然也是由少数精英所把持着。少数精英为中国经济学发展定规订制，对不符合这种规制的学者，一律排斥在外。但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经济学界的精英身份的取得在初始阶段是凭借“先占优势”而不仅仅是学术水平。中国的格局注定了民间研究的式微，而官方研究尽享信息资料(社会科学院可以得到官方的所谓内部甚至带密级的各种信息)、话语权力(中国没有民间媒体)的优势，这也是中国精英经济学家基本都是从体制内生长出来的原因。
这些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是政府的经济学家，其研究也就是上文所说的“政府的”视角。当然，他们当中也有人自诩在研究中将排除一切价值判断，甚至他们中还有人将面孔装扮得很“民间”，但他们的立场却是很明显的：始终与政府站在一起，并作为政府推行经济政策对象的相对面而存在。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他们作为政府经济政策的对象的相对面而存在还不明显的话，那么，在改革已经触及到最深层次因而也出现了最大面积的利益格局调整时，这种相对面的性质就越来越显露无遗。“精英”经济学家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无视老百姓们关注的社会公正问题，无视改革开放以来财富（包括国有资产）向少数人集中的事实，用各种时髦理论来一方面为政府继续推行这种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想使老百姓们明白，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一切都是必然的，惟有忍受才能得到救赎。甚至反过来，对于老百姓中任何不满的声音，他们不是检讨由他们出谋划策后的政策是否有问题，反而责备老百姓心理承受能力不足。
更为危险的是，中国改革的既得利益者集团，尽管数量比较少，但由于政治上比较强大，可以用很少的费用组织起来；而普通老百姓因经济地位的式微而日益远离决策中心，同时因缺乏公共基础使得他们组织起来的费用十分昂贵，所以既得利益者与少数“精英”走在一起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有人指责一些经济学家一个口袋里装政府给的钱，另一个口袋里装改革后崛起的新贵给的钱，这毫不奇怪。
张所言的何将“学术思想”与“某种外在的需求特别是政治需求和政治的变故联系在一起，会妨碍学术的进步与理论的发展”，其所言的“政治需求”与“政治的变故”，在我来看，其实不过是民间一股对改革路径进行审视与反思的思潮，而何的确是在回应这股思潮。张以及中国经济学界处在精英地位的人士一贯倡导的彻底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其实与既得利益阶层以及政府意愿都是不谋而合的，从此意义上讲，他们的学术思想才真正与政治需求联系在一起。尽管何清涟绝不是中国惟一饱含忧患意识的经济学家，但何清涟的忧患意识与“精英”经济学家相比，有独特之处。少数“精英”们有时也强调忧患意识，有时他们的忧患意识表面上甚至比何还要强烈，但他们所考虑的问题与何清涟截然不同——何所考虑的是，改革可能会因路径的选择而造成更大的不公平，从而损害普通百姓的利益，并最终损坏改革自身；而张以及其他“精英”经济学家担心的是，如何使民间能接受这种由改革造成的不公平的事实，使改革能按现有路径继续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