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力求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

人民共和国内部的革命过程，最好作为两场革命来理解，一场是经济方面的，另一场是社会方面的。这两场革命有时互相配合，有时则互相抵触。为发展经济而进行的斗争——建立重工业、消费品轻工业、科学农业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工作——根据我们自己的或至少是苏联的经验，我们一般都能懂得。但社会方面的改造却同美国方式大异其趣，令人很难理解。

社会革命是要把农民变成公民，使农民大众参加现代生活，进行技术化的生产，并积极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但这就需要去掉旧中国的一项最经久的成就，即统治阶级的传统。对于读过本书前几章的读者，我们无需重复讲述中国农民大众如何久已习惯于同少数特权者一起共存的情况，而这些少数的特权者是依靠他们所受的教育和社会关系才能够拥有田地和当官的。统治阶级的地位及其外部的一切标志，已在一句古话里有过说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由于统治阶级一般是从城里管理农村的，中共掌权后，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到农村去使它革命化。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么乡下人就会保持他们所认为的、理应由统治阶级实行统治的旧思想——比方说读书就能当官的思想——这样，旧的农村就会仍然乐意接受一个新的统治阶级。

毛泽东主义的社会革命是通过改造人民来改造社会，因此它成为半受控制的斗争过程，进行不同的思想和行为之间以及不同的阶级、地区和个人的利益之间的斗争‘虽然这种斗争大部分是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面对面地进行的——党书记的5 小时报告，各学习小组中羞愧至极的自我批评——但它也在出版物上有所反映。一小批能干的西方专家曾阅读这些中文材料并分析了事态的进展过程。这短短的一章是根据他们的研究写的，但也只能初步介绍他们研究的范围和发表的见解。根据这些研究，我们还不知道中国的个人生活如何——个人有些什么希望和忧虑，谁同谁好，老王和老张受了公开羞辱后的境况如何——但我们毕竟对公众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和为难之处，对政治积极分子中间缺乏私生活的情况，获得一些印象。

革命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道德和政治始终溶合在一起，因而政策上的错误就成为道德上的罪行。这是根据中国古代（儒家）的一种说法而来的，即人的行为是其品格的外部表现，理论和实践应当是一致的，动机好而结果不好就是错误的。这种一元论在人民共和国也像在儒家帝王统治时代那样起着作用，因为思想一道德上的权威和政治权力，在最高级是结合在一起的——先在党的中央委员会，然后在伟大的领袖毛泽东的身上。按照中国人的这一观点，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为是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因此，当意识形态被应用于实际事件时，它就经常变动。它是个复杂的结构。阶级斗争是基本的设想，所以阶级成分是基本的尺度。矛盾是辩证冲突的本质：外部世界里的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中国国内工业需要与农业的矛盾，本人身上“无产阶级”倾向与“资产阶级”倾向的矛盾，以及一切生活方面不计其数的其他矛盾。矛盾一旦被发现，便导致斗争，结果引起两极分化，最后这些矛盾在一个新的统一体中得到解决，或者有得到解决的希望。但事实上一个斗争通常只会导致情况略有不同的另一个斗争，而其过程决不会终止，这种现象毛恰当地称之为“不断革命”，认为生活的道路就是如此。这同中国古代大同的理想有多么明显的差别，在这长期的努力中，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起初是同步进行的，只是到后来才渐渐分道扬铺了。

农业集体化

由于土改在1952 年底实际宣告结束，同时政府对城市和工业部门经济加强了控制，北京才能在1953 年拟定实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联合计划。要在物质上赶上西方，那就需要作长期的努力，把经济工作严密地组织起来。这个过程将导致城市化。例如，上海不仅没有像当初所建议的那样缩小，而是已经接近700 万人口。城市的膨胀会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工业化又会增加苏联集团重要货物的进口，而这又只能用出口农产品去支付。为了从农村经济提取更多的东西（通过践买贵卖），政府需要有一套真正集体事业形式的榨取机构。这些做法可能会降低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但似乎是强制积累财富并遏制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重新萌生“富农”阶级的惟一可靠办法。合作社也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可以借此利用农闲季节的闲散农民（包括妇女在内）从事造林之类的公共工程项目，或从事手工副业和传播现代农艺技术。

