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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民国二年(一九一三)春夏之交，由孙中山先生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二次革命’，时不旋踵，便全军尽墨，一败涂地。它的过程为时虽短(未出两月)，却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史中，一大里程碑。此话怎说呢？原来辛亥革命底最大目的便是废除帝制，建立民国，而这个民国的建制却是以美国模式作标准的。不幸这个‘二次革命’的爆发，却标志着这个美国模式的彻底‘流产’(注意：不是‘破产’，后节再渐次加以说明)。

我们要知道，中华民国的国体采用美国模式，原是当时新派人士──也可用个后来的名词叫做‘进步人士’吧──他们包括全部的革命党，和绝大部分对帝制绝望的‘君宪派’，甚至包括梁启超也在内的原先‘保皇党’的骨干，都已一致认可的模式。可是‘二次革命’爆发之后，这个全国一致的‘共同愿望’( national concensus )，就顿成泡影了。

有许多革命理论家，可能不承认上述诸派(革命派、君宪派、保皇派……)的认知，可以反映全国人民的公意，因为当时全国人口有四万万之众，上述数派知识分子人数有限，哪能代表全国人民呢？殊不知，这正是在下作者，要提醒读者贤达的地方。我们要知道，清末民初之际，正是我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从帝制中国，迈向民治中国，转型运动的启蒙期。在这启蒙期中，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只是个‘沉默的多数’( silent majority )。他们对所谓‘国体问题’，还不具备有发言的智慧( wisdom )和机运( chance )。那时能够站起来说话的，只限于少数受有足够教育的所谓知识分子……。我们大致也可给他们戴顶帽子叫‘吵闹的少数’( a quarreling minority )吧。一百年前的中国，和今日海峡两岸的情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也是转型进展中的‘阶段问题’，阶段不到未可蜡等也。我们不可犯史学上所谓‘现时观念’的错误，……在二次革命前，这个吵闹的少数(肯定不会超过全人口的十分之一)，对美国模式的国体问题，原有其共同认知的。不幸这项共同认知，却被二次革命，革得烟消云散就是了。

对共和国体的认知

事过快百年了，我们今日回头看去，这个美国模式从兴中会开始，直至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正式诞生之时，都被上述新派人士视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万灵法宝( magic wand )。先知先觉的孙中山先生就是据此灵药丹方，再采纳点亨利乔治的‘单税法’加以修正，并加配点传统中药(言官制和科举制)，乃‘发明’了他自许有专利权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他老人家其后栖栖遑遑的搞了一辈子，直到临终之时，在病榻之上还要慨叹‘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并苦口婆心地嘱咐：‘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继续努力，以求贯彻。’【见‘总理遗嘱’原文】在孙文主义的各种著作里，尤其是二次革命后，对本党同志的谈话和通讯中，中山都不断地慨叹他底道不得行，革命尚未成功，都是信徒们没有决心去实行他的主义的缘故。其所以然者，实在是党员们知识水平太低。要实行项新的政治体制，先得有认识这项体制的知识，有知才能行嘛。因而孙公也随之创出了他底‘知难行易’的孙文学说来。【详见中山著述中的‘孙文学说’；参见拙著‘孙文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等篇，载‘晚清七十年’，卷伍，五、六两章。此篇从略。】

我们读近代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就学论学，孙公这套颇有原始性的‘反传统’学说(我国儒家的传统学说是强调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实在是值得思想史家大书特书的。可是比他年轻而调皮的胡适，后来曾调侃他说，‘知难行亦不易’【胡撰此篇于一九二八年五月收入‘人权论集’】。胡适此言虽属戏语，但是那也是从实践经验中所总结出来的概念啊。君不见，民国初年那批党人和政客，胡适口中所谓‘了不起的一群人物’，他们对所谓‘美国模式’，不能说没有相当的认识，但是实行起来，何以显得若是其难也？.这项知与行的问题，就要发人深省了。因为中国能否采行美国制，是一项很复杂的社会文化转型的问题，而十足单纯的哲学上知和行的问题呢。不信再看看今日博士如云的台湾政坛，当道的风云人物，不能说对美国模式认识不清吧。但是黑金遍地，那里又真像美国呢？相反的，今日表现在台湾的议会里的拳打脚踢，倒与民国初年的北京极其相似呢。真是血浓于水。

