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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苏兹贝格是一位对中国，尤其是对蒋介石的发迹地黄埔军校有浓烈兴趣的美国著名记者。１９５５年３月１９日，他飞往台湾高雄，访问了在那里养病的蒋介石，蒋介石向他介绍了自己“为了建立中国统一政府的漫长斗争生涯”，当然离不了谈黄埔。午餐席间，蒋介石对苏兹贝格说：“黄埔时期，我有许多杰出学生。”并指着陪同进餐的一位台湾当局要员说：“他就是黄埔三杰之一，我的前交通部长、现总统府国策顾问贺衷寒。”
苏兹贝格友好地朝贺衷寒笑了笑，一个不太可亲的形象立即映入眼帘：他大约５０开外，刀削般的脸上棱角分明，头上毛发不多，几乎秃顶，眼里闪烁着蔑视一切的神情，对苏兹贝格点了下脑袋。
“另外两杰是谁呢？”苏兹贝格追问道。
“那两个是共党，他们背叛了孙总理的三民主义，也背叛了校长。”贺衷寒抢着回答。
“能说说他们的名字吗？”
“一个叫蒋先云，北伐中被打死了。”贺衷寒说。
“另一个叫陈赓，当年我也很喜欢他，在战斗最危急的时候，他掩护过我，可惜中共产党的毒太深，后来处处和我作对。这个人你们美国新闻界应该知道，不久前他还与你们在北越和南韩打仗！”蒋介石接过话题说。
苏兹贝格耸耸肩膀，表示默认。沉默了一会，他说：“有机会，我将去大陆采访有关人士。”
“你不会有此机会！”贺衷寒顿时做出一个鄙夷的姿态。“大陆不会设宴接待一个美国记者。”
历史的发展与贺衷寒的预言正好相反，１９年后的１９７３年９月，机会终于来了。６１岁的苏兹贝格作为中美建交后第一个被邀请的美国记者，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２４周年庆祝活动。他和他的希腊妻子玛丽娜在广州、北京、延安、西安、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参观采访了近一个月，参加了各种宴会。在他一再请求下，临回美国前，当年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抽时间专门接见了他们夫妻俩，并且一谈就是两个多小时，周恩来同他们谈了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等重大问题后，苏兹贝格迫不及待地请求谈谈蒋介石和黄埔军校的问题。”周恩来满足了他的要求。
“我在台湾见到一个黄埔军校的学生，叫贺衷寒，听说他还是黄埔三杰之一？”苏兹贝格突然问。
周恩来耸了耸浓眉，若有所思地回答说：“他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头目，后来在政训处培养了一批军队特务，解放前夕跟称介石跑到台湾，但蒋介石知其有野心、并未重用他。在我们中美建交之时，他忧郁而死……”
贺衷寒，这位国民党黄埔系中颇有影响的人物，对于他的传奇经历，对于他与蒋介石之间的恩恩怨怨，今日大陆知道的人已不大多了。
一、贺衷寒一笔好字，使蒋介石对他另眼相看
１９２４年６月１６日上午，在距离广州市中心约２０公里的东郊黄埔岛上，到处张灯结彩，喜气洋洋，由孙中山先生创立的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正在进行。
５００名从全国各地招收来的热血青年，身着崭新的灰军装，列着整齐的队伍，正在聆听孙中山先生的长篇演讲，他指出：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走俄国人的道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今天建立黄埔军校，就是为成立革命军打基础。
他号召大家，要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发扬革命党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做一个真正的革命军人，一生一世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救国救民，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孙先生演讲很长，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
接着，南方政府参议院总参议兼广东省省长、有“副帅”之称的胡汉民，宣读《总理训词》。
然后，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读祝词。
午餐时，不少人找到校长蒋介石反映，说上午领袖们的训示大多听不懂，如胡汉民是广东番禺人，讲一口客家官话，他念《总理训词》的开头两句“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北方学生就听成了“三味煮鸡，萝卜大葱”。于是，午餐后蒋介石找来教授部主任王柏龄，要他赶紧找几个字写得好的学生来，把上午领袖们的讲话发言抄写出来，贴到最显目的地方。王柏龄经过一番了解，很快找来了李之龙、胡宗南和贺衷寒３人分头抄写。其中，贺衷寒一笔艺术体的双勾字写得又快又好，蒋介石看后连连颔首微笑。自此，蒋介石就对贺衷寒另眼相看。后经多次交谈和查访，蒋介石渐渐了解了贺衷寒不平凡的经历。
