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的时间，在恰当的地点，使用恰当的语言，而且也刚好知道这个恰当的理论而已。

从一九八二年到一九九五年、一九九六年这十几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前进的步伐恐怕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快的了。我所担心的一直是中国的改革推进得不够快，中国的改革走得越快越好。世界上有许多经济学家希望改得慢一点，但是我希望它快一点，越快越好。因为那些建议走完全渐进道路的人，其实对经济学理论不够了解。在这个社会经历巨大变迁的时代，各种各样的人都希望出来讲几句话，其实很多人讲的都是垃圾。

人类所知道的社会体制其实一共只有三种：第一种体制就是所谓的私有产权的体制。私有产权也就是说，（假如）这杯水是我的，我想喝也好，想卖给别人也好，以任何价钱卖给别人然后把钱放进我自己的口袋里也好，等等，想怎么样都可以，这就是私有产权的精神，对这个东西我只要知道它是我的，我想怎么样处理它都可以。并不是因我是教授或者不是教授，我才可以拥有它。你可以拥有它，只要你给我足够的钱。我愿意把它卖给你，与你是否性感或其它怎么样都没有关系。当然，如果没有任何人真正拥有这杯水，如此一来会怎么样呢？那么很多人就会去竞争以得到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这种竞争过程会导致租金的消散。消散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我为得到这杯水而花去精力的价值刚好等于这杯水的价值，那么这杯水真正的价值就相对消耗到零了。经济学中有个公共品理论，我当时就说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公共产权。

另外一种体制，也就是所谓的第二种体制（仍以这杯水为例）。在这种体制下，这杯水的分配是按照社会等级来进行的，即论资排辈。它把所有的一切都按这种级别排列起来，好比行政管理人员分很多级，技工、教育也分很多级，所以到最后都是按级别来进行排列的。例如，有的人拥有五栋房子，而我只有一栋，在私有产权社会里，他就比我排得要高。在另一种体制下，产权的分配由等级制度来界定（人们对某个物品或物业的权利，是根据他的管理排级来决定的，而不是根据谁拥有或谁付多少钱来决定的）。在这种制度下，人的权力不是相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得不依靠在等级制度下的排序来减少租金消耗。在这个系统下，人在法律面前也不是平等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最初所实施的体制下探讨法治问题是愚蠢的，因为那个系统本身就不是一个法治的系统（它是根据等级来进行治理的）。也许你可以探讨纪律的问题，或者家庭纪律，或者军队纪律，但是在这种体制下，不可能真正用法律来治理，因为法治有一个基本的原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人的不同是按照私人拥有的产权来区分的，那么反而可以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原来的那种没有（私人）产权的社会制度下，因为用的是另外一种方式来决定谁拥有什么。

我并不是说私有产权体制更好，我只是说就是在这种体制下，（人与人之间）产权的拥有是不平等的；我也不是说后一种体制不好，而只是想说在那种制度下，人的权利也是必然地不可能（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在中国进行改革的过程中，惟一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怎样把一个靠社会等级来排序的社会变成一个靠产权的拥有来排序的社会，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有很多美国人都在谈论经济改革应如何迅速地进行，但当他们在谈论这些问题时，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抓住这个问题的本质。

令我担心的是第三个体制，在这个体制中既不是完全根据社会等级来排序的，也不是完全根据产权来排序的，而是根据其贪污腐化的权力排列的，这是我的担心。在这种体制下，你会发现产品被分成很多的不同种类，不同种类的产品对应不同政府部门的管制，例如这个官员是管手袋的，另一个官员是管表的，而且许多管制已经制度化了，甚至外汇管制也被分成很多级。一旦有了管制，贪污腐化就有了方便大门。在贪污进行一段时间以后，贪污的权力就会慢慢地被定义下来（也就是你贪污这一领域，我贪污那一领域）。在有的地方甚至到了什么地步呢？比如说我刚好有权控制手袋的进口的话，这里面就有很多贪污的余地了，我甚至可以把这种权力转卖给另一个人。还可以到什么地步呢？有的人甚至可以写临死的遗言说这个权力将来是归我儿子的。在巴拿马这个国家出现了什么情况呢？他们把贪污的权力分配得非常清楚，比如说官员A负责星期一、二、三的管制，这三天的贪污都由他自己收了，官员B是管星期四、五、六的，定义得非常好。贪污权力定义得最好、最严密的国家是印度。在印度，很多由政府拥有的国营企业里面，多数产品的价格都低于市场价格，所以很多官员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差价中获得利益。你们当然对这种情况一定也深有体会，我也知道在首钢、杭州丝绸等企业里面都有过很多类似的问题。