笔者附注：在中国传统思想史里面，从孔墨老庄，到程朱陆王有关‘知’和‘行’的问题，原是一桩烂仗打不完的哲学官司。近代中国思想史家，尤其是迷信于唯物论的学者们，把西方底‘认识论’( Epistemology )那套洋东西搬到中国来，再把它一分为二，搞出个唯心、唯物两人宗派来相互诋骂，官司就愈来愈复杂了。近代有名的乡建派教育家、我的乡前辈陶行知先生(一八九一─一九四六)，原名陶文浚，由于相信王阳明(唯心主义)‘知行合一’之说，改名陶知行。后来大概又受到左派的影响，发现‘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唯物主义)的‘真理’，乃又颠倒其名为陶行知。其实他自己究竟是知而后行呢？还是行而后知呢？他本人一辈子也说不清楚。孙中山先生把传统的(唯心主义)的‘知易行难’，根据他自己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而颠倒之，你能说孙中山就是个共产党吗？胡适调侃中山说：‘知难行亦不易。’这也是胡适根据他自己实践经验所下的结论。胡适当然更不是个唯物主义者。其实，在现代社会科学的光辉照耀之下，上述那种哲学官司都只是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诡辩，不值得过分认真，更不能利用它来解释社会发展史。

民国史的发展自有其‘客观实在’

其实哲学上的认识论原是一种玄学，在社会科学大昌明的今天，已失其主半人类智慧的魔力。要解释民初的历史现象，我们还得从社会科学和社会史学入手。社会史学上有一种‘必然论’；辩证史观里叫做‘客观实在’( Objectine Reality )。胡适派的实验主义者反对这项假设，甚至说客观实在只是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你要她怎么打扮，她就怎么打扮，既不客观，更不实在。

是否真是如此呢？不疑处有疑，我们倒想问问，近百年来的中国政治史里面，有没有个‘客观实在’，存乎其间呢？在亿万华族同胞读者之前，我敢于挺身而出，大声疾呼曰：‘有。’不但有，而且其深其广，简直就是个万流归宗的东海大洋。子曰：‘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它正在不声不响地等着我们那通过三峡的潮流，和一波接一波的洪峰，涌入它的怀抱，而天下太平，化险为夷呢……。这个大洋，这个任谁也改变不了的‘客观实在’，它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术语上，便叫做‘共和国体’；政治学家则称之为‘代议政府’(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历史学家则叫它做(接著「帝制时代’而来的)‘民治时代’。民治时代不只是一种政治现象，它是一种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 a new way of life for the whole nation )。和‘传统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是中华民族史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形态’。政治生活只是其中比较敏感的一环而已。

再者，这种社会政治形态的转移，却是一转百转的，时间至少要拖长至两百年之久。哪能在数年，甚或数十年之内，就能‘毕其功于一役’呢？但是不论时间要拖得多久，在中华民族今后的历史上，这个以‘代议政府’为重心的‘民治时代’，是必然会出现的。今日不出现，明日一定会出现；明日不出现，后日一定会出现；后日不出现，迟早会出现……。这个迟早会出现，便是个历史上的‘必然’。这个历史上的必然，是客观存在的；是任何人和事(man & event)都改变不了的。这就叫做‘客观实在’。胡适不承认‘客观实在’这个概念。但是今日如起胡氏于地下，他却无法否定‘民冶时代’在将来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必然性’。历史发展既然有其某些‘必然性’，那么一个历史哲学家又怎能否定‘客观实在’的‘存在’呢？胡适之所以对‘实在论’的全盘否定，实在也是他自囿于那些实验主义的教条而不能自拔的缘故。【详见‘实验主义’一文，载‘胡适文存’，卷二】这也是他那一辈(不论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启蒙导师们的通病，不足为怪。等到我们谈到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章节时，当再细论之。

