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8节

把这些办法带回去，综合在南京讨论的结果，拟定出最后的名称和办法，报告蒋介石，待批准后再通知执行。于是进行了三天的西南西北地区工作会议，便告结束了，与会的人这才完全明白．所谓地区工作会议者，只是为应付李宗仁的上台而采取的应变措施而已。因为明知李宗仁上台后，这个特务组织，必不为李所容，因而搞一套脱离政府机构羁绊的手法，谋求保存其特务系统的实力，不但要继续与人民为敌，、而且也要对付蒋介石的政敌李宗仁。到此，蒋介石妄图保存实力以争取时间的用心，已是基对无遗了。果然，没有过多久，蒋介石便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公开出来干政了。毛．人凤呢，更是以特务头子的身份，公开指挥特务活动，再也不是在野之身了。以后也再不提到另搞什么组织、筹集经费一类的鬼话，因为他和蒋介石一样，都已恢复了丑恶的原形。

23日的晚上，毛人凤为了掩饰他内心的空虚和恐俱，还搞了一次晚会，请来了重庆有名的厉家班，在原军统的礼堂唱了一场京戏。毛人凤和与会的人，都各以不同的心情坐在那里看戏。毛人凤本来是一只老孤狸，向以工于心计著称，这时虽能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却掩盖不了内心的慌乱与空虚。徐远举和我坐在一起，那有心思看戏，都觉得闹了一天星斗的会议，就这样收场，空空润洞，真有些难为情，于是幸出纸笔，在座位上商童着草拟了各不满一纸的三个文件，叫傲《组织纲顿》、《经济纲领》和《地区工作纲领》 ，散戏后交与毛人凤，他这个秘书长和我这个秘书组长，算是交了差。经毛人凤批阅后，他带了一份回去，西南、西北地区的秘密组织的代表，各抄发一份。这便是这次工作会议的“成果“了。其实．关于《工作纲领》一项，除了毛人凤“加强侦防情报”一句话外，并没有具体的内容，这个文件怎样写呢，不得已只好把西南特区新草拟的”应变日划”的要点凑了进去，才算有了一点内容。只是后来抄给西北的胡子萍、王鸿骏时，略去了具体计划，而抄给西南地区各站时，则加上该地区的具体计划，这样，他们就只知道自己地区的那一部分，而不了解全部的计划。应该说明的是，西南特区的”应变计划”并不是为这次工作会议而草拟的，但后来这个汁划却在这次会后得到了毛人凤的认可，并成为行动。

总的说来．三个所谓“纲领”文件，只有最后一个，即所谓《工作纲领），后来是起过罪恶作用的，而在当时实际上并不是毛人凤的着重点。他所着重的，是李宗仁代“总统”后，如何保存或者说如何为蒋介石保存保密局这股特务残余势力。但是，《组织纲领》也好，《经济纲领》也好，以后毛人凤再也没有片言只字道及，因为蒋介石再也不管什么“引退”不“引退”，已经公开以“总裁”身份出来操纵一切，把李宗仁搁在一边了：毛人风是要与蒋介石同进退的，蒋既重新出面，他自然也要露出原形，而把假戏真做，向其争权的所谓“新保密局”局长徐志道恨之人骨了。

二、会后点滴到了3月23日晚上厉家班的京剧演毕，所谓西南西北地区工作会议便告结束了。次日起，各地的代表也就该走了。但是没有钱，自然行不得也。原来自从蒋介石“引退”，保密局忙于“应变”，又要准备向上海逃窜，向台北逃审，顾不得各地的特务组织，好久不曾寄发经费了。而毛人风3月19日来重庆时，也是阮囊羞涩；不得已只好派沈醉于3月25日飞到上海去勉强凑了两亿元金圆券携回重庆，除了发给各地特务头头作为路费和补一部分所欠经费外，还剩下五千万元，是作为西南地区的潜伏经费用的，至此，坦尬的局面，才算是应付过去了。