其实我并不反对贪污腐化，我反对的是滋生腐败的管制。如果政府建立了这种管制，刚好我也是那里的一个官员，那么我也会贪污的，我甚至坚信我会贪污得比其他大多数人更有效、更厉害。所以，真正消除贪污的办法是取消政府的管制。比如，要完全消除走私中的腐败问题，他不能不知道经济走私市场是怎样运作的；要知道，走私市场竟有非常标准的价格，他们每天都在进行着交易，你甚至可以买保险以保你的走私货物的安全。因此，你要想消除这个领域的贪污，就只能取消进口的控制。印度的问题并不只在于它的贪污腐败，它的主要问题是腐败的权力已经被很好地定义为一种制度了。

大家都知道，印度探讨经济发展的问题已经五十多年了。他们在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计划中，已经做了很多尝试。同时，他们有民主，他们好像随时都在选举，但是他们有一个已经完全界定好了的贪污体制。在从一个靠社会等级配置资源的体制转化为一个靠私有产权来分配资源的体制的过程中，你将不得不触及到类似印度的这种体制。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改革一定要走得非常快的原因，因为如果你走慢了，就会变成印度那种情况（即所有的贪污都是界定得非常好的体制）。这也是我为什么完全反对任何渐进路线主张的原因。我认为那些建议走渐进路线的经济学者对此是一无所知的。

你们记得，一九八五年中国开始对产品进行分类，一九八六年这种所谓的分类，如工业品、外汇等，做得更细致了，而且不同的产品对应不同的管制。那时中国已明显走向印度之路。一九八八年四月，在北戴河会议中，邓小平等领导人打算把所有的价格管制全部取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动作，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切断走向印度之路。

但问题是，那些国营企业的或相关的官员在价格管制中得到了很多的利益。他们的利益大到足以把他们的孩子送到英国、美国去留学。如果把价格管制取消的话，那么他们这些人的孩子在英国、美国怎么生活呢？我知道这是事实，因为在一九八八年八月底或九月初的时候，我陪同弗里德曼教授在南京。当天吃晚饭的时候刚好有一位从伦敦来的教授在座，当时我们都纳闷这个伦敦教授来这里干什么？后来才知道他在帮助一些官员的孩子去伦敦学习，他作为中间人，负责安排一切。我曾经对中央政府说，最好干脆一次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叫他们以后再也不要用这些权力了。

其实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以后，早期一些束缚中国的困难已经不存在了，早期的那些利益集团已经没有了，那些进行价格管制的人也没有了。之所以没有了，是因为政府没有足够的钱来支撑这个价格管制系统。大家也都知道，国营企业亏掉了那么多钱，以至那里的特殊利益集团已没多少可贪污的了，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即使政府想要把这些亏损国营企业送给别人，也没有人想要。

在民主制度下，你知道你的任期只有几年时间，则从你被选上的第一天起你就会开始贪污腐化，希望在任期之内把该捞的都捞回去。印度、印尼、南韩都是这种情况，有了权力马上就开始贪污了。在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最上层的没有什么贪污腐化，下面却有数不尽的贪污腐化。如果你仔细检查一下如进口控制或出口控制什么的，你是无法想象其复杂程度的。而在上海，对金融市场的那些细枝末节的控制完全扼杀了上海金融市场的发展。现在什么送红包啦给好处啦，已经成了我们日常语言中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在中国目前没有大的问题，但有很多小的问题的原因。其实处理这些小问题惟一需要的就是勇气，赶快把这些管制都取消，则这些小问题都解决了。