合作化运动需要采用亚历山大• 埃克斯坦所说的一种“高压渐进手段”，需要对农民使用暴力以外的强制手段和各种形式的说服方法。推行合作化的初步决定，是在党内讨论后于1953 年12 月公布的，它获得效果的速度比预料的要快得多。到1955 年中期，有15％的耕地和农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它们已叫做“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了），根据许多报告说，产量增加了10 ％甚至更高。毛泽东花了几星期的时间去视察各主要省份，了解当地的反应。在一次丰收的鼓舞下，中共中央委员会在并非没有疑虑和反对的情况下，接受了毛的要求加快实现合作化的惊人建议，以便最后消灭富农、投机商人、田租以及农村生活中一切资本主义的倾向。这个大胆的计划在热心干部的推动下，又一次完成得比预料要快——在一年之内，到1956 年中期，据报道已有90 ％的农民（1•2 亿农户中约有1•1 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此后马上又要求他们走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农业，放弃他们在合作社里的股份，在完全集体化的农场里成为挣工资的农业工人。

由于中国人有把中央的计划创造性地适应当地情况的传统天才，新成立的高级合作社在规模上大小相差很远，比方说从100 户到2 功户的都有，他们的自留地和房屋占土地面积的2 ％到5 % ，公共产量的印％到70 % 由他们共同分享。结果成立了约70 万个新农业单位，而要把这些单位的生产搞好，即使怀有世界上最良好的意愿，也需要有一段长的调整时期。农民的主动性是头等重要的。这项了不起的推销工作是怎样完成的呢？有经验的法国农学家勒内• 迪蒙曾在1955 年底访间了43 个村庄，他指出了完成这项工作的一些因素。中国的做法不同于1929一1932 年苏联那个造成严重损失的集体化过程，它并不直接把土地收归国有，而是让它归各个合作社所有，由合作社正式向农户收买土地。合作社同村民们已经与之打成一片的村庄没有太大的区别。它们这时有希望成为雅克• 吉勒马兹所说的一种由政府保障的“互相负责的保险单”。立刻把许多分散的小块私有耕地合并成大块田地这种做法，显然能在更有效地利用土地上得到好处。而且，集体化是逐步推行的。这个过程从临时互助组开始，以后经过一些阶段到永久性的全面的合作社，从小的组织到大的组织。

最为重要的是，这项计划在其接连的几个阶段都显然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足以避免抗拒——至少没有听说发生什么抗拒。有很大一部分中国农民了解到，除了信任毛主席和共产党之外，没有其他出路。土改的恐怖和焚毁地主地契的欢庆景象在人们的心中记忆犹新，尽管新民主主义阶段在仅仅五年的时间内就走完了它的历程。毛不同于列宁，他是从农村开始革命的，并且所有的反共的领导都已被消灭了。即使如此，在大陆和党内还有人反对，例如刘少奇那样的领导人就持有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认为机械化（改变生产的物质手段）应当先于集体化（改变生产关系）。

在这新的结构中，国营农场（在1955 年底有33 伪个）只起了引导作用，以解决该地区的技术问题，并吸收大约26 所农科院校的毕业生参加工作。机械化农业除在东北新开垦的地带外，仍是遥远将来的事。中国农业计划的中心不是苏联的拖拉机站，而仍然是农业合作社。每个村成立一个或两个合作社，它们是村民生活的新中心，承担当地的公共工程项目和从事福利活动，这些在帝制时代是士绅领导阶层份内的事。以前按照传统由大家族里有功名的儒生（思想保守并且往往是上层剥削者）来发起修庙、架桥、办学和从事慈善事业，现在则由当地合作社或集体农庄主席（他们通常是由党派来的热情工作者）发动植树造林、保持水土、照顾老人或改进村里的医药卫生。命令指示是从上头发下来的，但实际措施必须由村这一级来制定规划，如采用水泵和新式犁，办识字班，开会搞运动等。

1956-1967 年宏伟的12 年农业计划，也在村这一级提出了光明的前景：引进文化娱乐设施（广播站、图书馆、电影院），消灭各种疾病和水灾早灾，广植林木，使劳动力充分就业。主要是通过充分就业（过去从未做到），这项计划满怀希望地设想在每公顷土地上每年投人即的个工作日，把华南产量提高一倍，把全国产量提高一半。同样雄心勃勃的是控制黄河的长期计划，在主流上修建46 个“阶梯式”拦河坝，加上水力发电和综合利用计划，以灌溉华北大部地区。