只谈抽象‘存在’，不谈具体‘形态’

当然，在将来这个以代议政府为重心的，‘必然’出现的‘民治时代’，它底社会政治结构( its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 的具体形态为何？……是承继我民族固有的‘国家强于社会’的传统？还是改采西方‘社会强于国家’欧美建制？或是兼采中西之长的‘社会国家相互平衡’( a balance between state & society )底‘后现代的新建制’( a post-Modern structure )？关于这些具体制度的出现，历史家就不能胡说了，因为那将是历史向前发展，‘水到渠成’的结果。历史家只能根据水势、潮流和洪峰，来瞻其远景。中国古人说：‘天上众星皆北拱，人间无水不东流。’我们见识只限于吾土吾民的中国史家，只有我们有‘中国特色’的江河，要万流归宗，最后必入于‘东海’。这是个历史上的‘大势所趋’，任何人和事，都不能扭转的‘客观实在’；也是历史家可以预测的，历史哲学上‘抽象的必然’。至于这个‘东海’的具体形态，是方的还是圆的，则历史家就不能胡说。

不顾小我知识的极限，而强不知以为知，硬去为全民族的命运画蓝图，不惜人头滚滚，也要按图索骥，悬的以赴，这在佛语上就叫做‘着相’。着相就会走火入魔，魔鬼一来，那就民无噍类矣……。所以搞社会科学治史的科学哲学家，只能坚持，在接连秦皇汉武以后两千年帝制中国的，一定是个真正的民治中国，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如此而已。至于这个‘民治中国’的具体形式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任谁在事先也画不了蓝图的，因为这个最后形态，是要经过数百年智慧与机运，糅千百种因素于一炉，百炼成钢，慢慢地锤炼出来的。在这种极为复杂的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直线条思想家是没有市场的。

话说到底。我国古代的宗法制、封建制、郡县制，都是根据机运( chance )和智慧( wisdom )，相激相荡，慢慢地磨炼出来的。至圣大贤，运用他们的智慧才德，因势利导则有之；从无到有，来‘制礼作乐’，为天下法，为百世师，那就是他们的子孙在替他们胡吹了。明乎此，我们就知道我民族下一个民治阶段在将来的具体形态，也必然是经过同一程序，慢慢磨炼出来的。现在我们虽可略窥其端倪；欲知其具体形态，最早恐要在下一世纪中叶以后也。但是它必然会出现，则无可怀疑也。因此，在目前颇为风云一时的政治家，或不能及身而见之。但诸公应知其‘存在’，为子孙万代的福祉，因势而利导之，才是正途。孟夫子曰，‘有智不如乘势’，斯之谓也。对目前在两岸，摩拳擦掌的青壮年候补道们，让老朽也掉句古文曰‘戒急用忍’。因为小不忍，则乱大谋；一失足便成千古恨。民初的袁世凯，国民党的汪精卫，和近在眼前的柯林顿大总统，都是前车之鉴，不可不慎也。

历史史实与历史哲学

关于近代中国历史的转型，笔者在不同的拙著裹，已反反覆覆的不知说过多少遍了。此处还要啰啰嗦嗦说个不停，何也？其原因盖有二端：第一便是，历史哲学离开历史事实便是空话。笔者在不同的拙著里，虽已说了一些‘转型’的理论，而辛亥革命前后，正是这个帝制‘转’向民冶的分水岭。我们在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最好能把上述这套理论，再适时提出，与史实配合来讨论一番，好让读者评之，看看是否有若干道理存乎其间。是则是之，非则非之。作者虽固陋，然平生读圣贤书，闻善言则拜也。

第二，历史事实如果没个足以解释它的历史哲学，来加以说明，那这个故事，也就只是一篇‘官场现形记’而已。但是历史哲学可不是一些善于幻想的所谓‘思想家’，坐在菩提树下，或皮椅沙发之上幻想出来的。它是从数十年、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世界各民族所累积起来的历史发展的史实，审查充分的可信的史料( data )。加以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 )，而逐建推演出来的结论，用来解释相关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传统史家(如刘知几)，所谓史识(史释)的现代化、科学化和民主化。写历史的人如果忽略了这一概念化的过程，那就失去我们写历史的意义了。上面啰啰嗦嗦说了一大堆‘哲学’，无非是想阐明袁世凯为何忽然心血来潮，要做起皇帝来？皇帝未做成，而又失败得那么窝囊？