弗里德曼曾经讲过一句非常精辟的话：“在市场经济情况下一切事情的完成都是从下至上的；而在计划经济情况下，一切事情的完成都是从上至下的。”所以要想发展市场经济，惟一需要做的是把这些障碍都推到一边去，让市场自由发展，它自然就会成熟。政府的责任就是把这些障碍清理掉，而不是控制它。从上面控制市场，而市场本身是从下往上发展的，两种力量在中间相碰，问题就出现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问题的原因，如果你去上海参观一下，就可以发现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些问题写成一本很大的书。

一九九三年我陪弗里德曼又一次来到中国，去了成都，与当时的四川省省长曾有过探讨。弗里德曼非常善辩，我认为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辩论家之一，可是省长先生驳倒了他。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弗里德曼先生在辩论中失败。弗里德曼说如果你想把老鼠的尾巴砍断的话，不要慢慢地一截截地砍，一下砍掉就行了。长痛不如短痛嘛。省长先生反驳说，亲爱的教授，你知道我们中国的老鼠是不同的，它们有很多不同的尾巴互相缠在一起，您先砍哪一根？当然弗里德曼没有办法回答他的问题。当时我是翻译，我有答案，但我不想让教授难堪，所以我没有说出来。我的答案是：把所有的尾巴都一同砍掉。

（此文为张五常先生不久前在武汉大学所作的一次演讲纪录）

十年风雨话东欧

? 苏 文

中东欧政治变革、经济转轨已走过十年的历程，从政治体制上看，社会组织资源的重组已完成，多党议会制已成型，各派间虽有斗争但都能按游戏规则行事，已形成左右轮流坐庄的局面，有的甚至组成左右两派（匈牙利），左中右三派（斯洛伐克）的联合政府。

从一九八九年至今十年的整个形势看，政治演进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二年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政治钟摆大幅度向右摆，出现反共大联合，街头政治唱主角，各国都出现多米诺骨牌向右倒的政治变动。在剧变的尘埃飞扬之际，各国弥漫着一种反共非理性情绪，以人划线、以“关系”划线和追溯历史渊源的做法掩盖了所谓“后共产主义”势力内部的意识形态分歧，“破除旧体制”方面的一致性掩盖了“建立新体制”方面的不同见解。这时期一方面小党林立，各国已注册登记的政党和组织都在百个以上，另一方面右派独大，各国大都出现了旧体制的各种各样的反对派大联合阵营，“主义”的分野在这一时期远不如与前权力结构、乃至与前权力结构的某一代表人物的敌友关系来得重要。意识形态对于这种反共统一战线内部各派反对旧体制的激进程度并没有什么直接影响，也就是说，在这个阵营内的一些社会民主派为了显示出与共产党的不同有时会比保守派更加反共，甚至共产党营垒内的一些个人迫害起“前同志”来更内行。

这是因为在反对派有长期活动基础的国家，不太需要在剧变过程中用极端的作法来为自己树立形象，而在共产党一统天下反对派没有资源积累的地方，人人带着面具，无法真实地表现其信仰、思想和立场，而一旦出现权力真空就会有一段哗众取宠的过程，大家都争先以极端行为来表现，洗清自己与前体制的联系，就会在体制内涌现出大批体制的反对者。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罗马尼亚的十二月事件和罗共要员在左派执政下的遭遇。

这期间东欧各国都举行了剧变后的第一次议会大选，共产党在工、青、妇、民主党派等合作者纷纷离开的情况下孤军应战，几乎均惨遭失败。一九八九年六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允许竞争的议席中第一轮创下零的纪录，只是在照顾性的选举中方才补足了自己应得的席位。匈牙利社会党在一九九○年四月的大选中只获得百分之八点五五的选票，虽进入议会，但任何一个政党都不愿与其组阁，社工党因得票未达到百分之四而无法进入议会。在同年六月的捷克议会大选中，捷摩共在联邦两院中分别获得百分之十三点六和十三点七的选票共占四十七个席位，成为议会中最大的在野党，捷社民党因未获得百分之一的选票被阻挡在议会大门外。罗、保、阿三国共产党或其后继组织在第一次选举中得票率较高，分别获得百分之六十七点零二、百分之五十二点七五、百分之六十七点二的比例。但好景不长，保加利亚社会党在上台六十天后因应付不了局面，拱手交出政权，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独立组阁二十二天后被迫辞职，只有罗马尼亚的左派坚持下来。