对于刚学文化的农家子弟来说，这充满着信心的远景无疑是令人鼓舞的。对于持有怀疑态度和反对意见的人，则有明白宣布的“劳动改造”方针。同时规定了粮食定量供应和强制按定额交售商品粮的办法。

第一个五年计划

由于银行和工商业实行国有化，由于政府收买企业股票使其变成公私合营，由于历次运动使企业主筋疲力尽并实际上成为国家雇员，按照苏联方式强制订出的工业发展计划的准备工作也已向前推进。1953 一1957 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经过两年半的试验、训练技术人员和设立统计机构之后，才最后公布的。它在1955 年7 月被宣告为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正式取代了到1953 年为止的新民主主义。在1600个各种主要建设项目中，约有7 加个将是工业方面的（其中包括1953 一1954 年发表的将靠苏联的援助开始建设的156 个项目）。在仪义幻个小型工程中，有2300 个将是工业方面的。新的工厂将制造拖拉机、卡车、发电机、船只以及供重工业用的原料和设备。大学毕业生人数每年将达2 万人，其中将有1 / 3 是工程师。

工农业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及农业之服从于工业，这在1955 年宣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中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钢要增加两倍，电力和水泥一倍，机床两倍以上，但棉织品的增产规定不到一半，谷物不到1/3。换言之，工业只有在农民减少他们消费的情况下才会增长。集体化使农民陷人困境；通过有利于工业的价格控制，农民的产品除了直接交纳谷物和税收外，还会间接地从他们的手里取走。制造出来的消费品将同农产品进行交换。可是，正如在中国战争时期人比武器便宜一样，中国的农业发展过程也必须强调实施投资少而劳力多的工程项目，如修建防洪堤坝和灌溉渠。猪的头数会增多好几倍，以提供肉食和肥料，但如化肥之类的生产则要受到限制。与此同时，资金投放将集中于重工业，其投资额为消费品轻工业的七倍或八倍。

这时在中共中央委员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毛派热情家，把反对他们政策的“右倾保守主义分子”打了下去，要求“大跃进”，认为这将从心理上解放人们的生产力，并通过工人小组之间开展劳动竞赛运动之类的鼓舞手段，立即“多、快、好、省”地增加生产。这种强制实行的工业化运动终于使中国人民国民生产总值的30 ％左右流入政府渠道，使政府将其1 / 4 左右用于国防，1 / 4 用于行政和社会公用事业，一半用于投资。到1957 年为止，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工业发展似乎是很快很充实的，是亚洲所有不发达国家中最快的。1956 年，铁路网伸展到西北，伸展到外蒙，以便同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相接；又伸展到新疆，以便通往俄国的中亚（但最后并未接通）。这些铁路线的修建再伴之以移民，开发了西北干旱地区以利于矿产的开采，并在政治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加强了汉族对内蒙和新疆的重新控制。

同时中国在经济上对俄国的依赖已经颠倒了它的外贸格局。以前日本和西方曾获得它的大豆、桐油和其他农产品，共产党集团地区购取的数额不到总数的2 ％。这时中国的贸易主要是同后者进行，而重视进口机器设备等重要货物。

对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斗争

“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动员全国力量，包括一小层为数约10 万的技术、专业和学术界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些人过去大抵是倾向西方的。党的领导人乐观地相信，他们的领导和主张到这个时候已经把这群人重新教育好，“改变了他们的精神面貌”，并获得了他们的支持；但党的领导人也显然感到关注，有一大群年轻干部参加的党的新机构已经使思想生活窒息，他们对待老知识分子专横霸道。因此在1956 一1957 年发动了运动，来对付知识分子和干部这两个重要的部分。

1956 年初，党在城市知识分子中发动了一次运动，以便保证他们对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充分贡献力量。为此就要设法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让他们能接触更多的外国书刊，有更多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和更多的主动余地，同时让他们在思想上“改造”他们自己，使他们能有大批人符合党员的条件。1956 年5 月，开展了比较自由地批评干部和官僚主义的运动，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权威口号。这不是要求人们自由发表意见的嚓亮的号角声。批评不能越出不言而喻的界限，即必须完全忠于党的最终决定的权威。这将是按照帝制时代“忠谏”式的御史传统，而不像是西方的那种“忠于国家的反对派”，后者虽然仍旧忠于国家，但可攻击现现政权的政策。