原来，贺衷寒系湖南岳阳人氏，１９００年１月５日生，原名忠汉，少时游览洞庭湖中的君山岛，得知秦始皇在君山怒盖“封山印”的故事，因慕秦始皇的威严而取字“君山”。贺衷寒的父亲是乡间颇有影响的大绅士，家境富裕，望子成龙心切，贺衷寒６岁时便延师在家读私塾。贺衷寒聪明好学，《四书》、《五经》过目成诵，师长称奇，乡里传为佳话。１９１６年，贺衷寒考入武昌湖南旅鄂中学读书，由于勤奋努力，各门功课均得高分，尤以国文为佳，每次作文均由老师批示“传观”。他写得一手好字，又能说善辩，还喜欢诗词，常作诗抒怀。在学校读书期间，他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深为梁启超那种忧国忧民、饮冰怀霜的情怀所打动，思想渐渐激进，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径充满义愤，对劳苦群众表示出同情。
贺衷寒还积极参加了反对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斗争，曾慷慨激昂地站在桌上讲演，痛斥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和卖国求荣，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爆发，贺衷寒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由于他能说善辩，又有根强的组织能力，因此被全校学生选为代表。１９２０年秋，董必武和陈潭秋在武汉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贺衷寒被吸收参加，成为我国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
１９２１年春，贺衷寒赴上海学习俄文，在这里他结识了中共方面很多早期领导人。同年１０月，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他作为武汉学生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翌年１月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解放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是张国焘，成员有翟秋白、高君宇、王烬美、邓恩铭及蒋伏生、卜道明等人，张国焘这个人向来脾气暴躁，待人傲慢，喜欢弄权，这次出国当然不例外，他不把自己也看作“代表”之一，而处处以“团长”的身份动辄训人，今天骂这个，明天骂那个，非要所有的代表唯他是从才舒服。贺衷寒这时才２１岁，年轻气盛，从小就被人当着“才子”捧惯了，哪里看得惯张国焘这一套，兔不了要冷言冷语说几句，张国焘早已对他忌恨在心。
一次，张国焘为一点小事借题发挥，大骂代表团的成员，说要不是我张国焘，你们一辈子也别想到莫斯科来，要是不服从领导，我就一个个把你们开除回去。别人都知道张国焘是发发脾气，不见得就要开除谁，都一笑了之。贺衷寒却忍不下这口气，当即对张国焘说：“张先生，我们都是中央书记处选派来开会的，你凭什么要开除我们？依我看，你这个团长当得不耐烦了倒是可以不当，我们另选一个就是。”张国煮一听，犹如火上加油，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说：“滚！你给我滚！”
贺衷寒一点也不示弱，马上回敬说：“要滚你先滚！”说着就要上去跟张国杰动拳头。其他代表连拉带劝，才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又因是在异国他乡地盘上，张国焘一时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先忍下这口气。回国后，张国焘立即向陈独秀告状，终于以目无组织的名义于１９２２年春将贺衷寒开除团籍。从此以后，贺衷寒对张国焘恨之入骨，连带也恨上了共产党。
贺衷寒在莫斯科参加会议后，便留在苏联考察，先后共７个月。回乡时途经武汉，昔日在武昌各校读书的朋友为他洗尘，他报告“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情况时说：经过西伯利亚铁道沿线车站时，看到许多俄国男女讨乞食物，得到一针一线也跪地叩谢；到达莫斯科及各都市时，仍然是物资缺乏，人民生活极为贫困，到处有乞丐、娼妓、小偷；政府对地主、资产阶级、贵族进行杀戮、清算、斗争，极为“悲惨”。他认为，中国革命不应采用苏俄的方式来进行。