到了3月末，毛人凤从磁器口中美所的礼堂转到市内神仙洞街96号楼上住下去，这是周养浩的私房屋。周为了想使西南特区完全归他掌握，和徐远举交涉，先把西南特区从老街搬到那里去“办公，，。又恃与毛人凤是小同乡兼亲戚，让毛住在那里，表示关系的特殊。毛人风住到神仙洞后，为了打发各地的代表离开重庆，除了发路费或补发部分经费外，还用他的名义，给云贵陕甘的当地军政头目写信，如给兰州的郭寄娇、西安的胡宗南等，要各省的特务头头拿去渴见，以求得到维护，不致被排斥。自然这些笔呈差事，便落到笔者的头上．我只好“南公钧鉴”、“娇公钧鉴”地写些请求关照的函件。代表们渐渐地散了，我则为处理一些善后事情，忙了好几天。此时，毛人凤显拜琳清闲的样子，只去访间过一次杨森，他们过去是有些勾结的，周养浩想趁机对杨森巴结一番，便给毛人凤打个报告，要把保密局保存在中美所内的枪支送一部分给杨森，理由是结好于杨。但没有取得同意，周为之快快者良久。大约在4月10日左右，毛人凤才离开了重庆，由上海而逃到台湾去了。待到9月间他再到重庆时，早已时过境迁，现出了其本来的狰狞面目，再也不提什么组织问题、经济问题，而是只抓工作向题，应变问题来了。这回是要应解放之变，而不是为了对付李宗仁了，因为反动派的末日已经到了。

三、关于《工作纲领》前面提到3月23日晚上徐远举和我凑成的三个文件之一的《工作纲领》，因为没有具体的东西，便把西南特区新草拟的“应变计划草案”的要点装了进去。这个“应变计划草案”是2月末3月初间由我和吕世馄、谈荣章、杜今生（原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秘书）共同商讨后由我执笔写成的，内容主要有两部分：（一）潜伏布置；（二）游击布置。

潜伏布置是在所辖地区内选择重要城镇设置潜伏组，并配备潜伏电台，平时不作活动．只需觅妥掩护职业，待解放后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向台湾通报；大城市则作双重布里。并规定重庆和川东地区布置六个组，由西南特区第一科布置；成都和川西地区布置六个组，由保密局蓉站负责；西康布置两个组，由康定站负责，后来变康定站为潜伏站；云南全省布置十二个潜伏组，由昆明站自行决定地点布盆；贵州则由贵阳站在贵阳等地布里六个组。保密局特务在西南地区的潜伏布里，后来虽然有些变动，但大体上是参照这个计划进行的。

至于游击计划，按照毛人凤写给徐远举的亲笔信，主要是从事民众组训和联络地方武力的活动，目的是待中国人民解放军打来时上山打游击，以保存实力。因此在“应变计划”中，主要部署三个方面的活动：（一）建立游击根据地；（二）进行民众组训活动．（三）派人分赴各地联络地方武力包括袍哥股匪势力。总的是待解放军到来时，以特务武装为主．联合地方武力进行顽抗。这个计划草案毛人凤在西南西北地区工作会议后批了“照此施行“，所以后来在四川各地犯下的罪行，迫源祸始，都是从这次会议开始的。关于游击根据地，选定以下川南的沪州及古宋、兴文一带为第一线，必要时退到宜宾地区为第二线，再以西昌地区为第三线。因为西昌可向云南方向逃窜，甚至可以逃人缅甸等国境线外。这是特务头子们当时的一个梦想，为了实现这个幻梦，由徐远举向王彼基交涉，以特务骨干罗国熙为沪州专员，以张树良、常宜中、孔学凡为古蔺、古宋、兴文县长，派了一些特务到这些地区去，于是就算建立了游击根据地了。民众组训方面，王陵基同惫给十个县的民众组训指导员编制名额，徐远举也提了名，但除了陶仲平在长寿外，其他人一个也没去。

联络地方武力的问题，徐远举指定了一些人到各地去活动，都说能联络多少人枪，实际都是靠不住的。时间到了10月间，风声一天天紧了，由赓宗泽在西南特区主持开了一次游击会议，在四川确定四个游击区：下川南区，由罗国熙负责，以沪州的保安部队及田动云的交替十二纵队为主：上川南区，由曾晴初负责，以水警局武装为主；川西区，由周迅予负责，以稽查处、替察武装为主；川北区即华莹山区，由廖宗泽、杨元森共同负责，以重庆的特务武装和兵工替务处的武力为主。后来毛人凤、徐远举逃到成都后，又把原来的四个游击区改为六路纵队，加上了成都的刘祟朴和杨超群。周迅予更打了个“川康反共救国军”的招牌，拖了部分残特，向马尔康方向窜去了。这些所谓打游击的残特武装，虽然很快为人民解放军所粉碎，但有的企图顽抗，有的搞暴乱，对人民造成严重的损失。这些罪恶的出现，虽在解放前后，而其祸源，当在3月下旬在重庆召开的西南西北地区工作会议。

