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节

巨大的兴趣读这本书，因为像许多其他同志一样，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受到过高尔基的重要影响。在我15岁的时候，高尔基的小说就激起过我的热情，使我成了一名共产党员，两年以后，列宁的著作以其对理性的召唤巩固了我的感情。在我生活的一切纷乱中，我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本色，这一点我要感谢列宁。

八十多岁高龄的沙吉娘同志，在她的书中回顾自己青年时代时写道：夏天（1906年——著者注）在瑞士，我和当时尚年轻的母亲一起从蒙特吕斯或者格里翁出发……攀登纳耶的罗歇尔山峰，我们漫游了一整天……纳耶的罗歇尔！

10年以后，1916年12月，列宁在给伊内斯·阿尔曼德的信中写道：“您滑雪吗？您一定要做这件事！您学习吧，您为自己弄一副雪橇，您一定要到山里去。”

读到这里，我停下来。

每个人都知道，列宁的工作非常多和紧张，但是多么精彩啊，他也滑雪，给一个年轻女人的信里还写上：您要去山里，您一定要滑雪。

我几乎要从手稿里删掉，我是多么想这样做啊！

不只是列宁，列宁夫人也加强了我的信念。沙吉娘同志描绘说，据她所知“纳捷日达·克鲁普斯卡妮很生气”，因为她与“列宁在舒申斯科伊的时间总是这样安排，仿佛他们“无别的事情可做，除了翻译维布 [注] 著作。简直是胡说八道，他们年轻并且互相爱着对方。”

我仿佛看见玛丽埃塔·沙吉娘于1906年在太阳光底下沿着“我们的道路”在攀登纳耶的罗歇尔，我随着她的描写仿佛看见列宁十年之后在瑞士生活、工作并为他的国家准备革命。

我不再继续讲述我的过去，但是我很想告诉这位老同志，23年以后，我在纳耶的罗歇尔山峰下一栋瑞土农民房屋里，坐在我的发报机前为遭到威胁的列宁的故乡发电报。

1939年底，中央问我有没有一种可能性，给罗莎·台尔曼转送一笔钱去。

这时我才弄明白，不但她，就是恩斯特·台尔曼与红军都丝毫没有关系。从询问的方式也可以看出来，这是一次援助和支持行动，我们有这种可能性，应该充分利用。

于是我想到派奥罗去。她在德国有一个弟弟，可以到他那里去度假。德国人可以来往旅行。奥罗不到60岁，矮小，灰白头发，不显眼。不但瑞士人，连德国人也不会注意她。她表示愿意去。

我们有一把衣服刷子，木柄上有一个空洞，我经常用它运送钱。奥罗携带着刷子毫未受干扰地到了德国。罗莎·台尔曼深受感动。在德国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任何人都不准接近她，而现在却从苏联来了这种支援的信号。罗莎说，花这些钱是很难的，因为人家知道她到底有多少钱，她的每一张钞票的号码都记录在案。不过，单是居住在苏联的德国同志发动了这次捐赠这个事实，对于她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道德胜利，它比这个可观的数目具有更大的分量。

1939年冬天我从中央得到一个新的任务：让我去会见一位同志。当我把密码译出来以后，我猜想，这个陌生人要么立即离开瑞士，要么进行一种密切合作，否则不会把这种细节告诉我。我乘车到日内瓦，找到洛桑大街13号，投了一封信进去，几天以后，我第二次去日内瓦拜访那位同志。

中央向我交待了一系列问题：他的机构是否还在工作，他的财政状况如何，有无向中央传达关于意大利消息的可能性，或者他是否需要通讯联系，他能否用自己的力量建立这种联系？

当我去拜访他的时候，这位同志言行颇为谨慎。他似乎不太喜欢什么人径直闯进他的家里来，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问。

一阵停顿之后，我们沉默地观察着对方。“阿尔伯特”生得矮小结实，倾向于丰满，他的动作给人以迟钝的印象。他有一头黑色头发，一双黑色的眼睛带有忧郁的表情。我喜欢他的办公室，里面摆满书籍和地图，桌上堆满杂志和纸条。阿尔伯特给我的印象，他是一个于巴巴的学者。他想从我这里知道，他的回答能否迅速传达过去，什么时能再收到中央的答复。

我迟疑起来。尽管中央请求我帮助他，但并未提起我的发报机。另外，阿尔伯特一个问题还未回答。

当我告诉他，一切都会进行得很快时，他才开始描述自己的处境。通过意大利的路是不可能的，尽管这样，他还是迫切需要与中央取得联系。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他就没有了联系，许多重要消息放在那里毫无用处。中央中断这种联系肯定是有原因的，可这对于他来说太可怕了。他的发报机坏了，而他又没有报务员。

我明确回答他说，发电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将向中央建议，在找到别的道路之前，向他提供这种可能性。

我就是以这种方式认识了山道尔·拉多同志，19岁时他就成了匈牙利红军的政治委员，他的一生充满了两种热情：一是积极的共产党人的热情，一是在制图学领域博学的科学家热情。他在日内瓦开设的“地图新闻社”是一个极好的合法身份。

拉多同志在他那本名叫《朵拉来电》的书中，把这一切都描写得十分精彩，这本书在匈牙利、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都出版过。

第二次拜访时，我同样也遇见了阿尔伯特的妻子，这是一个德国女同志，我立即与她建立了联系。莱内与阿尔伯特不一样，她生性活泼，机智，爱说话，当然是在秘密工作允许的范围内。他的孩子一个10岁，一个14岁，还有莱内的母亲，这是一个完美的家庭。