各派上台以后，由于剧变已成定局，人们的政治狂热消退，关注点转移到经济方面。这时东欧各国普遍经济滑坡、“休克疗法”代价惨重，人们渐生“怀旧”之心，社会思潮又开始向左转，政治钟摆也随之回落左摆。原来的共产党公开宣布“放弃过去的社会主义，不再信仰共产主义”，并通过“解散——改名——重建”成为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他们甩开历史包袱，强调民主、公正、平等，强调劳动者权益、社会保障与公共福利这些欧洲传统的左派价值，俨然成为公正改革的代表和平民阶级的代言人。于是，左派的呼声再起，东欧政治演进步入第二阶段——一九九三至一九九五年的“左派复兴”时期。

一九九三年九月波兰社民党与全波工协结成的左派联盟，在两院选举中各得百分之三十七的席位，一九九四年三月乌克兰左派三党共得四百五十个议席中的一百一十八，成为最大的议会党团。五月匈牙利社会党获得百分之五十四点二四的选票，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党，由原来排名第四的反对党一跃成为第一大党，党主席霍恩·久拉任总理。十二月保加利亚社会党在大选中得到百分之四十四的选票，组成了以社会党主席维德诺夫为首的左派政府，而罗马尼亚、新南斯拉夫与斯洛伐克本来就属于左翼。因此东欧大多数国家又处在“前共产党人”统治下，一时有“向左倒的多米诺骨牌”之说。到一九九五年，东欧左派又取得新进展，波兰形成了议会、政府、总统都由左派控制的“红三角”，捷克社民党的支持率也从百分之五一路攀升到百分之二十三，阿尔巴尼亚社会党也有明显起色。

东欧的“左派复兴”主要是新社会党的复兴，正统派共产党并无复兴的迹象，而在这种复兴中受打击的是右翼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这样它就导致形成一种多元化政治中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二元为主的格局，这正是西方议会民主制中最典型的两党制格局。这样的局面使极右专制的危险大减但却有利于转轨，所以并不意味着剧变后东欧转轨的方向有所改变。其实，在这几种东欧风云突变的政治组合中，意识形态色彩大减，他们自己已经不再使用“左”“右”的概念。在他们看来，一个政党执政几年，积累些不满情绪，换上另一个政党对两者都有好处，前者可以反省思过，调整策略以求东山再起，后者也尝尝“当家方知柴米贵”的滋味。再者，政治上多党制、经济上市场化和尊重工会权利、回归欧洲这些基本方向在东欧政坛上是得到各方一致认同的，“钟摆”只是在这个范围内摆动。左派掌权既不说明要偏离转轨进程，更不是原来意义上社会主义的“回潮”和“复辟”。

左派上台的主要原因是右翼力量的政策和实践不得人心，左派抓住民众的求变心理以强有力的批评赢得了选票，但他们一上台就发现，马上面临角色转换。过去他们在野时所抨击的许多政策，可能正是他们上台后要经历的“别无选择的选择”。虽然转轨进程最困难的阶段已在原政权下熬过，社会党上台时面对的形势已有所改观，但部分由于右翼保守主义本身的问题，部分也由于在野左派的反对而未能完成的任务，现在却摆在了在朝左派的面前。总之，在东欧经济转轨中最关键、争议也最大的“休克疗法”与私有化这两个问题上，在野的社会党人一般都持反对态度，而他们一旦在朝，便往往对此乐而不疲，其积极性不仅超过右翼保守派，而且与中派自由主义相比也有青胜于蓝之势。这样，左派上台后就面临新的挑战，在前一回合中，越是政局不稳、经济状况恶化，左派就越容易上台，而上台后要挑起前任的“烂摊子”，日子会很不好过，在台上的左派又会面临反对派的考验。这样，或者左派上台后经过“艰苦闯关”，威望虽大幅度下降，但尚能取得选民的谅解而最终保住执政党的地位；或者在经济危机面前束手无策，逐渐丧失民众的信任，而最终又一次沦为在野党。