不特此也，孙中山先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可算是最受崇拜的民主哲人了。可是他在这个时代，也不再搞甚么代议政府了，他坚持要毁党造党，由他自己来做个具有绝对专制权力的党魁。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凡此我们都需要点哲学来辅助说明之。而中山搞独裁和老袁做皇帝这故事，也最足阐释这项理论，故不惮烦而一再申述之也。笔者附注曰：在二十世纪末期，治民国通史，自信最大，也确是一时权威的学派，莫过于已故汉学大师费正清所领导的剑桥派所编撰的‘剑桥中国通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了。这部巨著中的卷十二和十三专论‘中华民国’的两厚册，所犯就是这个毛病。费氏和他所领导的班子，也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样，以西学士的一偏之见，强加于中国。至于近代中国史便是一部，一转百转的，需时两百年始能完工的，社会政治转型史，则非费公生前之所知也。因此剑桥史所费的功力不为不大；财力不为不多，然全书评头论足，因小失大，终未升堂入室也。

共和政体　不合国情

袁老四先做总统做得很起劲，并发誓要帝制永不再现于中国。何以口沫未干，立刻就违誓要做皇帝呢？这虽然是他个人野心的终于现形(所有反袁史家都如是说)，其实他也是经过一整年的亲身经验，确实也体会到，共和国体，不适合中国国情，这虽是借口，也未始不是事实。他对共和国体的确是失去了信心，因此才要开倒车，搞独裁、做皇帝。这固然是他自己糊涂，那也是他身边一些颇负时誉的策士，在全国充满民怨民愤的气氛之下，把他推下水的。这也是事实。

试问那时的中国老百姓，又‘怨’些啥子？‘愤’些啥子呢？很简单─日子过不下去嘛！本来嘛，如今鞑虏既经驱除；民国也已建立，大家想过点美国式的好日子嘛。【笔者附注：抗战后的‘民心’，也是如此呢。事实上呢？民国却被一些小官僚、小政客、小军阀、小党人闹得乌烟瘴气.。闹得民国不如大清。在上篇拙作里，我们曾提到宋教仁对民国政府的剧烈抨击。细玩其言，可说句句中肯。但是这个政府恶劣。社会崩溃的形成，是谁之过欤？帐不能都记在老袁一个人的头上。政党和政客各为私利，闹得纷纷攘攘，也太不成话(请看八十年后的台湾政坛)。因此那时全国舆论似有共识( national conccnsus )：共和政体不合国情。【见上篇所选当时各报的专栏报导。】

‘非继承式独裁’无法接班

当时不但袁世凯这么想；孙中山也是如是想嘛。袁公认为共和搞不下去了，就不如恢复帝制的好，所以他要做皇帝。孙公则认为共和搞下下去了，应由我老孙来个人独裁一番。中山不是也要他的信徒们，发动全国人民来‘盲从领袖’，由俺老孙来‘慎施命令’吗？【参见笔者论孙前文及下节】试问在近代中国史和世界史上，做皇帝(不论是俄国的沙皇，德皇的凯萨，回教国的苏丹，中国的光绪……)和搞个人独裁(且看：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史达林，和我们的蒋、毛、邓，以及北韩的金日成，和今日伊拉克的海珊……)，两制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事实上，根据当时美国宪法学权威，那位书呆子古德诺教授( Professor Frank J. Goodnow )的观察【下章再详述之】，后者却远不如前者。何也？因为前者至少解决了‘继承(接班)问题’( succession Problem )：父死子继嘛；兄终弟及嘛。根据千年传统，依样画葫芦，哪个混帐的叛徒、反革命，敢说半个不字？可是，后者的问题就大了。列宁、史达林死后的故事甭说了。就看看我们的蒋、毛二公嘛。他两位大独裁者，无冕之皇，一个为着传子，一个为着传妻，也是费尽心机吧？