对于我来说，结识莱内这样一位女同志，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可以时常到她家里来，在一位科学家及其精力充沛的妻子的和谐婚姻生活的气氛中，我感到十分幸福。

只要一想到莱内，眼前便浮现出我们共同回忆早年作为共产党员的情景，我们讨论各种书籍，但更经常的是我看见我们在大笑。我们开许多荒唐的玩笑，阿尔伯特却以不赞成的目光看着我们，因为他不是个无忧无虑和轻浮的人。这反到刺激我们闹得更欢。

莱内对文学感兴趣，有写作才能。她出身自工人阶级家庭，青年时代生活并不宽裕，她必须亲自学习各种知识。

1959年，当莱内已经不在的时候，我在我的那本《奥尔迦·贝纳里奥》里写到过她。莱内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同志曾经在柏林我们的中央委员会里做过办公室工作。有一次萨宝，共产党帝国议会代表阿图尔·埃沃尔兹的妻子，在那里看见她在哭。莱内啜泣得十分可怜，因为一个同志口述了一篇糟糕的德文稿，而她的知识又不足以修改这篇口述记录。萨宝设法让她进一所夜校正式学习德文。莱内于1936年在法国解救奥尔迦和萨宝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她们被一只德国船从巴西运回来，要交给盖世太保。解救未成功，因为这只船并未停在预定的海港 [注] 。这些细节是米娜·埃沃尔兹，阿图尔·埃沃尔兹的妹妹，萨宝的亲密朋友在1959年告诉我的。她当时也参加了解救活动。米娜·埃沃尔兹曾经生活在波茨坦一所名叫“奥尔迦·贝纳里奥”的养老院里。

中央交给我发阿尔伯特的消息的任务以后，我非常高兴，现在我的发报机可以充分发挥作用。在最初的三个月阿尔伯特总是把他的无线电报稿抄得清清楚楚地交给我，而我则勤勤恳恳地工作。除了我的消息之外，我还去取阿尔伯特的稿子，把它们译成密码，夜间用我的发报机发出去，我还要破译中央给他或者给我的回答。

我把这些回答带给阿尔伯特，再取回新的消息。从库克斯到日内瓦的路途大约花费了3个钟头。伦和吉姆的训练也在继续进行。

伦想出一个主意，准备一只手电筒，用它来运输阿尔伯特的稿子。他把一只电池掏空，在它的底部装上一些铅，以保持它的正常重量。我们把写在薄纸上的稿子卷起来，塞进剩余的空洞里，然后再把电池塞好，表面上与别的电池没有区别。我们采用了一个少耗费电量的灯泡，但却有正常的亮度。

通向我们那栋房子的路上没有路灯，我们晚上回来时，一定要随身携带一把手电筒。后来，当瑞士人也必须实行灯火管制的时候，手电筒便成了所有人不可缺少的陪伴物。

纳粹德国要求中立的瑞土实行灯火管制，因为城市灯火能给英国轰炸机指示去德国和意大利的道路。瑞士是言听计从的，它同样也给德国制造大量的武器，德国的战争物资大部分都是通过瑞士运到意大利去。为了不造成错误印象，应该说瑞士人民中的绝大部分是拒绝法西斯德国的，并且痛恨希特勒。

如果不发生令人担忧的事情，我是愿意做这样多工作的。我已经不记得，我是怎样维持赫尔曼、伦、吉姆、我自己的家庭和奥罗的生活的。这中间从别的国家汇款过来的一切可能都中断了。当中央通过我的发报机通知阿尔伯特有一位同事来访，并为我们小组捎钱来的时候，我的心情变得十分轻松。他是3月份来的，给阿尔伯特带来一台自己的发报机，但却未给我带来资金。我不记得我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在前边提到，1939年12月我们遭到一次打击，比缺钱还厉害。

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赫尔曼从我这里取走他自己的机器，并在弗里堡省“玫瑰女”城堡的住宅里准备发电报的工作。我从未到他那里去过。大约一个月以后，我们在苏黎世或者在伯尔尼见面。他交给我一些消息，让我转发给中央。从此以后他用自己的发报机工作。

1939年12月第二次见面时，赫尔曼没来。替补会面他也未能遵守。我等待几周，然后按照我们的约定，我从日内瓦的一个电话亭里给他的城堡打电话，一个陌生的声音说，他已经不再住在那里。

赫尔曼于1939年12月11日被捕了。当时我并不知道，但我估计可能是被捕了，于是我把自己的猜测汇报给中央。自然，中央了解赫尔曼在我家里与安全官员相遇的事情。

我能为赫尔曼做什么呢？我找了一位律师。我与瑞士的党毫无联系，与个别的同志也没有私交。这位律师我在上海时就认识，他曾经在那里援救过被捕的诺伦斯一吕格同志。电话簿里有他的开业地址。我提醒他我们在中国见过面，幸运的是，他居然认出了我，我把赫尔曼的事情告诉他，当然并未提到我们的服务单位或者苏联。他答应去问个究竟，一段时间之后他证实赫尔曼的确是被捕了。他告诉我另外一个律师，说他可以想办法援救赫尔曼。

后来，大家都知道赫尔曼被捕了，而他又是个德国人，盖世太保要求引渡他。

他被纳粹在一次叛国案审判中宣布判处死刑。瑞士官方并未遵循这个判决，因为他们要以自己的方法起诉赫尔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