四、关于新保密局蒋介石和毛人凤为了保住保密局不被李宗仁宰割，编造了一个很小的保密局的人员编制，去应付李宗仁，由原副局长徐志道为局长，这便是所谓的新保密局。毛人风的用心是：他和大批保密局分子以及保密局财物，不在国防部管辖之下，李宗仁和他的国防部长白崇禧便奈何他不得。而徐志道虽有局长身份，却要听他的指挥。他没有料到，徐志道并不识趣，认为他既是保密局局长，自然要行使起局长的职权，不愿再接受毛人凤的约束。这样，毛人凤自然对徐志道以及徐志道下面的骨于恨之入骨，以“叛逆”视之。这就是毛人凤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以蒋介石拨给的大笔特别费和保密局原有的财物为基础，想搞一个不属于政府机构的什么团体或党派之类性质的组织，继续为蒋介石效命的原因，也是西南西北地区工作会议召开的原因。如果没有毛人凤与徐志道的矛盾，也就不会产生另找掩护名义的想法，自然就不会另搞什么组织，西南西北地区工作会议也就不可能召开了。关于所谓新保密局，是导致这次会议的直接原因，由此也可着出特务们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丑恶本质了。

（1984 年）

重庆渣滓洞大屠杀案真相徐远举

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蒋介石为进行垂死挣扎，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之时，慌忙从台湾赶到重庆，一面布置以胡宗南、宋希嫌所统率的百万军队进行军事顽抗，一面准备在溃逃前进行大屠杀、大破坏。我是执行蒋介石这种反动政策的罪魁祸首，现谨将重庆渣滓洞大屠杀的真相忆述于后。

1949年8月间，蒋介石偕蒋经国、陶希圣、黄少谷、俞济时、毛人凤等，由台湾到重庆，除进行军事和政治部署外，并指示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风，对囚禁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革命人士进行杀害。当时，我在重庆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负责领导保密局在西南地区的特务机关。毛人凤一到重庆，即找我谈话，地点是在漱庐何龙庆家中。毛人凤劈头就说：“奉总裁的指示，将杨虎城在重庆杀掉，陈仪在台湾交付军法会审．以后张学良也要干掉。你把过去所逮捕的共产党员．择其重要的先杀一批。”毛接着说”，你们过去的工作做得不好。为什么将民主同盟的人和傅作义的家眷都放掉了呢？”我答复说：“这是西南长官公署张长官（张群）的意思。”毛人凤即说，他准备去看张长官，将总裁的指示告诉他。又说，陈公洽（陈仪）的间题，总裁非常演恨，曾狠狠地说过：“陈公洽我有什么对不起他？他从浙军投降过来，是如何地重用他，他今天来背叛我呀！”毛人凤传达了蒋介石的话以后，讥讽地说：“这都是他们政学系的人呀！国家到了这个局面，就送在他们南北二张（指张群，张治中）的手上了。”毛人凤随即布置屠杀的任务：派西南特区副区长周养浩，赴贵阳提解杨虎城将军及其家属；同时指示西南特区清理积案，派国防部军法局高级法官毛惕园，帮同西南特区进行审核，拟定名单。

杨虎城将军于9月6日由贵阳提解到重庆。在未解到以前．毛人风同我早就准备了行刑的刽子手。在西南特区行动组和白公馆看守所，选调了过去杀人的老手熊祥、王少山、杨进兴等六个刽子手负贵执行。毛人凤和我在中美所大礼堂找这些刽子手谈过一次话，给他们布里任务，并叫他们宜督，绝对不准泄露秘密。为保密起见，毛人凤叫他们杀的时候，不要用枪杀，用斧子和刀砍死，以免有枪声，杀了以后要毁尸灭迹。我们选定中美合作所松林坡峨笠原来的住所为执行的地点，杨虎城一到重庆，立即执行。又派杨进兴去重庆南岸离海棠澳四公里半的地方去接车。9月6日，杨将军及其男女公子各一人，杨之秘书宋绮云夫妇盛其子宋振中等共六人，被一并杀害于中美所松林坡。执行完毕后，毛人凤对刽子手分别给予奖金，以资奖励，这是保密局对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一贯的奖励办法。这也是中美所进行大屠杀之始。