１９２２年，贺衷寒自苏联回国后，在武昌一中学教书，曾一度加入恽代英开办的“共存社”，后因意见不合而退出，旋即创办“人民通讯社”，从事各种大胆的报道，经常发表评论，抨击当时军阀横行、政治腐败，阐扬民主、自由之可贵，积极鼓吹革命。不久，即被军阀查封。继而前往长沙，再创“平民通讯社”，并改名贺衷寒，继续批评时政，提倡民主，主张革命，同时兼任长沙宏图中学国文教员。在长沙，他曾联络失学、失业的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并征求各学校社团的意见，拟成立湖南公民选举监督团，揭露赵恒惕督政府进行虚假“民选”的阴谋，得到社会胁同情和舆论界的赞许。当时，湖南第一纺纱厂发生工潮，工人代表、青年团员黄爱和庞人铨被湖南督军赵恒惕派人逮捕杀害，贺衷寒闻讯，冒着生命危险，以极大的义愤撰写了《黄庞案之真相》一文，对赵恒惕大加抨击，替死者呜冤。赵恒惕恼羞成怒，下令将贺衷寒逮捕，关了３个多月。在狱中，贺衷寒受尽折磨，几乎命丧囹圄。后经岳阳县的两名省议员具保获释，才幸免于难。这次入狱、使他更加认清了中国黑暗社会的现实，更加体会到了封建军阀的残暴：更增强了他“改造”中国的决心。
贺衷寒出狱后，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相互见面，百感交集。他父亲要他在家乡教书，免得在外面惹是生非。１９２３年，贺衷寒向家人一再表明自己投身“改造”中国之决心后，又返回长沙继续从事新闻事业，担任长沙青年服务社教务主任，仍兼中学课务。不久，又被聘为上海《时报》特约记者，继续用他的笔杆和嘴舌，抨击军阀统治，揭露社会黑暗，鼓动青年爱国，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１９２４年春，贺衷寒在汉口欣闻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兴奋不已，立即与原旅鄂中学同班同学蒋伏生结伴南下。他们由汉口去上海，即买当日由上海开往广州的轮船票。不料，当他们抵达黄浦江码头时，船已起铺开往海中。贺衷寒急雇一小舢板，紧追该船，幸被轮上一青年伸手援助，得以攀登上轮。上轮后，他询问那位青年的姓名，才知道他叫胡宗南，也是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的，此乃贺衷寒、胡宗南相见之始。因彼此意志相投，日后便情同手足，私交甚深。又因贺衷寒擅长于“文”，胡宗甫擅长于“武”，故后来在国民党黄埔系中曾流传“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之说。
贺衷寒、胡宗甫到广州后，军校招主初试已过，他俩便联名具函去找主持考试的廖仲恺先生，叙述过去的经历、南来的动机和矢志革命、报效国家的决心。廖仲恺阅函，当即准予参加复试。经过严格考试，贺衷寒被录取黄埔军校第一期步兵科第一队。当时的黄埔军校，聚集了一大批从全国各地来的好学上进的热血青年，其中有不少还是各地的共产党组织选派来学习的，因而革命和学习的气氛十分浓厚。
那时，正是国共合作，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在黄埔学生中发展党员。共产党发展组织，是个别秘密进行的；国民党发展组织，是在课堂上把入党登记表当作业一样往下发，规定每人都要填。贺衷寒入校不久，就和同期学生一起，集体加入了国民党。
开学以后，贺衷寒认真钻研政治和军事理论，各项成绩都名列前茅，加上他在组织社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才能，便崭露头角，并开始传出“黄埔三杰”
的美名。１９２４年９月，孙中山率师北伐，贺衷寒随学生第一队担任警卫工作。
１１月，黄埔第一期学生毕业，贺衷寒被分配到军校政治部任上尉秘书，旋又调任第三期入伍生总队政治部主任。１９２５年１月４日，军校政治部迁往广州北校场省城分校，设分部于黄埔本校留守，校方指定由贺衷寒和李之龙（共产党员）负责。当时黄埔一期毕业同学，除李岳阳因原为川军团长，毕业后被分配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十团团长外，贺衷寒的军阶算是最高的。
二、开始麋集于蒋介石的“反共”纛阴之下
公正地说，１９２５年以前的贺衷寒，即使不能算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还是可以划入革命青年或思想激进的青年之列，他虽然对共产党的某些领导（如张国焘）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有不同的看法，但总的来说还是基本拥护共产党的主张的，至少也可以说还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同时也确为革命事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特别是在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抨击北洋军阀的统治方面，尤为突出。从１９２５年开始，贺衷寒就明显向右转了。此后、他就一直充当反共的急先锋，与无产阶级为敌。正如他的同僚好友袁守谦在其墓志铭中所说：“……自（民国）十四年参加孙文主义学会之创立，迄于病革绵＊（左忄右缀之右）之时，固未尝须臾放弃其挞伐之责任（指反共）。”
蒋介石是一个以两面姿态出现的野心家，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因为羽翼尚未丰满，在处理国共两党和黄埔两派的纠纷中，虽然貌似公允，但他在骨子里是反共的。他实际上是右派势力的组织者和保护者，他在１９２６年上半年一手制造的陷害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和亲自提出的排挤共产党员的《整理党务案》，就是他反共嘴脸的最早公开暴露。贺衷寒、缪斌、潘佑强等右派黄埔学生，对蒋介石当时的所作所为及其真实用心，在实践中也逐渐心领神会，他们实际上已把蒋介石作为自己的总后台，自觉不自觉地开始庆集其“反共”的纛阴之下。这还得从黄埔岛上开始出现相互对立的两条阵线的斗争说起。
