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节

史就成了超越时空的永恒不变的抽象。所以，任何对历史事件的记载，哪怕是当时的记录，都是时间的长河冲击到岸边的泥沙，都是世纪的尘土叠压在深层的化石，是骨骼，是牙齿。而那个生命的血肉、气息、神采，则一去不返，逝者如斯。

于是，那些用理性来研究分析这些泥沙、化石、骨骼和牙齿的人们就成了历史学家，而那些用感性来想象编造这些东西的血肉、气息、神采的人们就成了小说家。我的尝试，可以算是一种调和，即吸取了历史学的观点和成果，但没有采用它的叙述方式；借鉴了文学的叙述方式，但没有虚构情节，并加入了必要的分析。也可能这样的尝试非驴非马、画虎不成，但我相信：历史既不完全属于历史学家的冷静解剖，也不完全属于小说家的浪漫虚构，它还属于生活在真实之中的现实的人们，他们之所以需要历史，需要真切地了解历史的方式，是因为他们每天都在创造着历史。

大汉帝国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帝国。她和在她之前的试验性的秦帝国一道，开创并发展了一种崭新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将夏、商、周三代根据宗法血缘秩序建立起来的分封制的氏族王国，转变为根据宇宙自然秩序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制的平民帝国，并使之深入人心，延续至近代。由于在汉代，佛教等外来思想还没有在中国流行，所以，汉代是中华本土文化孕育出来的第一个强盛的时代。这样一个大帝国的衰亡，就更加具备思考的价值。我在这本书中肤浅地归纳出几个方面，我发现：大汉帝国之后的每一个帝国的灭亡，都在以不同的形式重蹈大汉帝国的覆辙，因为这个帝国不仅赋予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姓名，而且铸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本性。

本书的后半部分，和我国伟大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的前半部分，在时间上相一致。我不敢奢望超过她，但由于写作宗旨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角度和面貌，即便在情节上也是如此。比如在这本书里：董卓并没有抢走吕布的貂蝉，曹操倒是夺去了关羽的杜氏。

书中很多地方，吸收了前辈大师和学者如陈寅恪、冯友兰、钱穆、唐长孺、王仲荦、余英时以及当前海内外学界对汉代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其中对曹操性格的描写，禀承了我的导师周勋初先生的观点。

最后，感谢我的另一位导师莫砺锋先生，是他使得我和这本书发生了因缘，并促使我完成了这本书。

作者一九九五年八月写毕于南京大学南园十七舍

再版后记

首先要感谢热爱中国历史的读者们，以至于像这样一部肤浅的历史读物还能够在九年后再版一次。不过，古时的佛教与道教认为抄一遍经书就是无量的功德，因而花些功夫给世人讲一点国史至少算得上菲薄的贡献。想到此，我尚有欣慰之感。趁着再版之际，我对书中的文字作了校对与修订，还补充了少许内容。回想当初莫砺锋师推荐我写这本书时，我还过着一个高校青年教师清贫但却悠闲的生活。而九年以后的我，尽管清贫仍旧，但悠闲不再，以致连一个完整的修订旧作的时间都挤不出来，一拖再拖，一再违反出版部门的王勇先生和我订下的君子协定，焦虑其心并耗费他了许多催稿的电话费。这实在是我的过错，在此郑重地道歉。

还要说明的是，因为这本书与赵益兄所写的《日落九世纪》、《月沉西子湖》以及夏维中兄所写的《景山的晚风》

构成一套历史读物，因此要感谢赵益兄开创的写作体例，使我们能够按照乐谱来演奏自己的乐章。这个体例除了以赋予叙述以散文的风格和文化的阐释之外，还试图赋予历史读物以诗性的光辉。这便是我们精心、努力地选取当时的诗、词来点缀章节乃至集句成篇的原因。相对于我们的文字来说，这些诗歌才是当时人们最真实的情感记录与人性的显露。记得当我写完全书时，曾凭着一时的激动，给书的封底集了一首地道的古诗，模仿汉人的方式抒发了我的怀古之情：瞻彼洛城廓，微子为哀伤。双阙百余尺，两宫遥相望。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黄。神龙藏深渊，猛兽步高岗。我欲渡河水，河水深无梁。妇女无颜色，男儿在他乡。展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一弹再三叹，此曲悲且长。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郑玫女士，她对汉代的历史不感兴趣，但由于她对现实的关注而照顾了我在写作与校对期间的生活。我还要将这本书献给我的儿子――南京市力学小学一年级的徐缅同学，不管他将来的志趣何在，但我相信他会记住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

作者二00四年六月雨夜记于南京大学北京西路二号新村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