【作者当时系重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

渣滓洞大屠杀，是1949年11月27日集体执行的。这是一次震骇中外、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是国民党政府临崩溃前疯狂的杀戮。“渣滓洞大屠杀”，包括渣滓洞、白公馆、新世界三部分。渣滓洞看守所是属于西南长官公署领导的．主要囚禁《挺进报》事件的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白公馆看守所是属于保密局领导的，主要囚禁被迫害多年的政治犯，如东北军将领黄显声等。新世界看守所是属于重庆卫戍总司令部领导的，多系重庆稽查处和丙种会报于临解放时所逮捕的革命人士。因这三个看守所被害的革命人士，都是于11月27日在中美合作所被集体屠杀的，以渣滓洞杀害共产党员最多，故后来称之为重庆“渣滓洞大屠杀”，又名“中美合作所大屠杀”。

渣滓洞大屠杀，分为先后两次。第一次屠杀，在1949年10月底，是毛人凤在重庆核定的杀害名单。公开杀害的10人，秘密杀害的32人，计有王朴、徐孝文、蒲华辅、陈然、刘国志、成善谋、邓兴哪等，内中都是中共地下党工委、地委、县军委、学委等负责人或成员。公开杀害的，由西南长官公署命令重庆警备司令部在重庆大坪公开执行枪决。秘密杀害的，由西南特区会同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派行动科科长龙学渊，率领行动组和普卫组刽子手漆玉麟、熊祥、李磊等十余人，在中美所岚址执行屠杀的。当时，西南特区并奉台湾的指示，将被害的革命人士拍成照片，送往台湾核备。第二次屠杀在11月27日，其时重庆已面临解放，解放军已迫近重庆南岸南温泉附近。毛人凤下令，将渣滓洞、白公馆、新世界三个看守所所囚禁的革命人士全部杀害。在几天前，毛人凤即命令西南特区、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自公馆看守所、重庆稽查处，将所囚禁的革命人士名单列册送核。

27日，毛人凤将屠杀名单分别交给我及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重庆稽查处处长周养浩等按单执行，共计杀害共产党员及爱国民主人士黄显声、李承林、韩子重、黎又霖、周均时、王白兴、周从化等一百六七十人，共分三处执行：渣滓洞看守所被杀害的约一百余人，由我派西南特区行动科科长龙学渊、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课长雷天元，率领刽子手熊祥、王少山、徐贵林等二十余人，会同赞卫部队执行屠杀。原准备勒死，因时间仓促，刽子手们即用美制汤姆生机枪扫射。屠杀后为毁尸灭迹．又派西南特区行动总队副总队长钟铸人，携带汽油驰往中美所，将渡滓洞着守所予以焚段。白公馆看守所计杀害黄显声等32人，内中有少数违犯纪律的军统特务，被一并杀害，系由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看守长杨进兴执行的。新世界的居杀，共杀害三十余人，由城内解至中美合作所松林坡屠杀，系由重庆卫戍总部稽查处处长周养浩派行动组组长序雄、特务邓培新等前往执行的。另有少数革命人士，囚禁于重庆城中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临时看守所，由西南特区行动总队执行杀害。这是蒋介石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所有参加屠杀的保密局特务，除部分逃往台淘外，其余均未逃脱历史的惩罚。

( 1962 年）

重庆磁器口大屠杀现场见闻程济美

1949年冬，重庆解放前夕，轰动全国的磁器口大屠杀案，就发生在被称为“杀人工厂”的中美合作所内。

磁器口地处歌乐山麓，嘉陵江下游的右岸，今属重庆市沙坪地区。清代时为瓷器集散口岸，故名。伉日战争爆发后，部分大、中学校和工厂相继迁人，逐渐兴隆。重庆丝绸厂（亦称“巢丝厂”）设此。1939年，国民党特务机构军统局迁此办公；1942年，中美合作所也在附近建立。自从中美合作所决定在此建所以后，禁地更为扩大，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农民，被限令在半日内离境，把他们赶出这幽静的山谷，从此歌乐山下周围四五十里，被围墙、碉堡、电网、岗哨、警卫森严地包围起来了。解放前，这个神秘地方，除特务人员可以自由出人外，其他任何人是不能攫人禁地的，也不容许别人随便接近它，否则就有遭到逮捕和枪杀的危险。据说，在抗战时，有国立六中的四个流亡学生，没有搭车，徒步进城，误人了这个神秘的山谷，立刻被捕。军统特务伯泄姆这个山谷的机密，一直将他们关押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被屠杀了。从这一件事可以了解到禁地的神秘性和军统特务的残暴行为。