经国算是侥幸过关了；江娘娘就不幸的坐牢了。这都是立竿见影，大独裁者，解决不了接班问题的实例。笔者附注：在中国当代史上，‘捉江青’这幕传奇，想一般读者都有兴趣吧。这儿不妨顺便说说，与读者共赏之。据捉江青的张耀祠(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回忆说，在一九七八年十月六日晚八时，他奉汪东兴之命执行此项任务时，他只带领了书卫局副局长武建华和几个警卫，大家连一支手枪也没有带。江青那时住在中南海，张耀祠走到江住处时，向门口的卫兵点点头就进去了。这时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她见张进来，朝他点了点头，仍然端坐着。张乃对她作如下宣布：‘江青(往日，他总称之为‘江青同志’，这一回忽然没有‘同志’两字，江青马上投来惊诧的目光)，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对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据张耀祠说，江青听罢，一言不发，只怒目而视，并没有如传说中所言，‘大哭大闹’和‘在地上打滚’。江青沉默了一会，才慢慢站起来，从腰间摘下了一串钥匙…。张乃吩咐江青的司机备章，把江青押上她平时乘坐的那辆专用轿车。武建华上了车。

轿车仍由江青的司机驾驶，驶往不远的地方，把江青关入中南海某处的地下室……。【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五卷，一九七六─一九八八，页五一二○，选自‘叶永烈采访手记’。】在我国五千年国史上，若论‘一世之雄’，真是主席老人家自己说的：‘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阿毛)。’我们教中国通史的教师，如把五千年的大皇帝排排队，却也没个开国之君，一旦龙驭上宾，尸骨未寒，遗孀老太后就被关起来‘隔离审查’的先例。毛主席生前一怒，可教百万人头落地；可是一旦翘辫子，则连个孤孀老婆也保护不了。真是恶有恶报，丢人现眼。两相对照，何以如此呢？这就是古德诺教授的理论了：原来，‘非继承式的寡头政治’( non-hereditary autocracy )，远不如‘继承式的寡头政治’( hereditary autocracy )之为优也【详见下章】。君不见，慈禧、光绪一死，三岁的溥仪都可接班，而风平浪静。再看看邓大人的三起三落，和被邓公指定接班的胡耀邦和赵紫阳的下场，便知古顾问之言不虚也。抚今思昔，能不令人担心？

世纪末回看世纪初，北京问题如旧也。悲夫。

帝制向后转，独裁向前看，和权力递减

朋友，你说袁世凯下流，要做皇帝。其实在政治学理上，他所搞的还是高一级的‘寡头政治’(继承式的寡头政治)呢。后来孙、蒋、毛、邓诸公所搞的还是低一级‘寡头政治’(非继承式的寡头政治)呢。但是低一级的往往一搞数十年，而‘流芳千古’；高一级的，只能搞八十三天，却‘遗臭万年’。何也？朋友，‘转型论’在此地就有所解释了。原来‘继承式的寡头政治’(做皇帝)，是属于转型之前的形态，它本身便是一种‘定型’。如今在这十年一变的，洪峰急流的三峡里，你要逆流而行，面向过去，要恢复前一期的秦皇汉武的定型，这就叫‘反动’( reactionary )了，在社会发展中作反动派，则触礁灭顶，不败何待？这就是袁世凯的悲剧了。