在尽忠的范围内培养生动活泼的思想，这是一种巧妙的手法。匈牙利人在1956 年10一11 月闹事和俄国对他们实行镇压时，中国正好也出现不满的迹象。在这之后的1957 年2 月，毛在党内发表了他那关于矛盾的学说：有些是“对抗性”的矛盾，如现政权与其国内外“敌人”之间的矛盾；有些则是“非对抗性”的，正常的并且是可争论的，例如官僚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在这个范围内，他显然希望运用他那“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法，能使如何执行政策的“斗争”继续健康而有节制地开展下去。正如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那样，这辩证过程需要展开批评，然后再去对付它，让极端的意见发表出来，通过公开辩论来加以处理，以便发现错误，加以纠正，也便于发现吹毛求疵的人并把他们改造过来。（“人民”中间的任何人，如果显得吹毛求疵和怀有二心，便可列为“敌人”，加以压服。）毛在3 月间估计，在500 万左右的高级和普通知识分子中可能有1 % 到3 ％的人是对马克思主义抱有敌意的，而大多数人不过是需要从运动中获得教育罢了。情况不久就会使他失望。

1957 年4 月宣布的整顿党的作风的运动，终于引起了知识分子积之已久的百花齐放的批评。经过一年的反复邀请，知识分子和优秀的专业人员终于公开出现不满情绪的惊人洪流，他们不满中共的极权制度，以及它的思想、目的和方法。这种广泛而根本性的批评在1957 年5 月使党感到诧异和吃惊。过了五个星期就把它停下来了。

同时党的中央委员会已经遇到了甚至更加严重的问题，即如何控制那批执行政策的庞大干部队伍的问题。发展工、农业的两个运动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这股巨大的“社会主义高潮”不仅承担了对物质条件的斗争，而且也承担了在党干部的指导和敦促下对倔强的人物和人性的斗争。

这批积极分子队伍的迅速成长，可以由党员人数的增多表明出来——从1949 年的400万增至1961 年的1700万。此外还有共青团（1959 年约2000万）和少先队（1962 年约5000万）。做党的工作需要有这么多的人，但他们大部分未经锻炼又缺乏经验。有4 / 5 的党员也许没有受过中等教育。刚受过政治教育的年青干部，虽然通过自我批评在学识上获得了威望和当领导人的资格，但可能容易犯“盲目乐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命令主义”，或者“保守主义”、“经验主义”和“盲目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不是通过讨论、说理和说服的方式去向农民进行工作。干部们听了毛的思想见解和学习了党的路线之后，发动起来是比较容易的，但要他们办起事来能够保持克制和明智，或者避免犯贪污腐化和虚报情况的错误（这在过去已经根深蒂固地形成了官民关系的特点），就不那么容易了。事实上，农业集体化过程的进展是不平衡的，当地曾发生相当大的磨擦，给上级的报告也是过于乐观的。1956 年9 月召开的第八次党代会发现好多地方的农民被干部的错误保证引入歧途。工业建设项目同样是过于庞大的。群众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反而有所降低。

眼看着有发生严重的“命令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危险（似乎也是引起匈牙利骚乱的弊端），中共在1957 年4 月大张旗鼓地发动了前述“整顿”干部作风的思想运动，同引导知识分子提出批评意见的“百花”运动齐头并进。

这样，到了1957 年中期，中共发现知识分子和干部都无法适当地加以控制了。它的回答是针对这两批人展开了一场大的“反右”运动，在1957 年的下半年迫使许多以前的自由主义者和小党派成员退出政治生活，并清洗了儿千名干部。包括许多作家在内的、曾发表过批评意见的人受到严厉抨击，不得不公开承认错误，并互相揭发检举。统一战线看来是结束了。最后许多人被迫服从大规模的“下放”运动，教师、学生、城市干部和职员被送往农村，与农民一道从事体力劳动以免“脱离群众”，同时还能帮助提高农业产量，减少城市的失业人数。根据托马斯• 伯恩斯坦得出的结论，在1957 一1966年期间，约有120 万城市青年确实被安置到农村（而在1968一1975 年期间，安置到农村的总人数高达1200 万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