1949年春，武汉临近解放。我同姨姐夫朱恺携眷去了重庆。当时除客观原因外，在主观上还认为有国民党政权的存在，还有一线的希望。抵重庆后，到处在缩编裁员，知道国民党残余势力大势已去，无法挽回，虽有人给我介绍工作，也不愿意再去工作，遂暂居重庆；朱恺闲居壁山。9月中旬，朱来我处商讨如何解决生活等问题。19日晚，“保千事，，带领几个特务人室，以查户口为名，将朱强行带走，并说：“保长要他去谈话，一会儿就可转来厂当时，我还认为可能是朱没有按规定及时报户口出了问题，直到深夜12时朱还未返家，知道遇到了意外．遂去保长家打听消息。而保长说：“没有找朱恺谈话这回事呀1 ”我大吃一惊，更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次日到处打听消息，都无结果。直到11 月中旬，由重庆稽查处释放回来的陈某来我家告诉说，他与朱恺关押在一起，他是用120元现大洋赎出来的。他要我赶快弄些现洋去赎朱恺出来，否则可能会有危险。那时我一方面愁于全家人的生活问题，另一方面认为朱不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总会被放出来的。这种幼稚的主观愿望，终于在无情的现实中成了泡影。说明我对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黑暗社会，是缺乏认识的。

11月27日，重庆接近解放，全市一片棍乱，街上商店关门闭户，国民党残余势力忙于抱头鼠窜，到处抢掠。我按陈某的指点找到位于新世界饭店的稽查处打听朱恺消息，说已解往合川去了。当时认为“解走”显然是一个推托之词，可能没有解走，人还在该处。可是到处是国民党军警和特务搞破坏的爆炸声，深深地震动了我的心弦，尤其是二O兵工厂的破坏最为厉害。我的住宅与兵工厂隔嘉陵江相对．相距仅几百公尺，震得房门洞开，摇摇欲坠，我担心全家的生命都没有保障。28日起，全市成了真空，但枪炮声还是不绝于耳。市民们一方面组织自卫队护厂护店和修理旧时的防空洞，以防国民党残余势力演逃时的破坏及派遣飞机轰炸市内重要设施；另一方面组织广大群众准备欢迎解放大军进城。30日晚，人民解放军在全市人民的欢呼声中威武雄壮地开进了山城，从此，西南最大城市重庆得到了解放。

【作者系被害人朱恺的亲戚，也是朱恺遗体的认领和埋葬者。】

12月1日上午，我去设在国民党重庆党部原址的军管会公告失踪人员登记处探询朱恺的消息。进门后，一位同志告诉我：“朱恺于11月27日晚在磁器口大屠杀中被杀害了，你明日去收尸吧。今晚7时你先去新世界饭店开会。”得悉这个不幸消息之后，我心如刀割，悲愤万分！那晚7时我去新世界饭店，由一位原系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的郭同志向到会人员作报告，他详尽地介绍了磁器口大屠杀的情况。他说：“我那时公开的身份是国民党稽查处的指导员，在屠杀前，我曾多方营救革命同志和无辜群众，实无办法。屠杀这批32位同志时，卡车在前，我乘坐吉普车在后，刚抵歌乐山下，枪声已然响起，我实无可奈何。明天，你们同我去辨认尸体。”次日清早，我去磁器口，到达杨公桥时．附近居民纷纷说：“前几天晚上，机枪不断地响着，天晓得死了多少人啊！"我一进人中美合作所大门，就看见到处都遭破坏，沿途还有两个被害者的尸体。那时，数不清的人在寻我自己的亲人，我一直沿着马路上山，至特务头子戴笠公馆门口，一路上血迹斑斑，弹痕累累，道旁和树梢，尽是烈士们的遗物。后来在马路上边的大尸坑中，方才寻着朱恺的遗体。

该坑共埋了32具被害者的尸体，男女老少都有，纵横交错置于坑里．均未掩盖。我目睹惨状，心胆俱碎，双泪直下，心中久久无法平静。这是国民党特务屠杀人民的铁证。相距几百公尺处，系白公馆，见到有的同志被打死在粪坑里。越过马路．是有名的渣滓洞集中营，在那里有几百个革命志士惨遭杀害，特务们还纵火连同烈士尸体和房屋一起焚毁，真是渗无人道！过了马路转弯处，有一所小房子，屋内停放着几十具棺木。据左右人谈起，杨虎城将军和黄显声将军的遗休都在里面。我因忙于处理朱恺后事，没有详细打听下去。直至夕阳西下，寒风凄凉，行人渐稀，我才将朱恺遗体于刑场下面的泥土中草草埋葬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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