从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九年东欧的政治轮回进入第三阶段——“东欧西行”时期。这一阶段，东欧国家“齐步走”的秩序已打乱，但大体而言，又进入新的一次左右易位。一九九六年开始左派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立陶宛、波兰、匈牙利等国的大选中连连失利，但原来东欧国家“由右翼掌握全部大权的孤岛”——捷克，社民党大获全胜，使捷克在五十多年后又“恢复了真正的左派传统”（老社民党传统）。

对这一次轮回人们表现得十分平静，认为一切都在意料之中。评论界也认为，看待现在的选举结果“只用红白两种颜色是不对的”，选民们今天比任何政治家都英明，他们在选举自己领导人时首先想的是，这个人在领导岗位上能做些什么。人们对政党之间的冷战已经厌恶，对国家的经济状况和问题已看得很清楚，谁能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就支持谁上台，谁能使老百姓过好日子就投谁的票。

因为在转制过程中，要变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地方、部门、个人分权的市场经济，就必须重新进行资源配置和社会财产再分配。在这个过程中，能否治理腐败并与前体制营私舞弊的权贵私有化划清界限，直接影响着各政党的形象。所有的大党都对此高度重视，不但出台了“阳光法”，还把“社会公正”列为头等大事。左派在这一轮中下台，许多都是败在腐败、以权力参与私有化而成为“特殊的受益者”方面。由于政治民主化后媒体的监督作用大增，任何执政党违规的行为都受到激烈抨击。立陶宛左派副总理利用掌握的信息，赶在银行破产前提走了自己的存款；罗马尼亚总统伊利埃斯库的许多朋友是“贪赃枉法者”；保加利亚社会党的官员利用经济危机中饱私囊；匈牙利社会党陷入“托奇克丑闻”（利用私有化向社会党转移财产）难以自拔。所有这些严重地刺激了民众的情绪，使他们产生了不公正感，因此在一九九六至一九九八年的选举中“把没有改过自新的共产党人选下台”、“把恶棍从政府赶出去”的思想十分流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到这时老百姓才真正感觉到自己手中的选票是多么重要。

经过左右一个轮回后，两大党轮流执政的程序已比较稳定，每派都能视上下台为正常行为，改变了过去一上台先“报复”的做法，不再大批撤换对方的工作人员，政府工作逐渐中性化、事务化、程序化。所以尽管东欧一些国家政坛形势跌宕起伏，但对经济的冲击却很小。左派在经历过这三个发展阶段后，大致方针已表现得很明确，在野时要凸现自己的批判立场，必然要言辞“激烈”地宏扬左派价值，重掌国柄后要维护政策的延续性、承担政府的社会责任，又会显得“保守”一些。另外，政治派别混乱无序的局面已成为历史，左右翼阵营都以一个核心党为中心实现联合。低调、温和、理性的党、组织机构健全的党保留下来；极端势力衰落，基础薄弱的小党或倒台，或攀附其他势力，或成为远离政治的俱乐部，各国普遍修改或重新制定宪法、政党法和选举法等有关法律文件，政治体制正稳步有序地向西方多党议会民主制迈进。

比起政治民主化来，东欧各国的经济市场化步履要艰难得多。不管搞不搞“休克疗法”，各国全都出现过一段经济滑坡，就连有西德扶助的前东德也不例外。但回升的情况则相差很大，且一些国家还有反复。其中，前东德地区在一九九一年下半年回升、波兰在一九九二年回升、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在一九九三年回升，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等多数国家在一九九四年、而俄罗斯除一九九七年出现弱回升外，仍在“平底锅”内徘徊。罗、保、阿等巴尔干国家后来又出现再度下降。就近期情况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一九九八年波兰经济已达到一九八九年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七点二，捷克为百分之九十五点六，斯洛伐克为百分之一百零一点四，匈牙利为百分之九十六点四，斯洛文尼亚为百分之九十八点三。而世界银行的数字则更为乐观，它认为一九九七年波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一九九○年的二点四倍，捷克两倍，斯洛伐克一点三七倍，匈牙利一点二六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