搞列宁、蒋介石、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就不然了。它虽是个比传统帝制还不如的寡头政治，但它毕竟是个现时代的产品，是帝制转民治的中途现象。它不是个一成不变的定型；相反的，它只是个流动的、权力递减的‘转型体制’( Transitional Institution )，甚至是个‘不可或缺的恶症’( a necessary evil )。君不见蒋毛二公的权力，是超过一般的皇帝了。但是权力渐减。蒋经国和邓小平，就只能算半个皇帝了。经国一死，李登辉就只能做民选的总统了(可惜只是个偏安的小朝廷，而又心怀异志)。再看看大陆上，邓、江之间的‘权力渐减’，也是很则显的。继江者谁？吾不知也。但是继起者独裁权力之加快滑坡，则历史家打包票也。此不才之所以敢一再妄言，我国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之完成，法治民主之真正实现于中国，或将在下一世纪中叶之后乎？……历史家不是预言家；但是历史家应该是社会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是会根据社会发展的现象，尤其是转型末期的社会发展的现象，而加以推论的。这一推论在民国初年是不可能的；但是百年回看，历史家便发现民国初年的社会和政治上所发生的现象，是未有不可理解的了。质诸高明，是耶？非耶？

把近百年来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大势，说清楚了，我们就可以谈谈民国初年的政治史了。请先从袁世凯说起：

袁世凯摇身三变

袁世凯自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十月十四日，承武昌起义之机运而东山再起之后，为着他个人的权位，至此，可说已摇身三变。

第一，从他复职至清帝溥仪退位的三个月期间，他对南方的革命派的策略是采取‘养寇自重’的被动的守势。但是对满族亲贵，则采取极有技巧的绝对主动，以达其逼宫篡位的目的。

第二，自民元四月，他代孙当选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之后，直至二次革命之爆发的一整年时间，由于对现代的政党政治无经验，袁也是采取观望的被动姿态以待势。在此期间，革命党人的气焰甚高，黄兴、蔡元培等不但说服了国务总理唐绍仪和赵秉钧都加入了国民党，(改组前叫同盟会)，他们甚至也邀请袁世凯宣誓入党，以示天下，这个新朝代是国民党的朝代；袁也只含笑婉拒而已。因此在此期间，政权实质上是掌握在袁氏手中，但是他给外界的印象，却有被党人推来推去，无能为力之感。加以此时一般小政客、小党人、小军头在北京议会之内，和地方各省之间也横行无忌，纷扰不停，血流不止。他们大半也是当年有功革命，如今仍在继续争权夺位而已。如山东的胡瑛、张广建之争；安徽孙毓筠、黎宗岳，和贵州的唐继尧、杨荩诚之争。都是刀枪齐动。你死我活，民无噍类的。而这些争权夺利的革命者，往往也只是一些痞仔，为社会所不齿。例如山东都督胡瑛，即有‘双枪将’的诨名。盖胡君的手枪和烟枪，皆不可一日或缺也。这些官僚军阀肆无忌惮，弄得民国不如大清，而举世骚然，而中央政府，亦无如之何。因而全国人民，包括一般知识分子，和亿万农工群众，都人心思治。

在他们的心目之中，袁大总统反而变成了一股安定的力量，和太平的象征。市井平民，无不希望他能发挥权力，拨乱反正，重建官箴，恢复秩序。可是在此同一期间，孙中山先生反而变成了党人的代表，形成社会不安的乱源之一。因此，中山所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二次独立’(当时也叫‘二次革命’)，竟然颇招物议，由于没有群众基础，而败不旋踵。第三，在二次革命，袁孙正式决裂之后，袁对付民国时代的党人政客的本领，也大有进步了。他不但以枪杀张振武而笼络了黎元洪，弄出革命派第一次的‘宁汉分裂’，搞垮了二次革命；他也学会了后来毛泽东‘三宝’之一的打统战。不但把‘敌人(孙文)的敌人’，如保皇派的梁启超都统了过去；也把敌人的朋友和朋党，如蔡锷，也统了过去【见上篇】。他也知道孙文虽是国民党的名誉理事长，但是孙文却控制不了国民党。因此二次独立乱平之后，袁就对人不对党而发出拘捕孙文、黄兴、陈其美等‘乱党’的通缉令。说他们煽动叛乱，破坏统一，和贪赃枉法。后一条是专指孙文所主持的‘全国铁路总公司’而发的。因为孙文这位铁路总公司总理的月薪是三万元，而铁路一寸未建，其他帐目也纠缠不清，报销不了，弄得孙总理百口莫辩。