就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学后不久，广州的反动势力就阴谋利用商团组织暴乱。
为对付商团，１９２４年８月经蒋先云、李之龙、杨其纲、陈赓、贺衷寒等人发动，驻扎在广州的粤、桂、湘、滇各军的军官学校和海军部分军阀的革命军人，开始联合起来，并以“中国青年军人代表会”的名义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后经报请党代表廖仲恺和校长蒋介石同意，代表会于１９２５年１月２５日推举蒋先云、曾扩清、贺衷寒、何畏能４人负责，筹备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２月１日，联合会正式宣告成立，贺衷寒担任了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在成立大会上，他代表“青军会”宜读了３点志愿：（一）竭诚拥护革命政府，实现三民主义；（二）暂不做后起的军阀；（三）与农、工、商、学、妇各界大联合，一致进攻帝国主义与军阀，他还在当时第一期《青年军人》杂志上发表了一向《青年军人与军阀》的文章，历诉了近年来帝国主义勾结军闷的罪恶，指出中国的祸乱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闷造成的，号召青年军人要打倒军阀，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而战。
青年军人联合会创建初期，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其领导人的想法比较简单，都想以这个组织来团结在粤的青年军人，削弱军间派系的势力，打倒陈炯明。到１９２５年的二三月间，孙中山在北京病危。消息传到广州，人心颇为不安，国民党右派势力便开始抬头，乘机加紧活动，并对青年军人联合会大肆加以攻击，惊呼“青军会是共产军”。当时，国民党老右派、“西山会议派”里有名的“大炮”、强硬的反苏反共分子谢持，正在广州大沙头医院“住院”，黄埔军校中的国民党右派分子王柏龄，便趁机把谢持请到黄埔岛，让他到接近右派观点的学生中游说。谢持说：“国共合作，实在是孙先生做的第一件大糊涂事。共产主义是豺狼蛇蝎，与豺狼蛇蝎焉能为伍。”又说：“孙先生年纪大了，虑事难免不周。我辈正当壮年、为党为国，都不可不中流涉险。”他还进一步煽动说：“共产党名虽与国民党合作，其实是想趁机篡夺国民党的党权，一朝得逞，所有国民党员，尤其是黄埔同学中的国民党员，都将受到无情的迫害，而无立足的余地！”他还对贺衷寒等人说，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共产党的组织，你们在里边工作是为共产党做嫁衣裳，等等。
贺衷寒听着谢特的演说，很自然联想到张国焘那张讨厌的嘴脸，又回忆起在青军会内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每每与蒋先云、周逸群等共产党员意见不一致的往事，便情不自禁地称赞谢持“见解精辟”。在谢持、王柏龄等国民党右派的煽动拉拢下，贺衷寒、潘佑强、冷欣等这些平常与共产党同学关系不太和睦的学生，思想迅速向右转，当场就一个个脸红脖子粗的大骂共产党。
为了对抗共产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贺衷寒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主意，这就是以研究孙中山思想的名义，组织一个“学会”，以此来联合右派势力。１９２５年４月２４日，在蒋介石、廖仲恺的支持下，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相对立的又一个军人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早期也称“中山主义学会”），发表通电，宣告正式成立。这个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就是贺衷寒和潘佑强。
两个军人组织的出现，使黄埔岛上结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条阵线。由于青军会成立后，组织发展很快，一年多时间成员就发展到两万多人。孙文主义学会建立后，第一步便是拿出吃奶的力气到全国各地去发展组织，不久也号称有了５０００会员。接着，两个组织便公开对着干。青军会组织了一个“血花剧社”，孙文学会就组织一个“白花剧社”唱对台戏；青军会办了《青年军人》和《中国军人》两个杂志，孙文主义学会也办了《国民革命》和《革命导报》；青军会又办了《兵友必读》和《三月刊》，孙文主义学会也又办了《革命青年》和《独立旬刊》。你开一次大会，我也开一次大会，并且比你的还要大。你在我的大会上发表了反演说，我下次就组织人去踩你的会场。你骂我一句，我骂你三句。你打我一拳，我非踢你一脚。而在两派对立斗争中，贺衷寒总是充当孙文主义学会的智囊人物，为其谋划，有时也公开出面展开“舌战”。第一次东征胜利后，由青军会发起，在梅县中学广场开军民联欢会，李之龙在台上发表演说，正讲得起劲时，贺衷寒、缪斌等一伙孙文主义学会的人，手持短枪，突然上台来把李之龙挤开，由贺衷寒发表演说。