但是袁世凯对孙公所领导的国民党，却无半句抨击之辞。因为这时他还只是个‘临时大总统’，他还要依靠国会投票转正，做正式大总统呢。国民党这时是国会中的多数党，没有国民党议员举手投票，他这个侧室，便不能扶正了。奇怪的是这时国会之内，国民党籍的议员，对袁氏追捕孙文的通缉令，亦初无异辞，其后并照样票选袁氏为正式大总统。等到袁氏当选之后，这些从龙之士，就遭走狗之烹了。此是后话。

孙中山要毁党造党

掉转头来，再看看失败了的孙中山先生，在搞些什么？在二次革命于民国二年七月十二日正式发动之后，孙公本拟南返广州坐镇，不意八月二日舟抵马尾时，得讯广州已败，乃由日本驻福州领事馆暗助，绕道台北，潜往日本。【中山过台北时曾住御成町之梅屋敷，即今国父史迹纪念馆所在地。】时袁政府已要求日本，不许接纳中国‘叛党’，所幸中山在日关系众多，而日人亦欲利用中山反袁，所以孙公终能在日定居。

在日本定居之后，中山痛定思痛，认为革命之所以遭受若是挫折，实在是由于革命成功，革命党销的缘故。自从同盟会被改组为国民党之后，蛇龙混杂，纪律全无。要完成革命，打倒袁世凯，则这个颟顸无能的国民党，非加以改造不可。因此他老人家再度流亡日本之后，席未暇暖，就开始搞起这项毁党造党的工作来了。

说到国民党的改造运动，那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言难尽的大题目。在大陆上它一直就‘改组’、‘整理’、‘革新’的搞个不停。退保台湾之后，还不是在继续‘改造’。如今闽南帮当权了，李主席大搞修宪、废省、精省……，还不是另一种的‘改造’，哪里说得完呢？今日新党诸公还不是老国民党员吗？只因搞不过地头蛇的闽南帮，还不是毁党造党，才搞出个新党来？

这次孙总理在日本所搞的，也是把老国民党改造成个新党，叫做‘中华革命党’。它是个无条件拥护一个独裁领袖的极权政党( atotal-power party )。当孙公发动组织此一政党时，那些后来才出现的，和它性质相同的政党，甚么法西斯、褐衫党、纳粹党、共产党、列宁─史达林党……都还没有正式出现呢？所以我们孙国父在现代极权思想上，也有他底历史地位呢.政治学家们可能不承认中华革命党是个极权政党，因为它的党章说明革命是分三个‘时期’进行的，军政、训政时期之后，还是要回到宪政时期的。其实近代世界史上的极权政党，无不如此啊。上述各党，哪一个党章不是如此说的呢？共产党最后目标是个无阶级的大同社会，那更是牛皮冲天呢。只是没一个例外，大独裁者，都只能停滞在军事独裁阶段，而与之偕亡，再也无法前进就是了。外国的经验姑且不谈，中国后来者的经验就很明显嘛。蒋公连个军政时期也未完成，就退出大陆了。毛公最大的成就，也只是完成了他的军政时期，统一了大陆(还缺个台湾)，也就无法再前进一步了。所以孙中山如能真正完成了国民党的军政时期，他就是毛泽东了；他如搞独裁能把天下打了一半，那他就是个蒋介石了。

孙公幸运的是，搞独裁刚开始，他就短命死了，那他就是孙中山了。所以就史论史，笔者曾为孙国父庆贺他‘革命幸未成功’啊。否则在中华民族史上，他不是蒋介石，就是毛泽东，哪能做孙中山呢？这就是转型期英雄的悲剧嘛。等到我们要谈到国共之别，儒法之斗，和极权民主之争时，再细论之。这儿只能三言两语把昙花一现的‘中华革命党’交代一下。因为它是袁世凯时代的产物。不交代一下，在那个时代，虽至圣大贤的孙中山先生，也要搞个人独裁，我们就很难了解袁世凯为啥要做皇帝了。还有那位美国书呆子古德诺，何以背了那么大的中国黑锅，至今仍未得平反，也就很难平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