青军会的人哪里服这口气，很快聚集一群骨干，也持着枪向台上硬冲，李之龙趁势抢占了讲台，要贺衷寒“滚下台去”。贺衷寒见奇袭得手的讲台又要易主，伸手朝李之龙的脸上就是一拳！李之龙也不吃这一套，憋足劲一拳又打回去。于是，两个便扭打起来。顿时，会场大乱，两派枪口对枪口，怒目对怒目。后在梅县党部负责人的劝说下，才暂时平息。事后，贺衷寒、李之龙两人都受到蒋介石的臭骂，贺衷寒被“撤职查办”，李之龙“令调回黄埔军校工作”。
１９２５年１０月，国民革命军开始第二次东征，蒋介石为总司令，贺衷寒任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党代表。途中，蒋介石曾主持召开第一军政治部职员及各级党代表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贺衷寒在发言中大肆鼓吹戴季陶“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共存”的那一套，说什么一个革命政党内，决不能允许两种不同主义的信仰者长久存在、长久合作，与其将来分裂，不如尽早各走各的路，但我们两党（指国、共两党）可以联合对付敌人。贺衷寒的这段发言，极合蒋介石的口味，因而受到蒋介石的赏识。
鉴于黄埔两派斗争愈演愈烈，１９２６年２月２日，蒋介石以“解决本校党务纠纷”的名义，在黄埔军校召开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校党代表汪精卫也从广州赶来参加。蒋介石以貌似公允的口吻把两会都责备了一番，骂他们破坏了黄埔的统一。汪精卫也以劝解的口气，强调两派要“精诚团结”。最后，蒋介石提出４点解决办法，其中心意思就是要两会都接受蒋介石本人的领导，有矛盾由他来解决。４月７日，蒋介石颁布“取消党内小组织校令”，明令解散两会。为了将黄埔学生置于自己一手控制之下，蒋介石决定另行组织黄埔同学会，指派蒋先云、贺衷寒、曾扩情、李之龙、潘佑强等为黄埔同学会筹备委员，并亲任会长。１９２６年６月２７日，黄埔同学会在广州正式成立，贺衷寒缺席当选为干部委员兼秘书长。他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这一组织中继续攻击共产党人，排斥国民党左派。
三、在苏联异得声名狼籍的贺衷寒想亲自带兵，蒋介石却偏不交他兵权
１９２６年四五月间，广州国民政府组成军事政治考察团赴苏联考察，贺衷寒是考察团成员之一。他在苏联进行一段时间的考察后，随即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时，他的思想进一步向右转，虽然自吹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但认为只能是三民主义范畴内的社会主义，并要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他认为，像苏联共产党那样用“残酷的阶级斗争”去实现社会主义，不但“惨无人道”，也完全不必要，在中国决不能容许有这种情况发生。
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贺衷寒和邓文仪、肖赞育、郑介民、康泽等人，看到同学中有数百名国民党党员，便以留法学生中的国民党员有旅法支部为由，发起组织国民党旅莫支部，想以此作为日后回国争取权力的政治资本，由于此事遭到校方的坚决制止，加上也未得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批准，闹腾一阵后就偃旗息鼓了。但他们仍不甘心，又着手在中山大学成立孙文主义学会分会。由于该组织在国内已是臭名昭著的右派团体，所以当他们吸收会员时，被人向校方告发。学校立即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宣布孙文主义学会是反共反苏的反动组织。因此，贺衷寒等人遭到大家的严肃批评，而他拒不认错，在会场上大闹起来，说这是“民主”、“自由”，不应该压制。学生们纷纷要求校方给他以处分，并将其遣送回国。贺衷寒在中山大学声名狼藉，只好转入伏龙芝陆军大学学习。
１９２８年１月，贺衷寒自苏联回国，被蒋介石任命为杭州军事训练班学生总队长，负责收容逃散到杭州的黄埔军校第五、六期学生。３月，该校正式迁往南京，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对内仍称黄埔军校）。同月，黄埔同学会在南京举行全体会员大会，贺衷寒被选为监察委员。这时，他还担任了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监委会常委委员。贺衷寒很想从此转入带兵，像蒋介石那样亲自掌握兵权，可蒋介石看透了他不好驾驭的本性，偏不把兵权交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